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博物館學視角下的爭議

無論我們如何惋惜廣勝寺壁畫被售賣和揭取，現實中流失到海外的壁畫已經成為了博物館的藏品？我們如何看待它們的價值？基於圖像分析和解讀的藝術史自然是一個很好的學術工具，可以就手頭現有的材料展開初步的研究，可以形成許多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對博物館來說，這種角度是否足夠全面呢？

博物館學提供了另一種思考問題的角度。蘇聯博物館學家杜克里斯基認為，文物的價值取決於其承載的信息量，中國的博物館學者們認為可以從歷史、藝術、科學三個角度來認知文物的價值。但是我覺得對於廣勝寺壁畫這一複雜的問題，以上的結構都略顯粗疏。我傾向於用安來順博士《再談博物館的信息收藏與共享》一文中提出的博物館信息結構來分析問題，該文對博物館藏品信息提出了一個解釋體系。

首先要辨析的博物館藏品的價值是否恆定？假定從本體論的角度講，藏品只要未發生變化，其價值即是恆定的。但是《再談博物館的信息收藏與共享》所提出的博物館價值結構已不再是本體論的，而是建構論的，該體系把藏品的關聯和經歷也視為藏品價值的組成部分，那麼博物館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來對藏品價值進行新的解讀和建構，而這一建構的參與很可能成為爭議點，以下就從這三個方面，來簡述一下流失文物在海外博物館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1.首先要提到是藏品價值里的結構性信息，何謂結構性信息，通俗來講就是不依賴於其他條件，直接從文物本體就能感知的信息，譬如大小、材質、紋飾等等。一般來說，海外博物館雖然可能不能完全認知中國流失文物的全部價值，但是還是可以做到專業性的收藏、保護和研究。當然，由於當時對中國文化的隔絕，很可能選擇了錯誤的保存方法，譬如大英博物館對《女史箴圖》的錯誤修復，但是這在當時情境下是可以理解的，而最大的危險則來自於有意為之的破壞性行為，譬如上個世紀初大英博物館將埃爾金石雕的外皮磨去，顯露出白色的大理石，用以迎合當時的白色崇拜和白種人至高論。中央民族大學的杜輝博士在《全球化語境下看<帝國主義、藝術與文物返還>》一文中寫到：「在事實上與博物館聲稱的「文物挽救」恰恰相反，這一珍貴文物在「管理」中曾多次遭到破壞，如埃爾金及其後的「小埃爾金」對考古遺址的破壞性發掘，對白色的崇拜以及長久以來的古典主義藝術實踐及意義闡釋使藝術品早已脫離原意，而被杜撰的意義則常為政治及意識形態所利用。」

時值今日，殖民時代已經過去，在後殖民時代，博物館如此政治性的破壞文物已不多見，更大的危險來自於伊斯蘭極端主義對文化遺產的宗教性破壞，但這並不代表博物館沒有權利更改文物的結構性信息——通過文物修復。由於一些海外文物已經脫離了原生環境，可資參考的比照信息和環境信息已經丟失，修復更多的是依仗修復人員的素質與經驗。具體到分散在美國博物館保存的廣勝寺壁畫，尼爾森-阿特金斯博物館壁畫的黑色輪廓被加深過，且塗了一層發光樹脂；大都會博物館的壁畫線條的銳利程度更高；而賓大博物館的壁畫黑色輪廓則比前兩者更深更突出。三者呈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而目前無法判定是原物如此（三個工匠或三組工匠所繪）還是保存環境和歷次修復的影響所致（一個工匠或一組工匠所繪）。

再回到上次賓大博物館中國廳舉辦婚禮和本次大都會博物館舉辦「中國：鏡花水月」展覽來看，對中國文物的「利用」都頗有可商榷之處。《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花了很多篇幅來闡述博物館與藏品、展品的關係：

在「陳列、展覽及專業活動」一節中提到：這些活動應根據博物館既定方針及教育宗旨予以執行，既不應有損於藏品質量，也不應有損於藏品的保管。博物館應儘力確保陳列展出的物品真實客觀，不應永遠保持神秘化或墨守成規。

而無論是婚禮和展覽中高亮聚光燈的使用，以及藏品與人流區域劃分不利，都會是展品受損的風險上升，而關於壁畫與強光照會增加封護材料的老化，以及會對壁畫地仗層顏料層造成影響。我覺得博物館對藏品的利用應該遵循風險控制原則，很遺憾沒有看到賓大博物館以及大都會博物館對於這兩次活動的風險評估，這是很難服眾的。

2.其次要提到的是藏品的關聯性信息，指的是藏品需要和同類或者在原生環境中與其它元素比較才能感知的信息。具體到廣勝寺壁畫，如果和其他時代的中國宗教壁畫放在一起展示，則說明中國宗教壁畫的藝術發展史；如果把流散在美國各博物館的壁畫集中起來和廣勝寺的其他遺物一起展出，則還原的是廣勝寺當時的情景。而這種關聯性的說明，則往往在展覽或活動中，才能得以體現，為公眾所感知。

