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錢穆及其史學貢獻？
錢穆先生對於史學貢獻最大的是什麼呢？當然是思想史與學術史。
在兩漢經學史方面，他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學平議》中指出，所謂兩漢今古文之爭不過是立官學之爭，而非清人所演繹出來的今古文學的不同。這個意見在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深刻而有洞見的觀點，可惜並未產生足夠的影響。直到今天，一部分學者開始從頭反思經學今古文問題，才重新意識到錢穆先生這一觀點的重要性。
在學術思想方面，我尤其推崇他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錢穆先生在?繹學理，闡述思想方面有他頗為獨到的功夫。這種眼光和功夫也同樣體現在他的《朱子新學案》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這種學術風格，在當時的歷史學者裡面，實在是找不到第二個人的。而相比之下，當時的哲學學者中，講同樣問題時，義理之深奧幽玄或能勝之，但多不免摻雜西學影響，又或只集中在對象學說中的一點，而失於對其整體學術的講評。所以既能把歷史中的思想演變捋出一個成型的脈絡，又能用傳統中國學術的語言，同時還不代入自己的過度演繹，能把這種工作做好的，也只有錢穆先生。
當然，錢穆先生的考據功夫我以為頗有可議。至少一直被人追捧的《先秦諸子系年》，並不能說是很成功的作品。
至於說錢穆先生影響最大的作品，當然是《國史大綱》。但是好像大家都比較欣賞的都集中在開頭的那四段話。在我的理解中，其實這四段話主要是針對古史辨派和史語所說的。這麼一想的話，好像也就沒有那麼激動人心了哈……
一、師承與家派的嬗遞：錢穆先生的前半生
本書在結構上雖然分為雙親和師友兩個部分，但以筆者度之，真正的斷限應該在錢穆受顧頡剛之邀，由蘇州省立中學轉任燕京大學，由地方而中央，由中學而大學，由教學而研究。從此，錢穆先生的學術研究、學術交誼、學術境遇進入到一個新的造境。但錢穆先生一生的學術淵源，一生學術的根底則是在父兄教誨，常州、無錫、蘇州等地方社會的薰陶所養成，這是研究者應該重視的。
錢穆先生出生於一個沒落的耕讀之家，所謂醬缸砸爛了，架子還在，家學的傳承是其治學的重要基礎。無錫錢氏乃東南巨族，雖不同支，但都以吳越王錢繆為祖，錢基博、錢玄同、錢鍾書、錢偉長、錢三強等都出自於此門，錢穆先生幼年學術路徑的形成和之後的學術交誼，與此有所關涉。其中錢父主持懷海義莊（此為研究江南宗族的重要史料，華南研究者可能未充分重視）、鴻議堂，地位不啻於族長，兼為鄉紳，錢穆先生受父兄影響，先後學習《史記》《五經》《史節概要》《地球韻言》《資治通鑒》《十八家詩鈔》等，打下很好的舊學底子，也初步接觸了新學。
後來錢穆先生先後在常州中學（常州武進乃清末今文經之發源地）等由舊式書院轉型的新式學堂學習，畢業之後，先後在小學、中學任教多年。同今天不一樣，當時的中小學中有很多學問水準不亞於大學教授的中學教師，如果育學校有「元博師」（他的太老師是屠敬山），還有後來與錢穆先生並稱為「四大史家」的呂思勉，在盪口鎮這個小地方有華蘅芳、華世芳這樣的數學巨匠，學生中也有瞿秋白、楊半農這樣的時代弄潮兒。集美學校的師資大多來自於南北兩高師，無錫江蘇省立師範有錢基博、孟憲承（後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唐文治這樣的碩儒，蘇州省立中學的校長更是由北平師範大學的校長汪懋祖調任，方壯猷、蒙文通、胡適、顧頡剛等都來此講學。所謂「國無道，則學問在於野。國有道，則學問在朝」，彼時中國地方社會文化基礎猶在，錢穆先生成長於此人文淵藪之地，之後躍淵成龍和一系列抉擇，也皆淵源於此。
二、中心與邊緣的位移：錢穆先生的後半生
以被顧頡剛先生邀請，任燕京大學的教職為斷限，錢穆先生的學術人生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地方士子，進入中央，一登龍門，就會身價十倍。在洪業的帶領下，燕京大學成為教會大學中，中國化最成功的例子，辦學有年。錢穆先生以此為學術基地，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都有兼職，時人謂「中國通史，錢通前半部，陳（寅恪）通後半部」。顧頡剛辦《禹貢》，陶希聖辦《食貨》，學生便慫恿錢穆辦《通典》，可見其地位之高。
談及民國史學，識者多以胡適、顧頡剛、傅斯年謂「北平城三大老闆」；如果不論意識形態和學問之新舊，則郭沫若、陶希聖、章太炎、梁啟超也應該列入；論學問之高致，陳寅恪、王國維當仁不讓；陳援庵因其學問高深，受到世界漢學界的公認，又為輔仁大學、北師大校長，所以也當列入。唯錢穆、呂思勉，身前聲名相較不彰，多認為是嚴耕望抬高自己的老師。但是據《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細細斟酌，單就錢穆先生在燕大、北大、清華、師大之學術交誼，不私不黨，不立宗派，其器局或許較其他諸子，更加宏大，這也是其後來為什麼能夠創立新亞事業的重要原因。
請看錢穆先生交遊之名單：
錢玄同、孟森、胡適、何廉、張星烺、顧頡剛、傅斯年、湯用彤、蒙文通、熊十力、梁漱溟、陳寅恪、吳宓、張君勱、張東蓀、陳援庵、馬叔平、吳承仕、蕭公權、楊樹達、聞一多、餘嘉錫、容肇祖、向覺民、趙萬裏、賀昌羣、章太炎、繆楓林、張其昀、賀昌羣……
這其中既有北大-史語所派，又有南高派，還有新儒家，章門弟子，甚至連南開派的長老何廉、浙大派長老張其昀等，這種器局，在當時實屬罕見。
