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史宴

作者：嶽麓韶陽

廣州，別稱番禺、楚庭、羊城、穗城。廣州地處華南，南臨南海，北迴歸線與珠江穿城而過，氣候溫暖溼潤，四季繁花似錦，故又有“花城”之稱。

廣州，是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之都，國家首批歷史文化名城。自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囂建城以來，歷盡2200餘年歲月滄桑，在不斷髮展壯大的同時，也積澱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廣州，也是世界級的港口城市與貿易之都，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重鎮之一。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濱臨南海，水網密佈，島嶼星羅，出海水道衆多，有着得天獨厚的條件。千百年來，這裏來往的船舶商賈絡繹不絕，商埠雲集，貿易興隆，僑民衆多，商業氣息極爲濃厚。

被燈光包裹成金色的“小蠻腰”廣州塔與珠江新城璀璨燈火交相輝映。新華社記者劉大偉攝

廣州，也是聞名遐邇的美食之都。廣府美饌食材新鮮，烹飪考究，有“食在廣州”的美譽。

在古代，廣州的轄境一度囊括了以南海郡爲中心的大半個嶺南地區。秦漢時期稱南海郡，三國時期東吳大帝孫權分治交、廣，廣州之名首現。隋代爲避楊廣諱，一度改稱番州，五代南漢以廣州爲都城，改稱興王府。自宋代以後，廣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上古：文明曙光與五羊傳說

上古至先秦時期，廣州及珠江流域地區的開發相對遲緩，經濟、文化均落後於黃河、長江流域。

舊石器時代，廣州的土地上幾乎沒有留下什麼人類活動的痕跡。僅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考古人員在番禺鍾村獲得了部分人工打製的舊石器。但這並不能成爲廣州地區在舊石器時代有人類居住的有力證據。而在廣州周邊的粵北韶關及粵西兩廣交界處的肇慶市封開縣，考古人員卻發現了迄今爲止廣東地區最早的人類：“馬壩人”與“峒中巖人”。

大學生在觀看馬壩人頭蓋骨化石。新華社記者楊青攝

廣州地區的文明曙光，出現於距今約6000年前，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區）的西樵山採石場。

從六七千年前開始，這裏製造石器的打擊、摩擦聲與飛濺的碎屑，一直縈繞了數千年之久。在珠三角周邊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還先後發現了二百餘處先秦時代的遺蹟。考古人員在西樵山採石場陸續採集與發掘了以雙肩石斧爲代表的石器製品5萬件以上，“西樵山文化”則成爲了這一時期珠三角地帶古文化遺存的代名詞。

西樵山石器加工場是當時整個珠三角地帶的石製品供應中心。該遺址類型的雙肩石器，廣泛分佈於珠三角各地，甚至在雲貴高原、太平洋及東南亞一帶，如馬來、印度、孟加拉等地亦有發現，其分佈範圍與華南地區的雙肩石器幾乎連成一片。有學者認爲，它們的出現與中國大陸文化的影響不無關聯。

新石器時代的嶺南先民，已經藉助獨木舟、竹筏等簡易的航海工具，開始了對海洋的探索與對周邊陸地海岸線鄰邦、海域島嶼的交流。遠古時期極有可能長期存在着以西樵山爲中心，規模與輻射範圍都較爲可觀的物品交換，這是人類早期的貿易活動。而商業貿易正是長久以來廣州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助推器。

當人類文明逐步發展，國家應運而生。夏商之後，中原迎來了家天下的西周時代，經濟文化繁榮昌盛，出現了一個新的頂峯。然而傳說中此時的廣州地區，卻災害連年，田地荒蕪，糧食短缺，民衆飢寒交迫，餓殍遍野。

忽一日，南海上空傳來悠揚的天籟，祥光藹藹，瑞氣紛紛，五位仙人騎着五色仙羊，駕着五彩祥雲降臨楚庭。而這五頭仙羊的口內，都銜着一莖六出的優質稻穗。仙人贈稻與廣州，祝願當地永保豐收。之後，仙人飛昇而去，五頭仙羊則化爲石雕，留在了山坡之上。從此，廣州成爲嶺南最爲富饒的沃土，也因此有了“五羊城”“羊城”“穗城”的別稱。

關於五羊降臨的年代，有多種說法並存。其中周代說流傳最廣：一說在周夷王八年（前887年）；一說在南海人高固爲楚威王相時，即戰國周顯王時期。還有一種說法晚至晉代——相傳晉代，吳修任廣州刺史時，有五仙人騎五色仙羊，駝載五穀降臨州府廳堂。吳修遂繪五仙形象於廳堂之上以示祥瑞與紀念，並將廣州稱爲“五仙城”。

廣州人在五仙降臨之地修築五仙觀，殿內立有五仙與五羊塑像。據《廣州通志》所載，五仙觀觀址曾經歷多次遷建，直至明洪武十年（1377年），布政使趙嗣堅於五仙觀始建地附近的惠福西路坡山（現越秀區博物館所在地）再建五仙觀，觀址延續至今。五仙觀東側有一巨大的紅砂岩腳印狀凹穴，人稱“仙人拇跡”。明末清初番禺著名詩人、學者屈大均載：

穗石洞有一巨石，廣可四、五丈，上有拇跡，跡中碧水泓然，雖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異也。

五仙觀在明清兩代，先後被冠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之名，並列入羊城八景。

五仙古觀內的嶺南第一樓，該觀於明洪武十年建成，是一座祭祀五仙的穀神廟。新華社記者陳樹根攝

“五羊銜谷，萃於楚庭”的傳說，反映了古代廣州地區先民對安定、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上古先民的“廣州夢”。千百年後，他們的子孫後代將這美麗的憧憬變成了現實。

秦漢：南越割據與中原統一

嶺南，即五嶺之南。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五座峻嶺橫亙於湘贛與兩廣之間，是進入嶺南地區必須逾越的天險，也是古代兵家必爭的軍事要衝。嶺南割據政權想要據險自守，中原王朝想要統一嶺表，五嶺及其各處關隘必定是雙方爭奪的焦點。

