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應當儘早地考慮自己怎麼死的問題。

只有考慮到自己怎麼死，

才是真正在考慮怎麼活；

人只有時時面對死亡，

才能立即做他一生最想做、最重要的事；

也只有生命力強的人，

才可能習慣於面對死亡，熟悉死亡，

而不是害怕和逃避死亡。

記得20多歲的時候，有一次，一位老者聽說我在讀哲學方面的書，便告誡我：哲學書是要過了45歲以後才讀的。

當我過了45歲的生日，自己似乎也差不多要成為「老者」了。我現在已不光是讀哲學書，而且還寫哲學書給別人讀，那讀者，當然絕不限於45歲之上。45歲，是人在生命中開始走下坡路的標誌，生活漸漸失去了它的新奇和豐富，人們習慣了在「陰影的王國」中行走。為了「老」得更久一些，我也像公園裡大清早那些老爺爺老太太一樣，開始練上了氣功，與那個未經科學證實的「陰性物質世界」打交道。雖說在我自己經營的思想園地中，彷彿還是一片陽光明媚，但近年來，我的確已有了一種像是沮喪，卻又不完全是沮喪的情緒在滋長。

20世紀的中國哲學界，思潮起伏，風雲洶湧，呈現出一派誘人的壯觀。可是，當一個人真的要去探討這種思想發展的「規律」時，便會發現在表面的熱鬧底下，其實還沉睡著一個幽靜的、從未被觸動過的海底世界，在這裡，根本談不上真正的「發展」，只有一些或並列或交替出現的變幻不定的現象不時地浮現到表面上來。西方近代唯理論和經驗論的對峙，德國古典哲學的凱旋行進，現代西方各派哲學長期激烈的交鋒和論爭，在中國的旁觀者看來直似天方夜譚。中國哲學「發展」到今天，人們厭惡的已不是某一哲學派別或學說，而是哲學本身；而這，才顯露出了中國哲學的真正面目。

也許，中國人真的只配搞些「應用哲學」之類的玩意兒讓人開開心，大學裡面的「廣告哲學」「技術哲學」之類的課程肯定會比其他哲學課吃香。想到黑格爾曾提到連英國人都有「按哲學配方製造」的皮鞋廣告，我們也許還會有一種「無獨有偶」的安慰，只是不能為此申請專利，又將帶來一絲遺憾。然而，在對這些哲學上「學有專長」之士敬而遠之的同時，「哲學到底有什麼用」的質問，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將我的一點點傲氣打下去，總是正當我得意忘形、進入角色之際大煞風景。

當我在寫那部後來被人稱為一枚「苦果」的40多萬字的《思辨的張力》時，曾對一位朋友說，我是想「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話一說出口，心裡先就虛了。「改變」？你改變得了嗎？中國人就愛按老的方式思維，你的書根本沒人看，更沒人懂，奈何？或者不說「改變」，而說「改進」「改善」。同樣也有問題。為什麼要改善？原來的思維方式，怎麼就不好了？譬如一頭牛，原來一直吃草，你要「改善」它，給它喝汽油，行嗎？哪個更「好」？自然還是吃草。改成喝汽油，就會毀了它。

書出了。我一時間將它視為毫無價值，它既不能改變什麼，也不能改善什麼，就像窮山溝里誕生了個既聾且啞的嬰兒。只是敝帚自珍的緣故，我才時不時將它打開，重新自我咀嚼一番。既然我為寫它，曾導致了我的胃嚴重的「自我否定」（胃潰瘍），它畢竟是改變了我，使我感到了它對於我的意義和價值。不管對別人有沒有用，它就是我。我實現了我自己，我就是這麼個人。至於別人會怎麼說，或是否會有什麼人來說一說，這根本沒有什麼意思。說了又怎麼樣？誇獎幾句又怎麼樣？我已不再天真，以為人心那麼容易相通。真正的相通，大半倒在不言之間。

