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史宴

作者：岳麓韶阳

广州，别称番禺、楚庭、羊城、穗城。广州地处华南，南临南海，北回归线与珠江穿城而过，气候温暖湿润，四季繁花似锦，故又有“花城”之称。

广州，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之都，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自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嚣建城以来，历尽2200余年岁月沧桑，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广州，也是世界级的港口城市与贸易之都，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重镇之一。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滨临南海，水网密布，岛屿星罗，出海水道众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千百年来，这里来往的船舶商贾络绎不绝，商埠云集，贸易兴隆，侨民众多，商业气息极为浓厚。

被灯光包裹成金色的“小蛮腰”广州塔与珠江新城璀璨灯火交相辉映。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广州，也是闻名遐迩的美食之都。广府美馔食材新鲜，烹饪考究，有“食在广州”的美誉。

在古代，广州的辖境一度囊括了以南海郡为中心的大半个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称南海郡，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分治交、广，广州之名首现。隋代为避杨广讳，一度改称番州，五代南汉以广州为都城，改称兴王府。自宋代以后，广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上古：文明曙光与五羊传说

上古至先秦时期，广州及珠江流域地区的开发相对迟缓，经济、文化均落后于黄河、长江流域。

旧石器时代，广州的土地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类活动的痕迹。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考古人员在番禺钟村获得了部分人工打制的旧石器。但这并不能成为广州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有人类居住的有力证据。而在广州周边的粤北韶关及粤西两广交界处的肇庆市封开县，考古人员却发现了迄今为止广东地区最早的人类：“马坝人”与“峒中岩人”。

大学生在观看马坝人头盖骨化石。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广州地区的文明曙光，出现于距今约6000年前，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区）的西樵山采石场。

从六七千年前开始，这里制造石器的打击、摩擦声与飞溅的碎屑，一直萦绕了数千年之久。在珠三角周边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还先后发现了二百余处先秦时代的遗迹。考古人员在西樵山采石场陆续采集与发掘了以双肩石斧为代表的石器制品5万件以上，“西樵山文化”则成为了这一时期珠三角地带古文化遗存的代名词。

西樵山石器加工场是当时整个珠三角地带的石制品供应中心。该遗址类型的双肩石器，广泛分布于珠三角各地，甚至在云贵高原、太平洋及东南亚一带，如马来、印度、孟加拉等地亦有发现，其分布范围与华南地区的双肩石器几乎连成一片。有学者认为，它们的出现与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

新石器时代的岭南先民，已经借助独木舟、竹筏等简易的航海工具，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与对周边陆地海岸线邻邦、海域岛屿的交流。远古时期极有可能长期存在着以西樵山为中心，规模与辐射范围都较为可观的物品交换，这是人类早期的贸易活动。而商业贸易正是长久以来广州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当人类文明逐步发展，国家应运而生。夏商之后，中原迎来了家天下的西周时代，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出现了一个新的顶峰。然而传说中此时的广州地区，却灾害连年，田地荒芜，粮食短缺，民众饥寒交迫，饿殍遍野。

忽一日，南海上空传来悠扬的天籁，祥光蔼蔼，瑞气纷纷，五位仙人骑着五色仙羊，驾着五彩祥云降临楚庭。而这五头仙羊的口内，都衔着一茎六出的优质稻穗。仙人赠稻与广州，祝愿当地永保丰收。之后，仙人飞升而去，五头仙羊则化为石雕，留在了山坡之上。从此，广州成为岭南最为富饶的沃土，也因此有了“五羊城”“羊城”“穗城”的别称。

关于五羊降临的年代，有多种说法并存。其中周代说流传最广：一说在周夷王八年（前887年）；一说在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即战国周显王时期。还有一种说法晚至晋代——相传晋代，吴修任广州刺史时，有五仙人骑五色仙羊，驼载五谷降临州府厅堂。吴修遂绘五仙形象于厅堂之上以示祥瑞与纪念，并将广州称为“五仙城”。

广州人在五仙降临之地修筑五仙观，殿内立有五仙与五羊塑像。据《广州通志》所载，五仙观观址曾经历多次迁建，直至明洪武十年（1377年），布政使赵嗣坚于五仙观始建地附近的惠福西路坡山（现越秀区博物馆所在地）再建五仙观，观址延续至今。五仙观东侧有一巨大的红砂岩脚印状凹穴，人称“仙人拇迹”。明末清初番禺著名诗人、学者屈大均载：

穗石洞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上有拇迹，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异也。

五仙观在明清两代，先后被冠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之名，并列入羊城八景。

五仙古观内的岭南第一楼，该观于明洪武十年建成，是一座祭祀五仙的谷神庙。新华社记者陈树根摄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广州地区先民对安定、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上古先民的“广州梦”。千百年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将这美丽的憧憬变成了现实。

秦汉：南越割据与中原统一

岭南，即五岭之南。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峻岭横亘于湘赣与两广之间，是进入岭南地区必须逾越的天险，也是古代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岭南割据政权想要据险自守，中原王朝想要统一岭表，五岭及其各处关隘必定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从上古到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相对闭塞，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被称为“瘴疠之乡”。秦汉时期称福建及两广等地区为“百越”之地，其中福建为闽越、岭南为南越。而南越族群内部又分为不同的部落，如广西一带的“西瓯”、越南一带的“骆越”等。

