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昌火,劉彥君,張婧,等.中國情報學論綱[J].情報雜誌,2018,37(01):1-8.）

摘要：[目的/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的頒布提出了加強情報學科建設的客觀需求。從歷史、學理以及實踐3個方面對中國情報學發展進行綱領性論述, 以期催化中國情報學學科建設、推動情報工作繁榮發展。[方法/過程]首先, 梳理了中國歷史上的情報著作、擅於運用情報的名家和情報案例;其次, 闡述了情報理論, 包括情報、情報工作、歷史使命、基礎理論和方法論;最後, 評述了中國不同時代的情報工作實踐, 提出新一輪全球性衝突中的中國情報事業發展建議。[結果/結論]中國情報學 (Intelligence Studies) 承襲中國古代兵家情報思想, 融合美國安全軍事情報理論, 不囿於「科技」, 以「耳目、尖兵、參謀」為己任, 服務國家安全治理和經濟社會發展, 是我國情報從業者的一個重大創舉, 它包含了信息序化和信息轉化的兩大議題, 形成了由信息轉化理論、博弈理論、競爭理論、人際網路理論等構成的基礎理論體系。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情報需求社會化的發展, 中國情報學和情報工作必將經歷新一輪的快速發展。關鍵詞：情報; 情報學; 情報理論; 情報工作; 中國情報史

長期以來, 我國學界將情報學與圖書館學、檔案學歸為一類, 並列設置為同級學科, 混淆了情報與信息的本質區別, 既誤導了情報工作, 又削弱了情報學的獨立性。2017年6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的頒布又一次將情報學這個神祕而又由於隱蔽在圖情學科下錯位的學科拉上了歷史舞臺, 成為學者們紛紛關注的熱點。2017年7月陝西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院在西安舉辦了主題為「《國家情報法》與中國情報學發展」第四屆華山情報論壇;2017年10月29日, 中國科學技術情報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情報學會共同主辦的「情報學與工作發展論壇 (2017) 」在南京召開, 會議針對重新定位情報學科的發展目標, 重新認識情報工作的性質與作用, 重新設計情報學課程體系, 重新認識理論、技術、方法的重要性, 重新認識情報的能力廣泛達成共識, 表明中國情報界正在思考如何破解兩種情報學並存的局面。2017年11月,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情報學學科建設與情報工作未來發展路徑研究」正式立項。加強國家情報工作, 推動國家情報工作整體發展, 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關注, 這就在客觀上提出了清晰界定「情報」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加強情報基礎學理建設的迫切需求, 也提出了建設情報學的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的戰略要求。

一般而言, 學科的發展需要三個支撐, 即歷史的支撐、學理的支撐和實踐的支撐。本文從這三個方面對中國情報學的發展進行綱領性論述:

1. 史論, 包括中國歷史上的情報論說、擅於運用情報的大師和情報案例
2. 理論, 包括何謂情報、情報工作、它的歷史使命、基礎理論和方法論
3. 評論, 即對於不同時代的理論、人物、事件、現象等的評說和剖析

中國情報學的學科建設將為情報工作的實踐提供學術、隊伍和陣地的堅實支撐, 從而推動情報工作的繁榮發展。

1 中國曆來是一個重視利用情報的大國

伴隨著中國古代情報理論的發展, 產生了一大批極富情報思想和戰略謀劃的著名典籍, 如《周易》、《孫子兵法》、《武經總要》、《間書》等聞名於世的著作, 也湧現出了眾多流芳千古的情報大家, 包括孫子、諸葛亮、李世民、毛澤東等, 其中孫子已被國際情報界譽為「情報之父」。同時, 從隆中對、四渡赤水等典型情報案例中都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情報理論和思想對時勢的判斷和獲取戰爭勝利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1.1 中國古代情報論說

在我國春秋時期, 《周易》中有許多描述戰爭過程中的敵我分析和情報預測的卦爻辭, 反映出當時古樸的情報思想。《周易觀卦》中既強調「觀我生, 進退」, 即要根據所掌握的我方情況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 也強調「觀其生, 君子無咎」, 即充分掌握對手的情形就可及時做好防備以消除可能造成的危害, 這種思想已被認為是孫子「知彼知己」情報思想的淵源。「知幾論」是《周易》情報思想中最核心的觀點, 是以「情報預見」為核心的情報哲學。對現階段的情報工作者而言, 「知幾」就意味著要既知其「始」, 也知其「化」, 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從事物本身所具有或潛在表現出的一些常被忽視的表徵中窺探出細微的玄機, 並根據這些表徵對其可能出現的發展演變做出預測, 繼而為己方下一步的戰略決策贏得先機。

