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氏解經學一則

——《左傳》桓十六年「冬城向」所見杜預、劉炫、孔穎達之經解立場

題按：或許這個問題早已有人發現，但還是抑制不住我表達的衝動。

題圖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慶元6年（1200）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春秋左傳正義》。初稿有發在豆瓣日記上（https://www.douban.com/note/700206813/），此為修訂稿。因為知乎基本上不太用了（基本轉移去豆瓣），所以這篇練筆劄記或許是在知乎上的最後一篇文章。周知。望賜教。

《春秋左傳正義》桓十六年有經文如下：

《春秋》「冬，城向。」

杜註：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曆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春秋》所記史事平平無奇、乏善可陳，但是其涵涉後代經師的立場前設卻異常的糾纏而精彩。

一、杜預的解經立場與技巧

經文下杜注引發了邏輯連貫的兩個問題：

第一，認為「城向」在十一月是否正確？

因為經文「冬，城向」，後緊接「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故杜預有此推斷。而杜預驗證此推斷的論據則來自於昭公三年經傳的對應關係。

昭公三年《春秋經》「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左傳》「五月，叔弓如滕。」

可見，經文中書於某事之後的月份可以涵蓋某事發生的時間，因此杜預認為「城向」在十一月成立。

第二，「城向」在十一月是否合理，為什麼？

根據對應的傳文「書，時也」，顯然是合理的，那麼杜注就要找其合理的理由。杜預經解的立場決定了，他必然會把視野投向別經，於是他引了《毛詩》「定之方中」來背書。

在論述杜預如何論證其合理性前，還有必要解決一個子問題：杜預為什麼要選擇《毛詩》而不是其他經，為什麼選《毛詩》又正好選到了《鄘風?定之方中》這篇？他引《定之方中》為了說明什麼？

原因在於《鄘風?定之方中》毛、鄭的解釋，與《左傳》其他冬季築城的體例（冬季築城+「書時」）有相似之處。而《左傳》對冬季築城時間發例有兩處，其中庄二十九年處涉及天文。

經：城諸及防。（杜註：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雲時以釋之。他皆放此。）

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按：注意「火」並非今之火星，而是心宿；「水」亦非今之水星，而是室宿。庄二十九年左傳，以此二者作為築城之參照。不妨再參看《毛詩》：

《鄘風?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於楚宮。」

毛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孔疏：○鄭以為，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為楚丘之宮廟。（後從略）

按：《定之方中》之「定」乃定星，即營室，又稱室宿（二十八星宿）之一。此星於黃昏位於四方之中時，可以營造宮室。而據《鄭箋》，定星昏正時間是夏之十月。

杜預之所以選擇了《鄘風?定之方中》一章來為自己背書，是因為：其一，二者（《定之方中》「楚宮」與《左傳》「城諸及防」）均涉及以室宿（《毛詩》稱「定」，《左傳》稱「水」）作為參照來確定修築時間；其二，庄二十九年與桓十六年都是冬季築城且「書時」。所以，杜預以庄二十九年《左傳》冬季築城之例（凡XX）作為邏輯的踏板，接引《鄘風?定之方中》來註解桓十六年「城向」。

然而，杜預雖本著會通《毛詩》與《左傳》的立場前設，引入了「定之方中」之說（在室宿昏正之時營造公室），但是卻又部分改變了毛、鄭對詩句的解讀。杜預認為詩句「定之方中」未必要室宿正處在四方之中，而允許「此未正中也」。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杜預不遵從《毛傳》《鄭箋》的家法，「此未正中」？

因為杜預陷入了兩難的解經境地：一方面他為了給十一月（周曆）城向提供合理性，尋求《毛詩》的幫助；另一方面，根據鄭箋的解釋「定之方中」的時間是在「小雪」（夏曆十月中旬的節氣，夏曆十月=周曆十二月），與經文所敘周曆十一月不符。因此，杜註解作「此未正中」，是為調和二者矛盾尋找一個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就是置閏！

營室的合理時間在周曆十二月，但《春秋》記載的「城向」卻是周曆十一月，那麼應該如何調和？於是，杜預很巧妙地通過置閏把「小雪」節氣所處時間拉後了。本來「定之方中」的時間是「小雪」，即夏曆十月=周曆十二月，但是因為閏在六月（按：年中閏，即在一年的六月後多加一個月），本應出現在周曆十二月的節氣便因為時間後移，被包進了周曆十一月，所以剛好和《春秋》記敘的十一月對應。

按：兼職天文學家的杜預必然知道自然星象（昏星出現）的時間，即「小雪」節氣是恆常不變的，但是人為曆法的置閏是可以調整的，以致每月的長度不一。因此，杜預通過置閏的方法，使營造宮室的合理時間與《春秋》「城向」匹配，完成了對「書，時也」闡發。

綜上，杜預的邏輯如下：

1.引《鄘風?定之方中》為《春秋》「冬，城向」《左傳》「書，時也」尋求合理性，會通《毛詩》與《左傳》，但同時要以《左傳》內部的體例作為邏輯踏板。這是杜預的解經立場，其實這種會通的立場還包括其他經書，只是此則並未體現；

