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現如今影視中塑造的帶兵人，什麼形象最時髦？答案是：匪氣——亦或稱作痞氣。不信打開電視你看吧，劇中的主人公，只要是帶兵的，甭管是什麼旗幟下的軍隊，全是誇張的一身匪氣（痞氣）。這正在形成一套公式：越歪戴帽子罵罵咧咧越顯男人的性感，越獨斷專行越顯領導者的魅力，越沒組織紀律觀念越顯老子我的稜角。似乎只有這樣表現，才算是真實還原了歷史，誰要是不如此表現，反而顯得你不夠前衛，反而說你是思想僵化。

在這股風潮的衝擊下，銀幕上熒屏上我軍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淡化，越來越被個人獨斷所替代。在這一類劇中，黨指揮槍的原則被抹去了，組織的作用被抹去了，政工幹部的作用被抹去了，群眾的作用被抹去了，人民軍隊的本質特色只剩下一個空殼，似乎新中國的天下就是靠了這些既像舊軍閥張宗昌

又像《上海灘》許文強又像《巴頓將軍》而獨獨不像中共軍人的李雲龍式的人物才取得的。

今天就專門說一說東北抗聯，因為早在李雲龍式的人物被製造之前，匪氣（痞氣），就已經充斥該類題材的文藝作品了。

由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聯，也是有著極其鮮明的政治色彩的，也是區別於東北任何其他色彩的抗日武裝的。

首先，抗聯也是有組織背景的

武俠片有個特點，即俠客們往往是無法無天獨往獨來的，他們不需要服從上級的指示與命令，沒有組織紀律的約束，甚至遠離社會政治的背景，劇情只是在那幾個俠客間展開，把它放在唐宋元明都無所謂。但抗聯不是這樣，它是由共產黨絕對領導的武裝，它是在抗擊日軍侵略這個背景下活動，描寫抗聯也就不能離開它所處的背景。

說抗聯有組織背景，首先可以從幾次重要的會議和上級來信對其行動的影響上看。

九一八事變

後的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給中共滿州省委關於士兵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確地提出了創建抗日游擊隊的要求，從此東北武裝鬥爭轉向了一個新的方向。這封信，就是抗聯史上一個重要的標誌。11月中旬，中共滿州省委召開會議，貫徹中央指示，從此之後，東北各地方黨的主要工作，全部轉到發展武裝的重點上來，各地的由中共直接發展起來的游擊隊普遍建立起來。這次會議，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1932年8月，受當時中央「北方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簡稱「北方會議」，是一次影響較大但卻是指導上錯誤的會議）的左的影響，東北各抗日游擊隊為了貫徹落實這次會議精神，曾不切實際地把「建立紅軍」、「建立北方蘇維埃」、「深入土地革命」等作為主要鬥爭方式，犯了一些錯誤，走了一些彎路。而這個彎路，其根源，也是這次「北方會議」。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寫信給中共滿州省委（即在東北游擊戰爭中影響巨大的著名的「1.26指示信」），糾正了「北方會議」的左的錯誤，東北的鬥爭已經開始區別於關內土地革命為主的方針，走向了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軌道，東北的抗日鬥爭局面又有了回升。這又是一封極其重要的標誌信。

除此之外，還比如著名的「南滿一大」、「南滿二大」、「河裡會議」等等，每一次會議，都是抗聯史的一個轉折點。「南滿一大」的結果，誕生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南滿二大」的結果，誕生了抗聯第1軍；「河裡會議」的結果，成立了抗聯三個路軍，等等等等。

列舉這些上級來信與會議，絕對不是一味地肯定它，因為這其中，既有正確的起了好的作用的，也有錯誤的起到了不好的作用的。但不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卻都在抗聯中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貫徹。它的一次次發展與這些信和會議分不開，它的一次次挫折也與這些信和會議分不開。一支軍隊的成與敗，不決定於某個主要將領，而決定於某個上級的來信和某次重要會議，這是只有具備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的黨的軍隊才可能會有的事，是任何義勇軍、綠林等其他軍隊都不可能具備的。

說抗聯有組織背景，其次可以從各主要將領的任職經歷上看。

抗聯的主要將領，除後期加入的第8至第11軍的軍長是由反日地方武裝改編的外，第1至7軍，全是由共產黨直接組建和發展起來的。各主要的領導人，楊靖宇是河南人，周保中是雲南人，馮仲雲是江蘇人，童長榮是安徽人，魏拯民是山西人，何忠國是湖北人，張文偕是山東人，著名的女英雄趙一曼是四川人。