我們這一代人，實在背負著太沉重的負擔，或如人們常常帶著譏諷說的，「活得太累」。我們是屬於世紀末的一代人，但世紀末還未到臨，我們即已過時了，被那些腳步輕快、行動瀟洒的後來者遠遠地拋在了荒蕪之地。當我們說，我們要「改變」什麼的時候，在現代青年看來也許會覺得可笑，因為我們是認真說的；可是當我們說，我們不再想「改變」什麼時，他們又會覺得迷惑，也因為我們是認真說的。是的，我們太認真了，所以我們活得「累」。但我們活得多，活得充實。不累，怎麼能叫作「活」？我們有時也覺得太累了，想稍微休息一下，但立刻警醒，傾聽，拔起沉重的腿，邁著踉蹌的步子前行。因為，休息就意味著不存在，死亡。

其實，要「改變」什麼的想法會使人覺得累，而不想「改變」什麼，在某種意義上會使人覺得更累，因為人失去了生命的支撐點，而要將整個沉重的自我當作自己個人的責任來獨立承擔。他會發現，並沒有現成的、既定的支點可以讓他去移動地球，必須移動的是他自己，他必須在一片虛空中由自己去建立支點。他還會發現，在虛空中建立自己的支點，這對於他個人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正如一個哲學家沒有自己獨創的哲學，或一個藝術家沒有自己獨創的作品，他就不曾存活一樣，哪怕他這時仍會受到眾人的誇獎，哪怕他比那些想要有所創新的人「活」得更自在；但人們誇獎的其實並不是真正的「他」，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使他感到「自在」的那些獎賞，同時就成了他的殉葬品。

當我懷著要「改變」什麼的意圖來搞學問時，我看起來很「累」，其實還是輕鬆的，因為我不用去確定自己搞什麼，怎麼搞，一切都取決於那個有待改變的「什麼」，它是現成地擺在面前的。但是，一旦我將這個「什麼」置之度外，我似乎剎那間感到「一身輕」了，但這種輕鬆感立即伴隨著茫然、不知所措。人必須用自己本身的存在去填充那無邊的虛空；但人不是上帝，只是一粒微塵，他做得到嗎？

然而，人是與上帝相似的存在。或者說，上帝其實就是人的本質。上帝在創造出世界來之前，也曾經是多麼孤獨無依：

偉大的世界主宰，

沒有朋友，深感欠缺，

為此他就創造出諸多精神，

反映自己的幸福，以求心賞意悅。

——席勒：《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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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一個人，如果真正對自己具有責任感，對自己生命之寶貴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這種茫然就會對他形成一種強大的壓力，逼迫他去探求生命的真實意義——對他自己的意義。

「生命是沒有意義的。」——「個人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果真如此嗎？說出這種話的人，如果不是經過深思熟慮，那就不值一顧；如果經過了深思熟慮，那就是提出了一個問題，於是，探討生命是不是有什麼意義，就成了每個活著並被賦予唯一一次生命的人的「責任」。生命從此就至少有了一種最基本的意義，這就是：要探求生命的意義。或者說，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自我探求。

這種探求，在理論上，就是哲學；在實踐上，就是藝術。更確切地說，它就是作為藝術的哲學和達到了哲學層次的藝術。

曾經有學生問我：什麼是哲學？我的回答很乾脆：哲學就是生命，是作為生命本身的生命。從歷史上看，「什麼是哲學」是數千年來哲學家們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科學家可以不討論什麼是科學，數學家可以不討論什麼是數學，藝術家也可以不討論什麼是藝術，唯有哲學家不能不討論什麼是哲學。哲學的這種獨特性，恰好表明它就是生命本身，因為生命不是別的，它僅僅是對生命的追求，說得直白一點，生命就是「要活」。

