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基辛格辯護
2002年夏天，在入侵伊拉克軍事行動的準備階段，基辛格——儘管他支持這場戰爭——卻告訴我，他仍然在擔心，美國對於這場戰爭缺乏批判性思維，以及佔領這個中東國家的周密計劃。畢竟，在伊拉克「已經有數十年沒有正常的政治活動，新的權力鬥爭必然是非常暴力的。」因此，悲觀主義在道德上要優於錯誤的樂觀主義。
我成為亨利?基辛格的親密朋友已經有一陣子了，但是要說我和這個偉人之間的聯繫，還要追溯到十多年前。我記得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所有人都告訴我基辛格是越南的食人魔。但後來，當我親身體會發展中國家的殘酷現實，並開始理解像美國這樣的自由政體在保護其自身利益所面臨的任務時，我才知道基辛格的確在政治哲學家的歷史地位中佔有一席之地。1980年代，當我旅行穿越中歐和巴爾幹半島時，我讀到了基辛格於1957年出版的第一本書《重塑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這本書是關於拿破崙戰爭之後的外交，在書中，他指出奧地利是「多民族帝國，永遠不可能通過民族主義合法化」。他關於希臘的描述也是大實話——我在希臘生活了將近十年：無論1820年代的希臘獨立戰爭使知識分子們產生了什麼樣的幻想，這都不是「中產階級爭取政治自由的革命」，他警告說，「而是基於宗教基礎的民族主義運動。」
政策決策者傾向於私下貶低基辛格，以顯示自己水平比基辛格要高。本月，這位前國務卿將迎來90歲大壽。為了銘記他的遺產，我們還要從19世紀開始。
1822年8月，英國激進的知識分子為羅伯特?斯圖爾特（Robert Stewart）自殺的消息歡欣鼓舞。浪漫主義詩人和英雄冒險家拜倫勛爵(Lord Byron)將斯圖爾特——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卡斯爾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描述為「冷血、殘忍、野蠻」。卡斯爾雷在1812-1822年間擔任英國外交大臣，組建了擊敗拿破崙的軍事聯盟，之後推動簽署和平協議，保障歐洲在數十年的時間內免於大規模暴力和戰爭。但由於這一系列的安排導致了波旁王朝在法國復闢，壓制了自由主義崛起的勢頭，卡斯爾雷取得的成就顯然缺少理想主義元素，激進派也無法從中獲利。當然，正是由於這種缺少理想主義，以及維護傳統的貴族統治秩序，才使這麼多主權國家能夠聯合起來對抗拿破崙，並在歐洲大陸建立了和平——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和平，使得大不列顛在整個十九世紀成為了世界的主宰。
有一個人並沒有為卡斯爾雷之死歡欣鼓舞，他就是亨利?約翰?坦普爾（John Henry Temple），之後他也成了英國外交大臣，以帕麥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之名為人所知。「對於政府來說，不會再有更慘重的損失了，」帕麥斯頓聲明稱，「我們又少了一名國家偉人。」之後，帕麥斯頓自己也加入了與英國激進知識分子的論戰中。在1820年代初期，英國激進知識分子要求政府入侵西班牙，以幫助鞏固西班牙的民主制度，即便英國在西班牙的核心利益並沒有受到威脅——而在拿破崙戰爭時期，英國生死存亡危在旦夕的時候，這些激進知識分子們對戰爭的熱情反倒沒那麼高。
在作為外交大臣二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帕麥斯頓註定和卡斯爾雷一樣遭人憎恨。和卡斯爾雷一樣，帕麥斯頓在外交政策上只有一個不可動搖的原則：英國的利益，也就是在全球範圍內維護權力平衡的代名詞。但是帕麥斯頓也有著鮮明的自由主義思想。因為英國當時是憲制政府，他知道在海外推進憲制有利於維護英國的利益。他對1848年歐洲大陸的革命表示同情，因此也受到自由主義者的愛戴。當然，帕麥斯頓知道他的自由國際主義，如果能稱得上這個名字的話，只是一個大概的寬泛概念——基於全世界的不同情況，這一原則也需要不斷地改變。因此，帕麥斯頓在1830年代鼓勵德國的自由主義，而在1840年代又阻撓德國的自由主義。他支持葡萄牙的憲政主義，又反對塞爾維亞和墨西哥的憲政主義。他支持那些將英屬印度的影響力擴展到阿富汗和俄國的部落首領，卻又反對那些向東南方的印度擴張影響力的部落首領——即便如此，他又在波斯與俄國合作。