從上古到先秦時期，嶺南地區相對閉塞，自然環境較爲惡劣，被稱爲“瘴癘之鄉”。秦漢時期稱福建及兩廣等地區爲“百越”之地，其中福建爲閩越、嶺南爲南越。而南越族羣內部又分爲不同的部落，如廣西一帶的“西甌”、越南一帶的“駱越”等。

據學者研究，南越族羣大致形成於西周至春秋之間，當時他們的文明多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形態，僅有部分地區開始過渡到酋邦。

南越先民有着獨特的風俗，他們剪髮紋身、善舟習水、食蛇蛤蚌、迷信雞卜，《淮南子·原道訓》載：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絝，以便涉遊；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包括嶺南在內的百越之地真正被劃入中國版圖始於秦代。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尉屠睢率領大軍，兵分五路，圍攻嶺南：

（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幹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甌）君譯籲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謫戍以備之。

——《淮南子·人間訓》

這五路大軍分五個方向，或扼守險要，或進軍嶺南。西邊兩路，一路塞鐔城之嶺（今廣西北部，五嶺之一的越城嶺）；一路守九疑之塞（今湖南寧遠縣南部九嶷山）。東邊兩路，一路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康縣南部）；另一路結餘幹之水（餘幹之水是指從鄱陽湖流出的餘幹水系，是連接閩越與江淮的水路要道，此一路旨在控制、攻佔閩越）。有此東、西四路大軍扼守各處險要，屠睢率領中路大軍長驅直入，兵進番禺。

戰爭伊始，南越諸部各由“君長”統領，互不統屬，一盤散沙，裝備精良的秦軍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此後因秦軍主帥屠睢殺死西甌部族首領譯籲宋，引爆了秦軍與越人之間的矛盾，民心未附的越人逃入深谷密林，依託主場地利及自身技能優勢，晝伏夜出，向秦軍發起了“叢林遊擊戰”。後發制人的南越人大破秦軍，秦軍主帥屠睢也在西甌人的夜襲中“仆街”，秦統一嶺南之戰遭受重挫。

同時因外圍四路大軍扼守要道造成交通不便，使得秦軍的後勤補給也出現困難。屠睢的中路大軍孤軍深入又羣龍無首，陷入絕境。秦軍不得不作出戰略調整，轉攻爲守，戰爭由此進入對峙階段。

爲解決後勤供給問題，公元前217年，秦朝命史祿“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靈渠。它溝通了長江、珠江兩大水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的運河之一，與此前建成的都江堰、鄭國渠並稱爲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靈渠水道以及水道上建設的灌溉堰壩。新華社記者陸波岸攝

靈渠鑿成後，始皇帝於三十三年（前214年），派遣任囂代屠睢之職，率領趙佗等樓船之士再次南攻百越。

捲土重來的秦軍兵糧足備，他們採取了移民駐留、同化的戰略，“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強迫他們跟隨秦軍南下，每佔領一地便讓部分移民留駐於此，穩定秦軍後方的同時，也可作爲後備部隊。同時，任囂與趙佗等人吸取了屠睢失敗的教訓，採取了比較懷柔的政策，對越人善加優撫。

這些策略成效顯著，戰局很快發生扭轉，在歷經四年的兵戈之後，嶺南首次成爲中原政權的正式領土。“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秦吞嶺南後，在此設有三郡，賈誼《過秦論》中未曾提及的正是以番禺爲中心的南海郡，這是廣州地區成爲地方首府的開端。

平定嶺南後，任囂任南海郡尉。在此期間，他主持修築了廣州地區有史以來的第一座城池——番禺城，世稱“任囂城”。

番禺城得名於南海郡治番禺縣，亦作“賁禺”“蕃禺”“鄱禺”等。一說因境內有番山、禺山而得名，後有學者提出“番禺”之初始本義爲“嶺外蕃邦蠻夷之地”。

任囂主持修築的番禺城規模不大，大致位於今倉邊路以西一帶，靠近甘溪水道。這裏位於廣州臺地，地勢平坦且高於四周平原地帶，北靠越秀山，南臨珠江水道，是理想的建城地址，後世的廣州城都是在任囂城的基礎上逐步擴建而成。

其實在任囂築番禺城之前，廣州城池的誕生尚有兩種說法：一爲楚庭說，一爲南武城說。

《讀史方輿紀要》引唐《通例》載：楚庭建於周夷王八年，距今2800多年前的西周時期；而清代學者屈大均《廣東新語》則說楚庭始建於春秋周惠王時期，今廣州越秀山上仍有清人所立“古之楚庭”牌坊。南武城據傳建於戰國時期，據《方輿紀要》引舊《圖經》載，爲越人公師隅主持修建，《吳越春秋》則說是吳王闔閭子孫避難到此所建。

嶺南初定後，因南海郡天高皇帝遠，秦皇爲鞏固統治，賦予了南海郡尉軍事、政治、財務等方面高度的自主權，時稱“東南一尉”，這也爲後來南越王趙佗的割據建國埋下了伏筆。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中原動亂，秦王朝搖搖欲墜。病重彌留之際的任囂將時任龍川令的心腹趙佗召回番禺城，託付後事。他囑咐趙佗依託番禺城及嶺南的有利地形，闔門自守，割據一方，靜觀天下之變。

趙佗是常山真定人，與後世的三國名將趙雲同宗。他接任南海尉後，依照任囂的囑託，興兵斷絕了進入嶺南的各處要路，又在北部邊境陸續構築了一套壁壘森嚴的軍事防線，實現了“劃嶺而治”的目標。接着，趙佗清洗秦朝舊吏並出兵擊並了桂林、象郡，將嶺南三郡盡數收入囊中。

一切準備就緒後，趙佗於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國，自號“南越武帝”，定都番禺，這是廣州第一次升級成爲割據政權的國都。趙佗在任囂城的基礎上，將城郭進一步擴建，形成了“週迴十里”的都城。此次擴建奠定了廣州歷經2000餘年不衰且城區中心位置基本不變的基礎。