而作為一宋學家和通史大家，錢穆先生除了考據功夫一流，寫出《先秦諸子系年》《劉向歆父子年譜》，還強調知行合一、民族主義。其先後組織四次出遊：一遊濟南-泰山-孔府，二遊平綏-大同-綏遠-包頭，三遊平漢-漢口-長江-九江-廬山，四遊開封-洛陽-西安。這種史學教育思想，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因為西南聯大事和海外諸事，《南渡北歸》等作者已經詳述，此不贅言。抗戰後期，錢穆先生先後任教於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武漢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昆明五華書院、江南大學、華僑大學等學校，除了與顧頡剛、吳其昌、唐君毅的私誼之外，也與錢穆先生重視地方社會文化，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品性有關。錢穆先生後來能為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立下規模，也正是由於他在蔣介石、新儒家、臺灣、香港、美國、大陸等各方勢力之間，難以替代的作用。
浮海之後，錢穆先生先後赴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東京大學、臺灣大學、馬來亞大學、劍橋大學等遊學，對中西方差異進行了細緻的剖析，提出了學貴通不貴專的學術主張。在中心與邊緣的位移中，再一次站在了時代潮頭。
三、學術史、人生史、口述史的三重面相
錢穆先生的這本自述具有多重的屬性，就學術史來看，我們可以一窺其和同時代人的基本觀念、基本著作，因其交遊廣泛，所以這本自述又相當於是一本簡略的二十世紀學術史；從人生史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出在大時代的背景下，個體與集體命運的沉浮，錢穆先生是由沒落的耕讀之家、地方社會、中學教員的身份走向學術場域的中心的，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錢穆先生是這樣，那陳寅恪、顧頡剛、郭沫若等知識羣體的其他代表呢？
從口述史的角度，雖然直到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之後，或者唐德剛寫張學良、李宗仁、胡適等人的口述歷史之後，口述歷史這一概念才真正意義上出現。但實際上口述歷史的方法在《詩經》《史記》等傳世文獻中都不同程度的運用，很多的個人回憶錄也屬於口述歷史的範疇，只不過其史學的品相有粗有細罷了。錢穆先生治學嚴謹，在其一生經歷之中，中研院院士選舉風波和新亞書院風波是兩個很重要的事件，胡適和蒙文通的矛盾、傅斯年和顧頡剛的矛盾，他都是親身經歷過的，但是不該說的他都沒有說，也沒有為自己過多辯解，可見其純儒之「德」和史家之「真」的特質是同時存在的。但是此書也並非沒有問題，比如錢穆先生的父親和他自己，在自述中都有一些預測性的言語，或者對看相、手相有濃厚的興趣，這些都是要辯證看待的。
就筆者看來，當前口述歷史研究與實踐最大的問題就是，理論過剩，本土經驗總結不足。實踐的東西過於粗糙，沒有進行歷史編纂的改造，自唐德剛以來，缺乏比較好的歷史編纂作品。口述文獻雖不可盡信，但文獻史料也不可盡信，應該把口述、文獻、實物，甚至影像等結合起來，多重互證，擴充史料，最大可能的還原歷史真相。還要學習錢穆先生這種治學方法，注重通貫和歷史的關節處，寓史學批評和現實關照於史學敘述和史學解釋之中，還原歷史的本來功用。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談談錢穆先生吧。我少年時讀魯迅，讀柏楊，所以對中國歷史、對傳統文化持一種反傳統的啟蒙主義立場，直到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將自己的歷史觀扭轉過來。所以錢穆先生於我，有特別的意義。2015年，錢穆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日，我到常州大學參加了紀念錢先生的會議，並赴無錫瞻仰了錢穆故居。
我對錢先生，心裡只有敬重，他的史觀於我啟發良多。不過，對錢先生的部分觀點，我也不敢苟同。因為我比較關注宋代歷史，所以也特別留意了錢先生對於宋朝史的評價。
錢先生對「宋學」評價甚高，曾言：「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 並指出「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東林者，亦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真源之所灌注也。」
但他對宋朝政治的評價卻是極低，比如宋朝「積弱積貧」之說，即造始於錢先生；他又認為宋代是君權高漲、相權低落的朝代，因為宋朝君主掌握著最終的決策權，而宰相的權力被分割了——宋朝將軍權與財權從宰相機構中劃分出去。錢先生又說，宋代的臺諫權出現了退化，因為「諫官臺官漸漸變成不分。臺官監察的對象是政府，諫官諍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臺諫，又如何得施展？」
這些看法，都是我不能同意的，已寫了文章提出商榷意見，這裡不贅述。
錢穆先生江蘇無錫人，字賓四，原諱恩鑅，民國元年始更今名。世居縣東南四十里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盪口鎮西五里。先生雖雲書香門第，然舊時家族已衰落，父親早亡，母親孀居撫養眾子。錢先生與其兄聲一入師範學校，十七歲抗顏為人師，先後任教三兼小學、梅鎮高小、江蘇第三師範、蘇州中學、後經崑山顧頡剛先生介紹赴燕京大學任教，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四川大學、齊魯大學。抗戰結束後，返回無錫任教於江南大學。內戰結束後，赴香港與張丕介、唐君毅等人共同創辦新亞學院。六十年代，香港三家書院合併成立中文大學後，錢先生離開香港赴臺灣，建雙溪素書樓仍就教授不輟。
