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黨史的開篇中,有一個人,因爲闖進了中共一大,從此註定不會被淹沒在歷史的塵埃裏,而只要寫中共黨史開始部分,他的名字註定一定會和毛澤東同時出現。

他,就是上世紀舊上海法租界政事治安處主任、督察長,青幫悟字輩成員程子卿。

【煙雲江湖】一生四平八穩大佬,闖進“一大”,抓捕陳獨秀的暗探

右一薛耕莘(巧,我故舊之父),中間爲程子卿

程子卿,字則周,又作澤周,1882年3月3日(光緒八年農曆壬午年正月十四日)出生。江蘇丹徒 (今鎮江市)人。家庭貧困。在鎮江私塾高功書院三年肄業之後,到鎮江南門越城內何益順米店當學徒。

1900年前後,從鎮江來到上海,當時他的姐姐在上海福州路當妓女,由姐姐出資,程子卿在上海廣東路滿庭芳開了一家小棧房。由於生意蕭條而關門,他不得不到上海十六鋪碼頭做搬運工。他在那裏結識上海幫會頭子黃金榮,結拜爲幫,人稱“黃老大”(黃金榮)、“丁老二”(丁順華)、“程老三”(程子卿)。又因爲他的皮膚黝黑,綽號叫“黑皮子卿”,青幫悟字輩成員。

流氓有文化,名頭滿天下。雖然這是誇張了,但程子卿的確在碼頭工人中,因爲有文化,頭腦活絡,又有一身力氣,爲兄弟們打抱不平時敢出頭‘拉場子’,更加之有在幫身份,逐漸的,也是一塊地皮上的‘小老大’。

如今的上海延安東路,在1914年前是一條黃浦江的支流,即赫赫有名的“洋涇浜”。川沙、南匯、奉賢等郊縣的農民搖着小船,滿載着農產品從浦江而來,泊在洋涇浜的鄭家木橋畔,與兩岸的居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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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洋涇浜

這條也是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界河,因此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最開始時,有一些上海話稱之爲“小癟三”的混混在此乞討、敲詐甚至搶劫,來做生意的農民大聲呼救,若是法租界的巡捕趕來,這些小地痞就踏上鄭家木橋逃到公共租界,反之,則從公共租界逃到法租界。

漸漸地,流浪兒、浪蕩子、青皮流氓會聚於此。租界警方也曾合力遣散,甚至用拖船將他們“流放”到浦東。但沒多久就恢復原樣,而且愈發混亂污穢,簡直是盜賊淵藪。因此,“鄭家木橋小癟三”成爲了上海人家喻戶曉的俗語,用來指稱那些無恥無畏又屢教不改的小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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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木橋早已拆除,原址上建了石橋,今也蕩然無存

正在租界當局爲此煩惱的時候,一個法捕房的“包打聽”(老上海人對便衣探員的俗稱)將這事兒麻利地解決了,他就是黃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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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中年時期黃金榮

此時是1905年,鄭家木橋周圍的青皮已經結成了幾個幫派。黃金榮當差十年,相當有破案經驗,而且出手豪爽,善於花錢籠絡“線人”。這樣,沒幾天就瞭解到,這些小混混無論跟哪個老大,大都聽一個叫程子卿的鎮江人的號令。

據說程子卿雖然身材瘦削,卻臂力過人,因此黃金榮見他的時候,帶了好幾個弟兄。程一聽是巡捕找上了門,並沒有反抗。不過令他喫驚的是,這個一臉麻子、頗有點矮胖的巡捕沒把他抓到大自鳴鐘捕房,反而進了法大馬路聚寶樓(法大馬路是舊上海俗稱,當時正式名稱是公館馬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東路)的一個小包間。在這裏,黃金榮要和他談一個交易。