据学者研究，南越族群大致形成于西周至春秋之间，当时他们的文明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形态，仅有部分地区开始过渡到酋邦。

南越先民有着独特的风俗，他们剪发纹身、善舟习水、食蛇蛤蚌、迷信鸡卜，《淮南子·原道训》载：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包括岭南在内的百越之地真正被划入中国版图始于秦代。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尉屠睢率领大军，兵分五路，围攻岭南：

（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淮南子·人间训》

这五路大军分五个方向，或扼守险要，或进军岭南。西边两路，一路塞镡城之岭（今广西北部，五岭之一的越城岭）；一路守九疑之塞（今湖南宁远县南部九嶷山）。东边两路，一路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康县南部）；另一路结余干之水（余干之水是指从鄱阳湖流出的余干水系，是连接闽越与江淮的水路要道，此一路旨在控制、攻占闽越）。有此东、西四路大军扼守各处险要，屠睢率领中路大军长驱直入，兵进番禺。

战争伊始，南越诸部各由“君长”统领，互不统属，一盘散沙，装备精良的秦军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此后因秦军主帅屠睢杀死西瓯部族首领译吁宋，引爆了秦军与越人之间的矛盾，民心未附的越人逃入深谷密林，依托主场地利及自身技能优势，昼伏夜出，向秦军发起了“丛林游击战”。后发制人的南越人大破秦军，秦军主帅屠睢也在西瓯人的夜袭中“仆街”，秦统一岭南之战遭受重挫。

同时因外围四路大军扼守要道造成交通不便，使得秦军的后勤补给也出现困难。屠睢的中路大军孤军深入又群龙无首，陷入绝境。秦军不得不作出战略调整，转攻为守，战争由此进入对峙阶段。

为解决后勤供给问题，公元前217年，秦朝命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灵渠。它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的运河之一，与此前建成的都江堰、郑国渠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灵渠水道以及水道上建设的灌溉堰坝。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灵渠凿成后，始皇帝于三十三年（前214年），派遣任嚣代屠睢之职，率领赵佗等楼船之士再次南攻百越。

卷土重来的秦军兵粮足备，他们采取了移民驻留、同化的战略，“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强迫他们跟随秦军南下，每占领一地便让部分移民留驻于此，稳定秦军后方的同时，也可作为后备部队。同时，任嚣与赵佗等人吸取了屠睢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比较怀柔的政策，对越人善加优抚。

这些策略成效显著，战局很快发生扭转，在历经四年的兵戈之后，岭南首次成为中原政权的正式领土。“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秦吞岭南后，在此设有三郡，贾谊《过秦论》中未曾提及的正是以番禺为中心的南海郡，这是广州地区成为地方首府的开端。

平定岭南后，任嚣任南海郡尉。在此期间，他主持修筑了广州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城池——番禺城，世称“任嚣城”。

番禺城得名于南海郡治番禺县，亦作“贲禺”“蕃禺”“鄱禺”等。一说因境内有番山、禺山而得名，后有学者提出“番禺”之初始本义为“岭外蕃邦蛮夷之地”。

任嚣主持修筑的番禺城规模不大，大致位于今仓边路以西一带，靠近甘溪水道。这里位于广州台地，地势平坦且高于四周平原地带，北靠越秀山，南临珠江水道，是理想的建城地址，后世的广州城都是在任嚣城的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

其实在任嚣筑番禺城之前，广州城池的诞生尚有两种说法：一为楚庭说，一为南武城说。

《读史方舆纪要》引唐《通例》载：楚庭建于周夷王八年，距今28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而清代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说楚庭始建于春秋周惠王时期，今广州越秀山上仍有清人所立“古之楚庭”牌坊。南武城据传建于战国时期，据《方舆纪要》引旧《图经》载，为越人公师隅主持修建，《吴越春秋》则说是吴王阖闾子孙避难到此所建。

岭南初定后，因南海郡天高皇帝远，秦皇为巩固统治，赋予了南海郡尉军事、政治、财务等方面高度的自主权，时称“东南一尉”，这也为后来南越王赵佗的割据建国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中原动乱，秦王朝摇摇欲坠。病重弥留之际的任嚣将时任龙川令的心腹赵佗召回番禺城，托付后事。他嘱咐赵佗依托番禺城及岭南的有利地形，阖门自守，割据一方，静观天下之变。

赵佗是常山真定人，与后世的三国名将赵云同宗。他接任南海尉后，依照任嚣的嘱托，兴兵断绝了进入岭南的各处要路，又在北部边境陆续构筑了一套壁垒森严的军事防线，实现了“划岭而治”的目标。接着，赵佗清洗秦朝旧吏并出兵击并了桂林、象郡，将岭南三郡尽数收入囊中。

一切准备就绪后，赵佗于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帝”，定都番禺，这是广州第一次升级成为割据政权的国都。赵佗在任嚣城的基础上，将城郭进一步扩建，形成了“周回十里”的都城。此次扩建奠定了广州历经2000余年不衰且城区中心位置基本不变的基础。

为巩固在岭南地区的统治，赵佗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和辑百越”。赵佗在充分尊重南越族风俗的基础上，适当地革除一些恃勇好战的习俗，并带头让汉族移民与南越族土著通婚。