中國的兵聖孫子所著的《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情報學著作。孫子的情報思想可以用五個詞來概括:「廟算」、「稱勝」、「形人」、「相敵」和「用間」。其中「廟算」亦即情報分析, 是對敵我雙方影響戰爭勝負的基本要素進行分析, 依靠客觀、理性的邏輯判斷進行情報評估, 預測戰爭的勝負。而「稱勝」本質上就是情報定量分析方法, 即如何「治形」, 通過對己方的土地、物產、人員和力量的建設增強自身實力。

《武經總要》是北宋官修的一部軍事著作, 它的情報思想來源於《孫子》和《吳子》, 其中的「知敵」和「料敵」是其情報思想深化改進的關鍵。該書認為, 在偵察敵情之時, 偵查員必須把握對手的整體情況, 根據偵察到的情報進行綜合地比較和分析, 以得出一個相對科學和準確的結論。而「料敵」的關鍵是「料敵主將」, 一定要努力收集相關敵將的情報, 另一個關鍵則在於「料敵形勢」, 要對敵方的主要動態有很好的把握。

《間書》是清朝朱逢甲所著, 其中的某些重要結論已為我軍一般情報研究工作者所公認。與孫子兵法中的《用間》相比, 《用間》關注的重點在於理論的分析歸納, 是對「用兵之詭道」進行的理性探討, 《間書》則重在對歷史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分析, 更著重突出「古為今用」的價值。《間書》中的「用間」包括偵察敵情、分析判斷、軍事外交、謀略運用等多種情報手段, 其本質也是當今情報工作實踐中的主體內容, 對於我們探討情報學理論, 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1.2 中國歷史上擅用情報的名家

中國作為一個重視利用情報的大國, 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紛繁戰爭中也孕育出一大批傑出的、擅於運用情報的大家, 這其中就包括聞名中外的孫子、諸葛亮、李世民、毛澤東等。

孫子的情報思想, 囊括了先知的重要性、戰略要素的認識、情報的蒐集、情報的評估等各個方面。孫子「形人而我無形」的思想, 既是情報鬥爭所要達成的目標, 又是對情報蒐集能力與反情報能力提出的具體要求。以現代情報理論來看, 要實現「形人」, 就是通過各種情報獲取與情報分析手段掌握對方的真實情況, 而要做到「我無形」, 就是要做好反情報工作。同時, 孫子對情報的蒐集、分析、研究、判斷等問題, 也提倡以客觀事實為依據, 合理做出理性研究, 以此指導戰爭實踐。

諸葛亮重視情報尤其是戰略情報對決策的作用, 善於利用現實環境中的各種徵兆進行情報分析和預測, 包括利用氣象、地理情報轉化成戰場上的競爭優勢, 這是諸葛亮行軍打仗、出奇制勝的一個重要特點。諸葛亮對敵情徵候分析、戰場形勢判斷、戰略評估等, 既有詳盡理論闡述, 也有成功的實踐, 對於後世建構和完善情報認識論和方法論理論體系, 意義重大。

唐太宗李世民在戰爭中很講究戰略戰術, 他能夠根據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 做出正確的切合實際的判斷, 然後施以不同的戰術, 達到出奇制勝的目的。唐初的《李衛公問對》輯錄了唐太宗李世民和李靖探討重要軍事問題的言論, 該書中所提出的情報思想最為核心的內容是「知情」「誤敵」及「慎間」。《李衛公問對》中的「知情」是對孫子兵法中「知彼知己」情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它指出, 「知彼知己」的關鍵是詳細審察「敵之心、敵之氣」與「己之心、己之氣」;所謂「誤敵」就是給敵方的情報系統和決策者以錯誤的誘導, 在知彼知己的基礎上, 奇正、虛實、示形相結合而靈活運用, 即可達到「誤敵」的目的;《李衛公問對》同時也提出了「慎間」的主張, 提出「用間最為下策」, 非常強調平時用公開手段來獲取戰略方面的情報, 注重蒐集敵方人口、民俗、地理等方面的情況。

