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醫藥大學 黃 煌

什麼是經方？

說起經方，似乎有點陳舊的味道，但入了中醫這個門，就時常可以聽到這個古今相傳的名詞。經方，原來是古人對藥物處方的稱呼。比如，漢代對書目進行分類時，就將研究醫學理論特別是養生的道理和方法的醫著歸入“醫經”，把古代相傳的經驗藥方，則歸入“經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有經方11家，274卷。但是，很可惜，那麼多記載經方的書籍，由於戰亂等原因，今天已經無法看到了。不過，在一部書裏保存了許多具有極高臨牀實用價值的古代經驗方。這就是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

《傷寒雜病論》是經方之祖

張仲景是東漢時代的人，據說他曾經當過長沙太守，後來因爲當時疾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原本人丁興旺的大家族，在近十年中，竟然死亡了三分之二，而其中因傷寒這種發熱性疾病導致死亡的佔到了70%。家族的不幸，促使張仲景發憤研究醫學，他一方面研究了許多前人留下的醫學著作及其治病的經驗教訓，一方面到處收集臨牀有效的經驗方藥，用他的話說，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這個“衆方”，就是經方的另一種稱呼，所以說，《傷寒雜病論》集中了漢代以前經方的精華，後世稱其爲“經方之祖”，這一點也不過份，因爲經過１７００多年的臨牀驗證，《傷寒雜病論》的臨牀指導價值是舉世公認的，書中所記載的經方的臨牀療效也是確確實實的。需要說明，張仲景在寫完《傷寒雜病論》不久，就由於頻繁的戰亂，這本書就散失了，幸虧西晉的大醫學家王叔和，花了許多力氣將《傷寒雜病論》中有關傷寒的部分收集起來，編成了《傷寒論》。以後，到了北宋，《傷寒雜病論》中雜病的部分，又被人在古書堆中發現了，經過編校整理，改名《金匱要略方論》，簡稱《金匱要略》。《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的傳世，對於經方的傳播和應用，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要研究經方，不研究《傷寒論》《金匱要略》是絕對不行的。

經方與時方

歷史上與經方相對的有“時方”這個名稱。所謂時方，就是宋元以後的方劑。也指近代醫生師承授受的常規方、流行方、通套方。時方就像時裝一樣，是指當時流行的比較通俗的一些新創制的配方。與經方相比，兩者有着一定的差異。

第一，方劑形成上的遠近之別。在方劑的來源上，經方多從單味藥發展而來，由藥物發展爲方劑，經過千錘百煉，包含了古人的實踐經驗，形成的過程相當緩慢，決非出自一人一時之手，可以說凝聚着無數智者的心血，比如桂枝湯，究竟是誰發明的，已經無法考證。仲景方，並不是指仲景個人的經驗方，而是他收集整理的古代經驗方；時方雖也或多或少的有經方的痕跡，但更多的是宋元以來的某位醫家，根據當時的醫學理論或哲學思想，在結合地區的用藥習慣和醫生的用藥經驗，依理—法—方—藥的程序，君臣佐使的原則創制而來的，形成的過程較短，有些尚需實踐的檢驗。

第二，藥物組成上的多寡之別。經方的味數甚少，以《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而言，1味藥的有15方，2味藥的有40方，3味藥的有45方，4味藥的有30方，5味藥的有28方，合起來有160餘方，而兩書去除重複，共有方281首，可見5味藥以下的小方已經佔總數的半數以上。時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數是大方，目前中醫處方用藥動輒12味以上，體現了這種特點。

第三，在藥物選擇上的峻緩之別。經方多用藥性較猛，帶有偏性的藥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輕如麻黃桂枝，重如大黃附子，毒如烏頭巴豆，劇如芫花大戟；而時方則不然，多用補藥和食物，如熟地、人蔘、石斛，如菊花、梅花、厚朴花、代代花，如絲瓜絡、荷葉梗、扁豆、黃豆，以及牛肉、鹿筋、羊腎、豬肚，皆入藥。

