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水》是葛水平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她延續一貫的寫作風格，把所有的筆墨都投注在山神凹，以幾十年的時間跨度作爲故事的大背景，精雕細琢了大時代劇烈變幻下的村莊和村莊裏的一衆小人物的生動故事，真實描摹出了中國鄉村生活的原生態。對兩代農民出身的手藝人家族生活的生動演義，又何嘗不是在講述國家命運的風雲際會？

　　這部小說，也使得我們再次討論這樣一個話題：在新的社會變革和現實關係下，如何重塑城鄉關係、進而探索人們的生存變化、情感波動和命運走向，是鄉村文學寫作的一次再出發，也是打破近年模式化僵局的文學內在要求。

　　《活水》

　　葛水平/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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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爲一種與地域聯繫頗爲密切的小說類型，鄉村小說的寫作具有一定的難度和侷限性。21世紀是中國社會的極速轉型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得鄉村的現實面貌和精神內蘊發生了很大改變，也成爲一段時期以來鄉村創作的突出主題。一大批作家寫出了大量的作品展現這一歷史變遷，其中不乏優秀之作，如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通過酋長女人講述了鄂溫克族的衰落史，賈平凹的《秦腔》描寫了最古老的劇種之一的秦腔和清風街一同走向衰敗的過程，山西女作家葛水平早期創作的《喊山》《地氣》等作品也同樣寫出岸山坪、十里嶺等由興旺熱鬧到無奈的凋敝，這些都深刻揭示了城市化重心對鄉村世界的強烈衝擊和巨大影響。然而，鄉村小說的創作近年來卻也不能不說顯現出某種滯後、單一或模式化的問題。誠如學者丁帆先生所言：“能夠看到鄉土社會生活的危機，並關心着這個羣體的疾苦，已經是很有文化批判精神的底層意識了，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下來超越普泛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從而確立新的有價值意義的‘鄉土經驗’，就會在轉型期失去最佳的觀察視角和創作視角。”在我們以往的閱讀視野中，多半看到的故事是城市文明對鄉村世界的侵蝕，或是隨之出現的鄉民出走和鄉村消逝現象，大家公認鄉村小說形成了“空山”模式和“留守”模式的固定套路，地域色彩弱化，缺乏新鮮感。當然，要想敏銳地找到新的有價值意義的“鄉土經驗”，對作家來說也是一個挑戰，就像賈平凹當年在《秦腔》後記中坦言的困惑和焦慮：“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出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來……”如果說在《秦腔》初版的2005年鄉村現實的波動尚難把握，那麼隨着歷史的行進和時代昭示，鄉村變革日益走向一個澄明的態勢，即城鄉交融發展的新階段。前些年人們熟悉的是“進城打工潮”，而近年來隨着國家振興鄉村戰略的實施已經出現了“返鄉創業潮”，一部分進城打工者重回故鄉生產和經營於城鄉之間，另一些有知識有技術的城裏人也看準了鄉村機遇轉向鄉村開發，可以說，鄉村世界在新時代下又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有些敏銳的作家已經意識到和捕捉到這種歷史的遞變與現實之情勢，像關仁山的《金谷銀山》、格非的《望春風》、付秀瑩的《陌上》等，都以獨特的創作視角寫出鄉村社會的新現實和新氣象，葛水平發表在《人民文學》（2018年第9期）上的《活水》正是這其中較爲突出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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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水平 畫作 （下同）

　　七年磨一劍，《活水》是葛水平繼《裸地》後創作的又一長篇力作。小說主要描寫了太行山深處一個叫“山神凹”村莊的前世今生和歷史變遷，人物活動從改革開放初期一直寫到現今當下，其中全是清一色的白丁式小人物，就是平常日子如何生計，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卻在璞真筆法中透過中年一輩、年輕一輩兩代人的生存故事，原生態般地寫出了中國鄉村近幾十年來的一種典型形象，即如《人民文學》“卷首”所按：“未經‘暴風驟雨’，仍有‘山鄉鉅變’……人們在生存在創業在流動在歌哭，他們既在歷史的延遞中也在時代的更新處，既在山神凹裏也在大千世界上……”正是在這樣一種鄉土與流動、山神凹與外世界、歷史延遞與時代更新的雙重變奏中，形成了小說文本的巨大張力和豐富蘊涵。