三十年代北大任教期間，中國通史本為多人分時代講授。錢先生認為，多人講授，彼此不相貫通，失去通史的意義，因此，自民國二十二年秋，錢先生一人獨任此課，一年講授完畢。其時，通史為北大文學院學生必修課，但高年級學生及外校旁聽者亦不少，故每堂課常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滿。後同事陳夢家因選讀過先生通史課，故勸先生撰寫通史教科書，以應時代青年迫切需要。先生意動，故在宜良山下獨居撰寫，一年而就。先生在北平講授中國通史四年，及來昆明復講兩年，校外旁聽者爭坐滿室，先生上講壇，須登學生課桌，踏桌而過。蓋時在九一八、七七事變後，國人民族意識高漲，先生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講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懷熱烈，並又正當壯年，精力充沛，詞鋒所扇，動人心絃，故諸生折服，爭相聽受，極一時之盛。
先生《國史大綱》書稿既成，繼而撰寫引論載諸報端，一時閧然。毛子水故欲駁斥，傅斯年亦表不屑，然陳寅恪先生卻以為大文章。數十年間論者無數，亦未有定論。
嚴耕望先生認為：
目前所有各種中國通史中，仍以前賓四先生的《國史大綱》為最佳，內容既見識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幾部通史所能企及。而民族意識有很強烈，正合乎現在要求所有大學生修習「中國通史」的目的。
餘英時先生認為：
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含蓄，其背後不僅是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
顧頡剛先生認為：
其中較近理想的，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 、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其中除呂思勉、周谷城、錢賓四先生的書外， 其餘均屬未完之作。錢先生的書最後出而創見最多。
王家範先生認為：
通讀全書，先生對中國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氣（且稱之為「中國歷史精神」）的鐘愛。……或許我們理由對其過分文化自戀的立場持異議（我個人也自此同感）。但絕沒有權利不尊重他的那份感情(只要回想一下當時他的講課是青年熱烈歡迎的情景，即知其有他人不可企及的精神魅力) 。
五十年代轟轟烈烈的批胡運動是眾所周知的，但估計沒有什麼人注意到同一時期對於錢穆的批判也如火如荼地展開，我們可以翻開五九年第二期的《歷史研究》，天津師範大學歷史系的《批判錢穆的國史大綱》赫然在目，其反對錢穆主張社會是「階級對立消融」的觀點，批判錢穆抹殺「階級鬥爭」的「社會發展論」。文中指出，錢穆主張「民族文化」、「學術思想」的歷史發展論，掩蓋了「封建階級對立」的事實，淹沒了「社會、經濟物質推動歷史」的要素。故錢穆的史論「不是唯物思想，而是唯心思想」。
讀到這些文字後，大體上可以看出學界對於錢穆先生這部史學著作的看法，這些看法有溢美，也有貶斥，但都不妨礙我們重新開啟這部撰寫在抗戰時期的史學名著。當我們親自閱讀這部作品之後，也許上面的評述都可以一笑視之，不必太過在意了。
中國學問的傳統是文史哲打通關，而統緒綱摯在經學。以經攝史，以經衡文，以通天地文章之理，經彰經世治國之道，以求通古定今之策，以成堯舜之美。此儒門規制，科舉宗風，聖人教化是也。其中堂廡，章實齋《文史通義》早言之甚詳。錢賓四先生之史學底色，實亦本此，並吸中西，重沐聖教風化，堅守中國。既不復闢前朝，亦不依附夷狄。欲回江海，力挽狂潮。第一代新儒家中，唯先生精於史學，餘者皆耽於哲思是矣。
就個人閱讀言，賓四先生史著，我最佩《先秦諸子系年》。是書大膽使用《竹書紀年》以糾史記之誤，所得頗豐，獨步學林，其可貴處誠如先生自言「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座歲。前後二百年，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搖。用力較勤，所得較實」。賓四先生的史學功力，此書實代表所在，精華所在，能傳世而公認有以者，此書當列第一。複次，《兩漢經學今古評議》，雖非二十世紀首推之作，亦是先生學問心血凝聚之精華，足惠後世之經典。
《國史大綱》著寫目的不同，乃在首弘中國之優越性，以論帶史，以思之洞見來用具體史料，混合起來反而不清晰，不充分，不服人。衷腸可鑒，見地常有，而又多經不起細緻推敲，掛一漏萬，強為之說處頗多，真有較明顯遺憾。中國之優越性何在，中華文化的優質何在，本是個動態問題，比較史學問題。除了立場，史料提取之功夫外，視野也很重要。史著之說服力不僅從理來，從信仰信念，更從嚴密客觀科學周到的史學思維而來。《國史大綱》恰好暴露了傳統史學在這方面的短處。另一本書《晚言盲言》也有類似缺陷。錢先生之「弊」讓我想起另一名儒家學者蔣慶先生。蔣先生的之心腸思念於賓四先生處其實頗有近似。
若要學習瞭解中國史，《國史大綱》絕非好的入門。倒不如先讀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指導下的近年之作，如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上下冊，增訂本）。通史之書是否值得信賴推許，首看組織之方法，次看史料組織詳略精當，科學客觀與否，再次看觀念立場，再次看語言藝術之生動與否。此幾者不能顛倒。為何我主張中國通史入門，首看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下的近年大學本科教材，乃為解決前幾個問題。然後，我主張選一些斷代史看，按自己的興趣規劃一下。此方面，中國學者作品我挺看重呂思勉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兩套，可謂融治中西，有情懷有溫度，有史實有輕重的書寫。呂先生的《讀史札記》、蒙文通先生《古史甄微》，乃至陳垣先生的《通鑒胡注表微》等似皆應在賓四先生《國史大綱》之前讀。而之後還可與顧炎武《日知錄》對讀，衝擊力更大。