第四，在適應症上的隱顯之別。經方的主治比較明確，具體，每味藥均有其主治；時方所主治的則是“陰虛”“陽虛”“水虧”“火旺”“上實下虛”“一切風”“五勞七傷”等病理概念，它的適應範圍比較氾濫，如九味羌活湯，張元素說，“此方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熱，春可以治溫，秋可以治溼，是諸路之應兵也”。

第五，在方劑結構上鬆緊之別。經方相當嚴謹，動一藥即換一名，甚至改一量即換一名，主治與功效也隨之發生變化。體現了嚴格的構效關係，表現出古典樸素的結構美。而時方則比較鬆散，加減繁多，許多時方僅是羅列了一些治療這類疾病的基本藥物，如九味羌活湯條下規定，“視其經絡前後左右之不同，從其多少大小輕重之不一，增損用之”。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的證機之別。經方可以通過以方測證，以藥測證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療效經得起重複；時方的研究則必須研究病機，然後才能識其大意，所謂方義，研究到最後往往千篇一律，雲裏霧裏。療效的可重複性也不能令人十分滿意，最後只得以中醫是辨證論治爲由搪塞作罷。

與《傷寒論》《金匱要略》方相比而言，後世的許多方劑均屬於時方，尤其是金元以後醫家的創制的新方，清代的溫病方，當代一些醫家的經驗方，都可以歸於時方的範疇。這些新的配方，雖然有的尚缺乏較長時間的考驗，在適應症和用量服法等發麪尚待積累經驗，但從本質上來說，也屬於經驗方的範疇，則是不夠成熟罷了。但是，歷史上卻有些醫家由於學術觀點的不同，或者知識結構的不同，臨牀經驗的差異，對經方或時方產生了各自的偏愛。有的推崇《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經方，凡是後世的處方一律排斥；有的則不研究古代經方，不吸收歷代相傳的配方經驗，或僅僅承襲家傳或師授的一家之說，或師心自用，隨意創制新方。這兩種思想傾向，都不利於中醫學術的發展。正確的態度是，在掌握好經方的基礎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後世經驗方，以取得更好的臨牀效果。

爲什麼要提倡經方？

第一，經方是中醫學的精華。中醫學的發展是靠無數人的自身試驗，靠經驗的積累才能緩慢地發展的。前人的經驗是後人實踐的基礎。歷史是檢驗和加工醫學經驗最好的工具。所以，《傷寒論》《金匱要略》中許多經方之所以必須掌握，就因爲它們經過的歷史最長，服用過的人最多，有關這些經方應用的規律說得最明白，對它們的毒副反應瞭解得也最清楚，其療效也最可靠。也就是說，經方是經過數千年實踐檢驗被證實了的經驗方。比如桂枝湯，據說是商朝的伊尹創制的，現在我們的醫生還在使用，我用桂枝湯治療心臟瓣膜病，效果就很好。再如小柴胡湯，是《傷寒論》上的處方，但是不僅古人是常用方，今天依然是常用方，許多免疫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肝膽病，發熱性疾病都在使用小柴胡湯。而且，不僅我們中國人用，日本人也用，韓國人也用。對於這些千古相傳的名方不用，豈不可惜？時方中不乏好方，如玉屏風散，如補中益氣湯，如藿香正氣散等。雖然有不少處方的適應症不夠明確，劑量及煎服法與療效的關係也說的不是很清楚，但畢竟已經成方，只要在臨牀認真探索，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這些時方也將成爲新的經方。問題是現在爲數不少的臨牀醫生，全然不顧中醫處方的原則，隨意處方，往往一張處方中藥物達１５、６味，甚至幾十味，完全沒有處方的結構，也不瞭解藥物配伍以後相互之間的反應如何，對患者服藥以後的效果心中也沒有一點數，這種臨牀態度是不可取的，對於這種“時方”，我們不僅不提倡，還應堅決反對。所以說，提倡經方是中醫學術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