　　《活水》首先給人以強烈審美衝擊的，無疑是作者對山神凹的歷史化敘事，由此也帶來作品的歷史厚度和深長意味。這裏的“歷史化敘事”自然不同於“歷史小說”，作爲歷史觀的自覺和文化原型思維對文學的滲透，它其實是在歷史與現實的交錯構成中自我認同的敘事行爲。小說開篇“引子”從“山神凹”的來歷和“申”姓人家的落戶寫起，將遙遠時代的山村初有和祖祖輩輩形成的傳統生活方式呈現於讀者面前，由此形成一種歷史的回聲和村莊不散的靈魂精神。而後小說主體到尾聲部分轉爲現在時，一方面，寫了中年一代在社會衝擊下帶來的生存變遷，他們原本靠着自己的傳統手藝制羊皮、鋦缸、做二胡、做豆腐甚至做神婆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靜生活，後來許多人離開家鄉去城裏打工，幹起了飯店廚子、擺攤崩爆米花、劇團幫工等，當然也有像韓穀雨這樣的堅守者；另一方面，寫了長大了的年輕一代也不甘於山神凹的粗糙、落後和務農，同樣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進城打工、做小生意。然而，小說深刻的一筆在於，就在這種不斷地出走潮中，同時伴隨着不斷地流動和返回，因爲山神凹永遠是他們困境時的港灣和再創業的資源地，就這樣來來往往盤活了村莊與人生。

　　可以說，在這部鄉村史詩中，葛水平敏銳地捕捉到並寫出了社會轉型期鄉村發生的“往 昔 （記 憶）——出 走——堅守——回返”這一歷史過程，既寫出了出走者割不斷的鄉村記憶和鄉愁，也寫出了堅守者對生命之根的守護精神，還寫出了回返者開啓未來美好希望的思與行。這樣一種歷史與現實的交錯敘事，使其凸顯出歷史的過程性和克羅齊所說的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例如《活水》中對太行山一帶鄉民往昔的生活和獨特民俗所做的細緻描繪，無論申寒露鋦缸、申鬥庫手工磨豆腐還是根寶畫炕牆畫等，都將往昔的鄉村痕跡和生存狀態記錄如真，這些民間傳統手藝隨着科技發展已瀕臨失傳，但作者通過文字使其保存成爲永遠的鄉村史。