帕麥斯頓知道，很多人在外交政策中夾雜個人意識形態，因此也將對他的道德譴責視為自然而然的事。（自由主義政治家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後來就將帕麥斯頓的外交大臣任期形容為「長時間的犯罪」。）
然而，如果沒有靈活的外交身段，帕麥斯頓可能永遠不會在一個又一個的外交危機中閃轉騰挪，幫助英國——儘管還有1857年災難性的印度起義(Indian Mutiny)——從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帝國雛形，向十九世紀下半葉真正的基於科學和貿易，由蒸汽機驅動的帝國轉變。
數十年之後，人們才真正認為帕麥斯頓是英國最偉大的外交家。但是在他的時代，帕麥斯頓被貼上了極力維持現狀的標籤，儘管他真心希望世界能夠更加美好。「他希望阻止任何可能威脅到英國的國家崛起，」其傳記作家之一加斯佩?雷德利（Jasper Ridley）這樣寫到。「英國可能捲入爆發的世界大戰，自身實力可能被削弱，帕麥斯頓極力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帕麥斯頓的外交政策「因此是一系列戰術即興之舉，展現出了極高的外交藝術。」
與帕麥斯頓一樣，亨利?基辛格也相信在艱難和不確定的時代裏——比如1960-70年代的美國，國家所面對的挑戰要遠遠大於機遇——維持現狀在道德方面佔據著更高的優勢。其他一些更為幸運的政治家，或許能在之前一無所獲的地方成功推動自由主義。而訣竅就是在這一刻到來之前，保存好自己的實力。
確保一個國家的生存，有時候卻無法為私人道德留下空間。在特定一些外交活動中，如果不按照猶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道德行事，還會受到譴責。只有少有的少數人，能夠認識到違反這種道德的必要性，採取相應的行動，並為之負責。這些人是他們國家最需要的領導人，儘管這些人會讓充滿同情心的知識分子間引起極大的不安。這些知識分子不用承受現實世界官僚機構責任的重擔，習慣於根據抽象原則做出抉擇，並將道德視為一種決不妥協的純粹。
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是二十世紀早期葡萄牙詩人和存在主義作家。他指出，如果戰略家「一想到他將給一千個家庭所帶來的災難，以及給三千個心靈造成的傷痛」，就「不能做出行動」，那麼恐怕沒人能從敵人手中拯救文明。因為很多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不能接受這一可怕但卻必要的現實。佩索阿說，他們的作用，「服務於感性，卻將行動置之腦後」。這也是為什麼基辛格在某些時候被鄙視的原因，這就和卡斯爾雷和帕麥斯頓一樣。
帕麥斯頓也許會說，對基辛格不舒服的，只有自然。但是要直接譴責他不道德，也可以說是偽善的，如果不是瘋了的話。事實上，基辛格相當有道德水準——當然了，前提是你要接受基辛格活躍的時代是冷戰時期這個基本前提。
由於冷戰出人意料地以西方大獲全勝的方式突然結束，很多人也將西方的勝利視為先驗的結論，也傾向於認為基辛格以及其他一些人偶爾採用的強硬舉措毫無必要。但對於那些在冷戰中戰鬥的人來說——特別是那些在國家安全機關工作，生活在幾十年沉悶、壓抑、核對峙一觸即發環境中的人來說——其結局其實是難以預料的。
人們都忘了冷戰期間的東歐是什麼樣的，特別是在1980年代之前：祕密警察帶來的恐怖，以及政權統治引發的貧窮，使整個國家看上去就像一座大監獄。而阻止這座監獄進一步擴張的，主要就是美國的軍事力量投送能力，特別是裝備有核武器的美國軍隊。雖然這些武器從未被使用過，但並不是說這些武器毫無用處。事實恰恰相反：這些策劃世界末日的人，遠遠不是好萊塢諷刺的奇愛博士（Dr.Strangelove）那樣的戰爭狂人，而正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人。很多嬰兒潮一代的人，在冷戰期間成長，並沒有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並沒有將這兩次衝突看作一個整體。但是對於基辛格來說，他是大屠殺的難民，以及二戰後佔領德國的美國陸軍情報軍官；對於克萊頓?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Abrams)將軍來說，二戰期間他是喬治?巴頓（George Patton）手下的一名坦克指揮官，後來在1968年成為越南戰爭美軍總司令；對於馬克斯維爾?泰勒（Maxwell Taylor）將軍來說，他在二戰期間傘降被納粹佔領的法國，後來成為美國駐南越大使。對於他們而言，冷戰只是二戰的繼續而已。
