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人就是矫情」这一句话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火红的流行语,据查,「贱人」在中国古时除了是阶级的指称外,还指涉「不知好歹的人、不自重的人」且多指轻浮、矫揉造作的女子,而在《脏话文化史》(Language Most Fouls)一书中,作者Ruth Wajnryb指出「贱人」(bitch)一词,是脏话中用来辱骂女性,却唯一没有指涉女性身体意象的词语,这是一个看似没有贬抑女性,却是男性作为权力中心,企图将女性的行为掌控于手心的语言表征,「贱人」最常用来指称那些作为不符社会期望的女子(所谓不三不四、不符三从四德),也常被用来做为女性间咒骂的用语。

  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逐渐高涨的年代,愈来愈多的女性认为女性能够自发性地改变作为,而让女性的地位如同男性一般,简言之,至少愈来愈多的女性声称只要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就算是达到性别平等。Ruth Wajnryb在书中指出,传统上由于社会期待的结果,在情绪宣泄上,女人被允许使用较多的哭泣表达,而男性只能透过咒骂来达成此目的,研究显示,当女性被允许使用较多的咒骂词时,哭泣的频率会大幅减低。这个现象透过教育的规约,以及同侪间的模仿,不断地再制下去,男性出现使用脏话作为问候语、感叹词,甚或是语助词的现象,因为这些言语表达使得男性得以宣称自己身为一名不会随便哭泣的父权男性,透过脏话的表述,男性得以确立自身的社会性别。然而,当越来越多女人想要做跟男人一样的事情,对著另外一个女人咒骂著「干你娘」的时候,这个画面就有些奇怪了。

  在被俗称为国骂的「干」一词中,隐含了男性使用生殖器进入女性的意义,当女性使用「干」的时候,主词很显然地不是咒骂者自己,而是咒骂的女性借用了社会中的任意第三者男性,来对对方或对方的母亲进行了一次的辱骂,诸如「他妈的」、「操你妈的」和「鸡掰」等中文中的脏话,都描绘出了脏话语言借由对抗女性或母亲的角色来行使父权的轮廓,是一种基于阳具思考的语言秩序(蔡珮,2004)。当女性口中咒骂著阳具思考的脏话时,却同时复制了过去父权践踏在女性头上的权力不对等,不同于社会语言学将此视为一自然现象产生的差异来进行解释,批判语言学对此有相当大的意见。

  语言与思想间的关系,是长久以来在语言学界争论已久的「鸡生蛋」问题,Whorf-Sapir假说认定了语言的结构乃至于其词汇,都大大地决定了说话者感知世界的方式,批判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社会实践的方式,语言被社会结构生产出来,却也不断地回馈至社会结构之上,巩固社会秩序,父权社会的传统礼教对女性贞操的限制,以及母亲形象的束缚,与父权律则下的脏话语言相互作用,生产了更多的脏话,再现了更多的父权。当女性不再只能躲在角落哭泣时,或是因为没有哭泣而受到非难时[1],女性借由较高比例的脏话创就了新的情绪宣泄管道,而当女性嘴中操弄著这些咒骂词时,却实在地巩固了长期操控著自身自由的父权体制。社会语言学倾向于将这些语言视为自然现象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社会语言学家乐见于这些脏话的出现与存在,但批判语言学家则认为,由于要一个女性在咒骂时改用「干你爸」或是「他爸的」显得异乎常情,因此我们应该透过教育或是其他方式消灭父权咒骂语言的存在。

  「贱人」本是男人用来辱骂那些「不乖乖听话」的女人,而当后宫嫔妃以此互相咒骂,在情感获得解放的同时,却同时加深了禁锢在自己身上的牢笼。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在我看来,前者不过是父权体制的复制者,应该称之为男人,男人当然会处心积虑地去为难女人了。

 

注解

[1]国外法庭曾发生母亲由于并未因为小孩丢失而哭泣,进而遭到检方怀疑是母亲亲自行凶的案例。

 

参考资料

(1)蔡珮. (2005). 从污化女性脏话看父权在语言使用的权力展现.

(2)韦津利, 严韵, & Wajnryb, R. (2006). 脏话文化史. 麦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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