毛澤東是中國現代情報思想家的傑出代表。根據《毛澤東選集》1-5卷和其他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文獻統計, 其調查研究文章佔了整個著述的1/5, 形成了系統的調查研究理論, 體現了毛澤東的情報蒐集思想, 形成了毛澤東探索解決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基本方法。利用這些情報方法, 毛澤東獲取了大量的社會情報, 從而深刻了解了中國當時的複雜國情, 為探索中國式的民主革命勝利的道路提供了重要依據。對於調查中的研究, 毛澤東指出, 「材料是要蒐集得愈多愈好, 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 毛澤東正是將「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索」, 從而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1.3 中國典型的情報案例

在中國古代情報思想的應用實踐中, 流傳千古的「隆中對」堪稱古今戰略形勢情報分析的典範;而毛澤東在四渡赤水中藉助軍委二局提供的情報取得最終勝利, 也成為現代戰爭史上情報應用的經典戰役。

諸葛亮提出的「隆中對」, 屬於孫子兵法「廟算」之典範, 但它並不是主觀臆想的產物, 而是以諸葛亮多年積累下的可靠情報為依據而提出的。從戰略情報的全局性和前瞻性來看, 「隆中對」都是一份政治價值很高的戰略情報, 這份情報不僅包含了對當下時事的研判, 而且提出了對劉備而言極富操作性的戰略目標———「三分天下」。同時, 「隆中對」也構建出了一套經典的戰略情報決策體系:事先蒐集充分的、可靠的情報;依靠智囊提出各種可供採擇的方案;對各種方案進行比較評估, 從中確定一個最佳方案;確定戰略目標以及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和步驟等等, 這些都是情報輔助戰略決策的一些基本要素。

四渡赤水是毛澤東和軍委帶領紅軍將士共同創造的偉大勝利。從情報視角看, 毛澤東之所以能遊刃有餘地指揮四渡赤水, 曾希聖破譯大量國軍電報是重要因素。在曾希聖領導下的軍委二局, 成功破譯敵人各類密碼860多種, 摸清了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戰略部署, 為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髮揮了巨大作用。毛澤東正是依靠情報信息的絕對優勢, 掌握了國民黨的排兵布陣, 通過紅軍機動靈活的運動戰, 有效地調動和殲滅敵人, 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由此可見, 在戰爭中掌握了對手的情報就等同於掌握了對手的命脈, 也就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2 有中國特色的情報學理論架構

2.1 何謂情報

什麼是情報?這無疑是情報學最基本、最核心的問題。

情報是人類社會的產物, 在社會中普遍存在。人類的情報活動自古就有, 原始社會中, 人們就通過表情、手勢、標記、語言等交換、交流情報來滿足生存和生活需求;在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過程中, 人們不斷地生產、交流和利用著情報, 情報一詞也被頻繁使用著, 但對情報概念的理解卻因人而異、紛繁多樣。

中國古代沒有「情報」一詞, 兵家在論及情報時大多用「情」或「知」、「計」。中文「情報」一詞一般認為來源於日語漢字:

• 1876年, 日本陸軍少佐酒井忠恕在《法國步兵陣中要務實施演習軌典》中使用了日語漢字「情報」
• 1884-1888年日本軍醫森鷗翻譯《戰爭論》時也用到了「情報」一詞, 對應德文「nachricht」, 含義為「與我國有關的敵人和敵國的全部知識」
• 20世紀初, 「情報」由我國留日學生引

情報作為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 最初應用在戰爭和軍事活動中, 指敵情報告, 同「諜報」。軍事領域的情報側重於以跟蹤、監聽、臥底等偵查手段和各種高技術偵查設備截取、傳遞對方特定祕密信息, 因此, 早期的「情報」具有一種神祕的色彩, 與「間諜」、「特工」、「竊密」等詞聯繫緊密。

• 1905年, 最早收錄「情報」這一條目的《辭源》就認為情報是「戰時關於敵情之報告」。
• 1915年版《辭源》將情報定義為:「軍中集種種報告, 並預見之機兆, 定敵情如何, 而報於上官者。」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 情報的含義不斷發展演化, 逐漸由軍事領域向科技、經濟等領域轉移。

