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難形成——垃圾分類背後的是與非

前不久看了一則新聞，講的是臺北市正在撤除垃圾桶，改由垃圾車定點定時回收垃圾。每當垃圾車經過，就會被蜂擁而至的市民團團包圍，衆人騎着機車追趕垃圾車的場面，成了臺北市的一道獨特風景。

爲什麼臺北街頭的垃圾桶不見了？因爲市政府決定推行垃圾分類，要求人們把垃圾帶回家分好再處理。所以，如今的臺北市民連扔個垃圾也得趕時間了。

很多人看完視頻紛紛點贊，稱臺北的做法值得借鑑。垃圾分類在中國是個老大難問題，早在2000年，中國就開始推行垃圾分類，媒體隔三差五宣傳垃圾分類的好處，政府也出臺各項措施予以鼓勵，中小學校已經把垃圾分類寫進了日常行爲準則。可是十幾年下來，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效果並不理想。

一提起垃圾分類，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日本。據說日本僅用17年時間就實現了全民垃圾分類，論效率，日本堪稱全世界的標杆。

1/6 日本的垃圾分類

凡是去過日本的人都有這樣的印象，日本太乾淨了！街道一塵不染，你幾乎看不到清潔工，在馬路旁找個垃圾桶也是件麻煩事。據說日本人有個習慣，他們會隨身帶個垃圾袋，把自己用完的東西，包括礦泉水瓶，食品包裝盒、廢舊紙張等裝進袋子帶回家裏。

爲什麼日本人要這麼做呢？因爲他們會在家先把垃圾進行分類。

日本人早在200多年前的江戶時代就有了垃圾分類的意識。關於日本的垃圾分類，網上有很多文章，對其分類的細緻程度有詳盡的介紹。比方說，每戶日本家庭都會有一本垃圾分類手冊，其條目之多堪比電器說明書。網上曾曝光日本橫濱的一本垃圾分類手冊，總共達27頁，光是一個礦泉水瓶，就得分成瓶蓋、瓶身與包裝紙三類，投進三個不同的垃圾桶裏。

日本新宿垃圾分類手冊

不僅如此，日本人對不同垃圾的投擲時間也有嚴格規定，比如可燃垃圾必須在週一和週四早上八點前扔，不可燃垃圾只能放在週六扔，而紙張或瓶瓶罐罐只能在週三和週五扔。很多日本居民等在街邊，就爲了“迎接”他們的垃圾車。

日本各地有不同的垃圾分類制度，總體上比國內嚴苛的多，日本便利店門口的垃圾桶少則四五個，多則七八個，如果你不按規定扔垃圾，那麼你將面臨最高一千萬日元的罰款，甚至還可能坐牢。日本的垃圾分類已經深入人心，形成了社會風氣，不做垃圾分類的人，會被街坊鄰裏瞧不起。

日本的垃圾分類從娃娃抓起，他們從小就接受來自家庭與學校的雙重教育，養成了垃圾分類的良好習慣，學校組織學生去參觀垃圾焚燒廠，以加強他們的環保意識。對日本孩子而言，如果不懂得垃圾分類，會被同伴孤立，是缺乏教養的表現。

日本小學生接受垃圾分類教育

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垃圾分類讚不絕口，儘管我們對這個鄰國的評價經常受民族主義情結的左右，但在垃圾分類這件事上，中國人卻一致承認日本人做的不賴，反映了他們一貫的嚴謹細緻，對標日本，再看看咱們，國民素質的差距高下立判。

2/6 向垃圾分類說不

垃圾分類真有那麼好嗎？有日本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

日本有家垃圾回收公司，其社長曾公開反對垃圾分類，認爲這是一種浪費時間的行爲。他的觀點得到了國內一些人的支持。

爲什麼中國老百姓對垃圾分類鮮有響應？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太麻煩，你想想，我們日常生活要產生多少垃圾，把它們分門別類，是一項很繁瑣的工程。垃圾包括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在可回收垃圾裏還得細分成四五個門類。看看日本人，扔一個礦泉水瓶子得一拆三，扔之前還得洗乾淨。日本孩子從小被教育這樣扔牛奶盒：先喝乾淨，再洗乾淨，晾乾剪開然後平攤，最後摺好疊好放進袋子。在日本扔一張廢紙，共分報紙、紙袋、書刊用紙和硬紙板四種，所有紙張在扔之前，都必須疊放整齊。