在東歐之外，革命虛無主義者試圖在拉丁美洲製造更多的古巴，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通過名為「大躍進」的集體化行動，導致至少兩千萬本國公民死亡。與此同時，北越的共產黨——可能是二十世紀最無情的一幫人——在第一名美軍士兵抵達越南之前，就殺害了數以萬計的本國公民。人們忘記了，我們捲入這些衝突，一部分原因是出於理想主義——正是這種理想主義使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浴血奮戰，以及軍事介入1990年代的巴爾幹半島。那些熱心支持在盧安達和前南斯拉夫事實軍事幹預，卻又無法理解我們為何介入越南的人，毫無疑問是喪失了歷史記憶。
在越南，美國的理想主義與當地複雜地形對軍事行動帶來的障礙迎頭相撞。這摧毀了美國國內應該如何開展冷戰的政治共識。歷史學家、記者伊萬?託馬斯（Evan Thomas）在評論基辛格的著作《結束越南戰爭》(Ending the Vietnam War)（2003）時指出，基辛格悲劇的本質，在於他一直試圖獲得俱樂部的會員資格，而這個俱樂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這個俱樂部就是「傳統建制」(the Establishment)。在國家遭遇越南的創傷之後，這個概念越來越不受歡迎。「傳統建制」包括了所有商業和外交政策中的偉大、富有聲望的人士——都是男性、清教徒，比如約翰?J?麥克羅伊（John J.McCloy）和查爾斯?博倫(Charles Bohlen)——他們能在對抗共產主義的時代，用影響力和實用主義彌合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分歧，就像之前對抗法西斯一樣。基辛格，作為猶太人，大屠殺的倖存者，或許是這個俱樂部最聰明的門徒。他的命運就是踏入外交政策的漩渦之中，正如「傳統建制」試圖將這個國家從他們引入的戰爭中解脫一樣。
1969年1月，基辛格成為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3年，他又成為尼克松的國務卿。作為哈佛大學的教授，「洛克菲勒共和黨人」，基辛格無法得到反智的共和黨右翼信任。（同時，民主黨卻陷入了實質上的半孤立主義，其代表就是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的「美國，回家吧」的口號。）尼克松和基辛格所面對的，是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留下來的爛攤子：大約有55萬美軍士兵，以及他們的南越盟友（據說至少有一百萬），與大致相同數量的北越部隊和遊擊隊混戰。在後方，示威者——大多數是國家的經濟和教育精英——要求美國立即無條件撤出所有軍隊。
一些著名的美國抗議者，甚至公開訪問北越，以表示他們對敵人的支持。反過來，共產主義者以表明北越願意妥協的方式，引誘國際支持。當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查爾斯?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開展談判，推動法國軍隊從阿爾及利亞撤軍（正如基辛格在《結束越南戰爭》中的記載）。阿爾及利亞人知道，如果他們不與戴高樂達成協議，其繼任者將更為強硬。但是北越人看到的可能恰恰相反——由於民主黨和麥戈文主義（McGovernism）的崛起，尼克松和基辛格其實是在阻止美國投降。因此，相較於戴高樂，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談判顯然更為艱難。
基辛格發現，他自己困在兩個截然不同的陣營中間。一方面是寧願投降也不願談判的自由主義者，另一方面是對於戰爭態度矛盾，但認為與中國或是蘇聯進行認真談判無異於出賣國家的保守主義者中間。這兩種立場都是狂想，只有那些失去權力的人才會放縱自己。