• 到1965年, 《辭海》對情報的含義擴充為「對敵情和其他有關對敵鬥爭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的成果, 是軍事行動的重要依據。亦泛指一切最新的情況報導, 如科技情報。」
• 1989年, 《辭海》情報定義再次拓展, 指「獲得他方有關情況及對其分析研究的成果, 按內容和性質分為政治情報、經濟情報、軍事情報和科技情報等, 軍事情報與政治、經濟和科技等情報是緊密聯繫的。」

儘管情報概念由軍事術語向其他眾多領域泛化, 但我國僅在科學技術領域形成了專門的情報學學科。中國情報學雖然起源於軍事學和謀略學, 但不同於軍事情報的機密性、敵對性, 強調面向公開情報源, 具有普遍適用性, 是致力於研究組織的情報體系、情報戰略、情報活動及其規律的社會科學, 與人類的競爭和決策相伴相生、形影相隨而又若即若離[16,17]。雖然中國情報學已歷經數十年的發展, 但情報的定義一直仍是情報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據粗略統計, 來自百科全書、權威詞典、學術專家的情報定義多達191。以形式邏輯定義事物的「屬+種差」方法來看, 這些定義中情報的「屬」就多種多樣, 包括「消息、報道、報告、數據、信息、知識、情況、事實、智慧、資料、材料、結果、成果、產品、產物」等等, 其中, 情報的信息說和知識說最為普遍, 尤以信息和情報的爭論為甚。自1992年第八次全國科技情報工作會議上宣佈「科技情報」改稱「科技信息」後, 情報和信息的混用更是普遍。不少學者將「情報=信息=Information」, 兩個中文詞語———情報和信息代表同一個英語概念Information, 兩個學科———情報科學和信息科學則用同一個英文詞語———Information Science來表達。

實際上, 信息、知識和情報是情報學的三個基本概念, 三者既緊密關聯, 又有所區別。信息和知識是生產情報的重要基礎, 離開信息和知識, 情報就會成為無水之源。情報源於知識, 高於知識, 是對知識的激活;情報是對信息的解讀、判斷和分析;是人腦思維的產物, 具有對抗性、戰略性、智能性、增值性和行動性 (Actionable) 等特點。信息和情報的聯繫在於:信息是情報的素材和載體, 情報是信息的激活和升華, 信息是客觀存在, 情報是思維產物, 信息是原料, 情報是產品。人們獲取信息的目的是為了生產用於決策的情報和謀略, 即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

情報是一個組織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感知和響應, 而且總是為組織的戰略和安全服務的, 是組織制定發展戰略和安全對策的先導和基礎。情報是競爭和衝突的產物, 知己知彼, 百戰不殆是情報活動的本質。情報的英文應對應Intelligence而非Information。Intelligence的基本含義是對環境變化的認知和應對, 非常貼切於耳目、尖兵和參謀的功能。Information難當此任。同理, 中國情報學的英文表述不應是「Information Science」, 而應是「Intelligence Studies」。

2.2 何謂情報工作

由情報概念的理解可知, 情報包括：

• 軍事情報
• 政治情報
• 經濟情報
• 科技情報等等

雖然中國情報學形成於科學技術領域, 但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滲透至各個領域, 科技情報必然涉及到軍事、政治、經濟等方方面面。同樣, 中國情報學對應的情報工作雖然在不少學者認知中是「科技情報工作」的簡稱, 但並不囿於「科技」。美國情報專家安吉洛·科迪維拉 (Angelo Codevilla) 曾在其著作《知曉治國方略:新世紀的情報》中將情報提升至國家情報高度, 並指出情報的本質屬性是決策性;中國情報學中的情報工作也同樣可提升至國家層面, 即「中國情報工作」。

我國有組織的情報工作 (科技情報工作) 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產生的:1955年, 周恩來總理在聽取中國科學院的工作彙報時指出:「你們工作這麼幾年, 連個情報部門還沒建立, 你們的仗是怎麼打的」;在黨中央著手編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和制訂《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時候,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 把建立專門科技情報工作作為發展我國科學技術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一項緊急任務列入《規劃》的第57項, 並明確規定要迅速、系統地開展科技情報工作。由此, 我國的情報工作拉開帷幕。

