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亞狂想曲 》上映，該影片記錄了 Queen 樂隊和其主唱弗雷迪·莫庫裏的傳奇人生。在那場名爲“LIVE AID（拯救生命）”的大型搖滾樂演唱會上，除了 Queen、David Bowie、The Who，還有一支稍顯獨特的搖滾樂隊——U2。

今天我們回顧了政治與文化評論者張鐵志的隨筆《U2：政治搖滾先鋒隊》，文章原載於《單向街 002：先鋒已死？》。作爲“1980 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樂隊”，U2 關心搖滾產生的政治力量，關心饑荒、貧窮、戰爭等等社會議題，用音樂和表演去展現他們對世界的關懷。

U2：政治搖滾先鋒隊（節選）

——U2 如何用音樂介入時代

張鐵志

三十年來，U2 總是在思考他們所身處時代的大問題。

音樂史上，恐怕沒有人比 U2 更能展示搖滾如何產生政治力量：深刻信念、動人的音樂，戲劇化的舞臺效果，形成看起來最“真誠”而動人的表演。

在一場又一場演出中，他們在舞臺上向歌迷展現薩拉熱窩的戰火、非洲的貧窮、以及北愛爾蘭的暴力，用音樂打動他們，希望聽衆和他們一起改變這些時代的悲傷與不幸。

愛在烽火蔓延時

整整三十年前，四個聽着朋克音樂長大的都柏林男孩組成了 U2。如同許多神話，起初當然沒有人知道未來這幾個傢伙會改變世界，而且這個世界不只是音樂世界，也包括政治和社會的現實世界。

如果第一張專輯 Boy 還只是他們的初試啼聲，第二張專輯 《十月》就顯示出他們試圖對抗時代的氣魄。對於專輯名稱“十月”，波諾說 :“我們出生的 1960 年代，是一個物質豐裕的年代。但 1980 年代是一個更冷漠的時代，只有物質主義沒有理想主義，是秋天之後的寒冬。這讓我想到一句歌詞：在十月，所有樹木都脫去了樹葉。那一年，我二十二歲。世界上有多少人失去工作、陷入飢餓，而我們卻還在利用最好的科技建造更大的炸彈。”

U2 專輯《October》

然而，這張《十月》還不是列寧革命般的紅色十月。要到下一張專輯《戰爭》，他們開始成爲最深刻思考時代的樂隊，寫下可以列入萬神廟的抗議歌曲經典。

1980 年代初的世界，各地戰火紛飛，世界充滿不安。英國和阿根廷正結束福克蘭羣島戰爭；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巴比山地（Bobby Sands）在獄中絕食致死，以爭取北愛爾蘭獨立的尊嚴；中美洲的薩爾瓦多爆發內戰，從 1980 年到 1992 年共死了七萬多人。在美國，里根上臺，強烈的反共意識形態，以及積極發展軍備，使得冷戰態勢再度緊張。

而《戰爭》是一張如此熱切迴應時代的專輯。他們強勁的歌 曲節奏和強烈的姿態，展現出的不是溫柔地乞求和平，而彷彿是要進行一場追求和平的聖戰。

“人們對戰爭已經麻痹了。每天看着電視，越來越難區分事 實和虛構。所以我們試圖掌摑人們、喚醒大家。”因此，這張專輯的哲學是“激進和平主義”（militant pacifism），而這正是馬丁·路德·金博士的精神，波諾如此說。

U2 專輯《War》

專輯第一首歌就高舉反暴力的激進主義大旗：《血腥星期天》 （Sunday Bloody Sunday）。這首歌有着讓人亢奮的戰歌節奏，但這不是如滾石樂隊的“Street Fighting Man”的鼓吹革命之歌，而是一首徹底的反恐怖主義之歌。

歌曲最早是由 The Edge 起頭，當時他剛跟女友吵完架，因而想把他所有的憤怒放進歌中。他寫下這麼一句歌詞：“不要跟我講 IRA，UDA 的權利。”

歌曲確實是關於北愛爾蘭情勢，具體來說是 1972 年 1 月 30 日在北愛，英軍開槍殺死了 56 個（也有說 27 個）和平遊行的平民。史稱“血腥星期天”。歌曲開頭第一句就是 :

我不相信今天的新聞 / 我不能閉上眼睛假裝這一切不存在 / 到底，這首歌我們還要唱多久......

但這首歌並不只是譴責英國政府，而是要譴責所有在北愛土地上無止境的恐怖暴力。第一次在北愛的貝爾福斯特演出這首歌時，他們對觀衆說，你們如果不喜歡這首歌，我們將從此不再演唱它。結果這首歌成爲他們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且有着幾場歷史性的演出。例如 1984 年，U2 在美國丹佛的現場演出（被拍成紀錄片《在紅色血腥天空之下》）中，波諾在演唱時高舉着白旗。這個鏡頭被《滾石》雜誌選爲五十個改變搖滾史的時刻，因爲其奠定了 U2 作爲一支政治搖滾先鋒隊的形象。