2.部分遵循《毛傳》家法（技巧）：接受《鄭箋》對「定之方中」，即室宿昏正在夏曆十月=周曆十二月的解讀，但是同時認為「定之方中」未必表示室宿準確地出現四方之中的時刻，以此為置閏提供突破；

3.再通過置閏，解決周曆十二月（營室的合理時間）與周曆十一月（城向的現實時間）的矛盾。

二、學術恐怖分子劉炫的回擊及其經解立場

據《隋志》著錄，隋太學博士劉炫有《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其書今佚，所幸其論述轉存於《左傳正義》之中，可一窺學術恐怖分子是如何規杜解經。

劉炫《規過》以為，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為建戌之月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玄雲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氏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雲「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為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

按：劉炫《規過》的推導過程還原如下：

1.前設：《春秋》是用周曆（建子）。

2.選擇《國語?周語》的記載來作為修築時間的參照。至於原因，其實還是源於庄二十九年《左傳》的記載：

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按：只是杜預取「水昏正而栽」（室宿），而尋求《鄘風?定之方中》背書；劉炫取「火見而致用」（心宿），而尋求《周語?國語》背書。

據《周語》記載，星象出現的時序是辰角（角星）→天根→駟（房星）→火（心宿/商星），又根據《禮記?月令》鄭玄注轉引《周語》的解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天根見於九月末（按：此為夏正九月，因為是《周語》引文語境是單襄公評論陳國的星象，而陳國用《夏令》，而劉炫將《夏令》理解為夏曆法。），那麼天根其後出現的駟、火（心宿）就肯定在夏曆十月（即建亥之月，也是周曆十二月）。

3.由《周語》陳國的記載，推出一般在火（心宿）出現的時候修城（「火見土功」），時間在建亥之月（夏曆十月=周曆十二月），而不是《春秋》桓十六年所說的周曆十一月。

以上為劉炫規杜論據一。

4.《春秋》僖二年「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讀者可能好奇為什麼劉炫要引這一條，他引這條試圖說明什麼。其實這涉及到劉炫對《定之方中》的理解。據《詩序》，《定之方中》實際上講的是僖公二年講的是齊桓公在楚丘築城，幫助衛文公復國一事，正好與《左傳》僖二年「城楚丘」一事對應。根據鄭玄的經學建構，《定之方中》的時間是夏曆十月（周曆十二月），杜預也接受了這個觀點（雖然用置閏做了調整）。但是劉炫從《左傳》的歷史記載角度，推翻了鄭玄、杜預的經學建構。因為《左傳》明確記載，城楚丘（作於楚宮）在周曆正月（夏曆十一月），而不是《鄭箋》推測的夏曆十月，更不是杜預置閏後的夏曆九月（周曆十一月）。

以上為劉炫規杜論據二，從根本上推翻了杜預引《毛詩》的論據。

5.綜上兩條論據，劉炫築城時間當在周曆十二月（夏曆十月，建亥之月），與杜預所提時間不符。

按：可見劉炫的邏輯與前設：

1.解經不必會通《毛詩》與《左傳》。因此他大膽地引《周語》史料，打破杜預的解經立場，但與杜預相同的是，依舊以《左傳》內部的體例（庄二十九年「火見而致用」）作為邏輯踏板；

2.反鄭玄、杜預經學建構。以《左傳》僖二年史事證明《鄘風·定之方中》城楚丘的時間是周曆正月（夏曆十一月），而不是《鄭箋》所說的夏曆十月。

3.雖然，劉炫解經似乎溢出了五經的範圍，甚至懷有史學家之文獻主義辯證立場。但實際上依然在五經範圍內打轉，因為《周語》的論據是出自《禮記?月令》鄭注的轉引，用《左傳》僖二年證《定之方中》的史事背景源於《詩序》。

但值得注意的是，劉炫也選擇性忽略了杜預「置閏」一說，因此也為日後孔穎達回護杜注提供了突破。

三、裱糊匠孔穎達的折衷與誤會

而劉炫之後孔穎達雖守杜注家法，不失其「左是杜學」的義疏立場，但卻將夏曆與周曆混為一談。

今以為《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為此言，故所舉時節並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

且《周語》之文，據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為不可？諸侯城楚丘，自在正月。衛人初作宮室，必在其前。杜雲定星方欲正中，於理何失？劉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卻節前，何須致難？

按：孔疏對劉炫的反擊緊扣杜注，試將其論據羅列如下，並附筆者反駁：

1.《周語》中單襄公（單子）的語氣是譏諷陳國不早做準備，所以每月應做之事都以提前一個月的時間表達。據《禮記?月令》記載，孟冬之月（十月）天子始裘，但單襄公所言「隕霜而冬裘具」，即九月已裘，所以是提早說的。因此孔疏理解的單子的意思，其實是「火見土功」/「十月成梁」，口頭上說是十月，實際上是十一月。

但是孔疏這條反駁是不成立的。因為劉炫對於《國語》「十月」的理解是夏曆十月（建亥之月），而非周曆十月（建酉之月）。劉炫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及建酉之月，亦可證筆者推測不誤。而《禮記?月令》「孟冬之月」是周曆十月（夏曆八月），並不等同於夏曆十月（周曆十二月），因此孔疏引《月令》「孟冬之月」反駁並沒有任何效力。