不論是周總理的指示, 我國科技情報工作的第一個法令性文件《關於開展科學技術情報工作的方案》所明確規定的科學技術情報任務「報道最近期間在各種重要的科學技術領域中國內外的成就和動向, 使科學技術、經濟和高等教育部門及時獲得必要的情報和資料, 以便於吸收現代科學技術成就」, 還是聶榮臻副總理確定的「廣、快、精, 準」四字方針, 無不揭示出我國情報工作的基本定位———「耳目、尖兵」, 「要參與決策, 當好參謀」。

筆者認為, 情報工作是組織為獲取和分析情報的一項系統化工作, 是一項超越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單一領域的, 有意識、有目的、有組織、有控制的蒐集、「序化和轉化」數據和信息來為不同層次的科學決策服務的科學勞動。錢學森曾指出, 情報工作包括四個方面：

• 蒐集資料
• 宣傳介紹
• 建立檢索體系
• 情報分析工作 (即情報研究工作)

前三方面的工作就是蒐集、序化, 第四方面情報研究即轉化———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情報研究工作正是根據特定的需求, 通過系統化過程, 將信息轉化為情報的科學活動;它要求對情報信息進行定向濃集和科學抽象:定向濃集, 就是定向濃縮和集中, 濃縮起蒸餾、過濾和篩選作用, 包括去偽存真、擇其所需, 對情報進行甄別和評價, 集中就是系統化和綜合化, 因此濃集的過程並不是單純的信息機械壓縮和形式排列的過程, 實際上也是一個分析和研究的過程;科學抽象, 就是透過現象, 抽取本質的思維過程, 揭示研究對象的本質、規律和聯繫, 它本身就是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 科學抽象的結果, 必然會產生新的知識和觀點。

可以看到, 情報研究工作是情報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情報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長期以來, 我國的情報學研究和情報工作對情報的淡化, 偏重「信息」, 注重數據信息的蒐集、序化等文獻工作, 恰恰丟掉了情報工作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所在———情報研究。中國情報工作應將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 即將信息轉化為情報和謀略作為核心任務。

此外, 作為市場競爭激化和社會信息化高度發展產物的競爭情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情報工作的新形式, 它也是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 只是它具有更強的專指性、針對性、對抗性, 直接為集團和企業的經營戰略和競爭決策服務, 它對情報工作如何更好地為企業發展和市場競爭服務提供了突破口和方法論, 也為我國情報界與國際接軌, 邁向現代諮詢業提供了介面和機遇。

2.3 歷史使命

所謂使命, 古時指使者奉命出行, 後引申為肩負重大的任務和責任。歷史使命即特定時代所賦予的社會責任、重大任務。情報工作的歷史使命是由特定時代人們對情報工作本質和作用的認知所決定的。

我國早期的情報工作是在計劃經濟和相對封閉的條件和環境下發展和運作的, 走文獻工作和研究工作相結合的道路, 其主要任務是摸清世界各國科學技術的先進水平和發展趨勢, 全面、及時、準確地反映國外科技發展的新水平、新動向, 結合國內情況, 提出綜合的和專業的技術經濟情報和科學技術情報研究報告, 為國家規劃、重點項目攻關和科技管理決策服務。

20世紀九十年代我國「情報」改「信息」運動, 視信息、知識、智能為時尚, 將情報工作重點放在了文獻服務上, 強調圖書情報一體化, 強調文獻檢索、文獻信息組織以及文獻計量研究, 忽視對情報的分析與研究, 淡化了情報元素, 丟掉了情報內涵, 使得與文獻相關的工作成為情報工作的主要任務, 造成了情報界對「耳目、尖兵和參謀」歷史重任的淡漠和情報工作戰略定位的偏離。

當前, 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趨勢日益明顯, 我國也處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歷史時期, 經濟發展步入新常、科技創新謀求新突破、軍民融合呈現新格局、社會主要矛盾出現新變化……情報學和情報工作正面對全新的挑戰和機遇。作為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工具, 情報工作理應回歸「耳目、尖兵和參謀」的戰略定位, 積極預測科技發展、主動服務和參與政府和企業決策, 在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方方面面發揮作用。服務、引領國家安全治理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 推進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 是時代賦予我國情報界的光榮使命和歷史重任。