爲鞏固在嶺南地區的統治，趙佗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最爲重要的一條就是“和輯百越”。趙佗在充分尊重南越族風俗的基礎上，適當地革除一些恃勇好戰的習俗，並帶頭讓漢族移民與南越族土著通婚。

同時，趙佗團結越人上層，爭取他們的支持，他任命“越人之雄”呂嘉爲丞相，並且讓部分越人自治，封他們的首領爲王，其中就包括被屠睢殺死的譯籲宋的後代，趙佗封他爲“西於（通‘甌’）王”並領交趾郡。

這些舉措爲日後南越國在嶺南近一個世紀的統治打下了堅實基礎；但任呂嘉爲相的舉措，卻也爲日後的內亂埋下了種子。

劉邦建立漢朝之後，一開始並不願承認趙佗和他的南越國，而是將桂林、南海、象郡封給長沙王吳芮，以此來制衡長沙、南越兩國的關係。

但此時北方匈奴未滅，諸侯王也十分強大，隨着趙佗治下的南越國蒸蒸日上，劉邦意識到，只能對南越國採取比較懷柔的政策。當然，趙佗心裏也明白，作爲割據勢力，也需要與北方的漢王朝建立友好關係和貿易往來，換取生產、建設、發展所必須的商品和物資。

公元前196年，劉邦遣陸賈出使南越國。趙佗對待中央使臣的態度前倨後恭，從一開始的避而不見，到初見時的傲慢無禮；但在能言善辯的陸賈爲他陳說利害之後，趙佗被陸賈的“威儀文采”折服，話匣子也打開了。

雙方就中央冊封等問題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晤並達成了共識，趙佗接受了劉邦的冊封，承諾“愚奉眀詔，長爲藩臣”。談話結束後，趙佗留陸賈宴飲數月，又贈金寶爲他送行。

陸賈出使南越國打通了漢越的雙邊關係，此後數十年間，漢越兩國的邊境貿易往來不絕。中途的危機出現在呂后執政時期。

因呂后“別異蠻夷”，禁止商人向南越國輸送鐵器、牛馬等物資，導致雙方劍拔弩張，相互攻伐，關係一度陷入僵局。憤怒的趙佗再次公開稱帝，與漢朝分庭抗禮。

漢文帝即位後，又重新派趙佗的老朋友陸賈再次結好南越。文帝詔書態度懇切，打動了趙佗，趙佗當即表示願意向文帝稱臣納貢，在國內宣佈“去帝制黃屋左纛”，併發誓再不稱帝。

趙佗雖然作出了承諾，但事實上趙氏在南越國內部還是以皇帝自稱。廣州的南越王墓博物館中，還陳列着第二代南越王趙眜（史料中多作趙胡）的金璽，上鐫“文帝行璽”字樣。

南越國宮署遺址內發現的大型南漢宮殿遺址。新華社記者盧漢欣攝

趙眜是趙佗的孫子，因爲趙佗太長壽了——據說活了103歲——兒子也被他熬死了，所以孫子成了第二代繼承人。趙眜還效仿漢代帝王的喪葬風格，爲自己定製了一套絲縷玉衣，出土後與文帝金璽一同陳列在南越王墓博物館中。

一代雄主趙佗去世之後，南越國江河日下。第三代南越王趙嬰齊荒淫無道，於公元前113年病逝，諡號“明王”。太子趙興繼位，其生母樛氏便成了太后。

樛氏是趙嬰齊當年入質長安時娶的漢女，趙嬰齊在位時被立爲王后。這位樛太后是史書及文學作品中典型的“紅顏禍水”，已是徐娘半老的她與漢武帝派來的使者安國少季發生了姦情。

此時的丞相呂嘉，掌控朝政大權已歷三世，國內威望極高，心腹遍及內廷，他還曾勸趙嬰齊立越女所生的長子趙建德爲太子。正因如此，樛太后對呂嘉頗爲忌憚。她一方面意圖削弱呂嘉的相權，另一方面又怕自己和兒子鎮不住場子而導致國內動亂，於是力勸趙興向漢武帝請求內屬：“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呂嘉屢次諫阻但趙興不納，於是呂嘉自此稱病不朝。

樛太后恐呂嘉密謀作亂，於是擺下鴻門宴，欲借漢使之力除掉呂嘉。但安國少季等人在關鍵時刻畏縮不前，讓呂嘉逃出生天。

丞相與太后勢同水火，動亂一觸即發，得到消息的漢武帝，認爲趙興與樛太后已經歸順，區區呂嘉不過癬疥之患，遂於公元前112年命韓千秋與樛太后之弟樛樂率2000兵馬討伐呂嘉。

然而漢武帝卻低估了呂嘉的能量，孤注一擲的呂嘉與控制內廷守衛的弟弟裏應外合，殺死了趙興與樛太后，立趙建德爲王；又以誘敵深入、甕中捉鱉之計，全殲了韓千秋、樛樂率領的討伐部隊。自此，呂嘉依仗自身權勢與五嶺之險，公然與漢武帝的中央政府展開對峙。

以漢武帝的性格，當然不會容忍呂嘉獨立。經過了周密的策劃與準備，同年秋，漢武帝下詔徵討南越。

這次徵討的規模，與秦始皇統一嶺南時十分相似，也是五路大軍，水陸並進。經過爲期一年的慘烈戰鬥，樓船將軍楊僕率軍攻破了番禺石門，破城前楊僕放火燒城，以致雄峙嶺南百年的番禺城一度遭到譭棄。棄城逃亡的呂嘉與末代南越王趙建德也很快被擒獲，歷經5世享國93年的南越國宣告滅亡。

這是嶺南地區再次迴歸中原王朝，此後約300年間，嶺南地區基本沒有出現新的割據政權。

秦漢時期的嶺南，經歷了統一——割據——再統一的歷程。中原王朝的統一與北方漢地移民的遷入，帶來了先進的文字、貨幣、勞動工具及其他制度。

先秦時代的南越人沒有自己的文字，貨幣也是最原始的貝類，秦統一嶺南後，“半兩”錢等銅幣開始在嶺南地區流通，漢字、鐵器也逐漸開始普及，趙佗時期的出土竹簡，已有籍簿與法律文書。

