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为什么把首都定在北京？

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并不是共和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除了各种各样的割据政权定的大大小小的都城之外，历代都城其实就是这么几个地方：

商迁都数次，但基本上是在黄河中游的华北平原上转悠，比如朝歌、安阳等地；随后随着秦统一天下，秦汉乃至西晋、北朝，基本建都咸阳、长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两周，西周镐京基本上就是后来的长安，而东周迁都洛阳也是不得已；随后宋短暂定都开封，而南宋的临安并不是都城，是“行在”，也就是他自己都没把它当成都城，南宋理论上的都城还是汴梁。随后由元开始，一直到今天，除了民国短暂定都南京，都城就基本上定在大都而北京了。

这中间又存在什么内在的逻辑性呢？

商在华北平原转悠，原因为何？因为那是早期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方。这个非常好理解，农业最发达，最富裕，最早建国，都城不建在这里又能建在哪里？

但随后不管是周灭商还是秦统一六国，华北平原都不再可能成为都城。原因就在于华北平原虽然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方，但太平了，不安全。周灭商也就打了一仗，商纣王就只有自焚了。

随后秦汉西晋北朝就都定都长安，转移到了关中，原因何在呢？

其实前面也说了，华北平原只有财富，没有安全，而关中则能提供安全。

关中能成为都城，原因有二，一是所谓的四塞之地，四面关城，易于防守，安全；二则是关中平原富恕，沃野千里，在秦汉时期是能够负担得起一个都城所需要的粮食、物资等，不至于被敌人困死，也就是传说中的进可攻退可守。

娄敬当年在劝说刘邦定都关中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娄敬这段话给他换了个官位，还得到了刘邦的赐姓，从此和皇帝连了宗，姓刘。所谓的一言兴邦也不过就是如此罢了。

其中说的很明白，“四塞以为固”，安全，西边萧关、大散关一封，陇西、巴蜀不足惧；东边潼关、函谷关锁住崤涵通道，东南武关锁钥，另外加上黄河天险，谁想打进来都不那么容易。外边再乱，长安自身不乱，整个帝国局面就不至于糜烂。再加上膏腴之地，号称天府，这可不是后来成都平原那个天府，最早的天府之国是陕西的关中平原。

既安全，又富恕，选之作为都城，是不是再合适不过？而且这中间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当时中国经济的重心在中原之地，也就是黄河两岸，今天的河南河北。扼关中以自保，取中原财富以富国强兵，整个国家就是所谓铁桶般的江山，无人可以撼动。

但整个局势在慢慢的变化。其实不止隋唐之后无人建都西安，隋唐本身就已经有所变化了。

比如隋炀帝就开始把重心移向洛阳，他在东都洛阳呆的时间其实比长安多，大力营造大运河。隋炀帝真的仅仅是为了扬州的琼花么？显然不是。

三国时期吴国开始，江东之地已经得到开发。

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晋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五胡乱华，中原混战，大批中原士族、百姓大规模南迁，即史上有名的“永嘉南渡”，大量的中原百姓南迁的结果就是南方长江流域开始得到大规模开发，原来草木横生蚊虫瘴气遍布的江南开始变成粮仓和富恕之地，现在的江浙和江西，已经从帝国的边缘蛮荒险远的边疆变成了“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形胜之地。

这么一来，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就由中原移到了江南，粮食、财富都在江南，隋炀帝大修运河的举动就不是那么不可理喻了。

事实上，随后唐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混战，中原百姓避乱南下；靖康之耻，宋室南迁，一次次南迁的结果就是长江流域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江南，也就是今天的江浙还有当年的江西，在中国版图上的位置一天比一天重要。

在这个时候，定都就越来越需要仔细权衡了。财富来自于江南，而农耕时代，对农耕民族威胁最大的始终是来自大漠和东北的游牧渔猎民族，两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是要财富呢，还是要安全？要财富，建都江南就是最好的选择，那就是建康，南京。可定都南京的通常都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为了华夏正统，还是必须兼顾中原。结果宋就做了一个后世看来不明智的选择，定都开封。

开封相比长安洛阳差在哪里呢？它周边太空旷了，无险可守。虽然通过运河，能够享受江南的财富，但亡国也就更加容易。靖康之耻虽然有靠神棍开城跳大神的神操作，但就开封的地势，其实也守不了多久的。

但要重新回到长安，也不可能了。关键的原因除了自身已经不能供养一个大国首都以外，还在于黄河本身。黄河的航运价值很低，而长安想利用黄河，还有一个天然的障碍，三门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