相較而言，下述第二條論據更有力。

2.遵循杜預置閏說，即建戌之月（夏曆九月）延後，本來應在建亥之月（夏曆十月=周曆十二月）的節氣被包括進建戌之月（夏曆九月=周曆十一月）之中。因此，正因為置閏，所以本應在建戌之月的星象「火見」，實際上出現建亥之月。這樣就與《國語》所說的時間正相同的。

換言之，藉助杜預置閏之說，孔疏一樣能把劉炫規杜的反對性史料圓回來。

3.《左傳》僖二年「城楚丘」固然在周曆正月（夏曆十一月）。但是衛人初建宮室必然在周曆正月之前，不能用《左傳》史實推翻《定之方中》鄭箋推測的時間（夏曆十月）。

綜上，孔疏還算嚴守家法，即「左是杜學」的解經立場，全面地維護了杜注，反駁劉炫規杜。雖然犯了點小誤會，以《禮記?月令》周曆駁劉炫之夏曆，但不失其家法本色。

四、喬氏解經學：「有無之間」的家法

喬秀岩先生的《義疏學衰亡史論》曾對六朝以降經注發展作出精妙的概括。

「六朝義疏談論辯論理之學，本不以學說是否得事實為論說準繩；二劉隨意譏評先儒，學說未成體系；是以至孔穎達等始為遵守注家學說之體例也。」 （《義疏學衰亡史論》，萬卷樓本，第122頁）

誠哉斯言。桓十六年「冬，城向」一則正好完美地反映此分判：

晉經師杜預欲藉助鄭玄，打通群經，面對五經牴牾處通過改易鄭註解讀或運用技巧（曆法）來調和矛盾，打造融貫之體系；劉炫不守家法，譏評杜注，引《國語》入經書之討論，打破了經書之封閉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靈感實際上還是源於鄭玄對他書的轉引。同時堅持合理之文獻主義，以《左傳》史實反對鄭玄杜預之經學建構；孔穎達鳩集前說，以「左是杜學」折衷異見，不論是思維、推理、經注主義（杜預）抑或現實、合理、文獻主義（劉炫）都走到了盡頭，等待下一位家法體例的破壞者出現。然而不論前者抑或後者，鄭康成從來沒有離場。

這則材料有趣的地方在於通讀頗具技巧性，不過也只是給喬氏做註腳罷了。

但是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杜預會通群經，打造融貫體系的方案有貫徹到底嗎？跳出單此一則經傳，把視野投向《左傳》「冬季築城」且「書時也」的所有案例會發現，杜注的方案是破產的。《左傳》築城且「書時也」共七例，在杜預看來能明確推算築城時間的有五例，其餘兩例僅知其為冬季築城。

桓十六年詳見前文討論，無礙；庄二十九年、文十二年推算可得周曆十二月，正與杜注所論證的合理築城時間（夏曆十月=周曆十二月）相符，無礙；成九年雖是周曆十一月，但可以通過與桓十六年所述一樣的置閏策略進行調整，《經》文杜注亦如是重申，無礙；襄十三年、昭九年具體月份不明，杜不出注亦無大礙。但是問題出在宣八年，據《經》文描述可推算得「城平陽」在冬十月，此為如何置閏亦不可能調整的例子。然而正是在這唯一致命的反證，杜注乃至孔疏都選擇性地失明忽略。

可見，杜預雖有會通群經，打造融貫經注體系的經解立場與置閏等注經技巧，但是難免百密一疏。

關於這個問題的窮究，也可對喬氏解經學做一具體的補充：經解的立場與技巧與解經的實踐存在張力。

附錄：其餘六例築城 經傳註疏摘錄

庄二十九年

經：城諸及防。（杜註：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雲時以釋之。他皆放此。）

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疏]「凡土」至「而畢」。〇正義曰：「……『水昏正而栽』，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焉。……」

文十二年

經：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註：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逼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月，戊午，……城諸及鄆。書，時也。

宣八年

經：冬，十月，己丑，……城平陽。（杜註：今泰山有平陽縣。）

傳：「城平陽。」書，時也。

成九年

經：冬，十有一月，……鄭人圍許。城中城。（杜註：魯邑也。在東海厚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疏]注「魯邑」至「書時」。

○正義曰：《長曆》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文在「十二月」上，而雲「書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半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水昏巳正而城之，是得時也。

傳：「城中城」，書，時也。

襄十三年

經：冬，城防。

傳：冬，城防。書事，時也。（杜註：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

[疏]注「土功」至「為時」。

○正義曰：庄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此節，以為農事既閑，故以此時興土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之前。此歲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巳閑，故云「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言時節未是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事，時也」。《釋例》曰：「冬城防，臧武仲請畢農事，故傳曰『書事，時也』。言興作出火見致用之前，亦得兼以事時而禮之。」

傳：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九年

經：冬，築郎囿。

傳：冬，築郎囿，書時也。

按：《經》《傳》無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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