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藝成爲一種生活

　　追

　　詩人李瑛

　　憶

　　文 | 胡世宗

　　2000年冬，胡世宗（左）在李瑛家做客

　　時間掠過，沒有聲音

　　白樺樹枝杈的伸展，沒有聲音

　　葉片從綠到黃，沒有聲音

　　……

　　我聽見時間

　　從我生命的最深處穿過

　　迴響着如濤的風雲和流水

　　……

　　這是李瑛寫於1997年元月的一首題爲《時間》的詩中的句子。詩句中有一種自然流淌的美，他對時間、對生命這種靈敏而深邃的感悟和輕盈的、近於白描的筆力叫人歎絕。

　　李瑛是我始終崇敬的詩人之一。他最早出版詩集《石城的青苗》（與人合集）的時候是1944年，那年他才18歲，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對詩“始終是懷有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誠和近似瘋狂的熱情”（《黃昏與黎明》後記），僅出版的詩集就近50本，他的詩尤其是軍旅詩，鑿鑿實實地影響了一代寫詩特別是寫軍旅詩的人。我在學校讀書時就讀過他的詩，穿上軍裝以後讀得就更多了。特別慶幸的是，我在連隊寫詩給《解放軍文藝》投稿，是他給我編髮了組詩《北國兵歌》等習作，那時他是這家刊物的詩歌編輯。若干年後，我用他以刊物詩歌組的名義寫給我的短箋同他寫給我的信件對筆跡，才曉得那封寫於1965年1月4日的稿件採用通知出自他的手筆。

　　我與李瑛相識也是在1965年。那年我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會議期間，《解放軍文藝》編輯部邀請與會部隊詩作者座談，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李瑛，那時他41歲。他那嚴整的裝束、炯炯的目光、謙和的微笑、文雅的談吐，都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這印象一直保持到今天。

　　從此我們有了通信聯繫。凡他出版的詩集大都寄給我。粉碎“四人幫”後，我曾到《解放軍文藝》幫助工作，每天就坐在他的對面，幫助他編詩，也曾多次到他家做客，這使我有機會更多地瞭解他。他文靜而溫和，閱世很深又平易近人。他隨時同我就詩的題目零星地交談，我認爲很重要、很寶貴的，事後都千方百計追記下來。

　　還記得1973年我第一本詩集《北國兵歌》出版之前，我曾請李瑛審閱了全部詩稿，他於1972年7月9日夜寫給我一長信，談了對即將出版的詩集的印象，對我的期望和祝願，密密麻麻寫了4頁，我很後悔沒有把它當作“代序”放在詩集的前頭，只能遺憾我當時不懂事。

　　李瑛的父親在鐵路供職，所以他幼年的生活飄忽不定。他出生在錦州，曾先後在河北豐潤、唐山、天津讀書，194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那一段大學生活是值得回味的。

　　1998年冬天的一個上午，已過古稀的李瑛同我談起這段往事。當時，從教的老師幾乎個頂個是了不得的大人物：教“創作實習”的沈從文，教西語的朱光潛、馮至，教 “中國文學史”和“楚辭”的遊國恩，教“詞選”的俞平伯……李瑛和這些老師的關係非常好。這些老師都知道李瑛是一個聰穎、勤勉的學生，卻不知道他是個從事革命活動的地下黨員。當時李瑛的家境窮困，所以他邊唸書邊做家教，或給圖書館整理卡片，打工賺點錢，好交伙食費。學生中許多地下黨員暴露身份後，只好離校去解放區。李瑛隱蔽得好，他只與外校的地下黨員聯繫，搞串連，寫文章，印傳單。他把傳單從校外寄給自己敬愛的老師沈從文、馮至等，這些老師並不知傳單是誰寄的。