列舉這許多抗聯將領的籍貫想說明什麼呢？是想說明他們之所以擔任抗聯的各級領導，並非影視劇中所表現的那樣是出於個人天生的霸氣，或天生的領導天才，或超強的男性荷爾蒙，而是組織行為。上述各領導人無一不是先在關內入黨革命，後又由黨組織派到東北來工作的。趙尚志、楊林、崔石泉等雖是東北人，也都是先在關內工作，後又受組織派遣到東北的，後楊林又奉調回到陝北紅軍中工作。其它如李兆麟、李延祿、陳榮久、王德泰、夏雲傑等，雖一直工作在東北，卻也是由滿州省委派入各軍的。

這些由黨組織派入東北工作的軍政幹部，都絕對不是想怎麼就怎麼，都不是想在哪干就在哪干，都不是在一個單位想呆多久就呆多久，他們的每一步，都是組織調遣的結果。以抗聯一軍軍長兼政委楊靖宇為例，楊先在關內工作，組織過確山暴動，後奉派到東北工作，任過中共撫順特支書記、全滿反日會黨團書記、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中共滿州省委代理軍委書記、省委巡視員、中國工農紅軍32軍南滿游擊隊政委、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獨立師師長兼政委、抗聯第1軍軍長兼政委、抗聯第1路軍總司令兼政委。這些崗位，有哪一個不是組織的安排，有哪一個是僅憑他個人的意志想去就去想離開就離開的。楊是如此，周保中、馮仲雲、趙尚志等都無不如此。試問，如果沒有組織的背景，任何一支綠林或義勇軍的首領，能夠有如此頻繁和如此跨度的崗位調動？而他們之所以能夠每到一個崗位多數都能忠實地履行職責，除了個人堅強的黨性原則與鬥爭精神，也得益於部隊聽他們的信他們的。而這，又只有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軍隊才能做到。如果不是黨的軍隊而是鬍子匪隊或義勇軍等，在東北那地緣背景之下，讓一個與這支部隊毫無歷史淵源的關里人南方人來發號施令，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我絕對不否認上述這些領導者的個人才幹與魅力，如果是一個庸才，僅憑上級的一紙任命也是無法在那麼艱苦那麼複雜那麼惡劣的環境中率領軍隊打擊日寇的。楊靖宇能在兩百步的距離上，左右開弓用匣子槍擊中蘋果，在生命的最後關頭，已經多日沒有進食，又在敵寇連番追捕精疲力竭的情況下，還曾在三百米的距離上，用匣子槍準確地擊中向其勸降的敵人的胸部（此說法來自日寇，三百米存疑）；趙尚志在遭敵暗算被擊中要害倒地的一剎那，還能看也不看的反手一槍，用大眼櫓子準確地將叛徒擊斃，這都是他們的不凡之處，但他們之所以發揮出那麼巨大的個人魅力，並不主要靠過人的槍法與超強的武藝，而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一個讓人信服的黨。

從當年的文獻上看，從老同志的回憶上看，每當在抗聯遇到困難時，都無不對上級省委或縣委派來的領導奉若神明，信任服從到迷信程度，這同樣是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才可能出現的現象，國軍中不可能有這樣的現象，義勇軍中更不會有這樣的現象，這是東北抗聯獨有的特色。

其次，抗聯也是有政治工作的

抗聯部隊與其它東北的反日部隊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他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幹部。抗聯中，從軍到連，都普遍建立了黨的組織，各級都設置了政工幹部，軍、師、團設政委（有些沒有，則設政治主任，行政委職能），連設政治指導員，班裡還有一名宣傳鼓動員，類似於內地八路軍中的政治戰士。在當時，對部隊建設發揮作用最大，在士兵、群眾的心目中影響最大的除了軍長、師長、團長，更多的是巡視員、政委、主任、指導員等。因為他們往往有著比軍事首長更大的權力，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在1934年6月16日頒布的東北人民革命軍及赤色游擊隊《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在關於政治指導員工作方面之第12條就明確規定「政治指導員有對連長的執法權（關於獎勵和處罰問題）」，在關於師政治委員的責任和許可權之第七條則又規定「師政治委員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持時，師政治委員有停止師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這種體制，是共產黨的武裝區別於其他任何武裝的最大特徵。從敵偽的檔案中也不難發現，他們最怕也是最恨的，往往不是抗聯的師長、團長，而是那些政委、主任、書記，為什麼呢？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往往是「共產匪團中的最頑固者」，對他們在東北的統治是危害最大也是最不可軟化而必須要消滅的。

