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志明：曹寇躺在“水城弟兄”的牀上，溥儀爲何不躺曹寇牀上？

　　《十七年表》

　　在2012年，曹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十七年表》，之前他一直祕而不宣，據說有幸看過此文本的不超過五人。這部小說分爲十七個章節，按照編年體體例，一年一個章節，從1990年寫到2006年。起始於1990年，薩達姆·侯賽因命令伊拉克軍隊入侵科威特，海灣戰爭爆發；終止於2006年12月30日，薩達姆·侯賽因被執行絞刑。小說原名《薩達姆時期的生活》，除了每一章節前所引一段與薩達姆有關的國際大事，描寫的其實是在此期間中國城鄉極其普通青年之成長曆程。像一件讓人讚歎的裝置一樣，與日常經驗和瑣碎生活相平行（也許更貼切的說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樣一件“國際大事”，成爲了貫穿主人公青春期生活的“時代背景”，在曹寇看來，“或許兩相參照倒別有趣味”。這種勇敢的嘗試，可惜甚至沒有獲得起碼的尊重和公平的對待，在發表和出版的時候，無一例外地被要求刪改，將國際大事刪除，它們出現在小說裏（隨便哪裏）完全沒有必要，被視爲惡性腫瘤；書名不妥，最終被改爲《十七年表》。

　　早在2003年，有感於“薩達姆被美軍抓獲。他鬍子拉碴，溫柔緘默，像一位大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曹寇開始構思動筆。在此之前，對曹寇而言，薩達姆·侯賽因一直是一個“電視上的人”，被美軍抓獲後，變成了一位“生活中的人”，這是實實在在的經驗，因此曹寇纔會發出這樣的感嘆：“一個時代終於結束了。”薩達姆是總統也好，是階下囚也好，他和“這個時代”到底有多大關係呢？就好像曹寇所申明的薩達姆事蹟和這篇小說毫無關聯，他存在（過），僅此而已。套用曹寇另一篇小說的題目“本人已死，有事燒紙”，透露而出的自是一股虛妄荒誕之意。這個結束的時代，顯然不是薩達姆其人從權力巔峯跌到谷底深淵，而是沒有參照更無法自況的青春期，是稀裏糊塗便告終結的發育擊節，在方言中星星地稱之爲“發聲年頭”，“發聲”即“發育”，說話的聲音在這裏代替了身體形態的變化，而身體形態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爲禁忌，少男少女們不能互相指認對方長毛了長胸了，這是耍流氓，而成人也不能爲老不尊，只能必要時說“聲音都變調了”。如此一來，對一代人的成長髮育，集體共謀採取了視而不見、聽而有聞的處理，透露出一種荒誕性。薩達姆掌權也好，落敗也好，和這些少年有毛關係，他們急吼吼地想要解決自己的問題，身體的問題，慾望的問題。他們飽受煎熬，自以爲“是有辦法的人”，但不是流於紙上談兵，就是功虧一簣，就好像“屋頂上的一棵樹”，除非把房子穿通，紮根到地下，否則永遠長不成參天大樹和可造之材。有鑑於此，曹寇將這部小說獻給1976年後出生、1989年後進入青春期的同時代人，這些同時代人（男性）在曹寇的小說中有兩個通用名：王奎和張亮。1990年，十三四歲的王奎和張亮不可能對圍繞薩達姆產生的一系列國際大事置若罔聞，必然會坐在電視機前面對電視機上的薩達姆的一些行爲，但也僅此而已，薩達姆的問題交給薩達姆處理，王奎和張亮有他們自己更爲迫切的問題要自行解決。這是同時代人共有的記憶，擺脫不了的畫面和困境，沒必要刻意迴避，當然也無須強行喚醒。

　　在2003年，1977年出生的曹寇虛歲27歲，屬蛇，處女座，小他兩歲的詩人吳又說：“活着就是不對。”活着雖然不對，但曹寇覺得這句話很對，閃耀着哲學思辨的動人光輝。到了2006年，曹寇30歲，正是孔子所謂“三十而立”之年，要面對一大攤子事情。這種日常生活經驗具有普遍性，在小說中被每一個和所有的王奎張亮所面對，誰也不能置身事外，同時他們也必須承受無所事事的無聊和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的虛無。由此，曹寇開始積極探究在小說中何謂意義，“意義是賦予的，作者應該儘量避免訓示意義，雖然作者的價值取向和意義傳遞是無法避免的，故而隱祕其意義應是本分。作者相對正確的作用是呈現，呈現有意義或無意義，但此意義非彼意義，彼意義應該由讀者去賦予。”很顯然，曹寇希望看到的是，作者和讀者在對意義的呈現和領略上首先應該各司其職，其次即使出現分歧也在所難免，而且作者理應對這種分歧持開放和歡迎的態度。

