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加福

來源：人民網

19世紀40年代的中國，亂象橫生。作爲滿清龍興之地的東北亦是命途多舛，今人熟知的“闖關東”“甲午戰爭”“庚子之變”“日俄戰爭”“九一八”等皆發生於此地。於此大背景下，爲民族大義、爲個人生計，或大或小、或忠或奸的各色人等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其中一人，把大半生留在東北，有過短暫的輝煌，曾爲東北抗聯的成立作出重要貢獻，但如今卻湮沒於歷史記憶。他就是締造中國國民救國軍的“響馬司令”——王德林。

自發抗俄 當上“響馬司令”

王德林原名王林，1873年出生在山東省沂水縣徐家窪子村一戶貧苦的農民家庭。後因家境貧苦給地主種過菜，打過短工。1895年，生活難以爲繼的王林，追隨鄉人加入闖關東的大軍，在吉林張廣才嶺密山縣當了一名林業工人。1899年，他越境到俄國雙城子（今俄羅斯烏蘇里斯克）一家工廠當了工人。1個月後，回國加入修建中東路的築路隊伍。爲人忠厚且略懂文墨的王林被推薦爲領工，管理幾十號人。利用這個合法身份，王林奔走於中東路東線的綏芬河、九站、臺馬溝、穆棱、橫道河子等地，詳查各地風土人情，瞭解沿線山形地勢，廣泛結交好友，其中就有後來與之相伴幾十年的孔憲榮、吳義成、姚振山等人。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沙俄趁機入侵東北，熱血沸騰的王林參加了“御俄寇”、復國土的忠義軍，在臺馬溝一帶組織工友伏擊俄國軍隊，打響了其抗擊沙俄的第一槍。爲了保護隊伍進而更好地打擊俄軍，王林把自己的隊伍拉進中俄邊境密林，活動在中東路沿線，出沒於烏蘇裏江流域，專門截擊俄國人火車、船隊，以及綁架俄國富商及其家眷，一遇機會還襲擊沙俄的護路隊、哨所等。爲贏得民衆擁護，王林與部隊約法三章：第一，中國人絕對不準擾害中國人；第二，對敵人只要他口服心服，不準妄加殺害；第三，愛護援助窮苦無告的人。1903年4月，面對帝國主義入侵和清廷的腐敗，王林舉起“排俄救國、被逼爲寇”的大旗，落草爲寇，上山當起了“響馬”，開始了長達14年的“響馬”生涯。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王林拉起隊伍進入中東路沿線，扒鐵路、割電線、截軍車、燒哨所，使沙俄的鐵路運輸隊常常中斷。

辛亥革命後，日軍爲排擠沙俄在東北的勢力，極力想找一批漢奸走狗，羣衆基礎好、威望高的王林便進入了他們的視線，成爲其極力拉攏的對象。王林不僅斷然拒絕了日本人的收買，還想盡辦法蒐集到日軍在東北的陰謀，上報國民政府。在吉林督軍孟恩遠的規勸下，1917年，王林接受收編，出任吉林軍第一旅第三營營長，與其一起奮鬥的孔憲榮、吳義成、姚振山等人則分任各連連長。孟恩遠特別讚賞王林自發抗俄的義舉，贊其“功惠於國，德澤在民”。由此，王林更名爲王德林，表字惠民。王德林新的軍旅生涯開始了。

組建救國軍 舉起抗日大旗

“九一八”事變時，正值東北邊防軍駐吉林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回錦州爲父治喪，吉林省的軍政大權暫由參謀長熙恰代理。然而，熙恰卻夥同吉林省建設廳長孫其昌、吉林陸軍訓練處參謀長郭恩霖等人向日軍投降，並在日軍扶植下建立了以熙恰爲長官的僞吉林省政府，隨後又以僞吉林省政府的名義通電全省，誘迫各地軍政官員限期降日，吉林不少軍隊變節降敵。但是，駐吉林省境內的不少愛國官兵，毅然舉起抗日大旗，王德林就是其中一位。

王德林對日軍的侵略和熙恰等人的賣國行徑強烈不滿，在隊伍中開始醞釀抗日。1931年12月7日，駐甕聲砬子的士兵開槍擊斃擅入防地的日本鐵路測量隊員2名，王德林遭到頂頭上司兩次斥責，更促使其打定舉義的決心。隨後，日軍企圖利用移動王德林駐地而將其消滅，卻未料王德林隨機應變，進兵延吉小城子，不時派出幹員打探敵情，祕密聯絡地方的愛國士紳籌議抗日大計，募集軍餉，採辦軍火，還率領孔憲榮、姚振山等連級軍官考察吉東一帶的地形地勢，偵查日僞的軍事部署，做好一切應變準備，蓄勢待發尋找時機打起抗日救國大旗。