從漢代起，學術人文開始發展，西漢末年，廣信經學家陳敏曾向王莽講授《左氏春秋》，其子陳敏更是成爲首位見傳於史書的粵籍學者；東漢前期，番禺誕生了著名學者楊孚，他所撰寫的《異物志》是我國第一部區域物產志、地理志。

可以說，秦漢時期是廣州地區有史以來第一次飛躍式的發展，廣州自此開始逐步成長爲南國都會。

六朝：交廣分治與衣冠南渡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建安八年（203年），擔任交趾太守的學閥士燮，上表朝廷請立交趾爲交州。士燮寬仁下士，廣納南下避難的名士；他與家族兄弟統領交州，威信素著，不在當年趙佗之下，至今仍被越南人尊爲“士王”。

士燮既是雄踞一州的長官，也是學問優博的大家，爲嶺南地區的學術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建安十五年（210年），孫權委任布騭爲交州刺史，進軍嶺南。步騭斬殺蒼梧太守吳巨及其舊部，士燮帶領衆兄弟歸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布騭在南海“睹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並感慨道：“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邑。”於是布騭將交州治所由廣信遷到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

東吳黃武五年（226年），孫權分交州爲交、廣兩州，以南海、蒼梧、桂林、合浦四郡置廣州，以呂岱爲刺史；交州仍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戴良爲刺史，士燮之子士徽則領九真太守。

孫權此舉顯然是爲了削弱士氏在嶺南的勢力與影響，這引起了士徽的強烈不滿，士徽遂與兄弟六人興兵起事，抗拒戴良。然而老辣的呂岱早有防範，他一邊上表請求討伐不臣，另一邊派兵渡海前往交趾，最終，士徽兄弟與他們的部下全部被呂岱翦滅。

士氏既除，東吳撤廣州，將其重新併入交州，仍以呂岱爲刺史。直至永安七年（267年），東吳復分置廣州，下轄南海、蒼梧、鬱林、高涼（今廣東恩平市）四郡，交、廣分治從此成爲定局。

步騭重建番禺城與東吳分治交、廣也是廣州歷史的一個里程碑。番禺城的重建，讓毀於戰火的秦漢城池重生；而交、廣分治則令“廣州”之名初現，並一直延續至今。

重生的廣州在東晉和南朝時期開始煥發新生，自東晉“衣冠南渡”後，漢人的南遷使得南方地區的人口有所增長，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廣州及其所在的嶺南地區也駛入了這樣的歷史潮流之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人口的增長與郡縣的增設。東漢末年、西晉末年以及東晉時期，是北方人集中南遷嶺南地區的三個大潮，移民隊伍中的大咖包括東漢末年的名士許靖、名儒袁徽，西晉時期道教丹鼎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葛洪，任廣州刺史的長沙豪族王機及其門客、桓玄的部衆以及北燕皇室後裔馮業等。人口的增長帶來了郡縣的增設，東晉一代，廣州地區便增設了7郡51縣。

二是商業與外貿的興旺發達。從漢代開始，廣州已經成爲了南國的一大都會，六朝時期的移民南下帶動了嶺南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廣州商業持續繁榮，廣州經濟區也在這一時期初步形成。當時嶺南地區稱農村中特定範圍的商品交易市場爲“墟”或“虛”。墟市中“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瑰寶溢目”，吸引無數商人熙來攘往。

東吳之前，船舶沿陸地海岸線行駛較多，粵西徐聞、廣西合浦的海貿地位較爲佔優。東吳之後，航海及船舶技術的發展增進了六朝與南海周邊及西域諸國的往來，廣州的海貿地位迅速提升，外貿日臻繁盛。

史載劉宋時期廣州“船舶繼路，商使交屬”，“四海流通，萬國交匯”；蕭樑時期“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隨着外貿的發達，來自西域各國的銀質外幣也流入了廣州地區，最晚自晉代起，金銀已作爲貨幣進入了流通領域，從而在廣州形成了一個銀、錢並用的特殊通貨區。

與此同時，廣州的軍事地位仍舊重要。西晉時，晉武帝司馬炎以滕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東晉時期的廣州刺史例兼平越中郎將，都督廣、交諸軍事，位尊權重。此後南朝歷代的廣州封疆大吏基本都沿襲前制，總攬地方大權，以致有後來的蕭勃、歐陽紇之亂。

東晉後期，盧循攻克番禺，執廣州刺史吳隱之（就是王勃《滕王閣序》中“酌貪泉而覺爽”的那位）。此後盧循佔據廣州長達6年之久，並以此爲據點北伐，意圖奪取政權。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廣州在全國的影響和政治地位。

陳武帝陳霸先曾任交州司馬，在包括廣州、韶關等地的嶺南一帶轉戰平叛多年，並藉此起家最終登上皇帝寶座。

隋唐：國際都會與海商之殤

南北朝之後隋唐時期的廣州，在沿着前朝的腳步繼續前進的同時，重歸統一後新帝國的新制度又帶來了全新的氣象。

隋唐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盡顯大國風範。鼎盛時期的隋唐王朝均奉行對外開放政策，鼓勵中外通商，對外貿易盛況空前，達到古代頂峯。唐代中期的怛羅斯戰役與安史之亂，導致了漢代以來連接東西方的陸上絲綢之路被切斷，廣州在中外交流方面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唐代正值阿拉伯帝國在西方崛起，廣州正是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以及“阿拉伯與中國貨物的集散地”。唐代詩人盛讚廣州：“戍頭龍腦鋪，關口象牙堆”“常聞島夷俗，犀象滿城邑”；美國著名漢學家謝弗(E. H. Schafer)稱：

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國人聚居的所有鄉鎮，沒有一處比廣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榮的地方，阿拉伯人將廣州稱爲‘Khanfu’，印度人則將廣州稱爲‘China’。

來往的異國商賈僑民爲廣州帶來了多元化的文化，各個國家地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聚集於此，廣州成爲中外文化傳播與宗教交流的一架橋樑。據研究，廣州的外國僑民聚居區“蕃坊”很可能就出現於這一時期。