同时，赵佗团结越人上层，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任命“越人之雄”吕嘉为丞相，并且让部分越人自治，封他们的首领为王，其中就包括被屠睢杀死的译吁宋的后代，赵佗封他为“西于（通‘瓯’）王”并领交趾郡。

这些举措为日后南越国在岭南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任吕嘉为相的举措，却也为日后的内乱埋下了种子。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一开始并不愿承认赵佗和他的南越国，而是将桂林、南海、象郡封给长沙王吴芮，以此来制衡长沙、南越两国的关系。

但此时北方匈奴未灭，诸侯王也十分强大，随着赵佗治下的南越国蒸蒸日上，刘邦意识到，只能对南越国采取比较怀柔的政策。当然，赵佗心里也明白，作为割据势力，也需要与北方的汉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换取生产、建设、发展所必须的商品和物资。

公元前196年，刘邦遣陆贾出使南越国。赵佗对待中央使臣的态度前倨后恭，从一开始的避而不见，到初见时的傲慢无礼；但在能言善辩的陆贾为他陈说利害之后，赵佗被陆贾的“威仪文采”折服，话匣子也打开了。

双方就中央册封等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晤并达成了共识，赵佗接受了刘邦的册封，承诺“愚奉眀诏，长为藩臣”。谈话结束后，赵佗留陆贾宴饮数月，又赠金宝为他送行。

陆贾出使南越国打通了汉越的双边关系，此后数十年间，汉越两国的边境贸易往来不绝。中途的危机出现在吕后执政时期。

因吕后“别异蛮夷”，禁止商人向南越国输送铁器、牛马等物资，导致双方剑拔弩张，相互攻伐，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愤怒的赵佗再次公开称帝，与汉朝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后，又重新派赵佗的老朋友陆贾再次结好南越。文帝诏书态度恳切，打动了赵佗，赵佗当即表示愿意向文帝称臣纳贡，在国内宣布“去帝制黄屋左纛”，并发誓再不称帝。

赵佗虽然作出了承诺，但事实上赵氏在南越国内部还是以皇帝自称。广州的南越王墓博物馆中，还陈列着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史料中多作赵胡）的金玺，上镌“文帝行玺”字样。

南越国宫署遗址内发现的大型南汉宫殿遗址。新华社记者卢汉欣摄

赵眜是赵佗的孙子，因为赵佗太长寿了——据说活了103岁——儿子也被他熬死了，所以孙子成了第二代继承人。赵眜还效仿汉代帝王的丧葬风格，为自己定制了一套丝缕玉衣，出土后与文帝金玺一同陈列在南越王墓博物馆中。

一代雄主赵佗去世之后，南越国江河日下。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荒淫无道，于公元前113年病逝，谥号“明王”。太子赵兴继位，其生母樛氏便成了太后。

樛氏是赵婴齐当年入质长安时娶的汉女，赵婴齐在位时被立为王后。这位樛太后是史书及文学作品中典型的“红颜祸水”，已是徐娘半老的她与汉武帝派来的使者安国少季发生了奸情。

此时的丞相吕嘉，掌控朝政大权已历三世，国内威望极高，心腹遍及内廷，他还曾劝赵婴齐立越女所生的长子赵建德为太子。正因如此，樛太后对吕嘉颇为忌惮。她一方面意图削弱吕嘉的相权，另一方面又怕自己和儿子镇不住场子而导致国内动乱，于是力劝赵兴向汉武帝请求内属：“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吕嘉屡次谏阻但赵兴不纳，于是吕嘉自此称病不朝。

樛太后恐吕嘉密谋作乱，于是摆下鸿门宴，欲借汉使之力除掉吕嘉。但安国少季等人在关键时刻畏缩不前，让吕嘉逃出生天。

丞相与太后势同水火，动乱一触即发，得到消息的汉武帝，认为赵兴与樛太后已经归顺，区区吕嘉不过癣疥之患，遂于公元前112年命韩千秋与樛太后之弟樛乐率2000兵马讨伐吕嘉。

然而汉武帝却低估了吕嘉的能量，孤注一掷的吕嘉与控制内廷守卫的弟弟里应外合，杀死了赵兴与樛太后，立赵建德为王；又以诱敌深入、瓮中捉鳖之计，全歼了韩千秋、樛乐率领的讨伐部队。自此，吕嘉依仗自身权势与五岭之险，公然与汉武帝的中央政府展开对峙。

以汉武帝的性格，当然不会容忍吕嘉独立。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与准备，同年秋，汉武帝下诏征讨南越。

这次征讨的规模，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十分相似，也是五路大军，水陆并进。经过为期一年的惨烈战斗，楼船将军杨仆率军攻破了番禺石门，破城前杨仆放火烧城，以致雄峙岭南百年的番禺城一度遭到毁弃。弃城逃亡的吕嘉与末代南越王赵建德也很快被擒获，历经5世享国93年的南越国宣告灭亡。

这是岭南地区再次回归中原王朝，此后约300年间，岭南地区基本没有出现新的割据政权。

秦汉时期的岭南，经历了统一——割据——再统一的历程。中原王朝的统一与北方汉地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文字、货币、劳动工具及其他制度。

