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張旗：特朗普的「外交革命」與自由國際主義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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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旗：特朗普的「外交革命」與自由國際主義的衰落

作者：張旗，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來源：《東北亞論壇》2018年第4期；時政國關分析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

摘

要

]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淡化自由主義世界的領導者角色，背棄了美國長期推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戰略，引發一場引人注目的「外交革命」。這是美國在霸權相對衰落的背景下，所進行的戰略調整，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色彩，其要義是將美國從世界領導責任中解脫出來，以規避國力透支。這一戰略調整受多方面因素影響，自由國際主義外交實踐的危機、國內社會分裂的加劇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外部敵人的缺位是其核心導因。美國的這一戰略調整造成嚴重的國際領導缺位和國際責任赤字問題，促使國際政治及安全體系進一步分化重組，致使全球治理進程步履維艱，以自由國際主義為基石的國際秩序遭遇重大危機。

[

關鍵詞

]

自由國際主義

外交革命

自由國際秩序

反建制

孤立主義

特朗普主義

[

收稿日期

]

2018-2-13

[

網路首發時間

]

2018-06-25

[

作者簡介

]

張旗，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84

）

[

來

源

]

《東北亞論壇》

2018

年第

期。

2017

年

月，唐納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以「反建制」的姿態入主白宮。一年多來，他主政下的美國推行了一系列爭議頗大的外交政策，淡化世界領導角色和國際責任意識，退出多項全球協定，漠視自由貿易原則，推行「非價值觀外交」，一種與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戰略截然對立的「外交革命」正在美國上演。一些美國知識分子

認為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正在放棄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角色，脫離自由主義陣營，投向民粹主義陣營，甚至有人斷言西方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終結。

^{^[1]}

這種悲觀論調與冷戰結束之初西方知識分子的樂觀論調形成鮮明對照。彼時「歷史終結論」、「單極時刻論」、「民主時代論」等紛紛湧現出來。這種變化不禁讓人深思：特朗普「外交革命」的真正意涵是什麼？它為什麼會興起，對當前國際政治又有什麼影響？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一、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戰略

自由國際主義（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是將自由主義的價值與原則運用於國際政治的一種外交戰略。其基本含義包括兩方面：一是與他國協作反對孤立主義；二是推進開放市場、法治、民主治理等自由主義價值觀。

^{^[2]}

它是二戰後美國長期推行的外交戰略，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主流建制派普遍認同的外交戰略。在該戰略的支持者看來，美國成功地運用這一戰略在二戰後的廢墟上建立起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促進了世界的穩定與繁榮。

^{^[3]}

然而，無論是在競選中，還是在執政後，特朗普都公然挑戰這一戰略。這是二戰結束七十多年來，美國總統首次對這一根本性戰略共識提出挑戰，這意味著美國外交政策的徹底改變。

^{^[4]}

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戰略有著清晰的理論假定和政策主張，這使它區別於其他外交戰略。

其一，預設美國是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善良霸權」（

benevolent hegemony

），而美國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者有利於其自身長遠利益。作為二戰後自由世界的霸權國，美國就應當塑造並維護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提供國際安全和經濟公共產品，承擔世界領導責任。羅伯特·基歐漢（

RobertKoehane

）就認為，二戰後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是通過對盟國進行利益輸送和自我制度約束贏得的，而非直接的強制壓服形成的，美國與盟國之間「存在高度的互補性」，美國贏得領導地位是以一定的現實利益進行交換的。

^{^[5]}

可見，美國作為「善良霸權」被賦予如下特徵：實力超羣、實行民主體制、自我剋制權力濫用、構建基於規則的國際制度。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二戰後的美國正是這種「善良霸權」的典範。然而，當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不再自視為善良領導者時，這一戰略所構想的國際秩序就將面臨危機。

其二，自由國際主義設想民主國家將形成天然的團結協作，共同推廣自由主義價值觀。建立並鞏固民主國家聯盟或聯合，被認為是建立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石，因此二戰以來被美國各界視為優先戰略選擇。二戰結束之初，美歐戰略界相信，西方民主國家共享價值觀、共享命運，是構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核心，因此有必要加強相互之間的團結，將西方打造成向外擴散自由主義價值的組織形式。

^[3]

冷戰結束後，美國仍舊維持與歐洲和亞洲各國的同盟關係，形成戰略兩翼，以捍衛美國的霸權地位。在自由國際主義者看來，

世紀的美國同樣需要與盟友及夥伴國精誠合作，支持自由民主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要時使用武力履行保護人權責任，推動建立「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甚至應該建立全球「民主國家協調」機制，合力應對共同挑戰。

^{^[6]}

因此，國際人權保護、推廣自由民主和促進全球民主治理等，成為自由國際主義的基本主張。

其三，自由國際主義主張推動自由貿易，創建並維護多邊貿易制度，建立開放型世界經濟。接受

世紀

年代經濟民族主義惡果的教訓，富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Roosevelt

）等人在設計二戰後秩序時，認識到國際和平同樣建立在經濟安全與繁榮之上，只有打破經濟民族主義，實行普遍的自由貿易原則，並輔之以國際制度的監管，才能實現各國的經濟安全與繁榮，於是，基於此建立起「內嵌的自由主義」世界經濟秩序。