2.4 理論支撐

一個觀點、一個論述、一個學說的提出一般都以一定的理論觀點、實踐經驗及哲學思想作為基礎支撐, 情報基礎理論研究是情報學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情報學建設的基礎智力支撐。中國情報學歷經幾十年的發展積澱, 逐漸引進、形成了一些支撐情報工作的基礎理論, 甚至組合形成了不同的理論流派。在情報學基礎理論的構成上, 也可謂見仁見智, 例如王崇德認為相似性原理、耗散結構原理、馬太效應、最小努力原則、隨機過程原理等構成情報科學基本原理, 馬費成則提出以情報的離散分佈原理、相關性原理、有序性原理以及情報交流獲取的省力原理、小世界原理和對數透視原理作為情報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基本原則、思想和規律。筆者認為, 中國情報學以軍事學和謀略學為起源, 沿襲以《孫子》為代表的軍事情報學思想, 以情報分析而非「信息」為核心價值所在, 以認識論、思維學、系統學為理論基礎, 形成了由信息轉化理論、博弈理論、競爭理論、人際網路理論等構成的基礎理論體系。

1. 信息轉化理論。信息轉化即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 信息轉化理論主要包括數據、信息、知識、情報等相關核心概念內涵、關係, 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的實現路徑、轉化方法、認知心理等等內容, 錢學森提出的「知識激活」的重要思想[26,35]、美國競爭情報學家鮑威爾提出的「情報價值鏈」、包昌火提出的「信息序化和信息轉化應是中國情報學兩大核心領域」的主張以及美國學者海倫·羅絲伯格 (H.N.Rothberg) 和斯科特·艾裏克森 (G.S.Erickson) 論述的將知識轉化為組織需要的、可指導行動的情報的途徑和方法[38]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信息轉化理論。信息轉化理論是情報學的核心理論, 類似於美國情報學中的情報分析理論, 是情報價值得以實現的關鍵。
2. 博弈理論。博弈理論又稱對策理論, 是以數學為基礎, 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所採取的策略以及這種策略的均衡問題。博弈論作為一種策略思維, 廣泛應用於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眾多領域。情報要成為各項決策的有力支撐, 離不開博弈理論。決策是與博弈聯繫在一起的, 博弈論對「解」的尋求與探討, 能幫助深化對決策問題的認知, 在情報獲取、分析過程中運用博弈精神、博弈分析方法十分必要。市場經濟條件下情報工作的新形式競爭情報, 本質上是一個市場競爭中的博弈問題, 博弈分析貫穿於競爭對手分析鏈、識別競爭對手、確定競爭目標、識別對手策略、評估對手強弱、估計對手反應、選擇攻擊 (或迴避) 策略的全過程, 因此, 博弈論是現代情報學和情報工作的重要理論支撐。
3. 競爭理論。競爭是一種存在於人類社會所有領域的自然和社會現象, 尤其市場經濟環境下, 競爭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之一, 是市場機制的靈魂所在。競爭理論起源於18世紀中葉, 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 經歷了從古典經濟學競爭理論、馬歇爾競爭理論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理論、壟斷競爭理論、不完全競爭理論的演變。20世紀80年代, 著名管理學家、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 (M.E.Porter) 在其三本著作《競爭戰略》、《競爭優勢》和《國家競爭優勢》中闡述和建立了最具代表性的現代競爭理論———五力模型、三大戰略和價值鏈理論。競爭理論對現代情報學和情報工作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其一, 確定了競爭情報工作的基本目標是為創造與保持企業的競爭優勢服務, 並將價值鏈理論作為獲取競爭優勢的基本策略;其二, 為競爭情報研究及理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如三大一般性戰略、五力模型、競爭對手分析模型等都已經成為競爭情報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三, 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賦予國家的作用以新的生命力, 提出了國傢俱有「競爭優勢」的觀點, 為國家競爭情報的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持, 由於競爭情報與情報的本質關聯性, 因而也是中國情報學和情報工作的理論支撐。
4. 人際網路理論。人際網路 (Social Network) , 又稱社會網路, 是為達到特定目的, 人與人之間進行信息交流和資源利用的關係網, 是一個由某些個體或組織間社會關係構成的動態的系統。人際網路的研究發軔於英國的社會人類學領域, 1940年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使用「Social Network」概念, 此後人際網路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不斷發展, 六度分隔、弱關係理論、社會資本、結構空洞等高影響力的理論被相繼提出。在學科融合趨勢和互聯網技術日益成熟的環境下, 人際網路理論逐漸被應用於經濟學、傳播學、市場營銷學、統計學等眾多領域。