因爲日本街上垃圾桶不多見，垃圾分類不得不在家中完成。有人把取消垃圾桶視爲促進垃圾分類的明智之舉。這麼做的確換來了光潔的街道，但也增加了日本人的家庭負擔，家庭主婦們每天不得不把大量時間花在垃圾分類上。

不僅如此，由於垃圾車也是定時定點採集，垃圾平時不能隨便扔，只能放在家裏等車來，時間長了就會帶來衛生隱患。在臺北，爲了儲存這些垃圾，一家社區甚至把地下車庫改造成垃圾收集室，給房間貼上瓷磚，裝上除臭器，甚至爲放置廚餘垃圾專門買一臺冰櫃。看來，垃圾分類不僅佔用了居民的時間，還讓他們花了不少的金錢。

有鑑於此，國內一些經濟學家也反對垃圾分類，他們給出了經濟上的理由：中國有龐大的拾荒人羣，他們與廢品回收站，垃圾處理廠組成了一條產業鏈，在城市的垃圾桶旁邊，拾荒者會從中收取值錢的可回收物。在郊區的垃圾填埋場，成羣的拾荒者徘徊在垃圾山前，不辭辛勞的搜尋有用的廢品，這些垃圾通常會賣給回收站，得到了二次使用。更關鍵的是，拾荒者的行爲是自發的，在利益的推動下，他們實際上在終端替居民完成了垃圾分類，效果比讓我們自行分類要好得多。

中國的垃圾拾荒者

讓居民自覺垃圾分類到底好不好？從環保的角度，自然是功在千秋。但從經濟的角度，爲一個遙遠的目標犧牲效率並不值得。

而在我看來，垃圾分類本質上無關是非，而是個社會共識的問題。

3/6 尋找聚焦點

經濟學家推崇“看不見的手”，覺得凡事只能靠市場來解決。官員則相信政府的力量，認爲很多事只有行政幹預才能改善。但在事情的背後還有一層邏輯，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就拿垃圾分類來說，有人主張立法強制推行，有人提倡以宣傳教育爲主，有的人覺得無所謂，有的人則認爲是浪費時間，到底哪種觀點更有說服力？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因爲它最終只能是社會博弈的結果。

這就涉及到博弈論的話題了，關於博弈論，我們在先前的一些文章裏已經有過介紹。博弈論研究人的互動，其精髓就是，每個人的行動都取決於別人的行動，人是社會動物，很多行爲都受到集體的影響，是不由自主的。

那麼博弈論最終要解決什麼問題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尋找聚焦點，所謂聚焦點，是促成人與人合作的那個條件。

讓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甲乙二人在一條狹長的街道上相遇，街道太窄，只能通過一人，到底應該誰讓誰呢？有以下四種情況：如果甲靠邊站，乙就能通過；乙靠邊站，甲就能通過；兩個人都靠邊，則大家都無法通過；若大家互不相讓，就撞在一起了。常識告訴我們，一方靠邊，一方通行是最好的方案。至於誰讓誰，完全靠行人的默契。如果達不成默契，就可能引發衝突，比如中國人開車經常鬧糾紛，就是在禮讓這一問題上產生分歧的結果。

有些禮讓很容易，有些則不然，比如車輛與行人之間，很多司機覺得很委屈，明明是行人不遵守交通規則，他們過馬路不看車輛，把闖紅燈當成家常便飯，難道我也應該讓着他們嗎？於是政府就出臺規定，無論什麼情況，車輛都必須禮讓行人。這就在社會上形成了共識。

共識的形成是多樣的，他可以通過強制推行，比如政府的交通法規，也可以約定俗成的方式，比如很多社會的傳統習俗。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一位叫託馬斯·謝林的經濟學家，他那本《衝突的策略》已經是博弈論史上的名著。

託馬斯·謝林

根據謝林的觀點，在博弈中找到聚焦點之後，就能實現均衡。什麼是均衡？就是你這麼做不是出於自願，而是你不得不這麼做。一旦每個人都和你一樣想，大家就形成了相互制約的關係。

4/6 形成共識非易事

在《衝突的策略》中，託馬斯·謝林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假設你和女朋友在火車站走丟了，大夥剛好沒帶手機，你們該如何選擇碰頭地點呢？一般情況下，你會在車站的標誌性地點等待對方，比如中央廣場的諮詢臺，因爲你知道這裏的辨識度最高，而在大概率上對方也會這麼想。儘管你們事先並沒商量過，但雙方依舊能達成默契，這裏的默契就是聚焦點。