使所基辛格面臨問題更為複雜的，是關於時代的假設——冷戰永遠不會結束，因此我們要永遠與中國和蘇聯這樣的政權打交道。像希特勒這樣的狂徒，在度過十二年血腥的歲月後了斷了自己。但是毛澤東和列奧納德?博涅日列夫（Leonid Brezhnev）所掌控的，是掌權幾十年的國家機器——毛澤東的是四分之一的世紀，勃烈日涅夫的已經超過半個世紀。這兩個政權都沒有崩潰的跡象。將共產黨中國和蘇聯視為正常國家，即便基辛格利用中國對抗蘇聯，或是與蘇聯進行核武器談判，都不是一些保守主義者所指控的出賣。用帕麥斯頓的話說，這是對美國「永恆和持久利益」的再確認，以適應這個被熱核武器威脅的時代。
面對著自由主義的投降傾向、保守主義無視現實、以及北越的殘暴無情，基辛格的任務是在不背叛美國的南越盟友的前提下，從這個地區撤退。要做到這一點，他需要維護美國力量的尊嚴，這對美國與中國和蘇聯，以及和中東及拉丁美洲國家打交道時至關重要。著名英國戰爭歷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爵士（Sir Micheal Howard）指出，基辛格支持的均勢理念，是「樂觀的美國全球主義「（諸多全球裁軍運動的基礎）和美國狂野西部「戰爭文化」的中間地帶（近些年的代表就是喬治?W?布希總統）。這一理念從來就不是像後冷戰一代所認為的，是犬儒主義或是非道德的。相反，這是永恆和智慧的治國之道原則的典型體現。
在兩年內，尼克松和基辛格將美國在越南的軍隊人數減到156800人；在尼克松就任總統三年半後，美軍地面部隊全部撤出越南。查爾斯?戴高樂結束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事介入，花的時間要比這個長。(由於無法順利撤軍所引發的挫敗感，要比兩個艱難的假定更快被化解：即在1969年，以任何形式保留南越已經是不可能的，以及北越始終對談判保有誠意。儘管如此，在1969年之後繼續戰爭將永遠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原罪)。
轟炸柬埔寨——主要是北越軍隊用以向南越滲透、幾乎沒有平民、柬埔寨政府無法控制的地區——進一步加速了成功的撤軍行動。曾任職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寫道，這一轟炸行動，儘管被媒體稱為是「祕密」的，但實際上有90%的行動都是被公之於眾的。他寫道，這一行動在早期是祕密的，主要是避免使柬埔寨王儲諾羅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尷尬，導致與北越的和談進一步複雜化。
對北越的空襲也有助於加速撤軍。新保守主義歷史學家維克託?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寫道，空襲絕對不是很多尼克松-基辛格戰爭政策批評者後來指責的那樣，「無效和濫殺無辜」。他指出，1972年的聖誕節轟炸，「通過摧毀幾個關鍵性的基礎設施，就將共產主義者拉回了談判桌。」漢森可能是新保守主義者，但他的觀點並不像新保守主義者那樣激進地重新解讀歷史；事實上，他只是通過閱讀那個年代的新聞紀錄得出了這個結論。在聖誕節轟炸後不久，《紐約時報》的馬爾科姆?W?布朗尼(MalColm W.Browne)就發現轟炸造成的損失「被北越宣傳機構嚴重誇大」。《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的記者彼得?沃德(Peter Ward)寫道，「當地的證據顯然駁斥了無差別轟炸的指控。的確有一些炸彈投到了居民區，但與徹底摧毀預先選定的目標比起來，誤炸造成的損失很小。」
很多人譴責美國轟炸北越及入侵柬埔寨，是出於一種儀式性的激情，以及在其他事件中的某些背叛行為，但卻忽略了美國必須要在越南戰爭期間做出困難的抉擇這樣的事實和背景。
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設計的撤軍行動，儘管要比戴高樂從撤出阿爾及利亞軍隊快，但也是個漸進的過程。這一設計的目的是避免美國遭遇徹底的羞辱，以維護美國在全球聲譽，使總統和國務卿可以與中國達成歷史性的和解，為美國對抗戰略軍事集團蘇聯提供了有力的籌碼——即便是在1970年，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敢於威脅蘇聯停止支持敘利亞坦克進入約旦推翻海珊國王。在失敗主義盛行的年代，基辛格運籌政策的方式足以媲美帕麥斯頓。