人每時每刻實際上都面臨著哈姆雷特所說的「活，還是不活」的問題，只是他並非時刻都意識到這一點。他把「要活」變成了一種日常的「習慣」：人們每天攝取營養，滿足自己的各種需求，避開隨時隨地可能遇到的危險，為的是能繼續活下去。但一般人對於「活著」的意義，對於繼續「活下去」的理由，從來不曾過問；他甚至不覺得自己是「要」活著，而只覺得自己「被活」，甚至覺得「要活」挺累人的，「被活」則顯得輕鬆、瀟洒。這種活法，實際上是生命的腐敗和解體。它也許會散發出某種爛蘋果的香味，也許還會釀出些微醉人的酒漿，於沉淪和麻醉之中自得其樂；但只要他還有意識，「死亡」「虛無」「不存在」的暗影將始終籠罩著他，使他在夢魘中驚醒，使他覺得最瀟洒的莫過於乾脆「不活」——但他又沒有這膽量，因為「選擇」不活仍然是一種活法，他卻缺乏選擇不活的活力，他連死都只能像死人一樣地去死、「被死」。

據說，學哲學就是學習怎樣去死。我同意這種說法，但還想補充一點：只有活人才能、也才願意學習怎樣去死。一具行屍走肉，本來就不曾存活，死對他也就構不成什麼威脅。他用不著學習怎麼死，那根本不是「他的」死，他只是偶然遭遇到死。我們看到許多人，他的行為、意圖和計劃，就好像是他永遠不會死一樣。有人直到臨死前的一刻，都並不直接面對面地考慮死的問題，或即便考慮，也只為活著的人考慮，而不為自己考慮，好像他的死只與別人有關，而與他自己不相干似的。

當然，直到臨死時才來考慮死的問題，才把死當作「自己的」問題來考慮，一般來說是「太晚」了。人應當儘早地考慮自己怎麼死的問題。這不是說，人早早地就為自己買下棺材，為臨死的那一刻作準備，而是說，人生下來就在走向死亡，人時刻應把自己當作一個「必死者」來看待、來籌劃，才能有一種要活、要更多地活的渴望，有一種「趕快活」的緊迫感。只有考慮到自己怎麼死，才是真正在考慮怎麼活；人只有時時面對死亡，才能立即做他一生最想做、最重要的事；也只有生命力強的人，才可能習慣於面對死亡，熟悉死亡，而不是害怕和逃避死亡。這樣的人，才真正是一個獨立的、自由的、不為外界所動而能動地把自己實現出來的人。

這樣來看哲學，我們就可以說，哲學在通常意義上是完全「無用」的，也絕不能「改變」任何東西；但哲學的「無用之大用」也正在於，它能激發人的內在生命力和生命意識，使人成長和成熟。對於沒有個人、自我的人來說，哲學什麼也不是；對於真正有了自我的人來說，哲學可以是一切。

然而，改變了個人，不也就改變了社會嗎？社會無非是由一些個人組成的，任何個人的改變也不會不對社會留下痕迹。正如一位哲人說的，你要對社會有所貢獻，首先必須把你自己變得不再是個混蛋。否則的話，你越把自己奉獻出去，社會就越糟糕。

但對於哲學來說，這種「社會效益」畢竟只是它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它的出發點。這正如藝術一樣。藝術家如果時時關注的只是他的作品給人帶來什麼教育意義和啟發意義，他的作品就只能成為道德說教。哲學家當然也要考慮世界、社會、歷史等等問題；但他之所以要考慮這些，只是因為他在考慮自己的問題時發現，他自己的問題同時也就是別人的問題、全人類的問題。而如果從不想到自己的問題，其結果必然只是從個人一時一地的不自覺的情緒衝動出發來判斷一切，只是虛假地「超越個人」「胸懷世界」，實際上仍局限於淺薄的個人。

我的受苦和我的同情算什麼呢？然則我貪求幸福嗎？我貪求我的工作罷了！

——尼采：《查拉斯圖拉如是說》

一切均為虛妄。唯有工作是實在的，「我的工作」。要做自己願做的工作。這樣，工作得越多，就生活得越多。世界的支撐點全在於生命，而生命的支撐點，就是生命本身。我想。

《新批判主義》

鄧曉芒 / 著

高高國際 / 作家出版社

鄧曉芒

鄧曉芒，1948年生，湖南長沙人，中國著名哲學家、美學家和批評家，「新批判主義」奠基人，現為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德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鄧曉芒長期從事西方哲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和翻譯，是國內第一位從德文原文翻譯康德的學者，他的哲學著作及美學著作在當代學界和思想界有著極其廣泛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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