賓大博物館中國廳舉辦婚禮和本次大都會博物館舉辦「中國：鏡花水月」展覽，壁畫都是類似於背景的存在，而無論是和婚禮聯繫還是和走秀一般「中國：鏡花水月」展覽相聯繫，都很難準確的傳達出壁畫的真實信息，很容易引起觀眾的誤解。而對這類宗教性文物的使用是否要尊重原生環境呢，《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再度給出了答案：

對人類遺骸及宗教聖物，應只在其能得到安全存放和有尊嚴對待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徵集。這項工作必須符合職業標準，並符合其出處地的社區、族群或宗教群體的利益和信仰。

對人類遺骸和宗教聖物的研究，必須符合專業標準，並考慮其已知出處地的社區、族群或宗教群體的利益和信仰。 人類遺骸和宗教聖物的展陳必須符合專業標準，必須符合其已知出處地的社區、族群或宗教群體的利益和信仰。其展陳方式必須是得體的，且尊重所有人認同的人類尊嚴。

3.最後要提出的是藏品的記錄性信息，指的是藏品的流傳經歷——無論是進入博物館之前還是進入博物館之後——也是藏品的價值之一。所以本文洋洋洒洒的第一段歷史考證，同樣承載與廣勝寺的壁畫當中，而賓大博物館中國廳舉辦婚禮和本次大都會博物館舉辦「中國：鏡花水月」展覽對壁畫的「利用」，也是藏品的記錄性信息——換言之，這個記錄性信息可以通過博物館舉辦的展覽等博物館活動得以層累，則必然在方式方法上成為爭議點。特別是對於非法流失于海外的中國文物來說，利用這些文物舉辦展覽和活動的權利既然在收藏單位——海外的博物館中，那麼他們對於文物使用得是否正當和正確，自然會受到原生文化國家的評論。

特別是在《2002年關於普世性博物館重要性及價值的宣言》，收藏有其他文明藏品的博物館為了維護自身收藏的正義性，提出了「我們應該承認，博物館服務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公民，而是所有國家的所有人」，這可以推論出這些博物館同樣應該為原生文明國家的公眾服務，那麼接受其評論和監督也是就是這些博物館必然的義務。

三、共同參與文物意義的構建——基於相互理解角度的解決方案

在對待非法流失到海外的文物，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意見和視角，從現在看來，拒絕返還和全部返還都可能是極端的——畢竟普世性博物館對這些文物做出了研究、保護和非出於文化意義的宣傳——但這不能用以否定這些文物流失的非法性。而且，《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提到：

本職業道德的任何規定將不禁止博物館作為合法的存放所保存那些來自其應被合法保護區域的出處不清、非法收藏或非法取得的標本和物品。

我相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非法流失的文物能夠進入到普世性博物館中，算是最優處境了。

然而以上種種闡述不能成為維持現狀的充分理由，對待這樣的文物應該基於對話而非對抗，諸如這些文物到原生文明國家的博物館借展、創造雙方學術領域的交流與共同研究等機會，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但是在具體實施——特別是借展中，普世性博物館的開放程度仍然不夠高，至今普通觀眾仍然缺乏感受這些文物的機會。

今日對文物所在的爭執，實際上是後殖民時代原殖民、半殖民關係崩潰之後，國際社會和文化秩序重建的過程。「普世主義」代表著舊殖民時代價值觀的延續，「民族主義」代表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重建本國、本文化文化體系和文化表達的強烈反思，「折衷主義」試圖超越前兩者構架出新的國際文化關係。由於國 際社會的發展逐步多元化，新興國家對原有強國的衝擊越大，文物所在的衝突矛盾也就越強。

那麼對當今的中國來說，社會已經發展到需要 構建文化表達甚至多元文化表達的階段，原有的文化表達（威權時代的「中國通史陳列」和當下的「古代中國」已經無法滿足一個複雜多元社會的要求）已經崩潰或者日漸邊緣，不但全國層面在追求一種文化表達，各地也在試圖構建自己的帶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表達，而這種表達，是無法離開文化載體——文物、或曰文化遺產的參與的。

所以，無論是文化、政治還是社會層面，對把流失文物納入中國文化表達之中的需求，是異常迫切和強烈的。中國想參與到國際文化的交流當中，這一部分的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回首歷史，米國建立世界霸權，固有戰爭債務帶來的財富轉移、納粹迫害帶來的智慧轉移、更有以美國博物館的海外徵集帶來的文化轉移。我想，中國社會發展到了今天，也該到了重構文化架構，樹立國際視野，將半殖民時代流失的文化元素整合迴文化本體的階段了。我更希望看到賓大中國廳、大都會中國館，乃至於普世性博物館的中國文物收藏，可以被我國學者更方便的研究；而在其展覽的策展過程中，也能更多的見到中國學者的身影，共同構建文物的記錄性信息，也許是未來一種折衷解決方案。

此外隨著博物館公眾性的增加，對這類文物研究展示的評論和批評——特別是來自於原生文化國度的——更應該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