20世紀90年代人際網路理論開始系統地被引入到中國情報學領域, 逐漸形成了人際情報網路相關理論。人際網路理論的應用是對中國傳統情報學理論體系的完善, 它促進植根於社會活動和人際網路之中的人際情報活動理論化、科學化, 為運作人際情報網路、構建情報和知識管理平臺提供理論指導, 對人際情報網路的建設和現代情報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構成了現代情報學的重要基礎理論。

2.5 方法論基礎

一般來說, 所謂方法論, 就是關於方法的學說或理論, 是關於方法的規律性和知識體系[42]。情報方法論就是關於研究情報的流程 (明確情報需求、蒐集情報素材、組織處理情報、分析生產情報、傳遞利用情報、情報反饋) 和方法的知識體系, 是在情報工作中需要或可能應用的基本程序和一切具體的科學方法、方法使用技巧、相關演算法、模型、軟體工具以及通過方法實踐所總結出的具有普適性、系統性的方法理論的總和。情報方法論是情報學理論架構的重要基石, 是情報工作思維客體化的重要產物。

情報「耳目」、「尖兵」、「參謀」的定位和決策支撐作用, 本質上是通過獲取、分析情報來改善或解決決策時信息的不完備性和不對稱性問題。因此, 我們應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系統理論為基礎指導, 把一般和特殊、吸收和獨創很好地結合起來, 在總結和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優化、改進、創造情報學特有的流程和方法, 借鑒、引進、創新社會學、經濟學、統計學、計算機科學等其他學科的流程和方法, 並概括抽象方法的普適性規律, 以建立以情報獲取和分析方法為核心的、為各領域情報活動提供方法指導、提高情報活動效率和最大限度增加情報價值增值的開放式的、可擴展的情報方法論科學體系。

3 中國情報工作的復興

3.1 周總理的批示促成新中國科技情報事業創建

關於周恩來對科技情報工作批示的歷史細節來源於武衡的回憶。武衡 (1914-1999) , 是中國眾多科技事業、機構和系統的創業元老之一, 長期從事科技事業的領導、組織和管理, 在科委工作時, 負責科技情報工作。

據武衡回憶, 1956年初他與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稼夫一起向周恩來彙報《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 (簡稱十二年科技規劃) 制定工作時, 當講到中國科學院成立後, 對國際上科學技術的發展瞭解甚少, 如前所述, 周恩來說:「你們工作這幾年, 連個情報機構都沒有建立, 你們的仗是怎麼打的?!」根據這一指示, 科技情報以第57項任務列入1956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編製的「十二年科技規劃」;中國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所 (即後來的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成立;隨後1958年《關於開展科學技術情報工作的方案》得到國務院批准實施;全國第一次科技情報工作會議召開……

周恩來不僅在我國科技情報事業創建階段做過重要指示, 在十年動亂階段, 也因為他的多次指示, 使科技情報機構及業務得以保留。

3.2 改革開放後情報工作的偏離與矯正

20世紀90年代, 在席捲全球的信息化浪潮中, 1992年9月在全國科技情報工作會議上國家科委宣佈將「科技情報」改名「科技信息」。據此, 在全國掀起了「情報」改稱「信息」風潮。這股「改名風」導致情報業務重點發生轉移———情報工作內容由情報和情報服務轉向信息檢索和信息服務, 脫離了對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等領域中情報和競爭問題的關注。

雖然90年代的「改名風」使情報界相當大的一部分資源投入到信息工作裏, 但是仍有一部分中堅分子對已跑偏的情報工作進行糾正, 堅持情報研究的大方向:在「科技情報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方針指引下, 以包昌火、繆其浩為代表的學者引進國外的競爭情報的工作模式, 組建了中國科技情報學競爭情報分會 (亦稱中國競爭情報協會) , 為中國企業管理者提供決策支撐服務;一批學者融合中國古代兵家情報思想和美國安全軍事情報理論, 以「認知對手、提出謀略」為共同的學術邏輯, 形成了一股可稱為中國情報學派的學術力量。自2013年開始, 這股學術力量以《情報雜誌》為大本營, 以華山論壇作為交流平臺, 開展較為一致的學術研究, 強調情報活動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的影響, 推行情報為國家提供謀略的內涵。