先秦时代的南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货币也是最原始的贝类，秦统一岭南后，“半两”钱等铜币开始在岭南地区流通，汉字、铁器也逐渐开始普及，赵佗时期的出土竹简，已有籍簿与法律文书。

从汉代起，学术人文开始发展，西汉末年，广信经学家陈敏曾向王莽讲授《左氏春秋》，其子陈敏更是成为首位见传于史书的粤籍学者；东汉前期，番禺诞生了著名学者杨孚，他所撰写的《异物志》是我国第一部区域物产志、地理志。

可以说，秦汉时期是广州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广州自此开始逐步成长为南国都会。

六朝：交广分治与衣冠南渡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建安八年（203年），担任交趾太守的学阀士燮，上表朝廷请立交趾为交州。士燮宽仁下士，广纳南下避难的名士；他与家族兄弟统领交州，威信素著，不在当年赵佗之下，至今仍被越南人尊为“士王”。

士燮既是雄踞一州的长官，也是学问优博的大家，为岭南地区的学术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委任布骘为交州刺史，进军岭南。步骘斩杀苍梧太守吴巨及其旧部，士燮带领众兄弟归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布骘在南海“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并感慨道：“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于是布骘将交州治所由广信迁到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

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两州，以南海、苍梧、桂林、合浦四郡置广州，以吕岱为刺史；交州仍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戴良为刺史，士燮之子士徽则领九真太守。

孙权此举显然是为了削弱士氏在岭南的势力与影响，这引起了士徽的强烈不满，士徽遂与兄弟六人兴兵起事，抗拒戴良。然而老辣的吕岱早有防范，他一边上表请求讨伐不臣，另一边派兵渡海前往交趾，最终，士徽兄弟与他们的部下全部被吕岱翦灭。

士氏既除，东吴撤广州，将其重新并入交州，仍以吕岱为刺史。直至永安七年（267年），东吴复分置广州，下辖南海、苍梧、郁林、高凉（今广东恩平市）四郡，交、广分治从此成为定局。

步骘重建番禺城与东吴分治交、广也是广州历史的一个里程碑。番禺城的重建，让毁于战火的秦汉城池重生；而交、广分治则令“广州”之名初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重生的广州在东晋和南朝时期开始焕发新生，自东晋“衣冠南渡”后，汉人的南迁使得南方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广州及其所在的岭南地区也驶入了这样的历史潮流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的增长与郡县的增设。东汉末年、西晋末年以及东晋时期，是北方人集中南迁岭南地区的三个大潮，移民队伍中的大咖包括东汉末年的名士许靖、名儒袁徽，西晋时期道教丹鼎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葛洪，任广州刺史的长沙豪族王机及其门客、桓玄的部众以及北燕皇室后裔冯业等。人口的增长带来了郡县的增设，东晋一代，广州地区便增设了7郡51县。

二是商业与外贸的兴旺发达。从汉代开始，广州已经成为了南国的一大都会，六朝时期的移民南下带动了岭南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州商业持续繁荣，广州经济区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当时岭南地区称农村中特定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为“墟”或“虚”。墟市中“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吸引无数商人熙来攘往。

东吴之前，船舶沿陆地海岸线行驶较多，粤西徐闻、广西合浦的海贸地位较为占优。东吴之后，航海及船舶技术的发展增进了六朝与南海周边及西域诸国的往来，广州的海贸地位迅速提升，外贸日臻繁盛。

史载刘宋时期广州“船舶继路，商使交属”，“四海流通，万国交汇”；萧梁时期“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随着外贸的发达，来自西域各国的银质外币也流入了广州地区，最晚自晋代起，金银已作为货币进入了流通领域，从而在广州形成了一个银、钱并用的特殊通货区。

与此同时，广州的军事地位仍旧重要。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以滕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东晋时期的广州刺史例兼平越中郎将，都督广、交诸军事，位尊权重。此后南朝历代的广州封疆大吏基本都沿袭前制，总揽地方大权，以致有后来的萧勃、欧阳纥之乱。

东晋后期，卢循攻克番禺，执广州刺史吴隐之（就是王勃《滕王阁序》中“酌贪泉而觉爽”的那位）。此后卢循占据广州长达6年之久，并以此为据点北伐，意图夺取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州在全国的影响和政治地位。

陈武帝陈霸先曾任交州司马，在包括广州、韶关等地的岭南一带转战平叛多年，并借此起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

隋唐：国际都会与海商之殇

南北朝之后隋唐时期的广州，在沿着前朝的脚步继续前进的同时，重归统一后新帝国的新制度又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隋唐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尽显大国风范。鼎盛时期的隋唐王朝均奉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中外通商，对外贸易盛况空前，达到古代顶峰。唐代中期的怛罗斯战役与安史之乱，导致了汉代以来连接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广州在中外交流方面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唐代正值阿拉伯帝国在西方崛起，广州正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阿拉伯与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唐代诗人盛赞广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美国著名汉学家谢弗(E. H. Schafer)称：

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为‘Khanfu’，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为‘China’。

来往的异国商贾侨民为广州带来了多元化的文化，各个国家地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聚集于此，广州成为中外文化传播与宗教交流的一架桥梁。据研究，广州的外国侨民聚居区“蕃坊”很可能就出现于这一时期。