　　這很有可能是一部失敗的小說，曹寇對此早有預見。但何謂成功的小說，何謂失敗的小說？對曹寇及其同時代的寫作者而言，也許所謂的成功才更應該警惕，所謂的失敗（比如存在某種缺陷）反而值得去一再嘗試。至少，只要這種嘗試是誠實且屬實的書寫，就應該被珍惜和善待。就曹寇而言，《十七年表》完全在他自己能寫和想寫的範疇之內，甚至可以理解爲曹寇的自傳（張亮王奎們的自傳）、經驗自傳和精神自傳，具有這種質地的小說，畢竟擺脫了異口同聲，是獨特的，是珍貴的。曹寇向來反對同質化的寫作，深以爲戒，身體力行。這種秉直，讓他有些難以接近；而且他的鍼砭言論，也會讓有些心自膽怯的人躲得他遠遠的。目前千人一面的寫作，其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小說家對本體日常經驗的忽略，訴求一種高蹈於衆生相之上的賣力和奮力的表演，結果反而陷入了失真和虛僞的泥潭。曹寇對溥儀的《我的前半生》推崇備至，認爲它是當代漢語的傑出文本，具有很強的文學性，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描寫的是溥儀作爲皇帝的自己的日常經驗，沒有捨棄自傳而空言其他。這一點難能可貴。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簡單卻十分重要的問題：爲什麼溥儀不寫曹寇寫過的東西（曹寇的日常經驗）呢？換言之，曹寇若想把手臂伸長，去寫溥儀的日常經驗，去爲溥儀或別的什麼歷史人物寫傳記，會存在哪些困難呢？

　　回到《十七年表》，曹寇有自知（先見）之明，他表示自己完全無意去寫薩達姆（因爲曹寇對薩達姆的生活一無所知），他想寫的是薩達姆時期中國城鎮青年的日常生活，這些恰是曹寇本人耳熟能詳的，是他無法擺脫的過去，是他深陷其中的現在，當然，可能還蘊藏着一點點值得期待的未來。過去、現在和未來，時間在拘禁，從八卦洲到城鎮結合部到市區，地址在淹留，時空經緯交叉，準確地凸顯出了人之爲人的基本屬性，曹寇將之言簡意賅地歸結爲：可悲性和卑微。可悲性源於記憶，爲什麼可悲，是過去的經歷使然，也許還牽涉到前世，讓人無可逃避地深感可悲。卑微是現狀，在蜘蛛網中，每個人（在曹寇的小說中，主要是青年）都卑微地匍匐着，等待蛛網某處的震動傳來，以便飛快、嫺熟、條件反射地爬過去。而不是誤投羅網的飛蟲。即使有飛蟲，一旦被網羅，也就變成了蜘蛛。所以，生活是一面網。生活是無數面網，網上有蜘蛛，它們自以爲盤踞網中央。網外什麼也沒有，沒有飛蟲，沒有風，沒有空氣，是一片虛空。中國稱之爲“渾沌”。網的存在便成了虛無，網上的蜘蛛便也感到極度無聊。

　　生活中的曹寇

　　《水城兄弟》

　　曹寇曾捫心自問：溥儀爲什麼不寫他曹寇寫過的東西呢？我們當然也可以拿這個問題繼續問曹寇：你會寫溥儀或歷史上某個人物的傳記或者以他們的經歷創作歷史小說嗎？如果曹寇想寫，那麼他接下來就必須解決怎麼寫也就是能寫的問題，方纔不違揹他自己曾強調的“寫自己能寫的和想寫的那麼點可憐的東西”。