再說，經方是配方的基礎。方是藥物的配伍結構。古人認識疾病，是從一個一個症狀開始的，如發熱啦，頭痛啦，腹瀉啦，嘔吐啦，等等；用藥，也是一味一味藥開始用的，後來發現疾病常常是多種症狀出現，或先或後，或同時並見，於是有了病名的概念，如傷寒啦，痞啦，痢啦、臌啦，等等。然後，用藥也有了變化，不單是一種藥物，幾種藥物相加使用，經過不知多少人的實踐，也不知過了多少年代，慢慢這種配伍的結構趨於穩定，於是有了方名。如桂枝湯、麻黃湯、小青龍湯、大柴胡湯、溫經湯等。這些經方，就像棋手必須熟讀棋譜，畫家必須熟識畫譜一樣，經方成爲醫生處方用藥的基礎和原則。就是當今常用的時方，也無不是在經方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例如大家熟悉的溫膽湯，就是從小半夏加茯苓湯加味而來的；清代名醫王清任的著名驗方血府逐瘀湯則是四逆散的加味方。清代名醫葉天士的椒梅湯、連梅湯等，就有烏梅丸的影子；藿香正氣散則是半夏厚朴湯的變方。所以，後世許多名醫，都十分強調熟讀《傷寒論》《金匱要略》，道理就在這裏。

經方還有許多特點：第一，隨證治之。經方治病的基本原則是方證相應。《傷寒論》所謂“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也就是說，應用經方治病，必須嚴格遵循其適應症，這些適應症，比較客觀具體，可以通過望聞問切的手段來確定。方證就是經方的適應症或主治，是指示醫生應用經方的目標。目標不明確，方藥再好，也不易取效。所以，中醫非常強調對症下藥。《傷寒論》《金匱要略》中對適應症的描述，雖然言詞古樸，敘述簡略，但是比較客觀，經過後世許多醫家的充實和完善，許多經方的方證已經基本明確。如大柴胡湯證的“心下按之滿痛”，炙甘草湯證的“心動悸、脈結代”等。第二，用藥精煉。《傷寒論》《金匱要略》中處方，藥物較少，大多在２—７味之間，對於理解經方的結構，對於臨牀療效的觀察以及現代藥理研究和新藥的開發，都帶來極大的便利。特別是許多2-4味的小方，更是後世組方的基礎，可稱爲方根。第三，價格低廉。經方使用的藥物大多爲常用藥，其中植物藥居多，再加上處方藥味少，所以價格比較低廉。我常用大柴胡湯原方治療胰腺炎，柴胡、黃芩、半夏、大黃、枳實、芍藥，加上生薑、大棗，每天只要3元多錢！桂枝湯則更便宜，每天1元就夠了。

古方能治今病嗎？

這是一個老問題。我的看法是，第一，經方是古人當年臨牀經驗的結晶，經方所治療的疾病，也是當年的一些常見病多發病。由於疾病譜的變化，今天，古代的許多疾病消失了，古人沒有見過的新的疾病出現了。但是，也不能說今天我們人類所患的疾病完全與古代不同，如現在依然可見的瘧疾、痢疾，就是非常古老的疾病。所以，不能籠統地說古方不能治今病。第二，經方的許多主治，大多是針對人體在疾病中的反應狀態，如惡寒與否，出汗與否，口渴與否，大便的通或結，小便的利與不利等等，這些着眼點，與人的生理病理的基本狀態有關。出現人類到現在已經有數十萬年的歷史了，而張仲景離今天僅僅１７００多年，這個時間段中我們人類的體質變化並不明顯，無論是古人還是今人，對於外界的各種刺激的反應在總體上沒有多少區別。就如我們與古人一起去洗桑拿浴，大家都會大汗淋漓；如果大家喫大黃，恐怕都會大便次數增加。所以，由於經方重視機體的反應狀態，所以，古方未必不能用於今人的疾病，就是現代病的艾滋病，只有有症狀和體徵，就有使用經方的機會。據報道，日本的醫學家已經證明使用小小柴胡湯治療艾滋病有效。這就是因爲雖然中醫不認識艾滋病，但艾滋病所出現的消瘦、低熱、食慾不振、淋巴結腫大等症狀，與小柴胡湯證的“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心煩喜嘔、默默不欲飲食”相似。經方治療的目標不是病原體，而是患病的“人”。這就是古方可以治療今病的理論基礎。