拒絕了日僞誘惑、擺脫了國民黨的控制，在中共黨員李延祿的動員下，1932年2月8日，王德林成立了中國國民救國軍，自任總司令，孔憲榮爲副總司令，李延祿爲參謀長，吳義成爲前方指揮。救國軍提出“不分黨派，共同一致對外”的口號，這是東北各支義軍中首次明確提出這一政治主張。部隊的包容性，使許多共產黨員進入救國軍的隊伍中，李延祿、周保中等還身居要職。在王德林的帶領下，救國軍英勇轉戰，捷報頻頻——2月，救國軍連續進攻敦化、額穆、蛟河等城鎮，收復了額穆和蛟河。3月，救國軍轉戰寧安、東寧一帶，在牆縫、鬆乙溝、高嶺子、湖西等取得了鏡泊湖連環戰勝利。4月，救國軍在延吉、汪清、額穆、敦化、和龍、寧安、東寧等地與日僞軍頻繁交戰，不斷地打擊敵人。由農民自發組成的“紅槍會”“大刀會”以及其他抗日隊伍也前來投奔。短短數月，救國軍隊伍發展至萬人，控制了寧安、東寧、汪清、穆棱、安圖等十餘縣。1932年，僞滿洲國成立，王德林以救國軍總司令名義致電國聯，表明其否認僞滿洲國、堅持抵抗的嚴正立場。在武裝鬥爭中，救國軍還與吉林自衛軍進行了多次聯合行動，參加了吉林和黑龍江義勇軍進攻哈爾濱的戰役。1932年7月初，兩軍又在穆棱縣下城子召開聯席會議，組成了聯合軍。兩軍的聯合，壯大了抗日聲勢。

1932年7月1日，國民政府任命王德林爲寧安警備司令。後因國民黨的“剿共密電”蠱惑以及內訌，救國軍陷於分裂的危險境地。經過王德林和李延祿的共同努力，避免了救國軍的分裂，但卻給日軍提供了進攻契機。1932年12月，在攻打寧安縣城的戰鬥中，救國軍遭受重創，自此一蹶不振，轉入消極防禦。“一?二八”後，日軍調集重兵對付東北，馬占山、李杜和蘇炳文部等相繼退出國境，李海青、馮佔海等也相繼退入關內，失去策應的王德林部控制範圍日益縮小。面對救國軍的困境，南京國民政府拒絕支援。王德林不得不向全國報館、團體、各階層發出乞援通電，然而收效甚微，救國軍陷入絕境，隊伍分散。1933年1月，王德林與孔憲榮等人退入蘇聯境內。

王德林出走蘇聯後，吳義成任代理總司令，周保中任總參謀長，將潰散在寧安、敦化、額穆、安圖等地的救國軍部隊整編爲四路和一個遊擊軍，由姚振山、柴世榮和李延祿等擔任各路司令，繼續開展抗日活動：李延祿等領導下的抗日救國遊擊軍，與密山抗日遊擊隊結合，發展成爲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柴世榮部與寧安工農義勇隊結合，發展成爲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史忠恆部後來參加了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姚振山、孔憲榮夫人高俊鳳等則組成一支抗日遊擊隊，一直堅持到1937年。盛極一時的救國軍宣告失敗。

帶病發餘熱 彌留不忘收復失地

王德林和孔憲榮等在進入蘇聯後，被安置在湯木斯克城。1933年4月，王德林轉道波蘭、德國、意大利回國，於5月5日到達香港，受到廣東和港澳各界人士、新聞記者3000餘人的熱情歡迎。6月6日，他前往廣州，受到軍閥陳濟棠歡迎，隨後陳氏以支持王德林及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名義成立西南後援會，在西南地區爲東北抗日進行募捐。

王德林再次熱血沸騰起來，他在上海、天津等地繼續宣傳東北抗日，與中共東北抗日總會以及東北救國軍餘部保持聯繫，支持和指導抗日，並且將募捐的8000塊現大洋通過共產黨員陳翰章捐助給東北抗日前線。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任命王德林爲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光復軍第二路指揮。肩負着新的使命，年過花甲的王德林爲抗戰的大計奔走呼號於江淮豫魯等地，招募愛國青年，自籌槍馬彈藥，組建民衆抗日武裝。但長期奔波和心勞神悴銷蝕了他的身體，1938年12月20日，王德林因病在老家去世，終年65歲。彌留之際，他還念念不忘收復失地！家鄉父老懷着無限的悲痛，將他安葬於沂水河畔。

延安中共中央得知王德林不幸病逝的消息後，於1939年2月4日在《解放》週刊上發表了題爲《追悼東北義勇軍領袖——王德林》的紀念文章，認爲“喪失了這個民族老英雄，實乃我中華民族的一大損失”。全國解放後，黨和國家追認其爲烈士。與其長期並肩戰鬥的李延祿在“九一八”28週年紀念日時，寫下輓聯以示懷念：“國難當頭，同心協力，奮起抗擊日寇氣節凜然。山河依舊，萬民騰歡，祖國建設輝煌英名永傳。”

王德林領導的救國軍堅持抗戰達一年之久，消耗與牽制了日軍兵力，推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佔吉林省及整個東北的進程，爲吉林創建抗日遊擊隊、開闢抗日遊擊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救國軍愛國將士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毅然舉起抗日救國大旗，振奮了民族精神，對吉林乃至於全國抗戰都有很大的鼓舞。王德林將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力量都傾注到民族解放的事業之中，正如延安中共中央在紀念專文中所說：“王將軍雖死，王將軍保衛祖國及殺敵的精神卻不死。”當然，更可貴的是，“他留在東北的舊部如李延祿、周保中、柴世榮等同志所領導的義勇軍，都已參加或改編爲東北抗日聯軍，現在正在東北白山黑水之間，與敵進行遊擊戰爭，配合我國內國軍之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