　　曹寇沒有寫溥儀，但是他寫過萬喜良和孟姜女的故事（《朝什麼方向走都是磚頭》），裏面有這麼一段，“我喜歡這樣，喜歡小房子，喜歡小空間、小體積。我站在竈與缸之間的縫隙裏非常滿足，並常有蹲下身體的想法，我想如果我能躲藏在其中而不被外人（包括孟姜女）發現，那簡直是太好了。不過這不可能，縫隙太窄了，即便我這麼瘦，也很難蹲下去，即便蹲下去，我也不太好意思去蹲——一個無所事事的男人蹲在家裏一條狹窄的縫隙裏幹什麼呢，對此舉動，不太好解釋。但我真的很想蹲下去，有時，我想把什麼東西故意丟到縫隙間的地上，然後藉撿東西的名義蹲進去試試，但不知爲什麼，居然一次也沒東西掉進去過。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只能幻想，幻想自己被左右緊密包裹着。”在萬喜良身上，一些會被人忽視的東西——沒有安全感、無助、無力，在夾縫中反倒感覺習慣的心理狀態——被發掘出來，這是一種基於現代性的表達，或者說，在一個古代傳說中，曹寇將現代生活中的日常經驗移植到過去，移植到萬喜良身上，獲得了堪稱神奇的效果，既然朝什麼方向走都是磚頭，萬喜良便只能放棄了。這個萬喜良，剛剛結婚，以秦朝時期古人的結婚年齡推算，他也是曹寇的同時代人，是張亮王奎，是曹寇本人。

　　以此爲例，或者說，在“放棄”“不放棄”這個嚴肅的抉擇上，曹寇還寫了一篇小說，他稱之爲“非虛構小說”，即《水城兄弟》，涉及謀殺、復仇、家族以及迥異於曹寇家鄉的生態環境。曹寇認識到，他必須深入體驗代氏兄弟的生活，纔有可能把想寫變成能寫。他需要將自己浸泡在那個場域，走那裏的山路，坐摩的，在代成富長子的牀上和一隻肥貓共睡一宿。曹寇坦言：他感到害怕，覺得自己很可能遇到另一個陸鳳仁，像代天雲那樣被稀裏糊塗地殺掉。作家梁鴻在談到非虛構時，曾強調“非虛構”不是“不虛構或反虛構”，而是“一點點虛構”，這一點點虛構，我想就是曹寇認爲《水城兄弟》是“非虛構小說”的原因。

　　2007年，中國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地區一位叫代天雲的人被一位叫陸鳳仁的人殺害，當時代天雲30歲，陸鳳仁27歲，又是兩個同時代人。死者的哥哥們因爲無法容忍當地警察偵破和抓捕不力，而動用家族資源自己踏上了追兇之路。耗時一年有餘，跨越六個省份兩百多個縣市，最終抓獲了兇手。2008年，這起被冠名爲“五兄弟萬里追兇”的新聞轟動中國。

　　代氏兄弟

　　《時尚先生》雜誌聯繫上曹寇，請他前往水城，對代氏兄弟和相關人員進行了十餘天的跟蹤採訪。曹寇確實被這個故事吸引了，他到了水城之後，代成富問他：“你到底是幹嘛的，你想幹什麼呢？”曹寇滿面羞慚地說道：“我是一名作家，要把你妹婿和他兄弟的事情寫成小說。”作家是什麼？可能什麼也不是，但作家首先得是人，而人的基本屬性曹寇早就拋出過他自己的結論：可悲且卑微。撇開“萬里追兇”這個極富噱頭的現代傳奇故事，曹寇看到了當地人可悲的生活卑微地活着，包括死者和兇手在內；更重要的是，作爲一個外人強行介入此事，曹寇也看到了自身作爲人的這一屬性。爲了讓採訪順利，他登門時帶了禮物，當地通行的菸酒。曹寇自嘲了這一行爲。

　　就像卡夫卡、舒爾茨和博爾赫斯這些文學前輩所迷戀的一樣，曹寇也堅決主張小說不能滿足於講故事，具體展開來就是，小說家認真在講故事，卻是用其獨特的聲口囉裏囉嗦、不知所云、旁逸而出，在講故事中消解了故事。這是現代小說非常重要的特徵。曹寇稱《水城兄弟》爲“非虛構小說”，他經常在各種場合提到那次貴州之行，代氏兄弟的故事已經被他“無恥地”引爲自己的寶貴經驗。正是這據爲己有的“自己的寶貴經驗”，恰是《水城兄弟》中最爲迷人之處，它讓這個故事昇華爲小說，而不僅僅是故事。曹寇說，有時候他在酒桌上侃侃而談，會猛然驚醒：代氏兄弟還記得他嗎？代氏兄弟拓寬了曹寇的日常經驗，那麼，他們是不是曹寇的同時代人，或者說，他們會讓曹寇小說中呈現的同時代人更加豐富嗎？