《國史大綱》的可取處，可貴處在論與史之結合，從一個中國人如何看自己身上的祖國與文化留下之反響與精神，從時代的使命感回應古今之變的角度與可能性探索。這部書提示我們，這種回應與定位不僅在哲思學理上成立，在史之認知上同樣有可能的。至於賓四先生做得如何，則是另一個可具體探討的問題了。
現在人們都喜歡稱錢穆為「國學大師」，但錢穆的貢獻在哪裡呢？
想必大家都知道他的《國史大綱》，裡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話，要對中國歷史抱有深情和敬意。大家直到，20世紀的中國，正是一個激進變革的時代，大家都對傳統嗤之以鼻，認為已經不符合時代了。但是，錢穆確認為，傳統文化仍舊有著自己的魅力，中國之所以落後，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不行，恰恰相反，我們的文化與西方文化是一樣的，甚至比它還要高。
所以，錢穆一輩子其實就是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以此樹立國人的自信心，比如，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得失》其實就是講中國的制度演進，並從中反駁大眾人對他的印象。比如人們都說中國古代制度是專制黑暗的，但是錢穆卻認為並不是如此，唐代以來中央政府實行門下、中書和尚書三省制度，中書省負責政策的制定，尚書省負責命令的執行，而門下省則是對不符合規定的命令進行批駁。在錢穆看來，這個制度和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非常相似，甚至比美國的還要早還要好。
此外，錢穆對於中國的宋明理學有著極大的熱愛，據說錢穆一輩子每天都必須閱讀有關宋明理學的書，錢穆在得重病身體疼痛難忍的時候，還讓他的弟子餘英時去給他買《王陽明全集》去看，因此錢穆在宋明理學研究上的水平是極其高潮的！錢穆是希望讓大家發現宋明理學的魅力，發現它可以給予人們心性上的訓練，心靈上的安靜。
錢穆一輩子寫了幾十本書，他希望可以以此不讓自己的國人把自己的文化看輕了，可以說他對中國文化的復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江蘇省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1967年移居臺北，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著作輯為《錢賓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編，計56種54冊，約1500萬字。其中《先秦諸子系年[2]》為錢穆的代表作
錢穆居北平八年，授課於燕京大學、北大等名校，並在清華、北師大兼課，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華西、齊魯、四川各大學。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瞭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歷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被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1950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絃歌不輟，因辦學有成，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獲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60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獲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1967年10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返臺，築素書樓於臺北市士林區外雙溪，1968年膺選中研院院士。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學堂。學校首任舍監為人和藹友善，對學生循循善誘，深受大家的喜愛。後來換了新舍監陳士辛，教學生修身課，與學生相處不好。錢穆所在的四年級在年終大考前，全年級集體提議，請求校方對明年的課程作些改動，要求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學生公推錢穆等五人為代表與校長商談，又以集體退學相要挾，結果均為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於是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在這次事件的五位代表中，除錢穆外，還有兩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兩位分別是校長的三弟以及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錢穆因鬧事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於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這位年幼倔強、聰敏伶俐的學生卻很欣賞，他推薦錢穆到南京鐘英中學就讀。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被迫輟學。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並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歲，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後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