生活中的很多習俗也可用聚焦點來解釋，比如中國人的結婚。結過婚的男士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去女方家接新娘之前，會遇到“堵門”，他得先回答一連串刁鑽的提問，然後送好多紅包，一路過五關斬六將才能見新娘。我不太清楚這個習俗從何而來，但中國人無疑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就是婚禮前必須有這樣的儀式，否則就好像沒結過婚似的。

在聚焦點中，你不一定知道爲什麼得這樣做，但別人都這麼做了，你也得跟着做。

然而，並不是所有集體行爲都能形成聚焦點。

在上海坐地鐵的人都體驗過安檢。早晚高峯時段，當你急匆匆地趕往站臺時，地鐵口的人流卻突然慢了下來，實在讓人焦心，仔細一瞧，原來是地鐵口在安檢。

其實地鐵的安檢遠遠不如機場或火車站嚴格，除非你帶了大件行李，安檢員不會強行把你攔下，很多乘客沒有經過安檢就上車了。這就造成一個問題，難道安檢就形同虛設了嗎？萬一真出事了怎麼辦？

這本質上還是個尋找聚焦點的問題，若想讓市民自覺安檢，無非以下幾種辦法，首先是強制執行，但這樣一來就得在每座地鐵站至少配備兩名警察，而且一旦遇到上下班高峯，還會造成嚴重的擁堵。第二個辦法是給自覺安檢的市民提供獎勵，但這麼做顯然違背了安檢的初衷，也會給政府造成一定的財政壓力。還有第三種可能，就是爆發惡性事件，比如精神病人帶刀上車捅傷了乘客。這樣一來，所有乘客都受了驚嚇，只好乖乖地去安檢了。當然，沒有人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只想通過這個例子說明，突發事件也會成爲人們達成共識的聚焦點。

從地鐵安檢的例子中我們發現了一個悖論，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爲了達成共識，而達成共識的條件卻可能由制度所反對的東西決定。

5/6 制度設計與社會共識

垃圾分類的問題與地鐵安檢非常相似。我們缺乏的不是政策工具，而是找不到能讓全民達成共識的聚焦點。

設立嚴刑峻法，是很多人首先想到的策略。有人說，爲什麼我們不學日本，對拒絕垃圾分類的市民嚴厲處罰呢？這件事的難度不在於法律的制定或執行，而是如何取得大多數人的認同。

任何制度都是以共識爲基礎的，否則的話，再好的設計也會南轅北轍。當年劉邦佔領鹹陽，宣佈約法三章：殺人償命，傷人抵罪，偷竊犯法。迅速得到了關中父老的擁戴。

爲何劉邦的法律能奏效？因爲老百姓對殺人和偷竊深惡痛絕，這涉及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即便沒有劉邦，人們也會以自發的形式保衛自己的生命和財產。禁止殺人和偷竊，是全社會的共識，劉邦只是順應了民意。我們不妨反過來想想，如果某社會有80%的人都願意做小偷，那麼反盜竊的法律就會形同虛設，警察數量遠遠不及盜賊，他們想抓也抓不過來。

法律的目的，是威懾所有人，懲罰少數人。所以，成功的制度不是憑空創造一個新秩序，而是爲社會共識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就此而言，制度的功能，是降低人類行爲的不確定性。

6/6 垃圾分類背後的日本收納文化

爲什麼日本的垃圾分類成功獲得了推廣？有學者分析，因爲日本的自然資源匱乏，再加上人口的高密度，在經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飛速發展之後，飽受污染之苦的日本痛定思痛，才下決心採取垃圾分類。

事實上，日本人對各項資源的利用總是竭盡所能。日本不僅是全世界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也是城市化率最高的國家，截止2016年末，日本的城市化率達到了94%，土地與人力資源的雙重匱乏，使得日本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節約意識。在日本，“收納文化”，“極簡主義”甚爲流行，日本人房子不大，但每一寸空間都被充分利用，日本汽車、日本電器、日本傢俱，無不傳遞着類似的哲學。舉世矚目的“豐田模式”，就是在生產中高效利用資源的典範。

在日本，節約資源是全民共識，日本這幾年流行一本書，叫做《斷舍離》，講的是日本人太喜歡在家裏囤積廢品，以至於到了無法割捨的地步，這種行爲最終影響了日本人的心態，使他們不敢花錢，不會享受，甚至一味迷戀過去。這種情況在日本老一輩身上最爲明顯。所以，《斷舍離》教日本人要懂得放手，學會坦然。簡而言之，就是得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