業內人士的內部糾偏一般被看作是情報工作發展方向的不同選擇, 具有學術自由的特點, 難以從根本上把「信息」工作扳回「情報」工作。2017年6月28日施行的《國家情報法》對新時期的國家情報工作進行了定位, 對未來的情報工作具有強烈的導向性。文中提到情報工作是「為國家重大決策提供情報參考, 為防範和化解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提供情報支持」, 從國家層面在法律上確認了情報為決策服務的天職, 這是對情報工作重點和努力方向的有力矯正。

3.3 新一輪全球性衝突中的中國情報事業發展建議

縱觀歷史, 情報思想的爆發都集中在國家衝突高潮時期, 隨著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 以美國為首的少數霸權國家掀起新一輪的全球性衝突。兵馬未動, 情報先行, 這為中國情報界提供了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在國家競爭過程中, 中國情報界如何發展自身以履行情報的耳目、尖兵、參謀的先鋒職責, 是中國情報界面臨的首要課題。

自20世紀90年代情報工作偏離為決策服務的正軌, 使情報工作和理論研究日趨衰退, 因此要復興情報工作, 必須從服務決策開始, 把為科學決策服務作為情報工作的大方向。在此基礎上：

1. 將情報工作的重點放在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上。Intelligence按照韋氏字典的解釋, 包含耳目、尖兵、參謀之意。情報是人們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感知和響應, 感知即耳目、尖兵, 響應即參謀。所以Intelligence化的情報工作應包含兩方面:感知和參謀。
2. 發展情報技術, 實現情報工作的現代化。新中國情報事業自創立初期就很重視採用先進技術提高情報工作效率, 如1960年武衡讓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從蘇聯引進複印技術, 再如1978-1983年期間錢學森對科技情報工作現代化做的詳細論述[47]。當下, 隨著互聯網發展, 完成一項情報任務大多會面臨海量信息和大數據, 在蒐集、儲存、分析等各環節沒有一定技術介入幾乎沒有完成的可能。快報自動生成系統雖然還不能離開專業人員的後期修正, 但實踐確實證明先進的情報技術, 極大地節省了時間和人力。天下競爭, 為快不破, 所以通過推動情報工作現代化, 提高情報工作效率勢在必行。
3. 制定中國情報工作中長期發展規劃。自1956年科技情報列入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 到2017年, 61年過去了, 沒有出臺一份全國性的情報工作發展規劃, 導致很長一段時間情報工作誤入歧途, 陷入沉淪狀態。在新一輪全球衝突與競爭環境下, 中國情報界需要一份中長期發展規劃指明未來工作方向、確定工作重點。
4. 建立中國情報大學, 培養國家情報人才。目前中國大學裡的「信息系」、「信息管理系」、「信息產業學系」等培養的人才「文不對題」, 需要在新國家安全觀指導下, 依據《國家情報法》, 建立專門的情報大學, 培養國家情報人才。
5. 成立中國情報研究院, 發揮情報工作在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中的智囊作用。雖然目前形成了一套包含政府部門、高校、企業、行業協會在內的情報機構系統, 但是由於情報工作方向、重點、服務對象不明確, 分散在不同行業, 業務水平也參差不齊, 所以可以效仿美國中央情報局, 成立中國情報研究院, 對情報系統的資源統一管理和協調, 對各行業中的情報工作進行指導和監督, 使情報機構更好地在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耳目、尖兵和智囊作用。

有中國特色的情報學是我國情報從業者的一個重大創舉, 它包含了信息序化和信息轉化的兩大議題, 為國際情報界所罕見。因此, 建構和施行中國情報學論綱是擺在新時代我國情報機構和情報從業者面前的光榮使命。筆者堅信,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情報需求社會化的發展, 一個屹立於世界之林的中國情報界一定會發展出無愧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國情報工作的偉大實踐和風雲多變的時代風貌的中國情報學;在中國, 情報必將成為一項受人尊敬的職業, 將會是國家和企業生死攸關的大業;中國情報工作必將繁花如錦, 霞光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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