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紮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而辭職南歸。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錢穆終於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立相薦，這與文學院長鬍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北大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嚮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北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北大執教，自然樂於接受。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臺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徵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面侵華。八、九月間，日軍進佔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陳寅恪等人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他的《國史大綱》新義迭出，創見尤多，被定為全國大學用書而一紙風行。所以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抗戰勝利後，北大的復校工作開始緊張進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當時胡適遠在美國未歸，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複員和北遷事宜。當時舊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請返回北平，而錢穆卻沒有得到邀請。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早就打算從行政職務中擺脫出來。新亞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有一定規模，且加入中文大學。錢穆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次年再度請辭，董事會建議休假一年後再卸任。16年來，在繁忙的行政事務之餘，他還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潛沉書齋，埋首研讀。1964年休假後移居鄉村小樓，開始計劃寫《朱子新學案》。1965年夏，錢穆曾赴馬來亞大學講學，餘暇專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臺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遷至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因錢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書堂側，故以「素書樓」名新居，新居的庭院裏，還特意種植了家鄉的植物：蘇州紫竹。在此期間，錢先生以最高票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錢先生用七年時間完成鉅著《朱子新學案》。此書得到哈佛資金協助。此書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僅深入論述了朱熹學術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統梳理了朱子思想資料，夾敘夾議，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國思想史後半期的重要歷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決了朱子卒後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在哲學上的理氣論與心性論是一大問題，錢穆用理氣一體渾成的道理解決了學者對理氣二元或一元的爭論，也用心性一體兩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關於程朱與陸王的門戶之見。在學術上，他再現了朱熹作為百科全書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學方法上，義理與考據孰輕孰重也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之一，他用「考據正所以發明義理，而義理亦必證之考據」的方法克服治學方法上的偏頗。《學案》是他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學案》後，讚歎不止，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一、著作方面