[7]

而國際制度一旦建立，即具有自主性，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塑造國家利益偏好，實現共贏的國際合作。並且由於國際制度的規制能力，它還可以塑造新加入國的利益偏好和行為選擇，將其吸納進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由此實現自由主義秩序的存續和壯大。

^{^[8]}

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被認為是國際制度的典範，像世界貿易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和奧巴馬政府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

TTIP

）是踐行多邊主義的平臺。

兩次世界大戰的慘劇，讓美國人民和戰略決策者意識到，孤立主義並不能確保國家安全與繁榮，必須推行國際主義外交戰略，只有積極地推動建立自由和開放的世界才符合美國利益。因此，冷戰中共和黨與民主黨消弭黨派之爭，形成「冷戰共識」，積極介入國際事務，與蘇聯進行冷戰對抗。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戰略界更是在一片勝利的喜悅中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新幹涉主義」外交政策。自由國際主義成為美國兩黨建制派的外交戰略共識。

二、特朗普的「外交革命」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長期遵循的戰略原則是自由國際主義，即以國際主義為外交取向、以自由主義為價值導向和以聯盟政治為政策基軸。然而，特朗普執政以來所推行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底色、孤立主義取向，淡化自由主義價值並試圖推卸聯盟責任，這與自由國際主義的一貫政策和原則針鋒相對，因此可將其稱為特朗普的「外交革命」（

diplomatic revolution

）。「外交革命」本是國際關係史中的專用術語，指代

世紀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強國間陣線組合的急劇變動，後來的研究者將其意涵延伸開來，用來指代一國外交原則、外交關係或力量使用方式的重大調整。

^{^[9]}

在本文中，「外交革命」指一國打破長期的外交慣例和原則，推行另一種範式的外交路線，是一種重大的外交原則調整。特朗普的「外交革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淡化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角色，不再將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視作戰略利益。特朗普強調美國問題叢生，政治、經濟和安全等領域都面臨諸多挑戰，因此不願談及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國際責任，而是著力推動對國際責任的再分配，要求盟友、夥伴國或其他國家承擔更大責任。他的核心外交理念是集中力量應對美國的首要威脅，而非關切他國或國際的利益。在

2017

年

月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特朗普政府推出所謂「美國優先的安全戰略」，其宗旨也是應對本國本土的安全和經濟挑戰，對國際事務的有限涉及，也落腳在服務於前者，並無意於承擔世界領導責任、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10]}

特朗普淡化世界領導者角色的重要表徵是他試圖推卸國際責任，包括聯盟責任、全球治理責任和國際道義責任。民主國家聯盟被認為是美國構築自由秩序的基石，而他卻

認為美國在聯盟關係中喫了虧，

曾

公開質疑北約的存在價值，要求盟友承擔更大的防務責任和出資責任，否則，將拒絕承擔聯盟責任。

^{^[11]}11

月出訪日韓時，特朗普同樣強調美日、美韓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到了令人無法接受的程度，他敦促日韓領導人購買美國軍備，改變貿易逆差狀況，並藉助這些軍備抵禦朝鮮威脅，維護自身國家安全。

儘管特朗普也曾多次表態，承諾履行對北約和日韓盟友的防衛責任，但總體來看，

特朗普政府力圖通過讓盟友承擔更大自主防衛和集體防務責任的方式，推卸美國的聯盟責任。

在此，特朗普並非將維持盟友關係視作美國的戰略利益，而是將其視作謀取經貿利益乃至政治施壓的工具，以美國的履約承諾換取盟友承擔更大的防務責任。這樣的精緻計算使得美國的戰略信譽和聯盟可靠性都受到嚴重質疑。

第二，堅持以本土利益為本位，拒斥國際主義，推卸全球治理責任。特朗普的兩大競選口號「復興偉大美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和「美國優先」（

America First

），彰顯了以本土國家利益為本位的理念。尤其是「美國優先」這一口號具有強烈的歷史隱喻。二戰前期，以「美國優先」為口號的孤立主義勢力制約著美國加入反對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戰鬥。此後，「美國優先」成為孤立主義和仇外主義的代名詞，變成政治禁忌語言。然而，特朗普復活了該口號，並貫徹其理念內涵。他指責冷戰後美國的自由國際主義政策「不合時宜」、「糟糕無用」、「愚蠢傲慢」、「製造了一個又一個政策災難」。

^{^[12]}

宣稱「我們的綱領與對手的最大不同是我們將美國置於優先地位。我們的信條是『美國主義』（

Americanism

），而非全球主義（

globalism

）。」

^{^[13]}

一定程度上講，

2016

年特朗普與希拉里的總統之爭是民族主義（或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路線之爭。前者轉化為政策實踐，在全球公共問題上體現為推卸全球治理責任，以本國本土利益為由，拒絕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執政一年多來，特朗普推行的反國際主義政策主要有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退出教科文組織、退出全球移民協議和限制移民入美等。