　　李瑛在學校參加了進步的學生社團文藝社，通過社團團結了一大批同學，舉辦講座，出牆報，號召罷課、遊行等活動。舊時的北大在北京的沙灘，那裏是李瑛讀書的地方，也是他和同學們集會、貼牆報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曾設在沙灘，李瑛每次去文聯、作協開會、辦事，都自然地想起自己學生時代風風火火的日子。1949年北平解放，地下黨公開，李瑛參加黨員大會，與平時接觸但並不知彼此身份的同學碰面時，興奮和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1949年，第四野戰軍組織大學生跟部隊南下，李瑛參加了這個工作團，並在由北京和天津30多名男女大學生組成的新聞隊裏擔任隊長。不到一個月即被調出，以新華社部隊總分社記者的身份，隨軍解放河南、武漢、江西、廣州直到海南島，經受了戰火的洗禮。解放戰爭結束，他被調到總政治部。1950年，隨劉白羽赴朝鮮前線，之後，又曾兩次到朝鮮戰場。1953年朝鮮停戰了，北大校長辦公室把保存了四年的李瑛的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給了李瑛。50年代初期，李瑛在總政文化部當祕書，當時的部長是陳沂，副部長是劉白羽。1955年調到《解放軍文藝》，先後當編輯、詩歌戲劇組組長、副社長、社長，後又被任命爲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部長。

　　數十年間，我同李瑛保持着詩和友情的聯繫，他的詩和人格爲我所崇尚。自從大學畢業走向火熱的生活，他一直是純粹的“業餘作者”，他始終不像專業作家那樣有較充裕的時間，但他始終鍥而不捨地在詩藝的跑道上奮進，他珍惜屬於他的每月每日、每時每刻，珍惜每一個黃昏、每一個黎明。他是很會摳時間的人，多年來始終保持着中午不睡午覺的習慣，別人午休時他看書寫作。他在給我的信中曾說：“對詩的思考，我是只要有一分鐘也總要想起它……”

　　“一個人需要多麼長的時間才能嚴肅意識到、認真思考到、真正懂得大自然賦予我們的恩澤呢？我年輕時從未想過這些問題。似乎它根本也不是問題，正如日常生活中並未想到自身還需要不息地呼吸一樣。”“在生命的黃昏中，我想把自己也把自己所生活、所理解的人類置放在廣袤的宇宙之間，從那裏尋找出生存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這是李瑛在他榮獲首屆魯迅文學獎新詩獎榜首的詩集《生命是一片葉子》後記中說的話：其實，生活/何曾有片刻靜默/連時間也鏽成碎片/撲簌簌剝落。

　　李瑛經常強調在希臘文中，“詩人”這個詞就是“創造者”這一含意，他引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詩人塔索的話“誰配享受到‘創造者’的稱號，唯有上帝和詩人”之後，說：“上帝是不存在的，那麼就只有詩人了。但是，今天，我們的詩人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配享受這種崇高的榮譽呢？”

　　李瑛自1988年從我軍高級文化領導的崗位上退下來，贏得了30年難得的輕鬆寫作的時間，當然中間他還曾兼着許多社會職務，可是畢竟可以更多地到全國各地去走走。幾十年來，李瑛不怕艱辛，始終保持了不斷深入火熱生活的習慣，他常說：“一個落後於生活的詩人，猶如一名掉隊落伍的士兵。”

　　李瑛步入高齡之後，寫出的詩，仍讓人感受昂揚向上、挺拔奮進的情懷，卻很少有人知曉他曾遭遇過的挫折和磨難。其實他生命和詩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1955年“肅反”時，他曾和公劉、白樺、沈默君、黃胄一起被關閉審查。“反右”鬥爭中，老部長陳沂被打成“右派”，當時包括他在內的兩個祕書也跟着吃了“瓜落”，那一位打成“右派”，李瑛被下放到福建沿海軍營裏當兵，當時已是營職幹部的他，卻讓戴一頂士兵的船形帽，成了一名列兵。他下放所在團的副團長兼參謀長待他特好，他們成了朋友，這位副團長就是後來的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王成斌上將，他們保持了數十年的友誼。

　　詩人李瑛已經離我們而去。我銘記着他說過的話：“我常常想起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也許不幸的總和要遠遠超過幸福的總和。我不大順從歲月的沖刷，始終保持着自己的一片童心。我不封閉自己，也不讓別人堵塞自己的任何一條道路。”這話裏飽含着很經琢磨的人生哲理。他關於山溪的一節詩句時時在我心頭回響：

　　它的道路曲折

　　心靈卻很正直

　　千里萬里，它要遠行

　　明知未及匯入江河

　　也許就將夭折

　　但也不駐足回首……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4月3日3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