外貿的興盛，也催生了新的管理體制——市舶制。

唐代創設市舶使，以“市舶使院”爲辦事機構，一方面總管各路邦交貿易，一方面制定規章徵收商業稅款，爲中央財政開源。因與唐王朝有交往的國家地區甚多，故市舶使雖設立於廣州，卻是一個職能範圍遠超區域體系的全國性涉外使職，它也是中國現代海關的前身之一。廣州也由此成爲全國的對外貿易中心，地位僅次於東、西二都。

軍事方面，廣州依然延續了六朝時的重要地位。唐開元年間，設嶺南五府經略使，以廣州刺史充任，至德二載（757年）改稱嶺南節度使。

鹹通三年（862年）五月，唐朝爲改變嶺南西部“委人太輕，軍威不振”的局面，升邕管經略使爲嶺南西道節度使，治邕州（今廣西南寧）；改嶺南節度使爲嶺南東道節度使（後改清海軍節度使），仍治廣州，下轄廣東、海南二省及湖南南端一部，兩廣分治自此開始並延續至今。

唐末局勢動盪，廣州也受到波及。乾符六年（879年），黃巢攻陷廣州，“欲據南海之地，永爲巢穴，坐邀朝命”。黃巢佔據廣州後，清洗官僚、鎮壓富商，對外來的客商與宗教徒也施行了屠殺，導致外貿往來一度陷入停滯，廣州的社會經濟遭受了極爲嚴重的破壞。

黃巢最終因水土不服而離開了嶺南，日薄西山唐王朝也在數十年後分崩離析，天下又進入了持續半個世紀的分裂狀態，廣州也將迎來她的第二次國都生涯。

五代：珍奇之都與閹人帝國

後梁貞明三年（917年），承襲父兄基業的南海王劉龑在番禺稱帝，改元乾亨，國號大越，都城番禺改稱興王府。次年，劉龑改國號爲漢，史稱南漢。

劉龑的父親劉知謙（一名劉謙）曾任封州刺史、賀水鎮遏使，其先輩是遷居嶺南的移民。唐末嶺南“羣盜蟻結”，劉知謙擊賊討逆，保境安民，深得人心。

劉知謙早年曾受京兆望族之後韋宙的賞識，將侄女嫁與他爲妻，生長子劉隱。劉知謙病故後，其部下擁立劉隱爲將。

劉隱是南漢的實際奠基人，後來被追尊爲南漢烈祖，他頗有政治頭腦和戰略眼光，學習父輩作風，繼續網羅人才、平叛討逆、樹立威望、鞏固權勢，最終成長爲與淮南楊行密、吳越錢鏐、湖南馬殷、四川王建等並列的南方強藩。

乾化元年（911年）三月，剛剛進位南海王不久、年僅38歲的劉隱病逝。劉隱同父異母的幼弟劉巖代兄之位，並在此後經過一系列的軍事行動，擊並了除桂管、安南之外的嶺南大部，最終登基稱帝。

劉巖有個特殊的癖好——改名，他的履歷上寫滿了曾用名：劉陟、劉龔、劉紵，直到最後的劉龑——取自《周易》，意爲“飛龍在天”。

這位開國皇帝，一開始還是比較勵精圖治的，他開科取士，選賢任能，結好鄰邦，守土安民，國家一度出現了“府庫充實，政事清明，邊烽無警”的繁榮景象。

然而好景不長，隨着時間的推移，劉龑發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並不是做一個賢君，而是享樂與發明——當然了，他發明的是酷刑。而且在這方面，劉龑還是個不世出的天才，堪稱商紂再世、夏桀重生。劉龑的子孫們又繼承了他的衣鉢，將昏庸與殘暴繼續發揚光大。

享樂方面，南漢國曆代君主在珠江兩岸的廣袤土地上，修建了數以百計的宮殿、園林、陵寢等，極盡奢靡。中宗時，便“作離宮千餘間，以便遊獵。”這雖爲興王府增添了不少風景名勝，卻給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殤帝劉玢在位時，置東、西兩教坊，有伶官千餘人。殤帝令他們日夜出入宮中共同飲酒作樂，抑或在夜晚穿着黑衣與娼妓出入民家。

後主劉鋹是最會玩的，他巧立名目，設各種苛捐雜稅搜刮民脂民膏；蒐集珍珠、玳瑁等奇珍異寶來充實府庫、裝點廊廡；更以兩萬宦官充斥朝堂，寵信宦官龔澄樞、宮人盧瓊仙、女巫樊鬍子等，將朝政搞得烏煙瘴氣；他還蒐羅了一位波斯女子入其後宮，稱其爲“媚豬”，自稱“蕭閒大夫”，夜夜笙歌。

酷刑方面，劉龑發明瞭水獄、炮炙、蒸煮之刑，相當於紂王所創蠆盆與炮烙的復刻升級版。中宗劉晟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鹹被其害。”後主劉鋹又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還讓罪犯們與老虎、大象等徒手搏鬥，眼看着他們被猛虎撕咬、象蹄踐踏，以此取樂。

自劉龑以來的昏君暴政，讓嶺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逃亡他鄉、隱沒山林者不可勝數。倒行逆施、揮霍無度的南漢王朝終於敲響了它的喪鐘。

開寶三年（970年），劉鋹再次拒絕了南唐後主李煜的書信規勸，不肯歸服宋朝。已經做好充分準本的宋太祖趙匡胤決定拿南漢開刀。此次進軍嶺南的主帥，是赫赫有名的大將潘美。而這次戰爭採取的策略，與千年之前的秦漢時期迥然不同——不再是兵分五路，而是將兵馬齊聚賀州，集中力量，重拳出擊。

此時的南漢已經腐朽不堪，戰具工事久經廢弛，宗室被翦除殆盡，值得依賴的將領也都因讒言含冤而死，劉鋹所信賴的閹人們毫無戰鬥力，一觸即潰。

即便如此，南漢還是做了最後的垂死掙扎，韶州之戰中，南漢甚至出動了象兵意圖抵禦宋軍，卻被宋軍以強弓硬弩輕鬆擊敗。勢如破竹的宋軍在先後摧毀南漢西部、東部的防線之後，於開寶四年（971年）二月，兵臨廣州城下。