當然，那時的一些做法，的確有不當之處，比如像連指導員有權處罰連長、師政治委員有權停止師長指揮權的規定，實在有點左的過火了。可歷史就是這個樣子，它不以我們的好惡而改變。對於曾經的存在，儘管我們看著彆扭，但也只能去反思，只能在以後的工作中借鑒，而不可以去改變它或用主觀臆造的東西去替代它。

與其他別的抗日武裝在體制上的另一個區別，是抗聯十分地重視宣教工作。至今，我們在查閱當時的檔案時，還能發現抗聯在那麼極端艱苦的歲月中印製的各種小報、傳單和標語，僅以抗聯第一軍來說，便先後出版過《紅軍消息》、《革命畫報》、《列寧旗》、《南滿抗日聯合報》、《東邊道反日報》、《中華報》等。在由周保中親自製定的教導隊訓練科目中，是這樣的：「1.革命軍隊教育與一般軍隊教育，原則與目的之區別：政治教育；思想與歷史社會背景；隊員在軍隊中之構成因素；政治教育之主要目的；政治教育之方式；教育技術。2.軍隊：軍隊構成編製，內務管理，衛生；技術；基本教練；應用教練。3.游擊戰爭（略）」。從中不難看出抗聯的宣傳教育是如何地充滿著共軍特色。

抗聯的宣傳可不象今天李雙江蔡國慶之類的演戲唱歌，不象某個領導咧著大嘴念那由秘書起草的講話稿，抗聯的宣傳是隨時要玩命的。敵偽的檔案中，對抗聯的宣傳工作，有這樣的文字記載：「在武裝匪團掩護下，派遣便衣工作隊數班（每班10名左右），召集群眾，進行如上宣傳。」「甚至在軍警討伐時，通過群眾偵察軍警的行動，經常把少數工作人員埋伏到各處，反覆進行宣傳，特別注重獲得民心，並對群眾反感的事情，嚴加禁止。」許多人為了演講、演戲和張貼標語而與敵激戰，併流血犧牲。

和關內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一樣，抗聯的宣傳工作不僅僅體現在對內的教導上，也體現在對敵的宣傳攻勢上，在這一點上，敵偽是有著更深刻的體會的，其對於「共產匪」與其他反日排滿的「匪隊」也是有著嚴格的區別的。在他們看來，「共產匪」的階級鬥爭學說通過「恐嚇信、傳單和布告」等宣傳攻勢，常會使「軍隊和警備隊中的上下級關係對立起來」、「造成大量警備隊士兵的嘩變與逃亡」，或「暗中資匪」，這是比其他色彩的「匪隊」更具危害性的。

這些，都是其它任何軍隊所沒有的，也是任何一支軍隊都不能與之相比的。只有共產黨的軍隊，才有這樣的特色。

第三，抗聯的言語也是很左的

左，是今天的文化人特別忌諱乃至仇視從而避之唯恐不及的，但在當年共產黨軍隊中，卻是180度的不同，那時的人們都是寧左勿右的。抗聯是共產黨的軍隊，同關內中共領導下的武裝一樣，它的立場、它的旗幟，乃至它的言語，最顯著的也突出一個「左」字。

這個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講政治的一個代名詞。在當時的東北抗聯內部，不論是人們的口頭語言上，書信中，還是行動上，都極力地張揚一種區別於舊的軍隊、舊的行為、舊的言語習慣的新的言語行為，什麼言語行為呢？就是它特別地講政治。從當時的檔案上，從當事人的回憶中，都能看到這樣的表述。比如周保中寫於1937年底的日記中，記錄下江會議的議題，是為：「（1）國共合作與中國共產黨的立場。（2）國共合作的條件。（3）日賊佔領華北以後，是否暫時停止進攻而變為蘇聯進攻？（4）世界二次大戰有可能起否？（5）為什麼由人民革命軍而為抗日聯軍？（6）打出日本以後，國共合作是否有很大的內部武裝衝突？（7）日本擊走後，滿軍是否反正？（8）中國衰弱的原因。（9）二次國共合作是不是有破裂和反共的可能？（10）世界革命勢力，為什麼不直接行動幫助中國，而僅以政治物質援助？（11）打走日本，對國民黨應該怎樣？（12）打走日本，其他帝國主義是否瓜分中國？（13）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敵在東北被驅逐後，對地主、資本家怎樣辦？」在那樣艱苦而殘酷的環境中，仍然開這樣的會議，仍然討論這些內容，也只有共產黨的軍隊才會如此，這就是講政治，亦或是人們習慣所稱的「左」。