經方有毒副反應嗎？

凡藥三分毒。經方所使用的藥物，都是一些經典的藥物、常用的藥物，所以，有毒性是必然的。但是，要回答經方有無毒副反應？這個問題，就不是那麼簡單。副作用的產生的因素，不能僅僅孤立地考慮藥物本身，需要結合患者的體質、疾病，還需要考慮經方中藥物的配伍、劑量、煎服法、護理措施等。在使用經方中，如果將各種因素都考慮到了，而且找到了比較合適的位置，可以減輕或不出現毒副反應。比如使用大青龍湯，由於該方中的麻黃劑量相當大，達6兩，所以發汗作用強烈，有出現過汗、心悸、肌肉跳動、四肢冰冷、煩躁、不得眠等副作用。如何避免呢？張仲景指出，一是要認清主治，即“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二要認清禁忌症，即“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三是掌握服藥劑量，“一服汗者，停後服”；四是注意服藥後反應，並採取搶救措施，如“汗出多者，溫粉粉之”。大青龍湯是發汗的峻劑，所以張仲景對其注意點說得很清楚。有些經方，張仲景並沒有明確其注意點，這也並不表明是無毒安全的，特別是現代臨牀大多是長時間服用中藥，與古代中病即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出現毒副反應的機率在增加，這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由於古代文獻中對經方的主治證與禁忌症還說得不很清楚，需要我們謹慎地開展臨牀研究。

如何判定經方的療效？

經方的療效，由以下兩方面組成，一是客觀指徵的變化。比如出汗、浮腫消退、大便暢通、氣喘平、脈搏由沉伏轉爲平緩有力、舌苔有厚變薄等，如桂枝湯服用以後的“遍身執執微似有汗”，大陷胸湯服用後的“得快利”，通脈四逆湯服用後的“脈即出”等。除這些傳統的療效標準外，現代臨牀理化指標也應重視，如大柴胡湯與血脂水平，瀉心湯與血小板數的增減，半夏瀉心湯與幽門螺旋桿菌等。二是自我感受的好轉，如食慾增加，胸悶消失、咽喉異物感消失、情緒好轉等。這是經方有效與否的重要傳統標準，因爲許多經方的方證大多以自我感受爲依據，如半夏厚朴湯證的“咽中如有炙臠”，小柴胡湯的“往來寒熱、胸脅苦滿”等。三是生存質量的提高以及壽命的延長等。前兩者是目前常用的，後者很重要，但指徵不是很明確，需要研究和探討。

對經方的療效指標，需要與醫患雙方共同商定，醫生要認真傾聽患者的主訴，瞭解患者就醫的動機和目的，瞭解患者目前最痛苦的症狀，最迫切的願望，最需要醫生給以解決的問題，然後根據對疾病及體質的判斷，根據經方應用的臨牀經驗和報道，遵循臨牀應用經方的證據，對經方的預期效果作出預測，即服用經方有無效果？有何種效果？療程多長？有無副反應？然後與患者進行溝通，達成共識以後，就能做到互相配合，在複診時可以對經方的療效作出有效、顯效、無效的判斷。

