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若想再拿座诺贝尔奖，请让翁启惠回到实验室
▲翁启惠出庭。（图／记者黄克翔摄）
●王雅君／文史工作者。
第一次见到翁启惠前院长，不自觉地激动，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他却很淡定。 为何激动？ 有个这么冤屈的名人，无论如何呐喊，头像被布袋盖住了一样，喉咙也被掐住了，声音怎样都出不去。
去年七月中一个午后，不认识的两个陌生人，在中研院的卸任院长办公室喝起了第一口茶。「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浩鼎案是什么，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你的冤屈没有人懂，我专作白话文翻译， 让我来帮你吧」。
从那一天开始，浩鼎案的案情开始有人听得懂了。
跟一位刚认识的友人无意间的对话，才知道他跟翁启惠先生是深交好友，我三催四请，等了三个月，终于见上一面。 翁前院长应该像惊弓之鸟，一听说我早年有新闻记者的背景，考虑了三个月，终于肯见我一面。 对于媒体的惊恐，走过那一段腥风血雨的日子， 我完全理解为何他这么害怕见到我。
浩鼎案是什么？ 是台湾社会主流思潮里面最讨厌的那一块，富人玩的金钱数字游戏，股票翻动两下就胜过许多人多年辛苦所得。在网路世代崛起后，被剥夺感、不足感、贫富差距大的失落感，种种情绪加总起来，刚好在政权准备交替的时候，又被抹上政治颜色，所有的负面因素加起来，成就了一个浩鼎案。 翁启惠在这样的环境因素下，大众享受的名人屠宰乐，就这样被生吞活剥了。
也许大家忘了，翁启惠只是个待在实验室的科学家，他身上没有揹著算盘或计算机。 他不是商人，却揹上商人的原罪，整个社会氛围绕著仇富情绪走，他的冤很大一部份源自于此。
第一次见面完，他送我走到电梯口，在电梯门关上那一刻，我看到一位身躯单薄瘦弱，身心被摧残到气若游丝的科学家，不该走的这趟官司路，将近三年时间的折磨，已经让人形销骨毁。 这位曾经管了5000多名博士，9000多名员工的中研院大院长，面容不时挂著谦虚客气，说话慢条斯理，让旁人好生心疼。
家父母都是癌病患，癌病家属的痛我最能感受。 我当时只有一个心念，尽快把院长送回实验室。 失去父亲的痛，是我人生中的最大残缺。有多少个家庭还在忍受这些疼痛，翁院长的宝贵时间应该是用来救苦救难，为癌病家属解痛，不是花时间走在士林地院这些台阶上，来来回回几十趟，时间一点一滴的消逝，让伤心的人更伤心。
院长要得救，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要解决。台湾社会听不懂浩鼎案，没有人有办法用白话文解释这个案情。 法院不能，律师不能，媒体不能，翁院长更不能。我用文字解释了这场生技大浩劫，及这位生技教父在这场大浩劫中承受多大的冤屈。
翁启惠在2014年拿到以色列沃尔夫奖，这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化学奖，2016年三月美国威尔许奖、2016年英国皇家科学奖，时值浩鼎案爆发，翁启恵两个奖全部放弃。
如果拿了沃尔夫奖和威尔许奖两个奖，照国际惯例，下一步就是诺贝尔奖。 2016年预测的诺贝尔奖就是翁院长的糖分子研究将获得。
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他如在炼狱般过生活二三年。我的了解，只要检察官放弃上诉，官司终止，美国的威尔许奖将再重颁给翁院长。意思是，台湾近日真的可能拿到一座诺贝尔奖，决定权在台湾的检察官手上。
既是不该走的官司路，乌龙一大场，检察官是否有放弃上诉的勇气？以苍生为念，以翁启惠为人类社会伟大贡献为念，请让翁院长回到实验室，为众生解苦解忧，继续他的癌症疫苗研究吧！
那天午后，卸任院长办公室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一个容易情绪激动的文字工作者，一份感动让我走到今天。台湾人如果跟我一样感动，让我们一起给翁启惠先生力量，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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