就在宋軍捷報頻傳之際，南漢後主劉鋹還一直活在夢中。連州城破後他就愚蠢地相信宋軍會見好就收，不會繼續南下；馬徑被攻克後，宋軍離興王府僅有一百里的路程，劉鋹仍聽信宦官之言，認爲宋軍只是爲財寶而來，於是將宮殿府庫付之一炬。

眼見宋軍已近在咫尺，劉鋹才如夢方醒，他遣使到軍前求和不被接納，準備用於逃亡的船隻又被他最信任的閹人劫奪，最終，走投無路的劉鋹素衣白馬，出城投降。南漢滅亡後，作惡多端的劉鋹受到了趙匡胤的優待，被命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

宋元：海上絲綢之路的巔峯及墜落

五代之後的兩宋至元代，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極盛時期。

兩宋因處於南北對峙時期，對發展南方海貿開拓國家財源極爲重視，提出了“開洋裕國”的方針。此時的市舶制度已趨於成熟，宋朝在拿下廣州的第一時間就在此設立了市舶司。宋神宗元豐年間，又制定了著名的《元豐市舶條》，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舶貿易的合法地位。

在朝廷的高度重視和政策體制的支持下，海貿極速發展，市舶收入大增。此前以朝貢爲主的海貿活動逐步轉向以商業爲主，出口的大宗商品也由原先的絲綢轉變爲瓷器，乳香則成爲最重要的進口商品，北宋時期廣州乳香的進口量佔東南沿海總量的98%以上。

南宋古沉船“南海一號”右側中部船艙位置散落着一摞摞瓷器和綠釉器。新華社記者劉大偉攝

海貿與商業的發展爲城市建設引入了新的思路。

宋代之前的唐代和南漢，對廣州城都有建設，並形成了內外三重的城市格局，其中商業區及蕃坊處於子城之外的西部市區。宋初的廣州城郭在經歷了歲月滄桑和戰爭洗禮後，基本只是殘垣斷壁，直到慶曆五年（1045年），魏瓘纔在南漢舊城的基礎上對子城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修繕工作。

不久之後的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至七月之間，廣西壯族的農民起義軍首領儂智高舉兵反宋，圍攻廣州城57日之久，給子城以西的商業區帶來了一場浩劫。

商民們爲了躲避兵禍蜂擁入城，造成了嚴重的踩踏事件，死者甚衆；而那些滯留城外的百姓則只能四散奔逃，另謀生路。宋代碑文談及此次事件的影響稱：“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

慘痛的損失讓北宋政府意識到了建立新的壁壘來保護商業區的迫切性。熙寧四年（1071年），時任廣州知州的程師孟主持修築了西城。宋神宗對此事極爲重視，特地派遣左藏庫副使張節愛帶着嶺南欠缺的先進技術和建築材料到廣州指揮築城。

西城是古代廣州第一次出於保護商業的目的而建設的城垣，也是古代廣州城市功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變化。其修築過程歷十月，長度超過了子城與熙寧元年（1068年）所築東城的總和，“廣逾十二里”。

數十年後，廣州知州陳峴爲保護珠江北岸的新城區，又在東、西二城的基礎上增築東西雁翅城，將南部的城牆延伸至江畔，宋代廣州的城池建制基本完成。

靖康之難後的南宋至蒙元時期，廣州經歷了一系列的跌宕起伏。先是在南宋後期，外貿地位被後來居上的泉州港反超；宋末元初的兵燹之禍又導致城市被毀，人戶流離，商業萎靡，經濟蕭條。海貿雖有所發展，但終究不復昔日的盛景。

明清：一口通商與十三行的畸形繁榮

明清兩朝是古代廣州發展的第四個階段，這一時期的廣州文教發達，百業俱興，出現了經濟文化兩開花的盛況。

明代是廣府文教“度越中原”的重要時期。在秦漢一節筆者已經提到，廣府的文教發源於漢代。隋唐以來科舉制的創立又進一步推動了廣府文教的發展，曾在唐代出現過一次小高峯。但總體來看，明代之前廣府的文教水平一直處於國內比較落後的狀態，直至此時才真正迎來了井噴式的發展。

有明一代，廣府地區的府、州、縣學及書院等官辦、民辦學府遍地開花。明洪武二年（1369年）復辦廣州府學，又辦南海、番禺兩大縣學，此三所是當時廣州府規模較大的知名院校。廣州周邊各縣中，還出現了與上述兩大縣學齊名的順德縣學。

除去這些高等院校之外，其他教育機構也空前壯大：鄉村的啓蒙性教育機構——社學，廣東全省有550餘所，其中廣府地區就有241所；明代全國約有書院1500餘所，其中廣東129所，僅次於江西（295所）與浙江（173所），躋身全國三甲。

教育的發達爲科舉考試、官員增補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資源，有明一代，廣東十府產生了874位進士，其中廣州一府482人，佔全省半數以上。萬曆年間，江蘇學人錢謙益曾點贊廣府文教說：“嶺南文人蔚起，與吳越爭勝。”

文教的興盛促使廣府地區的學術思想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中造詣最深、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當數陳獻章與湛若水師徒二人。

陳獻章（1428年～1500年），字公甫，號石齋，宣德三年出生於廣東新會。陳獻章開明儒心學之先河，創立江門學派。他與王守仁同樣“離經叛道”，改變了明初以來朱子門人在儒學方面墨守成規、泥古不化的風氣，在明代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也因此成爲了唯一一位從祀孔廟的廣東大儒。

陳氏書院（陳家祠），廣東地區保存較完整的富有代表性的清末民間建築。新華社發（李依曉攝）

著名學者黃宗羲評價說：“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陳獻章後來遷居至江門白沙村，故世人稱之爲“白沙先生”，而其學說也就被稱爲“白沙之學”，其著述被彙編爲《白沙子全集》10卷。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民，又字民澤，初名露、雨，成化二年出生於增城縣沙貝。因家居增城甘泉都（今增城市新塘鎮），被學界稱爲“甘泉先生”。