經方不流行的原因

目前經方還不很流行，使用經方的醫生也不很多，千古良方不得廣用，其原因何在？我們認爲有三種可能：

一曰不敢用。經方是雙刃劍，對證則效如桴鼓，誤用非但無效，還能傷人。與其擔風險，不如不用。

二曰不想用。經方味少藥賤，對醫者而言，不僅回扣少，往往病人也因藥賤而懷疑輕視，因此，不如開大方，既取悅於病家，又增加經濟效益，何樂不爲！

三曰不會用。用經方須熟悉藥證方證，最好應有專門傳授，並加上細心體會，其經驗性及實踐性極強，若僅懂一些所謂功效方義，往往貌和神離，難以有確切療效。

我認爲，第一二種人不是很多，更多的是第三種人。讓大家瞭解經方，運用經方，是振興中醫的當務之急！

學習經方的三大關鍵

第一 ，抓藥證。

藥證，是中醫用藥的指徵和證據。如用麻黃的指徵和證據，爲麻黃證；用桂枝的指徵和證據，爲桂枝證。用柴胡的指徵和證據，爲柴胡證。這是古已有之的命名方法，《傷寒論》中就有“桂枝證”“柴胡證”的提法。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味中藥一味證。嚴格的來講，都有其特異性的指徵和證據。而不是象有些人理解的補氣藥，人蔘、黃芪一把抓，用活血藥，當歸、川芎、牡丹皮、桃仁一起上。

藥證是必效證。即按照藥證用藥，必定有效，是指服藥後必定能解除因疾病導致的痛苦。這種痛苦，可能是肉體的痛苦，也可能是心靈上的痛苦。換句話說，有效，是給人以舒服。這是中醫追求的有效的最高境界。如黃連、山梔除煩，甘草、桂枝定悸。他並不侷限在客觀指標的變化上。因爲，藥證是以“病的人”爲前提和背景的。

藥證是那裏來的？藥證的認定不是來自理論的推測，也不是來自動物實驗的數據，而是中國人幾千年中與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結晶，是經中國人用自己的身體親自嘗試得出的結論。你可知道巴豆大毒的代價？小青龍湯治癒了多少咳喘？小建中湯治癒了多少中虛腹痛？

藥證是應用天然藥物的指徵和證據。天然藥物成分極其複雜，下嚥後究竟起到何種效應？要真正解明其中奧祕，相當困難。所以，使用這些已經流傳了幾千年的老藥，也必須尊重前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經驗和久經實踐證明的事實。如果使用新的製劑，那這些藥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也就是說，你用飲片湯劑，必須弄清藥證。

藥證是來源於實踐的經驗總結，每個具體的藥證所涵蓋的面是不一致的，有的藥證是單個症狀；有的藥證則是綜合徵；有的就是病，有的則是一種體質或體質狀態。換句話說，中醫治病，並不是單純的辯寒熱虛實陰陽表裏，辯氣虛血虛，辯脾虛腎虛。舉例來說，甘草治咽痛，桃花湯（赤石脂乾薑粳米）治虛寒滑脫血痢，就是取赤石脂的吸附和對腸膜的局部保護作用，（赤石脂含有硅酸鋁及鐵、錳、鈣的氟化物），是對證療法；竹葉石膏湯用人蔘、麥冬、甘草、半夏以養陰，更有粳米以支持營養，主治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是支持療法；黃連治痢，白頭翁治阿米巴痢，屬對抗療法；小建中湯用飴糖，大建中湯用白蜜，屬食物療法；甘草瀉心湯就是治療白塞病的專方，桂苓五味甘草湯就是治療肺氣腫的專方，半夏瀉心湯是治療熱痞（多見於淺表性胃炎伴幽門螺旋菌感染者）的專方。甘草就是治療心律失常的專藥，屬專治療法；桂枝湯只要脈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脅苦滿、四肢冷、腹中痛者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廣，屬通治療法。還有體質療法，更是有獨到之處。如黃芪就是一種體質性用藥，柴胡也是一種體質性用藥。經方的思路樸實無華，也是符合臨牀實際的。所以，回到藥證這個層面，我們會發現中醫的世界原來很精彩！