外贸的兴盛，也催生了新的管理体制——市舶制。

唐代创设市舶使，以“市舶使院”为办事机构，一方面总管各路邦交贸易，一方面制定规章征收商业税款，为中央财政开源。因与唐王朝有交往的国家地区甚多，故市舶使虽设立于广州，却是一个职能范围远超区域体系的全国性涉外使职，它也是中国现代海关的前身之一。广州也由此成为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地位仅次于东、西二都。

军事方面，广州依然延续了六朝时的重要地位。唐开元年间，设岭南五府经略使，以广州刺史充任，至德二载（757年）改称岭南节度使。

咸通三年（862年）五月，唐朝为改变岭南西部“委人太轻，军威不振”的局面，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治邕州（今广西南宁）；改岭南节度使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后改清海军节度使），仍治广州，下辖广东、海南二省及湖南南端一部，两广分治自此开始并延续至今。

唐末局势动荡，广州也受到波及。干符六年（879年），黄巢攻陷广州，“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坐邀朝命”。黄巢占据广州后，清洗官僚、镇压富商，对外来的客商与宗教徒也施行了屠杀，导致外贸往来一度陷入停滞，广州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黄巢最终因水土不服而离开了岭南，日薄西山唐王朝也在数十年后分崩离析，天下又进入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分裂状态，广州也将迎来她的第二次国都生涯。

五代：珍奇之都与阉人帝国

后梁贞明三年（917年），承袭父兄基业的南海王刘䶮在番禺称帝，改元干亨，国号大越，都城番禺改称兴王府。次年，刘䶮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刘䶮的父亲刘知谦（一名刘谦）曾任封州刺史、贺水镇遏使，其先辈是迁居岭南的移民。唐末岭南“群盗蚁结”，刘知谦击贼讨逆，保境安民，深得人心。

刘知谦早年曾受京兆望族之后韦宙的赏识，将侄女嫁与他为妻，生长子刘隐。刘知谦病故后，其部下拥立刘隐为将。

刘隐是南汉的实际奠基人，后来被追尊为南汉烈祖，他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学习父辈作风，继续网罗人才、平叛讨逆、树立威望、巩固权势，最终成长为与淮南杨行密、吴越钱镠、湖南马殷、四川王建等并列的南方强藩。

干化元年（911年）三月，刚刚进位南海王不久、年仅38岁的刘隐病逝。刘隐同父异母的幼弟刘岩代兄之位，并在此后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击并了除桂管、安南之外的岭南大部，最终登基称帝。

刘岩有个特殊的癖好——改名，他的履历上写满了曾用名：刘陟、刘龚、刘纻，直到最后的刘䶮——取自《周易》，意为“飞龙在天”。

这位开国皇帝，一开始还是比较励精图治的，他开科取士，选贤任能，结好邻邦，守土安民，国家一度出现了“府库充实，政事清明，边烽无警”的繁荣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䶮发觉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并不是做一个贤君，而是享乐与发明——当然了，他发明的是酷刑。而且在这方面，刘䶮还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堪称商纣再世、夏桀重生。刘䶮的子孙们又继承了他的衣钵，将昏庸与残暴继续发扬光大。

享乐方面，南汉国历代君主在珠江两岸的广袤土地上，修建了数以百计的宫殿、园林、陵寝等，极尽奢靡。中宗时，便“作离宫千余间，以便游猎。”这虽为兴王府增添了不少风景名胜，却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殇帝刘玢在位时，置东、西两教坊，有伶官千余人。殇帝令他们日夜出入宫中共同饮酒作乐，抑或在夜晚穿着黑衣与娼妓出入民家。

后主刘𬬮是最会玩的，他巧立名目，设各种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搜集珍珠、玳瑁等奇珍异宝来充实府库、装点廊庑；更以两万宦官充斥朝堂，宠信宦官龚澄枢、宫人卢琼仙、女巫樊胡子等，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他还搜罗了一位波斯女子入其后宫，称其为“媚猪”，自称“萧闲大夫”，夜夜笙歌。

酷刑方面，刘䶮发明了水狱、炮炙、蒸煮之刑，相当于纣王所创虿盆与炮烙的复刻升级版。中宗刘晟造“生地狱”，“凡汤镬、铁床之类，无不备焉。人有小过，咸被其害。”后主刘𬬮又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还让罪犯们与老虎、大象等徒手搏斗，眼看着他们被猛虎撕咬、象蹄践踏，以此取乐。

自刘䶮以来的昏君暴政，让岭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逃亡他乡、隐没山林者不可胜数。倒行逆施、挥霍无度的南汉王朝终于敲响了它的丧钟。

开宝三年（970年），刘𬬮再次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书信规劝，不肯归服宋朝。已经做好充分准本的宋太祖赵匡胤决定拿南汉开刀。此次进军岭南的主帅，是赫赫有名的大将潘美。而这次战争采取的策略，与千年之前的秦汉时期迥然不同——不再是兵分五路，而是将兵马齐聚贺州，集中力量，重拳出击。

此时的南汉已经腐朽不堪，战具工事久经废弛，宗室被翦除殆尽，值得依赖的将领也都因谗言含冤而死，刘𬬮所信赖的阉人们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

