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仔細考察曹髦與太學博士們都探討了哪些問題？其目的意圖何在？切忌沒有具體分析，就先一知半解的貼上個標籤。例如很多學者認為曹髦與太常博士們的分歧和爭議，反映的是鄭玄、王肅學術之爭，進而得出支持鄭玄學說的曹魏皇室和支持王肅學說的司馬氏之間的權力之爭。這種做法無益且有害。

曹髦與太常博士們爭議的第一個問題是：後人所說的《周易》這部文獻，為何很多文獻都記載夏朝時叫《連山》，商朝時叫《歸藏》，周朝時叫《周易》？

三代《易》名之變更，紛紜不定。故曹髦有此問。這是一個比較純粹的學術爭鳴問題，與政治似無聯繫。對曹髦所問的第一個問題，《周易》博士淳于俊回答：「包羲（即伏羲，《三國志》謂之包羲，或作庖犧）因燧皇（即燧人氏，因諸古籍記載其為三皇之一，故曰燧皇）的河圖洛書，製成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又各有增刪，所以《周易》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名稱。

曹髦的第二個問題：既然燧人氏得《河圖》，伏羲又依據《河圖》作八卦，神農氏又演化為六十四卦，為什麼孔子不加說明？對此問題，淳于俊無言以對，不了了之。

曹髦的第三個問題：孔子撰《彖》、《象》，鄭玄作《周易注》，這些都是對《周易》的詮釋著作。《彖》、《象》單行，不與《周易》經文合在一處；而鄭玄的《周易注》本卻將《彖》、《象》與《周易》經文合在一處，原因何在？這一問題實際上涉及很大的一個問題，即經與注的分合問題。

三國時，《周易》古本尚《彖》、《象》單行，未附於經文各卦之後。鄭玄《周易注》本將《彖》、《象》分附於經文各卦之後，與古本體例不同，故曹髦對此提出質疑。關於合《彖》、《象》於經文的始作俑者，後世學者爭論紛紜。有西漢費直、東漢鄭玄、曹魏王弼諸說。

對曹髦的第三問，淳于俊的回答是，鄭玄之所以合經文與註文，是為了便易學者們閱讀使用《周易》。

曹髦緊接著問了第四個問題：既然鄭玄這樣做是為了給其他學者提供便易，為什麼孔子不這樣做？淳于俊的回答是，孔子擔心自己撰作的《彖》、《象》文字與周文王撰作的《周易》經文相混淆，所以不合，也是孔子表示自謙的一種方式。

曹髦認為這個解釋不通，所以緊接著問第五個問題：既然孔子不合是表示自謙，那麼鄭玄為什麼還要合為一處，不仿效孔子的謙卑呢？淳于俊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曹髦問的關於《周易》的第六個問題是：伏羲、神農時還沒有發明衣裳，後世黃帝、堯、舜時卻有衣裳，為何有很大的變化？淳于俊回答曰：三皇時，人少，禽獸多，故取其羽皮就足夠天下人穿了，不需要製作衣服。到黃帝時，人多，禽獸數量少，所以黃帝要發明衣裳，以適應現實的變化和需要。曹髦未再有詰問，似表明對淳于俊此答表示滿意。

曹髦問的關於《周易》的第七個問題是：《周易》中的「乾」卦表示天，為何又表示金、玉、老馬等瑣碎細物？淳于俊回答說：聖人制定名稱的時候，或遠或近，近取法於各種雜物，遠取法於天地。曹髦再無詰問。

綜合看上述《周易》七個問題，純粹是學術問題，與政治無涉。

曹髦關於《尚書》的第一個問題是：鄭玄、王肅關於《尚書》「稽古同天」這句經文的注釋，誰的準確？《尚書》博士庾峻認為，雖然他才疏學淺，難以斷定鄭、王孰確孰誤的問題，但賈逵、馬融等前代名儒之說，皆與王肅同，所以王肅的注釋是準確的。

曹髦對此回答顯然不滿意，於是詰問第二個問題，以為不應舍大取小。庾峻感到很難回答此問題，於是回答由皇帝作出裁斷。就此問題而言，看出曹髦在此句經文的注釋問題上，認為鄭玄的注釋更符合經義。

曹髦有關《尚書》的第三個問題是：既然堯是聖賢明君，為何還不瞭解鯀，還要試用他？庾峻認為聖人也難免有不周到的地方，但最後能改正，所以不愧為聖人。曹髦則堅持，堯既然有失誤，就不能謂之聖人。庾峻則認為，聖人也會辦錯事，就象堯、周公、孔子都犯過錯誤。曹髦則認為，堯誤用鯀，造成了巨大慘重的損失，這與後世的周公、仲尼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堯既然知道舜也是聖人，卻不為了國計民生而立即提拔重用他，又不提拔眾多的忠臣，必待眾臣推薦後始重用之，這不是重用聖人體恤民情者應該做的。庾峻無言以對，只好以自己不懂為搪塞之辭。

綜合曹髦關於《尚書》的四個問題，除第一個問題涉及鄭玄、王肅之爭，曹髦明顯支持鄭玄學說外，其它均為一般的學術爭議問題。雖然有涉及統治者如何施政等方面，如聖人無誤，重視並及時提拔有才能的聖賢和忠臣、體恤民情蒼生等。這似乎也是曹髦總結的統治經驗，但硬要說這反映的是曹氏、司馬氏權力之爭，頗顯牽強。

曹髦關於《禮記》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教化的方式和手段會有差異？如何才能達到《禮記》所說的「立德」、「施而不報」（給予而不求回報）的境界？《禮記》博士馬照回答說：三皇五帝以德化民，夏商周三王時代以禮為治。曹髦繼續問：這兩種教化方式是否有優劣之分？產生差異的原因是時代環境等因素嗎？馬照回答說，時代變化了，統治方式自然要有所變化。

綜合來看，曹髦詢問的有關《周易》，基本全是學術問題。《尚書》涉及一例鄭、王之爭，曹髦明顯支持鄭玄之說；《尚書》、《禮記》等幾個問題，涉及到對施政方式、手段的反思和總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反映出曹髦試圖從儒家經典中，尋求治國安民有效之術。

我只能說，你這種想法纔是個笑話，大言不慚的把國學視為笑話，

即使他們水平不行，能說明什麼？只能說明他們自己學識不行，學了國學就是大師？就能代表國學的境界？就像你學了詠春就能代表詠春？

你隨便找一本國學經典讀一讀，裡面的道理是你不看書一輩子都理解不了的。

你覺得曹髦是為了跟他們討論學術？他問《禮記》，問《尚書》，問堯舜禹，是想問什麼？他是想知道，怎麼解決權臣篡位的問題，不想做傀儡，想知道怎麼辦。

最煩你們這些一本書不看，就質疑國學、質疑中醫、質疑中國功夫，質疑一切古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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