第二、抓配伍。

配伍是經方中最富有魅力的部位。古人用藥，本是單味，後來逐步發展了，知道複方可以提高療效，可以減輕副反應，可以矯味，於是有那麼多的處方發明。一加一等於幾？高明的中醫能做出大於二，甚至大於三。這些配伍的結構，是學習經方的關鍵。比如小青龍湯，關鍵是細辛、乾薑、五味子；小柴胡湯，關鍵是柴胡甘草，從原文的加減法就可以看出這個結構。麻黃要配伍甘草，石膏要配伍甘草，這個通過統計可以看出。附子乾薑甘草治虛寒證，本是四逆湯，是經典配伍，可以矯味，可以增食慾，可以護胃氣，來源於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旋復代赭湯、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蔘湯等。黃芪桂枝芍藥，治身體不仁疼痛、自汗、浮腫、小便不利；桂枝甘草，治動悸；桂枝甘草茯苓，治眩悸；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治臍下悸、胸中悸、失精的驚悸；桂枝甘草人蔘麥冬阿膠，治虛悸；半夏茯苓生薑，治眩嘔而悸；黃連黃芩，治煩熱而心下痞；枳實芍藥，治腹痛便祕；大黃桃仁桂枝，治少腹痛、便祕；半夏厚朴，治腹滿嘔吐等等。《傷寒論》《金匱要略》中的那些小方，是經方的精華，應當多研究。如四逆湯、桂枝湯、承氣湯、芍藥甘草湯、四逆散、枳實芍藥散等，均是千錘百煉的經典配伍。後世許多方劑無不在此基礎上衍化而來，是我們開發新藥，創制新方的最佳選擇。

前人說，中醫有兩種病，一是有方無藥，即知道用成方而不知變化，是謂有方無藥；一是有藥無方，即缺乏配伍的規則，組合零亂，疊牀架屋，當然效果不好。這種問題的產生，第一是基礎不紮實，所謂“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沒有學好經方，藥證不明，配伍無法，臨牀所據不是道聽途說，就是主觀想象。第二是臨牀思維僵化，所謂“各承家技，始終順舊”。如處方的用藥大概均是14味，每病如此。每人如此，每日必如此。而不知醫學是科學，不是藝術，不可憑個人喜惡。以經典湯方而論，有少至一味者，如甘草湯，多則如溫經湯，12味者，變化很大，完全依據病情需要而配伍。所以學習經典配伍，可以使處方精練，組方嚴謹，猶如作古文，加一字嫌多，減一字嫌少，處方到如此境界，也可算好方了。

第三，抓藥量。

量效關係，是研究經方的又一關鍵。仲景用藥，極爲重視用量。麻黃附子細辛湯用於溫經散寒，附子用一枚，大黃附子湯治脅下偏痛，附子則用三枚，是附子量越大止痛越明顯。再如半夏，大劑量（2升）治嘔吐不止，方如大半夏湯，，而小劑量（半升），僅治 噁心嘔吐或喜吐、咳喘、胸滿、噫氣、心悸和聲啞，方如旋復代赭湯、小陷胸湯、竹葉石膏湯、半夏瀉心湯等；黃連大量除煩，方如黃連阿膠湯，量至四兩，而小量除痞，量僅一兩；大黃大量（4-6兩），治腹痛便祕、其人如狂，配枳實、厚朴、芒硝、甘遂，方如大承氣湯；小量（1-2兩），治身熱、發黃、心下痞，吐血衄血，配黃連、黃芩、山梔、黃柏，方如瀉心湯，茵陳蒿湯；中量（3-4兩）治少腹急結、經水不利，配桃仁、丹皮、水蛭、地鱉蟲，方如桃核承氣湯、抵當湯。再如厚朴，大量（8兩）治腹脹滿，方如厚朴半夏生薑甘草人蔘湯、厚朴三物湯；小量（2-4兩），治咳喘、咽喉不利，方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湯、半夏厚朴湯。白芍大量（6兩0，治攣急，方如芍藥甘草湯，小量（3兩）和營衛，方如桂枝湯。柴胡大量（半斤）治寒熱往來，小量治胸脅苦滿。

