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地處歐亞大草原西緣文明的斷層線上，是東方和西方的相遇之處，許多個世紀以來都是通往歐洲的門戶”，生於俄羅斯、成長於烏克蘭的美國學者浦洛基，如此形容烏克蘭在歐洲歷史和地緣政治中關鍵而又“尷尬”並因此衍生出許多悲情的角色。

在親烏克蘭人士看來，如若不是俄羅斯的屢屢阻攔，烏克蘭的歷史早就融入西方主流敘事了。換言之，正是由於俄羅斯的強橫，才導致烏克蘭被迫一次又一次關上了朝向歐洲西部的大門，從而錯失了一次次發展機遇，一如最新的俄羅斯阻撓烏克蘭加入歐盟和北約的例子所揭示的那樣。

然而，在浦洛基這本整體上傾向於同情烏克蘭的《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一書中，人們不難發現，歷史真相遠比上述單線敘事要複雜得多。

其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烏克蘭並不是作爲一個完整的國家或政治體陷入東西方分裂，或是立身於東西方斷層帶，情形更多是一個有着大體上的文化和族羣共同體意識的未成型國家間不同板塊因分屬不同國家而造成的分離。這種分離與分屬是烏克蘭實現真正融合統一的最大障礙，至今能看到其裂痕。能把不同板塊融鑄在一起，成就是巨大的，體現了烏克蘭多元文化的優勢，但這一過程尚未完結，正如浦洛基所言，多族羣、多文化的現代烏克蘭民族尚在形成之中。

如今烏克蘭面臨的分裂挑戰，雖然不乏外力因素，但也確實暴露出民族有機體內部固有的裂痕。從既有的多民族帝國中分離而出的民族國家，一般而言很難成爲族羣完全單一的國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像烏克蘭這種較晚誕生的現代民族國家無奈的命運，而其歷史上曾多次分屬不同帝國則更爲其遭遇塗抹了一層宿命色彩。

不過，這更多是以現代烏克蘭的後視視角來看歷史的觀感，就具體歷史時空的演員而言，因爲並未預料到歷史發展的最終走向，倒未必會有如此多的感慨。很多時候，作爲現代烏克蘭母體的王國或公國，是主動選擇加入某個陣營，並非完全身不由己受命運的擺佈。

作爲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共同“祖先”的基輔羅斯公國，直到 10 世紀晚期才擁有相對確定的國土，而“羅斯”一詞本身還有着維京色彩，基輔羅斯的形成甚至可以看出維京統治者放棄故土踏實經營斯拉夫土地的結果。這個基輔羅斯公國很快就陷入分裂，而金帳汗國的入侵和統治又加劇了其發展道路的殊異。不過，最後徹底抹去羅斯公國版圖的是波蘭國王和立陶宛大公，而非所謂野蠻的蒙古人。

幸運的是，被波蘭和立陶宛分別佔據的烏克蘭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地區，後來又因爲 1569 年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成立而“破鏡重圓”。而這次聯合的主要推手就是立陶宛公國內的烏克蘭貴族們。他們之所以選擇加入波蘭王國，是想借助後者的力量來抗衡日益增大的來自克里米亞韃靼人和諾蓋韃靼人的壓力，而面對莫斯科大公咄咄逼人進攻的立陶宛公國已無力提供這種支持。

後來，在波蘭的保護下，沃里尼亞烏克蘭王公們的領地不僅沒有丟失，還因爲向第聶伯河左岸地區的拓殖擴張獲得了急劇增長。按照浦洛基的說法，它成爲近代烏克蘭版圖形成併成爲可資本地精英階層利用的知識資源的開端。

不過，直到 19 世紀，烏克蘭民族的締造者才決定放棄羅斯這個名字，以將自己同俄羅斯人區別開來，轉而以烏克蘭人自稱，而“烏克蘭”一詞則源於中世紀，在近現代被用來表示第聶伯烏克蘭地區的哥薩克國。

弔詭的是，這個被視爲“爲近代烏克蘭民族的構建提供了磚石”的哥薩克國，在某種意義上是烏克蘭貴族們“開門揖盜”的結果，哥薩克人並不是地道的烏克蘭人，而是被納入到波蘭王國軍隊序列的“盜匪”們。後來這些不滿自身待遇的哥薩克軍人們發動叛亂，並和韃靼人組成聯軍。隨着聲勢日壯，這些哥薩克人胃口開始變大，將自己視爲基輔羅斯的繼承者，不再只是爲哥薩克人的權利戰鬥，而搖身一變成爲將羅斯民族從波蘭人奴役下解救出來的救星，也想擺脫波蘭人統治的烏克蘭貴族們和基輔都主教也就順水推舟“共襄盛舉”。

波蘭官員們被迫簽署協議，對聯邦裏這個名爲自治視爲獨立的哥薩克國給予王室的承認。由於哥薩克國的很大一部分正好位於被早年間的波蘭和法國製圖師們稱爲“烏克蘭”的草原地區，不久以後，哥薩克國就以“烏克蘭”之名爲人所知。

然而，這個哥薩克國很快就陷入欲左右逢源做三姓家奴而不得的窘境。爲了爭取更多的權益，哥薩克國先後不停地在波蘭、莫斯科沙皇國、瑞典乃至奧斯曼帝國之間改換門庭，到最後卻落得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國土也被俄羅斯和波蘭沿第聶伯河瓜分的下場。

後來由於波蘭被瓜分，烏克蘭人又長期分屬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一直要到 19 世紀，烏克蘭人才重拾統一的夢想。到那時，那個命運多舛的前哥薩克國將再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除了一個關鍵的歷史神話、一種文化傳統和一種語言外，前哥薩克國地區後來還爲現代烏克蘭的構建提供了很多建築師，如第一部烏克蘭民歌集的編撰者和第一本烏克蘭語語法著作者等等。

浦洛基指出，在烏克蘭民族構建的早期階段，前哥薩克國地區的精英佔有如此突出甚至是統治性的地位，其原因很簡單：在 19 世紀的烏克蘭，擁有土地的精英階層與當地人共享同一種文化的唯一地區就是前哥薩克國。在奧屬加利西亞和俄屬沃里尼亞、波多里亞和右岸烏克蘭，主導當地政治和文化圖景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或是波蘭化的烏克蘭貴族。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得到墾殖的南方草原上，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階層則是族羣意義上或文化意義上的俄羅斯人。在沙俄後期和整個蘇聯時期，東部和南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受益者中，俄羅斯族裔人羣也佔到一半以上。

因此，哥薩克國境內的舊哥薩克民族後裔幾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民族塑造鬥爭的先鋒。這個新民族從其語言到其名字“烏克蘭”都來自哥薩克國，也就不足爲奇了。夢想重新變爲現實的過程註定漫長，尤其在經歷瞭如此長時期的分分合合，承繼如此來豐富多彩的帝國遺產之後。

一戰後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的雙重崩潰給一個獨立的烏克蘭的出現創造了曇花一現的時機，冷戰後蘇聯的分解爲今日烏克蘭的出現創造了第二次機會。然而，如何有效填平不同帝國遺產間歷史和現實的斷層帶，如何將那些前帝國崩解時遺留下的“碎片”真正鍛造融合到一個新獨立的國族中，如何面對意欲捲土重來的前帝國復甦的野心，都依然考驗着烏克蘭這個古老而又新生的國度。

推薦閱讀：《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

題圖來自 CoinDesk

一個物品如何成爲一個全球化商品，一個物品如何促進全球化，一個物品又是如何實現全球化製造？「萬物簡史」這個欄目將從“物品”出發，去看這些“物品”如何滲透進我們的生活，並改變了我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