當然，基辛格也有糟糕的戰術誤算——關於這些錯誤的書已經是成篇累牘。但是關於尼克松政府在1969年的幾個月之內就能從越南撤出超出50萬人的說法絕對是錯誤的。想一想，後來美國從波斯尼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這些撤軍的規模更小，也更加循序漸進，但對於軍隊參謀計劃人員來說是多麼大的挑戰。（更不用說貿然從東南亞撤軍可能帶來的外交和戰略失敗，以及美國突然徹底背叛一個長期盟友可能產生的嚴重影響。）
儘管北越在1970年入侵東柬埔寨，美國國會在1971-1974年間切斷了提供給推翻西哈努克的朗諾(Lon Nol)政權的援助，也禁止美國空軍幫助朗諾對抗「紅色高棉」（Khmer Rouge）。未來的歷史學家們會認為，這些決定纔是導致1975年「紅色高棉」奪取柬埔寨政權的原因，而非六年前尼克松下令轟炸柬埔寨一些偏遠地區的決定。
1975年4月，西貢（Saigon）被共產黨人攻陷，這發生在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切斷對南越的援助之後。如果說國會不是如此激烈地切斷援助，南越政權可能還能倖存更長時間。有人回憶道，國會切斷援助，並不是因為南越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而是水門事件帶來的政治後果。水門事件之後，尼克松在華盛頓的政治影響力被嚴重侵蝕，也對後來的福特政府造成嚴重衝擊。基辛格在自己的著作《結束越南戰爭》中回憶了那段往事：
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在一場選舉大勝之後（尼克松1972年選舉）接踵而來的就是總統權勢的徹底崩潰。我們相信，通過達成一個協議，我們的南越盟友能在美國的幫助下，抵擋住對方的全面出擊。抗議者在談論越南時，可以將越南稱為一個畸形的社會，但當我的同事和我想到越南時，我們說的是在那奮戰的男男女女——戰士們和外交機構的官員——他們正在越南奮鬥，並承受痛苦。還有我們的越南朋友，現在卻被詛咒面對一個不確定但註定痛苦的命運。這些美國真誠的相信，他們正在為捍衛自由，在危機四伏的叢林和偏遠的稻田裡與殘忍的敵人作戰。儘管被媒體污衊，被國會抨擊，被抗議運動嘲笑，他們仍然維持了美國的理想主義傳統，冒著生命危險，奉獻他們的青春歲月，為了一場由美國領導集團發起，後來又被放棄，最終被蔑視的戰鬥而不懈奮鬥。
基辛格在外交領域的成就遠不止東南亞。在1973年和1975年，基辛格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推動贖罪日戰爭（the Yom Kippur War）打破僵局，使中東形勢向更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之後還促成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敵人們之間達成解除部隊接觸的協議。這一系列交易幫助美國與埃及和敘利亞在1967年「六日戰爭」後重新恢復了外交關係。這些協議同樣是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間達成和平協議的基礎，也幫助以色列和敘利亞之間建立穩定的關係，並平穩進入二十一世紀之交。
1973年秋天，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通過選舉在智利上臺。阿連德秉持無政府主義思想，執政能力有限，智利立刻陷入亂局，還面臨被蘇聯滲透，轉而投向蘇聯的危險。尼克松和基辛格鼓動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發動政變，期間有數萬名無辜平民被殺害。他們的冷酷道德邏輯是，對智利和拉丁美洲而言，任何一個右翼政權最終都要比左翼政權要好——也最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們是對的——儘管付出的代價或許令人無法容忍。
在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實驗紛紛失敗的同時，在皮諾切特政權執政的頭七年中，智利國有企業的數量就從500家降至25家——這一轉變創造了超過100萬個工作崗位，並將貧困人口從總人口中的1/3降至低於1/10。嬰兒死亡率同樣從千分之78降至千分之18。智利發生的社會和經濟奇蹟，也使其成為整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共產主義轉型國家的範式。當然，不管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什麼樣的成就，也不能為將近二十年中，在超過一千個拘留中心中對數以萬計的受害者進行系統性虐待正名。