經方的絕對劑量目前說法不一，教材通行折算爲一兩=3克，而柯雪帆認爲一兩=15.6克,日本藥局方則以一兩=2克算,所以我比較強調相對劑量,即方劑中各味藥物用量的比例。藥物的絕對量總結了仲景的用藥經驗，反映出漢代以前用藥的趨勢，而藥物的相對劑量則體現出組方的法度和配伍規律。方劑功效的大小，無疑受到藥物絕對量的影響，但方劑整體功效的發揮，必然受到藥物間劑量比例的影響。例如，桂枝湯中桂枝芍藥之比爲1：1，爲調和營衛劑，而桂枝芍藥的比例調整爲1：2，則變爲緩急止痛的桂枝加芍藥湯了。麻黃湯、葛根湯中麻桂比例爲3：2，則發汗作用並不強，僅治身痛、無汗而喘等，而麻黃桂枝比例爲3：1的大青龍湯，則具有強烈的發汗作用，仲景不僅說明“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而且在方下又強調“一服汗，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可見劑量的變化，對方劑的功效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使用經方，必須重視劑量。量該重則重，該輕則輕，本不以用藥習慣而定。如果均是10克則有違經方規則了。至於影響藥量的因素，則除了疾病以外，還有體質、配伍、藥物質量、炮製、煎服法等因素，臨牀變化因素極多，尚難以說明，各家自有經驗。

學經方還應注意的問題

要學好經方，還應澄清一些模糊認識。

一是認爲中醫先理法後方藥，看病必先理論。實際上，中醫臨牀思路試藥—方—法—理。沒有藥，那有方，沒有方，那有理法？

二是遇見病人先考慮那裏虛？不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虛處受邪，其病則實！

三是中醫本不求每證必有脈舌相應。黃芪證就不看脈，附子就可以不看舌，但必看脈；細辛關鍵是惡寒不渴，口不渴舌滑是鑑別要點；

四是不可被那些所謂的“理論”障目，見便血，便認爲是脾不統血；見小便不利，就認爲是中氣不足；見胃下垂，就認爲是中氣下陷；見久病，便謂虛；見高血壓，便謂肝陽亢；見冠心病，便謂瘀。臨牀實際，豈有此理？

五是不可先議藥，後議病。即見大黃黃連，即畏其苦寒傷中；用地黃阿膠，就畏其滋膩礙胃，見桃仁紅花，又畏其破血動血，見柴胡葛根，又畏其劫肝陰，傷胃汁。見人蔘黃芪，又畏固表礙邪。見麻黃桂枝，畏其辛溫動血。有如此毛病的人，那能開什麼方？無非是竹茹絲瓜絡百合代代花白扁豆罷了。

六是古方不能治新病。此說貌似革新，但其中有一隙未明。疾病譜是不斷變化的，但人在疾病中的反應方式是不變的，各種症狀是不變的，經方中有許多根據“病的人”的效方，可以說是幾千年不變的。用曹穎甫先生的話來說，是“仲師之法，今古咸宜”。

七是經方難學。使用經方並不難，清代醫學家柯韻伯說過“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傷寒來蘇集》）。《傷寒論》《金匱要略》的方證，論述簡潔實在，無空泛之談，只要認真研讀，反覆對比，多向老中醫學習討教，多與同行交流，並在臨牀上反覆運用，自然可以達到左右逢源的地步。曹穎甫先生是自學的，他對經方的推崇，就來自臨牀的大膽實踐。他用大承氣湯治療鄰居老嫗便祕腹脹而拒按而脈實者，用大劑附子理中湯治療先母洞瀉，用大黃牡丹湯治療潘氏腸癰，他還親自嘗試了白虎桂枝湯治癒寒熱的療效。他在臨牀上反覆驗證，使他運用經方十分嫺熟，屢起沉痾。在上海期間，“用經方取效者，十之八九”（《經方實驗錄·自序》），從而在名醫雲集的上海獨樹一幟。

八是經方有副作用，害怕。使用經方也不必害怕。“藥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藥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只要方證相應，劑量適當，調劑科學，是不會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長期以來，中醫界流行先議藥後議病的風氣，脫離具體的病人和病情來談藥物的優劣，這是需要批判的。

總之，提倡經方，不僅僅是單純的臨牀技術問題，而且涉及到科學思想、醫療道德、人才培養、科研方法等關係中醫發展的諸多方面。只有這樣認識經方，才能充分認識經方派的歷史功績，充分認識提倡經方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