再以楊靖宇1933年5月31日寫給省委的報告中的第二部分磐石紅軍游擊隊情形為例，該部分又分作四個小節，第一是隊伍轉變經過；第二是宣傳鼓動工作；第三是組織工作；第四是武器統計。還不要說關於政治工作的第二、三小節中充滿了左的字眼，就以純粹談軍事的第一小節計，該小節共1800餘字，其中談到「黨團領導」字樣的就出現過8次，「省委、縣委」出現過7次，「團省委」出現過2次，其他諸如「革命」、「同志」、「主義」、「階級鬥爭」等字樣幾乎通篇都是。

量化這個數字想說明什麼呢？就是想說明那時東北抗聯政治或左的色彩是如何地強烈。

再以網路和影視中炒的比較熱的趙尚志來說。趙先後三次被開除出黨（後兩次也可看作一次），直到其犧牲多年後的八十年代才恢復黨籍，許多影視和文學作品等把趙描寫成了極左路線的受害者，描寫成了反對極左錯誤路線的英雄——今天的作家如果偏愛某個歷史上曾受處分的人物，大體都會如此製造。但事實卻正相反，趙的幾次受到黨紀處分恰恰主要是因為他的過左，這大概會令許多習慣於想當然的作家很失望。

當然，習慣於左的，並非趙一人，楊靖宇、周保中、李延祿等，也曾左的在今天看來顯得幼稚，從楊、周、李等當年的文章與日記中，不難窺出這一點，只是趙左的有點過了而已。

從當年敵偽的檔案中，也能看出這一點。比如對於被他們捕獲的反滿抗日分子的審問甄別，要想區分出誰是「共產匪」也極容易，因為不管這個士兵識字不識字，只要加入了「共產匪」，都很快會習慣於一些「赤色的言辭」，只要多幾次盤問，就會使其在下意識中流露出來。可見其左的色彩之強烈。

為什麼那時的抗聯如此的「左」呢？可能又有幾種情況，一是革命者的叛逆本質使然。和今天我們這些後來者不同，我們遠離了戰爭，遠離了階級之間的互相仇殺，因而能夠以冷眼看待爭鬥雙方。那時參加革命的則不一樣，因與舊勢力的生死決鬥，無不積累了對軍閥、土匪和國民黨軍的血海深仇。對於有著如此仇恨的敵人所慣用的言語和行為，他們不可能象今天的電視劇迷那樣對之欣賞與模仿，而只能報以強烈的仇視與摒棄，而又因為當時的舊勢力是懼怕和仇恨那些左的字眼的，出於「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心理，因而他們刻意高調地「左」，以表達對舊勢力的叛逆。在當時絕大多數投身中共軍隊的將士們看來，左代表著積極與進步，代表著敢與舊勢力叛逆的勇氣，說話辦事寧左而勿右，是革命隊伍里的年青人追求的時尚，因而他們很願意表現自己的左，而並不象今天的我們這樣唯恐讓人說自己左。二是被迫而為之，不想左也得左。因為當時的環境特別的殘酷，隊伍里經不起考驗而叛變的時而有之，因而黨內軍內的肅奸也特別的嚴酷和無情，因而不管是誰，只要說話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指為右傾或姦細。為了不至於引起懷疑而受到整肅和清洗，一些儘管不是真心想左的人也盡量地用左傾來粉飾自己，努力地表現。總之，不管是真的左，還是假裝的左，反正那時人們在口頭上和文字上，還有一些行為上，都顯的很左。

舊時左的東西是否都是可取的呢？絕對不是的。那時黨內施行的左的做法有些的確是很幼稚的，很過份的，很不科學的，那時的我軍將領，也有不少是有類似今天的憤青一般的言語和行為的，這些我們都該反思而不應一味地肯定。但你可以去否定它的做法，卻不可以否認它曾經的存在。在創作中，對於你不喜歡的東西，你可以不去表現他，可以適當迴避它，但你不能用相反的東西去替代它。這就象你畫動物肖像，你若不喜歡長頸鹿的長脖子你可以不去畫它，但不能僅憑個人的好惡把它畫成熊貓那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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