錢穆這個說法是有史籍出處的,但出處也不是一個具體的事例。錢穆對此略有誤解。

三國曹魏的學者如淳在注釋《漢書》時,寫下這樣一段話:

天下人皆直是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按照如淳的說法,西漢時每個男子都有義務每年戍邊三天,稱為「繇戍」,連丞相的兒子也不例外。但是呢,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去戍邊,去的人大老遠跑到邊關去戍邊三天再回去,也太不合適。因此朝廷制定了「過更」制度。戍邊的人每次要待滿一年。不願意去戍邊的人,交三百錢給官府,頂替自己的三天戍邊義務;官府把這三百錢交給去戍邊的人,作為補償。

若如此而論,那麼丞相的兒子是可以交錢代役,不必自己親自去戍邊的。而錢穆看到這句話後,產生了模糊的印象,認為真有一個丞相的兒子去戍邊,就在講課時講了出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錢穆應何應欽的邀請,為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戰略顧問安全委員會」做的系列演講稿。其中有很多細節問題,這個也是其中之一。

另外,根據學者的研究,漢代其實並沒有「戍邊三日」的制度,也沒有戍邊男子收到他人代役錢的記載。《禮記·王制》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王制》可能是漢文帝時組織儒生編寫的。西漢儒者賈山、董仲舒都認為上古每年勞役不過三天。這還是全部的徭役,包括戍邊及其它勞役。每年三日可能是一個儒家理想中的數字。後人將其附會在漢代的勞役制度中。總的來說,如淳這個說法是很不牢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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