條件很簡單,黃氏承諾和程結拜弟兄,並介紹進法捕房當差,只要他把手下的徒衆組織起來,不再敲詐搶劫,而是規規矩矩地向在鄭家木橋賣貨的農民徵收管理費。當時黃金榮還並非幫會中人,但這一做法開啓了上海祕密社團日後四十餘年的行爲慣例,那就是背靠租界當局的政治勢力,在灰色地帶以保護者而非掠奪者的身份出現,一方面維護市面安定,另一方面得以上下其手,大發其財。順便也可以幫租界當局處理一些用法律手段無法解決的難題。

黃金榮更是把程子卿安排進法國巡捕房當了巡捕。他雖然不懂法語,但臂力驚人,抓人一抓一個準,又特別機警,辦事能力超強。程子卿也沒有忘記投桃報李。黃金榮還是青幫‘空子’的時候,因爲勢力在法租界已經無出其右,便冒天下之不韙,公開開香堂以青幫身份收徒。這就是後來江湖傳說中他‘天字輩’由來。當然,若干年後,還是在青幫老人的壓迫下,給大字輩張鏡湖遞進了門生帖子,成爲了通字輩。

而當時黃金榮開香堂的地方,便是法大馬路聚寶樓,這座聚寶樓黃金榮一分錢沒出佔了半座樓的股份,就是程子卿和丁順華去‘談’下來的。而且順便替大哥收了這座茶樓的老闆史少卿做徒弟。史少卿一躍成爲幫會掌管上海城隍廟小生意人之人,得到的錢財何止一座聚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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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上海城隍廟一景

辛亥革命時期,程子卿跟着大哥結識了孫中山,專門負責保護孫的安全,程子卿和孫中山和宋慶齡的關係開始密切起來,後來乾脆加入了國民黨。他的簡歷中關於入黨是這麼寫的:上海,入黨爲“孫總理代辦”。程子卿從此靠山是青幫,又與法租界內的國民黨來往密切,因此消息十分靈通,愈加受到法租界當局和黃金榮的青睞。

‘誤闖’中共“一大”會場

當時,租界當局已經得到不少關於共產主義組織要在上海開會的情報,但時間和地點都不那麼明確。陳公博就說:“在大會召開之前,外國租界就已收到了許多報告,說東方的共產黨人將在上海開會,其中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鮮人,俄國人等。”法租界當局加強了警戒,還專門制定了一個條例,要求租界內的任何集會必須於48小時前取得警察局長許可,否則一律嚴懲不貸。

開會當晚,程子卿聽到望志路106號(今上海新天地區域興業路76號)裏有外國人說話的聲音,直接闖了進去,正是“一大”會場!當被詢問時,他反應很快,說了聲“對不起,找錯房子了”,這也成了他在中共‘一大’會場上的講的話。隨後程子卿趕緊撤出來,回去喊人。趁着這個空檔,中共嗅到危險氣味,迅速轉移到那艘遊船上,這得感謝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她實際上一大的總務。代表住宿、會議材料整理等,她都出了不少力。另題外說,一大代表中,周佛海到了上海,但由於腹瀉,沒有進入會場。實則在望志路會場的加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就十四人,而程子卿那闖入的‘一分鐘’,使他成爲黨史上一大第‘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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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一大會址

而針對‘誤闖’一說,其實更確切的是禍起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亨德利庫斯.約瑟夫斯.弗朗西烏斯.瑪麗.斯內夫利特),這個來頭不小的“赤色分子”。1920年,馬林作爲印尼共產黨(他是該黨創建人之一)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1921年4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被捕又獲釋之後,已經是各國警方密切注視的目標。馬林在1921年4月動身來華。因爲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經科倫坡、巴東、新加坡、香港時,都受到了嚴格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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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亨德利庫斯.約瑟夫斯.弗朗西烏斯.瑪麗.斯內夫利特)

1921年6月3日,馬林乘坐阿奎利亞號(Acqulia)客輪抵達上海之後,密探們更是把馬林的行蹤查得清清楚楚,並記錄在案。法租界巡捕房當年的“S”或“R”類檔案中可查到準確的原始記錄。