但是真實的歷史並不是發掘因為歷史和哲學因素被掩蓋的醜陋事實——這是大多數調查新聞記者的工作。真正的歷史是建立在不斷與其他時代和世界上其他地區比較的基礎上的。因此，比如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在非洲之角，特別是衣索比亞的所作所為尤為有用——在1970年代，這個國家的人口要比皮諾切特的智利多三倍。
基辛格在1970年代拉丁美洲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為為其帶來了不小的法律糾紛，由於這一原因，他在晚年出國旅行都受到限制，不能去很多國家。而就是在這些國家，吉米?卡特卻被視為聖人。讓我們以衣索比亞為例，看看吉米?卡特的道德觀是如何與基辛格的道德觀一決勝負。衣索比亞和安哥拉、尼加拉瓜、阿富汗一樣，都是在西貢陷落後變得愈發不穩定，並最終倒塌的多米諾骨牌之一。這也從某種程度上駁斥了越南反戰抗議運動的另一個神話——多米諾骨牌理論是錯誤的。
我之前在其他書中，包括1988年的著作《投降或挨餓》（Surrender of Starve）中曾經寫到，左傾的衣索比亞「德格」(Dergue)組織及其苦行僧般無情的新領導人門格斯圖?哈利?馬裏亞姆(Mengistu Haile Mariam)，在美國忙於應對水門事件和南越陷落時上臺執政。基辛格，當時是福特總統的國務卿，試圖通過繼續向亞的斯亞貝巴提供軍事援助的方式保留在衣索比亞的影響力。如果美國放棄了在衣索比亞的所有籌碼，這個國家可能進入下一個階段，即變成一個蘇聯衛星國，這將導致其全體民眾面臨災難性的人道主義後果。
1977年1月，福特和基辛格被吉米?卡特及其國務卿克勞斯?萬斯(Cyrus Vance)取代。萬斯認為，美國對撒哈拉以南地區的政策應該重新調整，變得不那麼強硬。而在非洲之角，這立刻就被解讀為美國在冷戰中落入下風，因為蘇聯——被南越的陷落所刺激——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願意投入資源。
隨著衣索比亞被革命帶來的動亂撕裂，蘇聯利用他們的索馬利亞代理人作為對抗亞的斯亞貝巴的槓桿。當然，索馬利亞只是個僅有300萬人的遊牧民族國家，而衣索比亞的城市人口要多十倍：非洲工業化衛星國的絕佳範例，也成為列奧尼德?博涅日列夫的終極目標。蘇聯人，在通過向衣索比亞的敵人提供武器實施威脅之外，自己也在向衣索比亞提供軍事援助，這是典型的胡蘿蔔加大棒戰略。然而，部分原因是因為門格斯圖仍在接收美國提供的M-60坦克和F-5戰機——很大程度上是基辛格的功勞，埃塞爾比亞領導人對是否要將整個軍隊武器彈藥供應體系完全轉向蘇聯猶豫不決。
1977年春天，卡特以人權紀錄糟糕為由，切斷了對衣索比亞的軍事援助。蘇聯派出東德的祕密警察前往亞的斯亞貝巴，幫助門格斯圖鞏固政權，並邀請衣索比亞的這位統治者前往莫斯科進行為期一週的國事訪問。隨後，古巴顧問訪問衣索比亞，甚至坦克及其他裝備都源源不斷地從親蘇聯的南葉門運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在東德人的幫助下，「德格」在街頭槍斃了數以千計的衣索比亞青少年，史稱「紅色恐怖」（Red Terror）。
然而，這還不至於全盤皆輸——至少還沒到時候。衣索比亞的革命，儘管是很左，但相對而言還不是那麼反美。以色列新總理梅內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為拯救衣索比亞的猶太人，懇求卡特不要徹底對衣索比亞關上大門，向門格斯圖提供一定的軍事援助，以抵禦索馬利亞的攻勢。
但是貝京的請求徒勞無功。卡特無所作為的部分結果是，衣索比亞從另一個左傾政權，變成了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在這個國家中，數十萬人死於集體化和「村莊化」(villagization)計劃——更不用說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饑荒中死去，這就是莫斯科制定的農業政策所帶來的結果。
衣索比亞人本應更幸運，他們應該有自己的皮諾切特。
卡特政府決定不在非洲之角實施基辛格式的權力政治，緊接著便造成衣索比亞大規模死亡。這樣的因果關係要比尼克松決定入侵柬埔寨的偏遠地區，導致六年後紅色高棉掌權更為直接。
