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然 | 未去书会

重拾文化自信、缓解身份焦虑、定义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这些问题从19世纪末就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在长时间冷却之后，却随著中国的国际地位之提升、经济势力之强大，又在我们的时代被重新热议。所以当雯子推荐宋念申的《发现东亚》时，我几乎没有思考就接受了这本「应景」的书。

从前读到的相关话题的大部分作品都习惯做出狭隘的中西二元对立比较，让人觉得比较局限（比如，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显然，《发现东亚》的立题就展示了作者会以更加广阔和整体的视角进行观察。

全书的叙事时间轴从明朝中后期直到现代中国的建立。一方面，宋念申讲述了西方殖民国家来到东亚之前，以中国、日本、朝鲜为主要势力的东亚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形成独特的格局和秩序；另一方面，这种格局又被西方国家的殖民战争扰乱，最后迫使东亚国家引入西方的「殖民现代性」，并且放弃了历史中可能存在的一个「东亚现代性」。从一个更加综观全局的视角来看待历史问题，相当符合近十年来流行的「大历史观」，作者的观点也和高全喜、施展、李筠等国内学者组成的「大观小组」的遥相呼应。因此，我将本书放在其他的资料中，作一种介于精读和泛读之间的阅读。其他的书籍和资料包括：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李筠《西方史纲50讲》（得到）

还有一本夏光的《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因为是绝版书籍，暂时没有拿到手，有机会可以一起阅读。

综观这些资料，强调「现代化不是西化」是一个高频表达方式，应当可以理解为诸位作者的主要观点。很遗憾的是，整本书通读下来，宋念申虽然竭力质疑「殖民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却并没有清晰地定义那个也许会存在的「东亚现代性」是什么样子（当然，可能这压根儿不是作者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便只能通过理解什么是「西方现代性」，来尝试理解作者意欲表达的「东亚现代性」。

从通识的角度来讲，听到「现代性」的时候，普遍容易联想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日本接纳西方思想之后的强盛和军国主义、今日的科技产品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和隐患。不过「西方现代性」并不是通过单一维度引进到东亚的，而是存在诸多面相：

• 经济现代性：技术革命引发工业革命，进而诞生的资本主义和专业化社会分工。
• 政治现代性：欧洲百年宗教战争之后建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缔造的现代民主政治。
• 科技现代性：需要将「科技」拆分为「科学」和「技术」。其实技术现代性可以不谈，因为中国有原生的生产技术，《天工开物》就是极好的例证。但系统的现代科学几乎可以说是全盘从西方引进的。
• 哲思现代性：这里简单地把「哲学」和「思想」放在一起，主要指现代西方兴起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本身也带有强烈的科学哲学倾向。

除此之外，还有文学现代性、艺术现代性、建筑现代性等等，无法枚举，也就按下不表。

欧陆学者习惯将西方现代的起始点设在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标志著东罗马帝国的陷落和中世纪的终结，同时也是15世纪文艺复兴的开始（也有其他学者把西方现代性的起始点回溯至12世纪短暂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在现代性的截止日期上，众家都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终点（或节点），标志著启蒙运动引导的思想变革有了第一颗「丰硕的果实」（尽管拿破仑很快恢复了帝制和帝国）。但以博曼（Marshall Berman）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学者则只是把这段历史时期定义为「早期现代」（Early modernity），随之而来的还有古典现代（1789-1914）和晚期现代(1914-1989)。

尽管众说纷纭，定义现代性却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理性主义（Rationalism）：理性主义萌芽的历史节点，就是西方现代开始的历史节点；理性主义开枝散叶的历史节点，就是西方现代断代的历史节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一切西方现代性都离不开哲学和思想的现代性，也就是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

那么，问题就来了：

虽然现代化不是西化，但东亚现代化能不能脱离西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脱离西化？

这个问题可谓是老生常谈。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述。直至今天，我们都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正如本书作者宋念申所言，欧洲帝国的瓦解和现代「主权-民族国家」（Sovereign stat, Nation-state）体系的形成，都具有突出的基督教背景和强烈的地域特色。引入这种片面的现代性使得东亚国家，尤其是基于多民族共同生活的中国，仍然在挣扎和适应。不过，随著西方世界民粹主义（Populism，又作「平民主义」）的兴起，不少人又似乎看到了民主政治逐渐演化为「暴民政治」的苗头，西方民主的秀场化、娱乐化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再者，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发现，更是将人类打回了「部分理性」的原形。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似乎有理由，甚至有底气来拒绝基于理性主义的「西化」。

但笔者所理解的「不要西化」，顶多也就是到「保留中国语言文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程度，不要去重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极端西化、否定一切传统的覆辙。但在哲学现代性（干脆就叫哲学，特指Philosophy）和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现代性（干脆就叫科学性）上，我们真的能够拒绝「西化」吗？

回到古老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可以被描述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近几年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是陈嘉映先生的观点：西方哲学（专指Philosophy），尤其是古希腊发源的、对现象世界充满思辨的科学哲学，在全世界的思想演进中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也正是从这种哲学体系中，才发展出了西方现代的理性主义与科学思维，为启蒙运动创造了先决条件。事实上，西方思想的演进历史，就是古希腊哲学被尘封又被重新发现并接纳、吸收、重构的历史。如果将这种思想源头认定为「西化」并加以拒绝，那么我们是要继续接受神秘主义的思维模式吗？或者相信传统「理学」的出现等价于理性主义的萌芽，终究能够演化出具有某种特色的理性哲学的论断？笔者非常难以想像在这种土壤中生长出的「现代性」。

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东亚现代性」的问题很合时宜、很讨巧，也能获得不少读者的关注，但「东亚现代性」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其合理性仍然值得继续探讨。

诚然，如宋念申在书中所言：西方世界将侵略战争合理化，妄想把入侵诠释为向东亚国家输出现代性，无疑是一种「后见之明」式的诡辩。但不能忽略，西方现代性输入的契机是一码事，西方现代性本身又是一码事。笔者认为应该区别看待这两个概念。

此外，笔者也时常觉得，人类希望获得某些「文化自信」、缓解自己「身份焦虑」、过于强调本土文化的「原生性」，会不会终究是个幻觉？正如考古学家徐宏所言：3000年前，正是因为青铜冶炼技术从世界传入中原（「青铜潮」），才为中原地区的大规模非血亲部落的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我们的世界从原初就是一个开放的、持续交换的系统，或许没有哪一种文明真正从源头就是独立的、隔绝的，又何必非要在今天分出个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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