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在上古時期，史官是可以參與朝廷決策的，地位那是相當高。到了周朝，雖然沒那麼大權力了，但地位仍很超然。文天翔提到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的就是當時的史官一言不合就硬懟當朝扛把子的事迹。

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以一國之君為例，會有專門的人把國君每天的一舉一動都記錄在案——比如白天看兒子們踢了場球，晚上找皇后happy，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都不會放過。然而這些原始記錄都是一條一條零零散散的，除了專家，應該沒人願意看這些東西。所以每隔一段時間（通常是皇帝老兒一命嗚呼以後），會組織專人把這些記錄整理成連貫的東西，此所謂「實錄」。實錄當然是編年體的，但對一般人來說，還是太冗長了。而每當歷史過了一個階段，也許是過去了將近一百年，也許是一個朝代滅亡了，這些「實錄」就會成為原始材料，成為史家修史的依據——一般人接觸到的史書就是這麼來的，最經典的就是被視為正史的二十四史。

現在常有人說史書被人篡改過，其實了解了這個過程就會發現，篡改史書實在是件逆天的工程。比如唐太宗如果想完全抹黑李建成，不光要改實錄，還得把起居注全改了。這中間涉及的官吏怎麼著也有個百十來號，萬一碰到一個硬氣的，就前功盡棄了。如果再算上當時人的各種見聞、筆記之類的，根本是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除非再來次焚書坑儒——那這皇帝的名聲也就徹底臭了。

話說回來，寫史書也是有一定套路的。二十四史作為正史，全是紀傳體，套路就是由司馬光的老本家司馬遷確立的。

紀傳體是太史公司馬遷首創，在此之前的史書都是編年體，知名度最高的當然是關二爺經常讀的《春秋》。紀傳體就像單元劇，每個單元都有一個主角，即傳主。紀傳體的好處是一個人的生平能講得非常清楚，但如果文筆不好，就容易喪失歷史的連續感。編年體則像連續劇，好的劇本能引起人一口氣看到結尾的慾望，但問題是寫得不好，經常會冒出「這人是誰？之前出現過？」的疑問。幸運的是司馬光是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最好的。

從這前兩頁，基本上《資治通鑒》的體例就能看得很明白了。司馬光名字上面那一串是他當時的官名，應該是「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兼的官還挺多。左面那個天台的胡三省，就是元初給《資治通鑒》做注的。正文開頭的「周紀」，是司馬光以當時能夠代表中國的政權國號來劃分歷史時段。不要小看這個，雖然現在看不出來，但到後面三國、南北朝這些大分裂的時代，用哪個國號，就表示史家心目中的所謂「正統」是哪個。這「正統」涉及到政權的所謂「合法性」，還牽扯到一套神秘的系統——五德終始說。這也是個好玩的東西，以後有機會再細細白話。

第一頁那些小字顯然不是正文，而是胡三省的注。其實這註解幫助甚大，帶註解和不帶注，完全就是兩本書了。老胡的注主要是注音，不過應該是宋末開封官話的發音。像「分，扶問翻」，就是注音。除了注音，老胡對地名沿革、姓氏起源、引文出處等等都有註解，完全是百科全書。

第二頁才出現大字的正文。可以看到，先是王的謚號，然後是年份，這就是古代的標準紀年方法。以後還會出現廟號、年號。但短短一句話後，馬上就來一句「臣光曰」，這就是司馬光在評論歷史。在司馬光看來，寫史實的部分應該盡量不帶入個人的好惡，因此如果有感想要寫，就得與史實部分明顯分開。後面還會有這種論贊形式的文字，有的是司馬光自己寫的，有的是引用前人文章。

然而，估計也有人注意到「周紀一」下面的《資治通鑒》第一句話：

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這什麼鬼啦！

這就得王教授上場了。

在王力教授的《中國古代文化常識》一書中說道，這其實就是天干地支的正式說法。因為木星每12年運行一周天，所以就以木星紀年。木星又叫歲星，所以才有「歲在甲子」這樣的說法。天空又被劃分為十二個區域，攝提格、困敦之類的就是其名稱。人們假想出一個運行方向和木星相反的行星「太歲」，當太歲運行到哪個區域，這一年的天干地支就定了。後來人們覺得，什麼攝提格，有三個字這麼麻煩，於是就出現了縮寫，才有了甲乙丙丁、子丑寅卯。

不過說起來，中國古代天文學中，充斥著這種充滿迷之中二氣息的名詞，簡直可以直接拿來當招數名了：

燃燒吧！赤奮若！

土遁！大荒落之術！

從地獄蘇醒吧！屠維大淵獻！

當今的武林，沒有人能躲過我這招「重光執徐」，你也不例外！

……

至於司馬光為什麼不用縮寫版的？我是這麼想的——

這麼寫多有B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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