在十九世紀晚期，帕麥斯頓勛爵還是個充滿爭議的人物。而到了二十世紀，他就被很多人認為是英國最偉大的外交大臣之一。基辛格的評價也會遵循類似的途徑。縱觀過去數十年中歷任美國國務卿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撰寫的回憶錄，基辛格的回憶錄毫無疑問是最廣博、最具有智慧的，充分揭示了艱難外交抉擇背後的歷史和哲學思考。基辛格會笑到最後，正是因為他的書要比大多數他的批評者更受大眾歡迎。純粹接觸效應的時效性，往往要比政治家意識到其所處的悲劇性環境，並將其與更為廣泛的事件框架聯繫起來的時間要短。我有一位曾經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同事，他曾經這樣寫到，作為歐洲式的現實主義者，基辛格所思考的道德和倫理，要比那些自稱是道德主義者的人更多。現實主義關乎外交政策中的終極道德：通過實現相當的力量平衡，以避免戰爭。
除了在巴爾幹成功地實施人道主義干涉之外，我一生中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舉措，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同樣是由基辛格一手策劃。通過放棄承認臺灣是真正的中國、向中國提供保護抵禦蘇聯，並為中國提供針對經濟上崛起的日本的保證，這兩個人使中國回到了全力投入和平經濟發展的軌道上；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經濟實現了崛起，使亞洲大多數人脫離貧困。在遠東，有超過10億人實現了生活條件的巨大改善，個人自由也有明顯提高。
基辛格訪華
基辛格曾經在1973年這樣說過，猶太人從蘇聯移民出國，「不是美國關心的問題」，這引來學者們的激烈批評。但是正如《猶太人先驅日報》（The Jewish Daily Forward）的J?J?戈登堡(J.J. Goldberg)敏銳地關注到的那樣（儘管他在這一問題上對基辛格也激烈批評），「在基辛格的緩和政策下，猶太人移民出國的情況明顯增多了。」——在1974年傑克遜-凡尼科條約(the Jackson-Vanik amendment)簽訂後更是「猛增」，因為基辛格將蘇聯允許境內猶太人移民出國，作為美蘇恢復正常貿易關係的前提條件；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美國人對蘇聯的移民政策不滿，蘇聯人可能更不會發放移民許可。換而言之，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可能比猶太團體的人道主義更能解決人權問題。
基辛格是猶太知識分子，他只認準一個道理：共和黨，儘管在歷史上的某些時候有反猶污點，但是在他所處的時代，要比民主黨更能保護美國利益。因為在冷戰中，民主黨人沉浸於失敗主義和半孤立主義，而共和黨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冷戰，並知道在冷戰時期展現美國力量的重要性。（目前，相較於共和黨內，基辛格式的現實主義在奧巴馬的白宮更受歡迎，這也充分說明共和黨已經多麼偏離其核心價值。）
但是基辛格又不像他那些冷戰時期的共和黨同僚——麻木而務實，根本意識不到那些知名的知識分子期刊對他們如何評價——基辛格一直痛苦地意識到知識分子們有多麼的討厭他。他所作出的決定事關百萬人的生死，在道德上引發巨大的混亂和妥協。如果不是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做出的這些艱難決定，美國可能也承擔不住卡特無所作為的道德主義所帶來的損害；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en）也不會有成功實施威爾遜主義的資本。亨利?基辛格的經典現實主義——不管是通過他的書，還是通過他的治國之術體現——儘管在感情上有所缺失，但是都是值得被反覆拿出來，並仔細加以研究的。共和黨人在外交政策上可以恢復多少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將在何時重掌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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