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80年代的“文化熱”，是改革開放思想和文化界的“啓蒙運動”，中國傳統文化重新開始受到重視，標誌性事件是“中國文化書院”的成立。時隔三十年，中國文化書院副院長、敦和基金會執行理事長陳越光先生，以《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一書，梳理了中國文化書院的發展史，探視當年的文化氛圍、社會結構、知識分子心態等方方面面的情況，體悟中國文化書院在當今中國文化生態中的影響。今天，我們就通過分享一篇來自《南方週末》的短文，走近中國文化書院！

　　他們宛如燈塔，照亮一方山河。先生如是，書籍亦如是。

　　曾任中國文化書院院長的湯一介先生指了指房間逼仄的角落，“反正那些材料都在書院的鐵皮櫃裏”。這利落一指，開啓的是八十年代“文化熱”親歷者陳越光先生爲“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理性梳理歷史的歲月。

　　陳越光在三智書院的講述

　　即使要在堆疊如山的檔案袋中舉棋不定，要在味同嚼蠟的公文裏苦苦尋覓，但陳越光還是感激這段歷史的蠻荒原始。他認爲，“只要有過當事人整理就會有意無意地在取捨中失去部分真實。”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一書中，陳越光誠實地寫下人與人之間如何互相成全又互相傷害，歷史如何塑造英雄又如何碾壓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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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一封關於成立中國文化書院的信送到了時任中央領導的手中，領導只回復了兩個字“酌辦”。斟酌着辦理，一絲顫巍巍的謹慎鋪展開的卻是波瀾壯闊的氣勢。

　　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金克木、湯一介、任繼愈、龐樸、孫長江……他們或是從民國的斷壁殘垣中走出來的先生，或是曾經歷過“文革”的學者，或是在新時代裏滌盪舊思想的青年，都被中國文化書院納入麾下。可以說，這些學者填充了中國文化書院的知識內涵，中國文化書院也重塑了先生們的精神氣質。

　　中國文化書院第一期講習班的主題，是“以物馭人的西方文化將會讓位於以人馭物的東方文化”。面對風塵僕僕從天南海北趕來的學員，92歲的梁漱溟先生也堅持站立了近兩個小時，他說：講課者站立講課，這是規矩。

　　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梁漱溟先生發表演講

　　爾後，教授們開啓了另一場教學方式的顛覆，他們下江南、上嶽麓，腳步甚至遍佈寧夏、內蒙古，全國的文化熱彷彿呈現不可扭轉之勢，研討和出版也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中國傳統文化以一瀉千里的姿態向外傳播，人們也在大口吞吐着這些知識瑰寶。陳越光先生認爲，當時的中國文化書院，和那一羣文化導師，其實要完成的是“一個時代的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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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爲中國文化書院的院長，湯一介先生是中樞之軸，也是精神領袖，但說到底他只是一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和”的儒者。

　　1997年，湯一介在“中國和歐洲：未來十年人類最關切的問題”討論會上

　　湯一介曾經暢想中國文化書院第三個十年的目標就是辦像哈佛、牛津那樣的私立大學，但2014年的秋天，在中國文化書院的而立之年，湯一介先生的生命卻像一片黃葉掉落在廣袤的大地，留下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的喟然長嘆。

　　“湯一介有那種不需要以成功作爲背書、作爲接力，不需要以外在給予的那些東西作爲臺階，所謂看透生活而毅然熱愛生活的英雄主義”，陳越光如是說。這種“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獨立自持，也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中國文化書院的運作方式。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努力中，有更多的是朝外的，朝向西方的，但是中國文化書院的獨特性就在於它喚起了中國文化的自覺意識。我覺得這很了不起。它不僅僅是來自於向外面學習的一種動力，也有面向未來的、復興傳統文化的努力。”在這樣的時代裏，中國文化書院堅持着中國傳統的風骨，並以一己之力肩負傳播的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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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激情澎湃的歲月匆匆而過，中國文化書院的光彩已大不如前，但歷史的深邃迷人之處就在於它依然繼續塑造着傳統。傳統文化並不是一個已完成的東西，先生們未完成的願望還在我們的民族血液裏汩汩流淌。如今，我們是時候駐足回望，因爲那裏有我們素未謀面的故鄉。

　　2019年陳越光先生的《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入選南方週末年度十大好書，雷頤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1980年代的“文化熱”是改革開放思想、文化界的一個重要事件，甚至可以稱爲一場啓蒙運動。“文化熱”當然以介紹新知爲主，但隨着“文化熱”漸漸深化爲冷靜的文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也開始受到重視，標誌性事件是“中國文化書院”的成立。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任繼愈、湯一介、龐樸、孫長江，全是中國文化書院的導師，可謂集一時之盛。中國文化書院陣容強大，用今天的話說堪稱“豪華”，但卻是一個民間機構。那時改革開放啓動未久，這種民間機構創辦非常不易，要突破幾乎不可突破的體制性障礙。所幸當時的領導作了非常開明的批示，中國文化書院才取得了“出生證”。

　　中國文化書院治貝子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