即便如此，南汉还是做了最后的垂死挣扎，韶州之战中，南汉甚至出动了象兵意图抵御宋军，却被宋军以强弓硬弩轻松击败。势如破竹的宋军在先后摧毁南汉西部、东部的防线之后，于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兵临广州城下。

就在宋军捷报频传之际，南汉后主刘𬬮还一直活在梦中。连州城破后他就愚蠢地相信宋军会见好就收，不会继续南下；马径被攻克后，宋军离兴王府仅有一百里的路程，刘𬬮仍听信宦官之言，认为宋军只是为财宝而来，于是将宫殿府库付之一炬。

眼见宋军已近在咫尺，刘𬬮才如梦方醒，他遣使到军前求和不被接纳，准备用于逃亡的船只又被他最信任的阉人劫夺，最终，走投无路的刘𬬮素衣白马，出城投降。南汉灭亡后，作恶多端的刘𬬮受到了赵匡胤的优待，被命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封恩赦侯。

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及坠落

五代之后的两宋至元代，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

两宋因处于南北对峙时期，对发展南方海贸开拓国家财源极为重视，提出了“开洋裕国”的方针。此时的市舶制度已趋于成熟，宋朝在拿下广州的第一时间就在此设立了市舶司。宋神宗元丰年间，又制定了著名的《元丰市舶条》，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舶贸易的合法地位。

在朝廷的高度重视和政策体制的支持下，海贸极速发展，市舶收入大增。此前以朝贡为主的海贸活动逐步转向以商业为主，出口的大宗商品也由原先的丝绸转变为瓷器，乳香则成为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北宋时期广州乳香的进口量占东南沿海总量的98%以上。

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右侧中部船舱位置散落着一摞摞瓷器和绿釉器。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海贸与商业的发展为城市建设引入了新的思路。

宋代之前的唐代和南汉，对广州城都有建设，并形成了内外三重的城市格局，其中商业区及蕃坊处于子城之外的西部市区。宋初的广州城郭在经历了岁月沧桑和战争洗礼后，基本只是残垣断壁，直到庆历五年（1045年），魏瓘才在南汉旧城的基础上对子城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工作。

不久之后的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至七月之间，广西壮族的农民起义军首领侬智高举兵反宋，围攻广州城57日之久，给子城以西的商业区带来了一场浩劫。

商民们为了躲避兵祸蜂拥入城，造成了严重的踩踏事件，死者甚众；而那些滞留城外的百姓则只能四散奔逃，另谋生路。宋代碑文谈及此次事件的影响称：“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

惨痛的损失让北宋政府意识到了建立新的壁垒来保护商业区的迫切性。熙宁四年（1071年），时任广州知州的程师孟主持修筑了西城。宋神宗对此事极为重视，特地派遣左藏库副使张节爱带着岭南欠缺的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到广州指挥筑城。

西城是古代广州第一次出于保护商业的目的而建设的城垣，也是古代广州城市功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变化。其修筑过程历十月，长度超过了子城与熙宁元年（1068年）所筑东城的总和，“广逾十二里”。

数十年后，广州知州陈岘为保护珠江北岸的新城区，又在东、西二城的基础上增筑东西雁翅城，将南部的城墙延伸至江畔，宋代广州的城池建制基本完成。

靖康之难后的南宋至蒙元时期，广州经历了一系列的跌宕起伏。先是在南宋后期，外贸地位被后来居上的泉州港反超；宋末元初的兵燹之祸又导致城市被毁，人户流离，商业萎靡，经济萧条。海贸虽有所发展，但终究不复昔日的盛景。

明清：一口通商与十三行的畸形繁荣

明清两朝是古代广州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广州文教发达，百业俱兴，出现了经济文化两开花的盛况。

明代是广府文教“度越中原”的重要时期。在秦汉一节笔者已经提到，广府的文教发源于汉代。隋唐以来科举制的创立又进一步推动了广府文教的发展，曾在唐代出现过一次小高峰。但总体来看，明代之前广府的文教水平一直处于国内比较落后的状态，直至此时才真正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

有明一代，广府地区的府、州、县学及书院等官办、民办学府遍地开花。明洪武二年（1369年）复办广州府学，又办南海、番禺两大县学，此三所是当时广州府规模较大的知名院校。广州周边各县中，还出现了与上述两大县学齐名的顺德县学。

除去这些高等院校之外，其他教育机构也空前壮大：乡村的启蒙性教育机构——社学，广东全省有550余所，其中广府地区就有241所；明代全国约有书院1500余所，其中广东129所，仅次于江西（295所）与浙江（173所），跻身全国三甲。

教育的发达为科举考试、官员增补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有明一代，广东十府产生了874位进士，其中广州一府482人，占全省半数以上。万历年间，江苏学人钱谦益曾点赞广府文教说：“岭南文人蔚起，与吴越争胜。”

文教的兴盛促使广府地区的学术思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造诣最深、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数陈献章与湛若水师徒二人。

陈献章（1428年～1500年），字公甫，号石斋，宣德三年出生于广东新会。陈献章开明儒心学之先河，创立江门学派。他与王守仁同样“离经叛道”，改变了明初以来朱子门人在儒学方面墨守成规、泥古不化的风气，在明代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因此成为了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广东大儒。