湛若水師從陳獻章，是江門學派傳人與白沙之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白沙學說倡導的“學貴知疑”的特質以及“以自然爲宗”的風格並將其進一步完善、昇華，提出“體認於心，即心學也”、“隨處體認天理”等主張，成爲理學的一大門派，被譽爲“甘泉學說”，與王守仁的陽明學說並稱爲“王湛”之學。

湛若水對當時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教育事業都作出了突出貢獻，他一生創辦書院近40所，弟子近4000人，遍及大江南北。湛若水晚年退休後，一直在廣東省內各處講學，直至去世，後被追贈爲太子少保。有著作《湛甘泉集》，《心性圖說》 等傳世。

清初廣州的文化發展基本延續了明代的勢頭。明末清初民間湧現了詩人“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樑佩蘭。清朝中後期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創辦學海堂書院。

在文化結出累累碩果的同時，廣州的商業與外貿也在明清時期重拾元代之前的榮光。市集之上珍物奇貨薈萃，吸引了無數豪商巨賈接踵而至，位於廣州城南門一帶，原爲荒地的濠泮街也由此逐步發展爲最繁華的街市。

到明朝中後期，粵中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專業市場：羅浮沖虛觀的洞天藥市、東莞寥步的香市、廣州七門的花市、廉州城西的珠市。除廉州珠市之外，其餘三市均在廣州一帶。

清代的廣州市場，商品向多樣化、規模化發展，廣州地區發展形成了具有農產品批發性質的“欄”及商品分類專賣街市，經營範圍囊括了食副品、服飾、書籍等，應有盡有。中心商業區雙門底（今北京路北段）、城南商業區濠泮街，以及西關的上下九甫、第十甫等都是車水馬龍的商業街市。

物美價廉、買賣公平的“廣貨”也自明代開始異軍突起，廣受國內外消費者的青睞。據屈大均所言，“廣貨”指的是出自廣東九郡的名優產品，廣州正是這些貨品的集散地。廣貨大致囊括了九大類，包括以增城女兒葛爲代表的紡織品類“廣佈”、佛山製造的鐵器、石灣陶器、蔗糖、水果及乾果、花卉、中藥材、香料、蒲扇及竹蓆等。

明清時代也是廣州的對外貿易新格局的形成時期，廣州成爲這一時期白銀內流的主要入口。嘉靖年間（1523～1566），明廷因“爭貢之役”廢罷泉州、寧波二市舶司，僅存廣東司，這是廣州歷史上首次“一口通商”，共歷時43年。

1554 年，廣東海道副使汪柏與葡萄牙旅日貿易船隊司令蘇薩達成口頭協議，允許葡萄牙人按暹羅的同等待遇在廣東進行貿易。此前因屯門海戰而中斷中葡貿易發生轉機，允許葡萄牙人蔘加的一年一度的“廣州交易會”形成，地址在賣麻街一帶（今一德路北側，海珠南路以東）。1559後，因海寇作亂，陸上交易一度中斷，直至16世紀70年代初，葡萄牙人再次出現在明代“廣交會”上，此時的廣交會也由之前的一年一度改爲每年春、夏兩季。

葡萄牙人以白銀爲主要貨幣，並攜帶歐洲出產的葡萄酒、象牙、玻璃製品、香料及自鳴鐘等“奇貨”，來換取我國出產的絲綢、瓷器等貨物。

1591年10月，戲劇大家湯顯祖來到廣州，震驚於廣州的外貿繁華，寫下“臨江喧萬井，立地湧千艘。氣脈雄如此，由來是廣州”的詩句。由於錯過了當年的“秋交會”，他還特地前往澳門滿足好奇心。

明代的廣交會是我國古代的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它也可能是清代十三行及現代廣交會的雛形。

清代康熙年間設立閩、粵、江、浙四大海關，由海關制度取代了唐代以來的市舶司制度。海關制度將常關貿易與海關貿易的稅收分開，是國內外貿易管理制度的一次進步。

乾隆從1758年開始再次施行“一口通商”制，粵海關周邊軍事防禦設施周備牢靠，又是內務府重要的資金來源與皇家的提款機，位列四大海關之首，因而得以保留，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僅存的口岸。

乾隆降詔“一口通商”之後，外貿被廣州十三行壟斷85年之久。十三行初創於康熙年間，據《廣東十三行考》記載：1685年廣東地方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比較有實力的行商，指定他們與外商做生意，並可代海關徵繳關稅，“十三行”誕生並由此得名。此後，這些位於珠江岸邊的洋行數量一直變動不定，多至二十多家，少至四家，但十三行成爲了這個商人團體的固定稱謂。

粵劇《十三行》。新華社記者鄧華攝

十三行在其存續的100餘年間向清廷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被譽爲“金山珠海，天子南庫”。十三行商人則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並稱爲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外貿壟斷特權爲他們提供了鉅額財富。

豪商巨賈中，以潘、盧、伍、葉四大家族爲最，潘有度、盧觀恆、伍秉鑑、葉上林號稱“廣州四大富豪”。他們到底有多壕？以伍秉鑑爲例，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的私人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是當時的世界首富。當年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4000萬兩，伍秉鑑是真正的富可敵國。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伍秉鑑榜上有名。

十三行的總資產則更加令人咋舌，屈大均《廣州竹枝詞》雲：“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1822年，廣州十三行街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火災，出現了“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里”的壯觀場景，價值4000萬兩白銀的財物被焚燒殆盡。

十三行商人們雖然富有，但他們不僅不能任性，甚至還要被夾在本國官僚與外國商人之間，兩頭受氣，隨時擔心身家不保。

1780年有四家商行欠外商債款107萬銀元，經過利滾利累積到380萬。乾隆得知此事後大爲光火：“我堂堂大清，怎麼能欠洋人的錢？這簡直是丟朕的臉！馬上雙倍還給人家！”於是皇帝與朝廷爲了所謂天朝上國的臉面，將四家負債的行商全部抄家，他們的債務則被攤派給其他幾家行商，分十年還清。