　　再如小說中寫到的申丙校重新創辦“八音會”及其民間演出，再現了流行於山西上黨地區的“八音會”這一聞名的鄉間文娛形式，展現了當今民間傳統文化的復興和歷史對接。小說中的歷史化敘事還表現在鮮明的地域色彩以及人物名字的古俗味，諸如“山神凹村沒有瓦屋只有清一色石砌窯洞”“山神廟和廟裏供奉的五穀神炎帝”“炎帝廟正門口的戲臺”“年年秋罷唱戲”，都是古上黨特有的風物民俗；小說中人名常常以我國古代二十四節氣中的名稱直呼，如韓穀雨、申白露、申寒露、申芒種、申小滿、申大暑、申小暑等，雖爲藝術虛構，實際折射出當地炎帝故里強烈的農耕文化色彩，天籟、簡樸、粗糙，很是合乎鄉村農家情境那樣一種特有的歷史古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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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山西文學來說，一個突出特點是以趙樹理爲代表的“山藥蛋派”現實主義傳統，葛水平大多作品既凸顯出太行山地域色彩，又往往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活水》也正是這樣一部作品，但傳承中有發展。不妨謂之歷史化的現實主義或人文化的現實主義，也即在歷史觀、文化意識上葛水平顯然有着當今自覺的尋根與重構，是從人本哲學的生存論出發的，所以《活水》的現實主義是在歷史敘事的張力中呈現出來的，並折射出鮮明的時代氣息和文化寓意。這突出體現在兩個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那就是鄉村守望者的韓穀雨和回返鄉村創業的申小暑。放羊人韓穀雨是小說中最後留在山神凹的代表，是鄉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廣大農民的縮影，也是鄉村世界的堅實守護者，他熱愛和熟悉自己腳下的這片溝坎圪樑，給那些沒人住的窯洞貼上紅彤彤的對聯，其中一副對聯是“黨有良策，人歡馬躍新崛起；國當盛世，海嘯山呼大騰飛”，他堅信也找出了“山裏人借山居住，賺城裏人錢，是莊稼人活着的正理”。正是靠着山村土地的滋養和自己的勤勞，走出一條養羊致富路，一年裏養羊的收入可抵兩個城裏人的工資，過上了新型農民的理想生活。與韓穀雨隔輩的申小暑是改革開放中長大的年輕一代，也是城市反哺鄉村的“回返者”典型。她先是不甘於鄉村的落後和寂寞，中學畢業後進城打工，帶着山裏人的善良和真誠，兢兢業業地對待自己的工作，在飯店端盤子送菜善待顧客，還要把山神凹的窯洞收拾出來開發鄉村旅遊，最終匯入到了當今振興發展鄉村的時代大潮中。就像作品“尾聲”中寫到的：“當山神凹大面積土地種植了旱地西紅柿時，申小暑明白了，擁有土地的人才能理解生活的美好。”儘管這種新的現實在小說中還只是曙光開啓，但無疑預示了發展趨勢，尤其當申小暑的婚禮在家鄉舉行時，新恢復的八音會器樂響遍了整個山神凹世界，昔日清冷的鄉村又開始人氣旺盛起來，這樣的一種新氣象、新氣息，不啻是當今許多鄉村現實的一種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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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水平的這部小說取名《活水》，看似俗常，其意深遠。鄉村的悠長曆史是一溪流動的活水，鄉村百姓的生活也是一溪流動的活水，而對於文學創作來說，又何嘗不需要一溪活水？作者能在歷史與現實的張力中透視鄉村，不能不說來自生活體驗與藝術感覺的“活水”。評論家段崇軒曾感嘆鄉村小說創作的困境：“面對廣大農村的滄桑鉅變，鄉村小說已沒有什麼突破和作爲。它集中描繪的是一個個村莊的沒落和困境，而沒有去表現這種困境中的轉機和新生，更未能揭示出鄉村的歷史脈動、發展路向。”葛水平的《活水》顯然跳出了這些年鄉村寫作模式化的框框，它寫村莊的衰落和村人的出走，也寫堅守者不離山村的由窮變富，同時寫出了出走者的回返和鄉村新貌，這樣一種感應視角，是因於她與故鄉山神凹水乳交融的關係。

　　一般說，作家久居城市後難免對鄉村生活疏離和陌生，葛水平雖離開了鄉村，但尚處於城鄉交叉地帶，並時常回到村裏鄉親中間，帶回家晾在院子笸籮裏的是老南瓜、大紅棗、山裏紅。她曾坦言：“是我的故鄉山神凹打開了我命運的章節，我閱讀他們的故事，風吹過去的痕跡成爲烙在我情感上的傷疤，我必須愛撫，因爲我的故鄉生長着慈善和悲憫……”作者在《〈活水〉創作談：活水養命》中談到，小說中放羊的韓穀雨身上有着她祖父的影子，獨守窯洞的李夏花似她的祖母，申芒種身上隱現着他父親的事情，而做二胡拉胡琴的申丙校就像她的五爹，申小滿、申小暑們則是她的親戚晚輩。可見山神凹對葛水平不是一個簡單的過路，而是她精神的皈依和生命的源泉，由於依賴於這樣的 “活水”，才寫出了山神凹歷史進程中的現實脈動，才寫出了一個典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縮影。

　　當然，無論對於葛水平還是鄉村文學來說，如何進一步沉潛生活深處，寫出時代本質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衆所周知，一場深刻改變中國未來格局、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時代大潮正方興未艾，在新的社會變革和現實關係下，如何重塑城鄉關係、進而探索人們的生存變化、情感波動和命運走向，是鄉村文學寫作的一次再出發，也是打破近年模式化僵局的文學內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