陈氏书院（陈家祠），广东地区保存较完整的富有代表性的清末民间建筑。新华社发（李依晓摄）

著名学者黄宗羲评价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陈献章后来迁居至江门白沙村，故世人称之为“白沙先生”，而其学说也就被称为“白沙之学”，其著述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10卷。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民，又字民泽，初名露、雨，成化二年出生于增城县沙贝。因家居增城甘泉都（今增城市新塘镇），被学界称为“甘泉先生”。

湛若水师从陈献章，是江门学派传人与白沙之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白沙学说倡导的“学贵知疑”的特质以及“以自然为宗”的风格并将其进一步完善、升华，提出“体认于心，即心学也”、“随处体认天理”等主张，成为理学的一大门派，被誉为“甘泉学说”，与王守仁的阳明学说并称为“王湛”之学。

湛若水对当时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一生创办书院近40所，弟子近4000人，遍及大江南北。湛若水晚年退休后，一直在广东省内各处讲学，直至去世，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有著作《湛甘泉集》，《心性图说》 等传世。

清初广州的文化发展基本延续了明代的势头。明末清初民间涌现了诗人“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清朝中后期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学海堂书院。

在文化结出累累硕果的同时，广州的商业与外贸也在明清时期重拾元代之前的荣光。市集之上珍物奇货荟萃，吸引了无数豪商巨贾接踵而至，位于广州城南门一带，原为荒地的濠泮街也由此逐步发展为最繁华的街市。

到明朝中后期，粤中形成了著名的四大专业市场：罗浮冲虚观的洞天药市、东莞寥步的香市、广州七门的花市、廉州城西的珠市。除廉州珠市之外，其余三市均在广州一带。

清代的广州市场，商品向多样化、规模化发展，广州地区发展形成了具有农产品批发性质的“栏”及商品分类专卖街市，经营范围囊括了食副品、服饰、书籍等，应有尽有。中心商业区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城南商业区濠泮街，以及西关的上下九甫、第十甫等都是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市。

物美价廉、买卖公平的“广货”也自明代开始异军突起，广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据屈大均所言，“广货”指的是出自广东九郡的名优产品，广州正是这些货品的集散地。广货大致囊括了九大类，包括以增城女儿葛为代表的纺织品类“广布”、佛山制造的铁器、石湾陶器、蔗糖、水果及干果、花卉、中药材、香料、蒲扇及竹席等。

明清时代也是广州的对外贸易新格局的形成时期，广州成为这一时期白银内流的主要入口。嘉靖年间（1523～1566），明廷因“争贡之役”废罢泉州、宁波二市舶司，仅存广东司，这是广州历史上首次“一口通商”，共历时43年。

1554 年，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与葡萄牙旅日贸易船队司令苏萨达成口头协议，允许葡萄牙人按暹罗的同等待遇在广东进行贸易。此前因屯门海战而中断中葡贸易发生转机，允许葡萄牙人参加的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形成，地址在卖麻街一带（今一德路北侧，海珠南路以东）。1559后，因海寇作乱，陆上交易一度中断，直至16世纪70年代初，葡萄牙人再次出现在明代“广交会”上，此时的广交会也由之前的一年一度改为每年春、夏两季。

葡萄牙人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并携带欧洲出产的葡萄酒、象牙、玻璃制品、香料及自鸣钟等“奇货”，来换取我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货物。

1591年10月，戏剧大家汤显祖来到广州，震惊于广州的外贸繁华，写下“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的诗句。由于错过了当年的“秋交会”，他还特地前往澳门满足好奇心。

明代的广交会是我国古代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它也可能是清代十三行及现代广交会的雏形。

清代康熙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由海关制度取代了唐代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海关制度将常关贸易与海关贸易的税收分开，是国内外贸易管理制度的一次进步。

乾隆从1758年开始再次施行“一口通商”制，粤海关周边军事防御设施周备牢靠，又是内务府重要的资金来源与皇家的提款机，位列四大海关之首，因而得以保留，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仅存的口岸。

乾隆降诏“一口通商”之后，外贸被广州十三行垄断85年之久。十三行初创于康熙年间，据《广东十三行考》记载：1685年广东地方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比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外商做生意，并可代海关征缴关税，“十三行”诞生并由此得名。此后，这些位于珠江岸边的洋行数量一直变动不定，多至二十多家，少至四家，但十三行成为了这个商人团体的固定称谓。

粤剧《十三行》。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十三行在其存续的100余年间向清廷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十三行商人则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并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外贸垄断特权为他们提供了巨额财富。

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他们到底有多壕？以伍秉鉴为例，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的私人资产已达2600万银元，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当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伍秉鉴是真正的富可敌国。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伍秉鉴榜上有名。

十三行的总资产则更加令人咋舌，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1822年，广州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壮观场景，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被焚烧殆尽。

十三行商人们虽然富有，但他们不仅不能任性，甚至还要被夹在本国官僚与外国商人之间，两头受气，随时担心身家不保。

1780年有四家商行欠外商债款107万银元，经过利滚利累积到380万。乾隆得知此事后大为光火：“我堂堂大清，怎么能欠洋人的钱？这简直是丢朕的脸！马上双倍还给人家！”于是皇帝与朝廷为了所谓天朝上国的脸面，将四家负债的行商全部抄家，他们的债务则被摊派给其他几家行商，分十年还清。

