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進步、一生革命。最為難得的是，在人生的進階中，他每次都能跟上歷史的節奏，踩準時代的鼓點：

甲午戰爭爆發後，他開始接觸西學，同情維新，後來走向革命。

1904年，他在上海組織建立了光復會。1905年，同盟會成立，光復會併入，孫中山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

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國柏林，入萊比錫大學聽課和研究心理學、美學、哲學諸學科。在德4年，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等一批學術書籍。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7月，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政府合作而辭職。1913年，46歲的蔡元培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在留歐的三年時間裡，又編撰了不少哲學美學著作。

1915年6月，他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在法國提倡勤工儉學，以此組織幫助更多華人到歐洲求學，後來的周恩來、鄧小平等均是通過這個組織幫助順利到法國學習的。

1916年，范源濂擔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他與蔡元培是肝膽相照的老朋友，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的時候，邀請范源濂擔任教育部次長。

范源濂擔任教育總長後，於8月26日致電還在歐洲的蔡元培，請其回國擔任北大校長。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學，是以「老」和「腐」而臭名遠揚的。

當時在北京大學讀書的許德珩說：「當時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校風更是糟糕透頂。當時北京有一個廣為流傳的名詞叫「兩院一堂」，是指國會眾議院、國會參議院和北京大學，這三家提供了北京八大胡同最受歡迎的、最重要的顧客。

而且貴族子弟居多，北京大學學生一向桀驁不馴，學校教務部門管不了學生，時任教育總長的汪大燮一度產生了停辦北京大學正科的念頭。

蔡元培考慮到北大「聲名狼藉」，對他是否出任北大校長有點猶豫不決。其後，經過與教育總長范源濂和教育部專門司司長沈步洲的多次討論，蔡元培方才決定出任北大校長。

他認為，北大雖然風紀敗壞，名聲不好，但是「改良之策，亦未嘗不可一試」。於是，1916年11月，蔡元培與吳玉章一起乘船由馬賽回國，抵達上海。

1916年12月26日，大總統黎元洪頒發任命狀，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任職，發布了就職通告；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發表著名的就職演說，要求北大學生抱定「求學的宗旨」，拋棄「做官發財的思想」，「砥礪德行」「敬愛師友」。

一個新的北京大學開始出現在世人面前。

對於北京大學的革新，與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興起，蔡元培先生居功至偉：

他改革北京大學，使一個「官僚養成所」面目一新，變成當時中國新文化的中心。

蔡元培是研究倫理學的，從道德開始改變北大。1918 年1月19日，蔡元培發起組織北大進德會，在為進德會撰寫的《旨趣書》中，蔡元培批評了當時教育界人士道德修養墮落的問題，他說：

鄙人歸國以後，先至江、浙各省，見夫教育、實業各界，凡嶄然現頭角者，幾無不以嫖、賭為應酬之具，心竊傷之。比抵北京，此風尤甚。

同年5月28日，蔡元培提倡的北大進德會正式成立，蔡元培在會上強調說：

德者，積極進行之事；而本會條件，皆消極之事，非即以是為德，乃謂入德者當有此戒律。

一個月之後，蔡元培將進德會的入會必要條件，明確強調為三條：「不嫖，不賭，不納妾」。這三條都指向個人道德的生活修養問題。

蔡元培在北大組織進德會，反映了他對大學師生道德修養的高度重視。在他看來，大學師生應該充當社會的道德楷模，由此塑造良好的校風。

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制度，招徠大批優秀學者。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之後，第一件工作就是聘請有真才實學的學者擔任北大教授。他聘人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能否「以真正之國粹，喚起青年之精神」。 此種人選，在當時自然首推在上海主持《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

蔡元培與陳獨秀早在清朝末年就已認識。當時，陳獨秀在蕪湖辦白話報，合作人都因為困苦和危險離開，唯獨陳獨秀在那裡又支持了好幾個月，這種毅力給蔡元培留下極佳印象。

1916年底，蔡元培到北京，訪問國立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詢問北大情形。湯爾和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蔡元培翻閱了得自湯爾和處的《新青年》雜誌後，決定聘請陳獨秀。

陳獨秀不負蔡元培厚望，到北大任教後，以《新青年》為陣地，很快讓北京大學發展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心。

此後，蔡元培先後延聘李大釗、胡適、錢玄同、梁漱溟、徐悲鴻等人到北大任教。

胡適從美國回國時，並未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但蔡元培為了讓胡適進入北大，不惜幫其偽造學歷。

他關愛學生，鼓勵學生，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蔡元培校長鼓勵學生依照興趣組織各類學會，培養校內的學術研究空氣。經過兩年的努力，北京大學的學生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建立。

1918年歲末，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二年級學生傅斯年，英國文學門二年級學生羅家倫，哲學門二年級學生顧頡剛，以及楊振聲、徐彥之、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北京大學紅樓圖書館，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李大釗等師長的直接指導與幫助下，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第一個學生社團——「新潮社」。

1919年1月，《新潮》雜誌正式創刊。這些職員構成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

就在這間辦公室，新潮社才子們連夜寫下數千條標語口號。

羅家倫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印刷傳單中的白話宣言(文言篇由許德珩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在5月26日的《每周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沿用至今。

上文已述，蔡元培得知內幕消息後，第一時間跟他的學生們通報信息，直接促成「五四運動」的具體行動。

五四運動爆發後，政府大規模逮捕學生，蔡元培多方奔走營救。5月8日，蔡元培為抗議政府鎮壓，他提交了辭呈，並於9日離京。

在辭職聲明中，蔡元培說：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蔡元培辭職引發更大抗議浪潮。5月13日，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向政府齊上辭呈，支持蔡元培。社會各界發起挽留蔡校長的行動。

「挽蔡鬥爭」成為五四運動中的一個重要風向標，最後於9月取得勝利。

蔡元培主張「學術救國」，並不贊同學生們直接參加政治，認為這不利於北京大學的發展。但當五四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聲勢浩大、磅礴萬鈞的愛國運動時，他順應時代潮流提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個新口號的提出，充分彰顯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與時俱進的愛國精神。

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力量高舉起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搏擊培育了永久奮鬥的偉大傳統。（《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五四運動是我民族之「非常之大事」；此大事之有，則非待蔡元培先生來北大不可；此大事之成，亦非蔡元培先生參與不可。回首百年，蔡元培先生可謂以非常之人成非常之事，為我民族立非常之功了。偉哉，蔡校長！

參考文獻

《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馬建標：《權利與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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