紀錄片《U2: Under a Blood Red Sky》的劇照

而在 1987 年的美國丹佛，不久前北愛剛發生一個由 IRA 組織的恐怖爆炸，死傷多人，波諾在演唱會上憤怒地說：“我告訴你，我厭倦了那些二三十年來沒回過愛爾蘭的愛裔美國人跑來跟我說所謂‘革命’的光榮，和爲革命而死的光榮。去你媽的革命。把一個人從牀上拖起來，在他老婆和小孩面前斃了他，這有什麼好光榮的？在老兵紀念日放炸彈炸死這些退伍老兵有什麼好光榮的？我們不要再看見這種事情了。不要（No More）！不要！”

然後，2001 年的愛爾蘭演唱會——三年前在北愛又發生一起嚴重爆炸，死了 29 人、數千人受傷。他在唱到“不要”後，帶着全場觀衆喊：

不要軍隊、不要炸彈、不要IRA、我們不要再回到那裏......擦乾你的眼淚......我們已經受夠了 / 戰爭還沒開始 / 我們已經死了這麼多人 / 告訴我到底是誰贏了......

最後，他用盡力氣念起了 29 個死難者的姓名。

這是 U2 最撼人的舞臺演出。

第二首歌 Seconds 則是描述一觸即發的核武器危機。歌中故事是在紐約時代廣場的一個小公寓裏，有一個人正在組裝核炸彈。

專輯第三首歌后來也成爲經典的政治歌曲：《新年》（New Year's Day）。這是爲了波蘭團結工聯（Solidarity）而寫的。團結工聯是 1980 年成立的自主工會，他們反對當時波蘭共產黨的統治，爭取工人權利，領導人是瓦文薩（Lech Wa?e?sa）。1981 年，波蘭政府實施戒嚴令鎮壓團結工聯。

波諾寫這首歌時，心中的畫面是在大雪紛飛的新年，瓦文薩堅定地站着，揮舞着雙拳，領導着罷工。

1983 年，波蘭宣佈廢除戒嚴令，當時這首歌剛剛錄完。

《新年》其實是一首情歌。在新年這一天，一切被白雪覆蓋。縱然世界在喧囂中動盪不安，但“我只想要日日夜夜跟你在一起”。是的，雖然這是關於政治對抗，但更是一場關於“愛的鬥爭”。這也正是整張專輯的精神：在漫天的戰火與暴力之中，我們還是要堅信愛。

U2 專輯《The Unforgettable Fire》

在下一張專輯《不能遺忘的火焰》（The Unforgettable Fire）中，他們更明白唱出“以愛之名”（Pride（In the Name of Love））。這是獻給馬丁·路德·金博士的歌曲：

四月四日的清晨

一聲槍響在曼菲斯的天空中響起

你終於自由了，因爲他們奪走了你的生命

但是，他們奪不走你的驕傲

那是 1968 年。經過了十數年的黑人民權運動，聯邦政府也通過了民權法案，但是美國種族問題仍然無法改善。1967 年夏天，許多都市貧民區發生大暴動，黑人民權運動也有走向暴力化的傾向。1968 年 4 月，子彈無情地奪去了金博士——這個一生主張 非暴力革命的勇者的生命。專輯的最後一首歌更直接以金的名字爲歌名：MLK。

這張《不能遺忘的火焰》也標誌着 U2 開始把焦點轉向美國（專輯中有另一首歌以貓王作爲歌名），不論是如金博士等人所象徵的理想，或是美國的猙獰現實。

兩個美國與第三世界

1984 年，U2 參加爲衣索比亞難民募款的行動，和其他英國音樂人在那年聖誕節前夕發行一首合唱單曲《他們知道聖誕節來了嗎》（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1985 年 7 月，在倫敦和費城舉辦了衆多重要歌手參與的超大型演唱會：Live Aid，全球數億人同步收看。

1985 年，美國滾石雜誌稱 U2 是“1980 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樂隊”。

有人認爲這個說法過於誇張，因爲當時他們的影響力還沒這麼大。但一年後，沒有人再懷疑這件事。新專輯《喬舒亞樹》（Joshua Trees），將真正把他們帶到超級樂隊的地位。

U2 專輯《Joshua Trees》

《喬舒亞樹》錄到一半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簡稱 AI）美國分會邀請 U2 辦巡迴演唱會，來推廣人權意識。U2 邀集了史汀、路瑞得（Lou Reed）、彼得蓋布瑞（Peter Gabriel）等人，組織了“希望的共謀”（The Conspiracy of Hope）演唱會，在美國幾大城市巡迴演出。

他們不僅成功地幫 AI 招募到幾萬會員，也透過羣衆壓力成功拯救了不少政治犯，如奈及利亞的異議歌手 Fela Kuti。

貝斯手亞當說：“國際特赦組織的巡迴演唱會證明我們寫歌去描述里根時代的荒蕪與貪婪是對的。”

Live Aid 之後，出現了許多搖滾巨星參與的社會議題演唱會。例如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曼德拉生日演唱會，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組織也邀請音樂人巡迴演唱。這個音樂最商業、最沒有憤怒，MTV 頻道讓形象取代實質的 1980 年代，竟然成爲搖滾樂的“良心時代”。以至於波諾說：“現在在樂迷中有一種心態，即他們相信可以改變世界，而我們的歌迷就是前鋒。不論是 Live Aid、反種族隔離運動，或是國際特赦組織的活動，音樂被視爲一種凝聚的力量，一種製造新政治力量的黏膠。”