1921年7月23日當晚,馬林進入一大會場時就已經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首先進入會場偵查的便是一向膽大的程子卿。

當時借用的名義是搜查一個叫‘全國各界聯合會’的組織,這個組織總部設在法租界貝勒路口的樹德里,門牌是望志路104號,以前還曾臨時借用過106號辦公。這個聯合會支持孫中山,反對北洋政府,法租界就以此派出了程子卿。

關於後來搜查的細節,陳公博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回憶比較詳細: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爲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那個偵探告訴我,他實是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纔來搜檢。。。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爲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

後來,陳公博在他1944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又補充了一個重要情節:“(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裏的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祕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爲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爲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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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

整個過程,陳公博自稱曾不停地抽菸,竟然把整整一聽長城牌四十八支菸卷全部吸光。(這個我個人認爲是誇張很多,作爲老菸民,抽一支菸是多少時間,3到5分鐘,而且,連續抽人肯定受不了,我個人在極其鬱悶之際,估計最高紀錄也就不停抽了十來根兒。更況且,以前沒過濾嘴的,更醇更濃烈)

在中共一大結束後不就,黃金榮和程子卿還兩次同時抓捕同一個人,誰?中共領袖陳獨秀。

1921年10月6日《申報》 第14版報道:

住居法新租界地方之陳獨秀,邇因編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工黨主義、勞動主義、新青年等書籍,被特別機關探目黃金榮、包探程子卿偵悉,以其有過激性質,於前日偕同西探至該處,抄出是項書籍甚夥,當即將陳及其妻林氏並牽涉人褚輔成、牟有德、楊一生、胡樹人等,一併帶入捕房。

1922年8月10日上海 《時事新報》 報道:

陳獨秀氏寓居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二號,昨(九日) 被法總巡捕房特別機關西探目長西戴納,會同監察員黃金榮,華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義卿等捕獲,帶入蘆家灣(引者注:即盧家灣)總巡捕房,候請公堂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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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1927年,程子卿參與了“四·一二”政變,獲得“青天白日三等”勳章。胡漢民、汪精衛分別贈他親書字軸一幅,着實讓他激動了好幾天。

後來,程子卿也爲中共、進步人士以及國民黨左派幫過一些忙。比如,他給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提供過保護;幫忙疏通、釋放過共產黨員;爲農工民主黨領導人鄧演達通風報信等。這些,可能與他入教有一定關係,但很快引起國民黨右翼分子的不滿。他曾在五年之內,先後收到7次匿名警告信,有時信封裏還附有子彈。

新中國成立後,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政治問題受到政府審查,遂求助於宋慶齡,經宋慶齡出面向有關部門作了說明後,方纔避免被捕的命運。程子卿以後回憶說:“由於他對人民做過一些好事,解放後被審查時,幸蒙宋慶齡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間,才未予關押。。。也沒有被懷疑是帝國主義買通的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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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年輕時

而宋慶齡能爲程子卿作證明,有個很大還情之由。曾經國民黨特務機構一直監視宋慶齡,但只能在外圍,無法深入,得知宋慶齡身邊保姆李燕娥單身,便選美男特工與李燕娥戀愛,以求打入宋慶齡家中。程子卿把那美男身份悄然告訴宋慶齡,使宋慶齡及時識破這一“美男計”。

程子卿的太太叫楊景德,兩人一起加入了天主教,育有兩女一子。他原在上海建國中路(薛華立路)137弄建造4幢三層新式里弄住宅。除了其中一幢自住之外,另外3幢出租。在程子卿晚年,靠着收取租金,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只是後來消化道、泌尿系統患病,在病痛之中度過最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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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建國中路137弄和平里弄口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於建國中路私宅,終年79歲。

1980年, 程子卿太太楊景德因患肺炎離世,終年8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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