　　《水城兄弟》是此後中國非虛構寫作浪潮的開刃之作，完全可以拿來當作範本，就好像卡波特的《冷血》一樣，如果非虛構寫作者認同曹寇“非虛構小說”這一說法，並且理解梁鴻“一點點虛構”的解釋，他們是可以讓非虛構寫作走得更遠，呈現出更強生命力的。此後，一位影視界人士看了《水城兄弟》，深受觸動和啓發，找曹寇要了代氏兄弟的聯繫方式，再次走進了貴州的深山老林，以致後來有了電影《人山人海》，在第68屆威尼斯電影節上斬獲了銀獅獎。

　　《人山人海》法國版海報

　　“社會上人”

　　2000年被視爲中國的互聯網元年。彼時上網更便利，電腦也已經普及。曹寇覺得自己不適合做教師，陷入難以擺脫的厭惡情緒中。何以解憂，唯有上網。曹寇在新小說論壇、他們論壇、橡皮論壇、西祠衚衕，找到了表達和釋放自己的最佳途徑。那是文學的論壇時代，上演了一段狂飆突進。在新小說論壇，他結識了同樣年輕和意氣風發的李師江、張楚、盛可以們；在他們論壇，他深受韓東、顧前、朱文、吳晨駿這些“老他們”的影響；在橡皮論壇，他與堅持自我的豎、烏青、吳又、張羞這些年輕人一見如故。他把小說作品發表在上述論壇，靜待圍觀和評論；他將西祠衚衕作爲保存自己小說作品的“倉庫”，意外獲得了一批擁躉：手指、葉勐、慢三，還有更年輕的魏思孝、王蘇辛和鄭在歡等人。這些都是比他小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接過了曹寇的槍，繼續寫他們熟悉的同時代人和日常生活以及經驗。

　　韓東、朱文發起的“斷裂問卷”，給曹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作家身份的認識，對小說本質的理解，都與此深有關聯。這種關聯讓曹寇在文學的道路上一騎獨行，而且一度被正統們不負責任地打上“異類”的標籤。他並不以爲意。他的立場和張而不引的反擊是：任何時候，任何職業，不勞而獲肯定是不合理的，因而豢養作家更顯荒謬，作家應該交付市場，讓他們在市場中自生自滅。

　　在《時尚先生》找到曹寇之前，曹寇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作家，知道他寫作的人極少，信任他寫作能力的人更少。曹寇當然不懷疑自己的寫作能力，畢竟他已經潛心寫作十多年。事實上在發現大多數作家寫作存在某種致命的缺陷後，他信心更足，自我認知也更清晰。身爲作家，當然是要靠作品說話，而不是一個八面玲瓏的人。面對代成富，曹寇會爲自己是一個作家而羞慚，因爲他知道一個作家的突然出現對其家族無益且毫無意義；面對曹寇，估計很多自命自詡爲作家的人要無地自容，因爲曹寇直言：“文學不會墮落，墮落的是人；”“死死揪住文學形式而不知道文學是何物的大有人在；”“毫無藝術價值的小說比比皆是。”人的墮落以什麼爲表象，最直接的就是成爲“社會人”，也即是“八面玲瓏的人”。曹寇自己不屑於成爲這樣的“社會人”，他的小說中也絕少表現這類“社會人”。他給自己小說中人物的定義是：“社會上人。”一字之差，含義盡顯。“社會人”是利益鏈中人，是上水魚，能爭善搶；“社會上人”是在場域中人，好比熱鍋上的螞蟻，被趕到架子上的鴨，在水面上浮頭的魚，他們走投無路，趕到絕望窒息，大口地喘息，下一分鐘就要死掉。對於“社會上人”來說，死掉並不可怕，煎熬的是將死未死的那一刻，就好像浮頭魚，魚眼珠已然變白，掙扎沒有了意義。這一刻纔是最可怕的，他們批量死去。

　　在這一點上，曹寇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和批判，讓人羞愧得擡不起頭。

　　（首發於微信公號《文化有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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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趙志明

　　1977年生，出版有小說集《我親愛的精神病患者》等多部，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項。現居北京，從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