在國際特赦組織的巡迴演唱會之後，波諾和妻子前往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兩個國家 。

當時薩爾瓦多是美國支持的右翼政權執政，即使這些政權侵犯人權，但是隻要他們不支持共產主義，美國就會支持。在尼加拉瓜，則是美國支持反革命分子要推翻左翼桑定政權。1980 年代，尤其是里根的極端反共保守主義時代，他用盡方法不讓左翼勢力滲入中南美洲。里根資助尼加拉瓜游擊隊去推翻桑定政權之事，後來成爲一樁巨大丑聞。

U2 在 Live Aid

在尼加拉瓜，波諾看到農民在不安戰火下生存的痛苦——這個內戰是和美國的介入緊密相關的。在拜訪農民時，子彈甚至從他頭上飛過。

當他們在薩爾瓦多時，他們看到路旁有一具屍體。在那裏，反對派人士會突然消失。智利也是一樣。而恐怖背後都是同樣的力量在支撐：美國。波諾知道：“在智利，一個民主選舉選出的總統被CIA支持的政變推翻，然後推上了一個殺人機器：皮諾契將軍。”

波諾感到巨大的憤怒。但那也是他們對美國產生迷戀的時刻。他們在巡迴演唱會中，大量閱讀美國小說如諾曼·梅勒，杜魯門·卡波特，雷蒙·卡佛，James Baldwin，Charles Bukowski，Sam Shepard。波諾愛上美國地景的強烈影像感，愛上美國文學和音樂，並且感受到美國土地的廣闊。

波括說：“美國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地方。你必須跟它搏鬥。”他們看到兩個美國。一個是里根主義的、是充滿槍支的，是三 K 黨的美國，是自大、自以爲正義的國家，是有着殘忍腐敗外交政策的帝國，尤其，1980 年代是一個貪婪的時代、華爾街的時代，每個人都在追求勝利，沒時間在乎輸家。這是現實的美國。但是 他們又迷戀另一個美國：一個開放空間的，高舉自由之夢的，一個金恩博士所愛的國度。這是迷思的美國。

所以原本新專輯要叫《兩個美國》。但波諾想把這個時代描寫爲精神乾枯的時代，所以他腦中出現沙漠的意象。於是有了專輯名稱“喬舒亞樹”，和專輯封面：沙漠中的喬舒亞樹。

《喬舒亞樹》在全球賣出兩千五百萬張，叫好又叫座，讓他們自此成爲搖滾天團。其中有幾首非常政治的歌曲，這些歌就來自波諾不久前的中美洲旅行經驗。

例如《失蹤者的母親》（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不論是在智利、阿根廷或是薩爾瓦多，軍事獨裁政權會以謀殺或綁架，讓異議者“人間蒸發”。1977 年在阿根廷首都，一羣自稱“五月廣場母親”的女性，在五月廣場抗議，要求政府歸還她們的兒子——阿根廷民主化之後，政府公佈約有一萬一千人被威權政府綁架。

波諾說，這首歌是爲這些拿着失蹤兒女的照片的美麗女人們而寫。

另一首更憤怒的歌《子彈與藍色天空（Bullet The Blue Sky）》，是來自他在薩爾瓦多感受到的恐懼。波諾走到一個農村，突然發生爆炸，他不知道該往哪裏逃。他看見機關槍，聽到戰鬥機從頭上呼嘯而過，但一個農夫跟他說，別擔心，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波諾反省說，“這個農夫每天都要經歷這樣的生活，而我在這裏的幾周，想的都是我們歌曲是否會上排行榜第一名。”

於是，他跟吉他手 Edge 描述在中美洲所目睹的景象，然後問 Edge：“你可以把聲音儘量放大嗎？”Edge 說：“要多大？”波諾說：“要讓人們感覺起來像看到地獄，讓人感覺到當地火焰燃燒的意象。是誰在轟炸這些村莊？是誰在摧毀我們的生活？對這些農民來說，是美國。”

Edge 成功了。這首歌聽起來像是戰鬥機從天上丟下炸彈，火焰四處燃燒。而歌詞如此寫道：

我從薩爾瓦多的山丘上摔落下來

天空被撕裂

大雨傾瀉在裂開的傷口上

攻擊婦女和小孩

攻擊婦女和小孩

來吧來吧

來到美國的臂彎

另一首歌 Red Hill Mining Town 是關於工業衰敗城市的哀歌。歌名來自一本紀錄 1984-1985 年英國礦工大罷工的同名書；這場大罷工對英國音樂的政治化非常重要，許多音樂人如 Billy Bragg，Paul Weller 等人都積極聲援罷工。

One Tree Hill 則提到了智利的傳奇左翼民謠歌手 Victor Jara——他在皮諾契將軍上臺後被刑囚然後處死。在這首歌中，波諾透過 Jara 來表達他自己一貫的音樂哲學：“Jara 把他的歌曲當作武器，手中緊握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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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系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