單獨拿出《國史大綱》來說。這本書以教科書體例寫就，但說實在話，作為一本著名的「通史」著作，這並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書，但不妨礙其成為一本偉大的著作。之所以說它不是一個好的教科書，是因為其中內容講的太簡略，並不適合一門歷史初學者來讀，起不到史料積累的作用。但《國史大綱》之所以流傳於世，在於其中錢穆老師對當時諸多思想者史學觀點的總結提煉，書中諸多地方有對陳寅恪、呂思勉等專門學者觀點的討論，只是他本人並沒有明確指出。這是一本綜合性論集，想看透《國史大綱》，如果沒有一定的積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人無完人。錢穆老師的學問也有其問題，也有許多被探討批判的地方，這是每個學說必然會經歷的事情。對《國史大綱》的批判，可以從史料、邏輯的方面出發，我們批判一本著作的目的是「修繕」，讓學說逐漸完善，而不是「打倒」，讓其遺臭萬年。而單純地扣帽子，評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為。
一些曾經批評《國史大綱》的人，例如胡繩，在晚年都對自己曾經對《國史大綱》的指摘進行了反思。讀不出精華，應該先從自己身上反思。這種自視甚高的情況很多，有諸多學者評論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言之無物，我只能說，某些人眼中的言之無物，只是有眼無珠罷了。
我們不必討論錢穆老師在史學某一特定領域的貢獻，在知乎也沒有必要說那麼細。就單憑思想史觀、承前啟後、著作傳世這三點，就已經足以支撐錢穆老師的史學思想成就。
二、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創立於1949年，當時環境及其艱難窮困，錢穆老師為了籌集辦學資金四處奔走，幾乎沒有休息的日子，還幾次身陷險境，差點喪命。而新亞書院以宋明書院之講學精神，配以西洋大學的導師制度，所授知識貫通東西，不可不說是當時中國教育之奇葩。
新亞書院的幾位老師，如錢穆、張丕介、唐君毅、饒宗頤、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貫耳的名字，教出的學生更是有餘英時、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作為世界漢學的中心之一，構成歐洲、美國、臺灣、香港四個核心的落腳點之一，享譽全球。可惜，本應執世界漢學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學，地位卻一日不如一日。
作為第一任校長的錢穆老師，能教書，亦能辦學。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響，可以說是有功無過。
三、為人處世
文人相輕，而錢穆老師卻從不輕視他人。錢穆老師修習學術的「雅量」，是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
辦學、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勢必經受社會的考驗，這考驗可能是質疑、批評、辱罵，可也能是讚揚、追捧、盲從，錢穆老師鼓勵後學懷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種批評質疑，這就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雅量」。這種為人處世的心態，一直是我個人從事學術中秉持之信念，並已經在知乎上有所述說。
但這種開放的態度，不同於接受一切的意見。當有些概念相左之時，錢穆老師依舊會堅持自己認為更可靠的觀點，並與對方理智探討。
他在《國史大綱》序言中寫下的幾句話，更是顯出其才氣磅礴、文筆勁悍的英姿。振聾發聵，乃一切史學研究者必熟記之訓誡。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
(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
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
(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
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這些話，值得每一個知乎史學討論者反覆誦讀。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對知乎亦如是。
提出一個觀點，不怕質疑，堅持真理的同時歡迎討論的「雅量」，對史學研究畢生抱持的溫情與敬意，是錢穆老師為人處世、學術立足的根本。
四、總結
所學尚淺，無法對錢穆老師做出什麼一句話的評論，就借引其得意門生餘英時先生的話，來為本文之總結：
「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此言得之。
感謝閱讀。
錢賓四先生曾論中外英雄人物，曰凡中國著稱於世於史者，多為當時失敗而後世尊崇，孔子屈原嶽飛文天祥莫不如是。錢先生應亦位居其中吧！今人習西風已久，視歷史為一專門學問，又於歷史中細分各專門史，這正是錢先生所治之學不為大眾所知的原因。如能跳出現代治學窠臼而以傳統學術審視，則錢先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功德言昭然天下矣。
傳統史部大家。不過錢老先生，畢竟沒有看出來，史學本質也是敘述，也必有詳略，詳略必基於某個視角。在國學中的史，本質上只是。統治術的一種修辭化表述而已。因為它起源於統治中的文件。（《尚書》）起源於統治備忘錄。（《春秋》）。不過傳統史部之學的考據工夫，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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