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行商们为取得政府的好感与信任，每逢国家大事都会向中央捐输报效。1801年—1843年间，仅伍秉鉴的怡和行一家就以送礼、捐输和报效等名义向朝廷交银1600万两。

清政府除规定行商不许欠外商债款外，还规定官员不许接触外商，故外商的进出口贸易必须由行商做担保人，并由行商向官府负责，这种保甲制度给伍氏带来了灾祸。

1838年，林则徐来到广东禁烟，嗅觉敏锐的伍秉鉴察觉到危机，怡和行主动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但林则徐还是怀疑伍氏与外商勾结，走私鸦片，蒙蔽政府，伍秉鉴之子伍绍荣被革职查办，锒铛入狱，伍氏也被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广州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战场。两年之后，《南京条约》签订，开放五口通商。结束了历史使命的十三行江河日下，行商们不得不替清政府赔偿英国商人的货款，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倾轧下破产倒闭，伍秉鉴也于1843年郁郁而终。

广州十三行最终在1856年的一场大火中烟消云散，如今的十三行街已经变成了服装批发市场。五口通商后的广州也不再是对外贸易的龙头老大，取而代之的是花花世界上海滩。

近世：广府美食与粤语文化

晚清国门被打开之后，纷至沓来的外国人在广州的很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印迹，石室圣心大教堂、沙面租界等景点相继诞生。本地人则在清末至民国形成了官宦住东山、富人居西关的格局，故有“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俗语。

民国时期的广州是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以广州为根据地，留下了黄埔军校、大元帅府等著名的遗迹。

1957年创办了现代广交会，眼下即将开办的已经是第125届；改革开放以后，广州附近的深圳、珠海成为经济特区，为整个珠三角经济的腾飞注入了新的活力。2016年，广州以人类发展指数0.869排名中国内地城市第一，是全国三甲，乃至世界级一线城市。

航拍夜幕下的广州塔和珠江新城。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2200余年的岁月磨洗，蕴育了浓郁的商业气息与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赋予了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铸就了广州人低调、务实的性格特征。而广州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非粤菜文化与粤语文化莫属。

广府地区的饮食文化，发展于隋唐而形成于明清。隋唐时代的广州食物被称为“南食”、“南烹”，有些已经初具现代雏形，如鱼生、点心等。明清时代富裕的广州人将聪明才智用在了开发美食上，自嘉靖之后，饮食风俗由俭入奢。广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又造就了广州兼容中外，独树一帜的食俗，具有四大突出特点：

其一，食物求鲜。广州人对食物新鲜度的追求达到了极致，不仅喜欢吃鱼生，而且为吃到新鲜的海鱼，还特意将海鱼养在用油纸糊好的篮子中，再运送到市场贩卖。猪是整只，鱼是分割的卖法也是为追求食物新鲜而创造。

其二，“食之以时”。广州人认为，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有药性，只有适时食用才有益健康，为此还编制了大量相关的歌谚。如清代温汝能《粤东诗海》载：“秋冬食糜，春夏食羊；朝为泡鱼，暮为蒿猪”等。

其三，食源丰富。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的这一饮食特点，几乎是从古代南越先民开始一直流传至今的，也就是一些外省人口中所谓的“广东人什么都吃”。比如广东人喜食蛇及海鲜的风俗，自先秦就已存在，广东人还以田鼠、猫乃至水蟑螂、蚯蚓等为食材，形成了不少特色菜式如“龙虎斗”、“龙虎凤”、炙田鼠等，甚至连隔壁的福建人都被加入了广东人的食谱之中。另外，广东人对吃鹅的热情也异常高涨，广东省是鹅肉消费的第一大户。

其四，广纳百家，不断创新。广州食俗在继承百越遗风的同时也兼容幷蓄，海南百川。明清时期的火锅在传入广东后，很快被接纳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式采用陶器而非铜锅，“桌上打洞，受火炉”，这种形制一直延续至今。北方的薰腊制品在传入广东后也受到欢迎。西餐被外国商旅带入后也被广东人所接纳，清初屈大均就曾享用过一套完整的西餐，清朝中期的十三行路上有洋人开的西餐馆“碧堂”，在广州也可以吃到正宗的西餐。

现代的广东美食种类繁多，广式的茶点、烧腊、甜品等都别具一格，粤菜以清淡为主，烹饪考究，广受好评。

蟹黄干蒸烧卖。新华社资料片

粤语是流行在广府地区及华人圈子中的一大方言，也是岭南的地区的文化符号之一，亦称广府话，俗称“白话”，全球约有1.2亿人口在使用。广州人认为西关白话是粤语的标杆。

粤语由北方古汉语与南越族语言融合而成，经过长时间的调适、演变，在唐代趋于成熟，至宋代已与现代粤语十分接近。

粤语共有九声六调，保留有较多古汉语的特征，具有独特的韵律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乐坛进入全盛时期，粤语歌曲百花齐放，并传入内地，引起了内地追逐粤语歌的热潮。不少内地歌迷都认为粤语歌更加优美动听，可见粤语确实具有其独特的魅力。

古代的广州创造了辉煌的帝国商业史，现代在的广州则是令人神往的美食之都。各位朋友如有机会不妨来此品尝精致考究的广东美食，感受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