在這樣的政治壓力下，行商們爲取得政府的好感與信任，每逢國家大事都會向中央捐輸報效。1801年—1843年間，僅伍秉鑑的怡和行一家就以送禮、捐輸和報效等名義向朝廷交銀1600萬兩。

清政府除規定行商不許欠外商債款外，還規定官員不許接觸外商，故外商的進出口貿易必須由行商做擔保人，並由行商向官府負責，這種保甲制度給伍氏帶來了災禍。

1838年，林則徐來到廣東禁菸，嗅覺敏銳的伍秉鑑察覺到危機，怡和行主動將外商上繳的1037箱鴉片交給林則徐。但林則徐還是懷疑伍氏與外商勾結，走私鴉片，矇蔽政府，伍秉鑑之子伍紹榮被革職查辦，鋃鐺入獄，伍氏也被不明真相的喫瓜羣衆扣上了“漢奸”的帽子。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廣州成爲首當其衝的第一戰場。兩年之後，《南京條約》簽訂，開放五口通商。結束了歷史使命的十三行江河日下，行商們不得不替清政府賠償英國商人的貨款，許多行商在清政府的傾軋下破產倒閉，伍秉鑑也於1843年鬱鬱而終。

廣州十三行最終在1856年的一場大火中煙消雲散，如今的十三行街已經變成了服裝批發市場。五口通商後的廣州也不再是對外貿易的龍頭老大，取而代之的是花花世界上海灘。

近世：廣府美食與粵語文化

晚清國門被打開之後，紛至沓來的外國人在廣州的很多地方留下了他們的印跡，石室聖心大教堂、沙面租界等景點相繼誕生。本地人則在清末至民國形成了官宦住東山、富人居西關的格局，故有“東山少爺，西關小姐”的俗語。

民國時期的廣州是孫中山的革命大本營，辛亥革命、北伐戰爭都以廣州爲根據地，留下了黃埔軍校、大元帥府等著名的遺蹟。

1957年創辦了現代廣交會，眼下即將開辦的已經是第125屆；改革開放以後，廣州附近的深圳、珠海成爲經濟特區，爲整個珠三角經濟的騰飛注入了新的活力。2016年，廣州以人類發展指數0.869排名中國內地城市第一，是全國三甲，乃至世界級一線城市。

航拍夜幕下的廣州塔和珠江新城。新華社記者金良快攝

2200餘年的歲月磨洗，蘊育了濃鬱的商業氣息與高度發達的商業文化，賦予了廣州開放、包容的城市氣質，鑄就了廣州人低調、務實的性格特徵。而廣州最爲人津津樂道的，則非粵菜文化與粵語文化莫屬。

廣府地區的飲食文化，發展於隋唐而形成於明清。隋唐時代的廣州食物被稱爲“南食”、“南烹”，有些已經初具現代雛形，如魚生、點心等。明清時代富裕的廣州人將聰明才智用在了開發美食上，自嘉靖之後，飲食風俗由儉入奢。廣州獨特的地理環境與人文歷史又造就了廣州兼容中外，獨樹一幟的食俗，具有四大突出特點：

其一，食物求鮮。廣州人對食物新鮮度的追求達到了極致，不僅喜歡喫魚生，而且爲喫到新鮮的海魚，還特意將海魚養在用油紙糊好的籃子中，再運送到市場販賣。豬是整隻，魚是分割的賣法也是爲追求食物新鮮而創造。

其二，“食之以時”。廣州人認爲，幾乎所有的食物都有藥性，只有適時食用纔有益健康，爲此還編制了大量相關的歌諺。如清代溫汝能《粵東詩海》載：“秋冬食糜，春夏食羊；朝爲泡魚，暮爲蒿豬”等。

其三，食源豐富。廣州乃至整個廣東的這一飲食特點，幾乎是從古代南越先民開始一直流傳至今的，也就是一些外省人口中所謂的“廣東人什麼都喫”。比如廣東人喜食蛇及海鮮的風俗，自先秦就已存在，廣東人還以田鼠、貓乃至水蟑螂、蚯蚓等爲食材，形成了不少特色菜式如“龍虎鬥”、“龍虎鳳”、炙田鼠等，甚至連隔壁的福建人都被加入了廣東人的食譜之中。另外，廣東人對喫鵝的熱情也異常高漲，廣東省是鵝肉消費的第一大戶。

其四，廣納百家，不斷創新。廣州食俗在繼承百越遺風的同時也兼容幷蓄，海南百川。明清時期的火鍋在傳入廣東後，很快被接納並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廣式採用陶器而非銅鍋，“桌上打洞，受火爐”，這種形制一直延續至今。北方的薰臘製品在傳入廣東後也受到歡迎。西餐被外國商旅帶入後也被廣東人所接納，清初屈大均就曾享用過一套完整的西餐，清朝中期的十三行路上有洋人開的西餐館“碧堂”，在廣州也可以喫到正宗的西餐。

現代的廣東美食種類繁多，廣式的茶點、燒臘、甜品等都別具一格，粵菜以清淡爲主，烹飪考究，廣受好評。

蟹黃幹蒸燒賣。新華社資料片

粵語是流行在廣府地區及華人圈子中的一大方言，也是嶺南的地區的文化符號之一，亦稱廣府話，俗稱“白話”，全球約有1.2億人口在使用。廣州人認爲西關白話是粵語的標杆。

粵語由北方古漢語與南越族語言融合而成，經過長時間的調適、演變，在唐代趨於成熟，至宋代已與現代粵語十分接近。

粵語共有九聲六調，保留有較多古漢語的特徵，具有獨特的韻律美。上世紀80年代開始，香港樂壇進入全盛時期，粵語歌曲百花齊放，並傳入內地，引起了內地追逐粵語歌的熱潮。不少內地歌迷都認爲粵語歌更加優美動聽，可見粵語確實具有其獨特的魅力。

古代的廣州創造了輝煌的帝國商業史，現代在的廣州則是令人神往的美食之都。各位朋友如有機會不妨來此品嚐精緻考究的廣東美食，感受別具一格的嶺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