第三，拒斥自由貿易原則，規避多邊主義，推行經濟民族主義政策。

特朗普指責自由貿易和全球主義給美國帶來了經濟災難，「數以百萬計的工作機會從美國消失，數以千計的工廠遷走。有些國家操縱了這一貿易體系，破壞了遊戲規則，使我們偉大的、締造了美國榮耀的中產階級，被遺忘，被落在後面。」

^{^[14]}

他給出的對策是「我們國家和人民不會再向全球主義的糖衣炮彈妥協。民族國家仍然是幸福與和睦的堅實基礎。我對束縛住我們國家手腳的國際機制疑慮重重，我不會再加入任何會削弱我們掌控自己事務能力的協議。」

^[12]

為此，他實行了一系列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其一，在國內層面，

反對美國資本、人員、企業等的自由流動，貫徹「購買美國貨」和「僱傭美國人」的方針，對遷往其他國家的美國企業進行制裁

，力圖建立封閉的國內市場；其二，在國家關係層面，淡化自由貿易原則，大力宣揚公平貿易原則，不斷向中國、德國、日本、墨西哥等美國的貿易逆差國施壓，要求它們採取非自由貿易的原則短期內改變雙方的貿易狀況；其三，在多邊層面，特朗普將多邊經濟機制視為拖累美國經濟的桎梏和負擔，重新評估這些機制的價值和效用，以實現短期經貿利益。特朗普的「商業思維」，促使他基於對交易成本與收益的計算，展現出鮮明的「去多邊化」傾向，偏好雙邊交易，以實現美國利益的最大化，而非選擇多方妥協、均衡的多邊安排。

^{^[15]}

退出

TPP

、重新談判

NAFTA

以及與盟友在經貿問題上討價還價，都是這一邏輯的體現。

第四，弱化價值觀外交，推行實利外交。

美國當代自由主義倡導多元文化主義，認同社會的多元性，注重對不同文化和傳統的包容和尊重。而特朗普敵視這些自由主義價值，在國內，特朗普力圖打破自由主義價值觀「政治正確」的束縛。在外交中，他無意於推動人權外交、人道主義幹預或民主促進行動。他

將美國的目標界定為維護和平與繁榮，而非戰爭與破壞；戰爭與敵對不會是首選，不支持用武力強制手段推進西方「普世價值觀」；他認為促進西方文明的繁榮以成為他國效法的榜樣，比軍事幹涉強制他國接受西方生活方式更加有效。

^[11]

他公開宣稱：「我們不尋求將美國的生活方式強加於任何人，而只是讓它發光發亮，以成為所有人效仿的榜樣。」

^[13]

不僅如此，為了獲得切實的經貿利益或反恐支持等現實利益，特朗普還試圖與一些威權領導人改善關係，而淡化他們打壓言論、侵犯人權的行為。

^{^[16]}

這表明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其外交考量中的作用顯著弱化。特朗普鮮明的「非價值觀外交」與二戰後美國歷屆政府將推廣自由主義價值觀視為己任的立場截然不同。

特朗普的「外交革命」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色彩，是對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戰略的反動。這是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背景下，美國提出的一種「衰落管理」戰略，要義在於將美國從世界領導責任中解脫出來，擺脫有損或有礙美國本土利益的國際責任束縛，並強力推行對國際責任的全球再分配，只在關涉本土重大利益的有限議題上有選擇地有力介入，防止國力透支，以圖重塑霸權。這是一種融合孤立主義、民族主義、戰略收縮和選擇性幹預等多種思想的外交戰略。

三、「外交革命」興起的原因

特朗普「外交革命」之所以興起，有著深刻複雜的多方面原因。首先，自由國際主義戰略在冷戰後的外交實踐中虛耗國家實力，引發諸多社會問題，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情緒因此滋生蔓延。其次，美國社會中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矛盾，造成社會的撕裂，產生對立的外交訴求，由此形成自由國際主義與反自由國際主義對峙的局面。最後，在「後反恐時代」，美國國內在誰是自由世界的意識形態敵人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造成自由國際主義戰略共識的崩解。

（一）自由國際主義外交實踐遭遇危機

在外交實踐中，自由國際主義政策虛耗了美國實力，使其逐步喪失優勢主導地位，並釀成諸多外交災難，部分選民的不滿日益加劇，萌生本土主義和孤立主義情緒。全球主義的經濟政策造就了受益者和受損者的分裂格局，而受損者不再沉默，選擇改變國家的政策方向，誘發「外交革命」。也就是說，自由國際主義戰略在實踐中並未能實現其理論預期，無法從工具理性的角度進行自我辯護，難以兌現對選民的承諾，人民的反叛也就勢所必然了。

冷戰後美國長期推行自由國際主義外交，但這並未能長期維持其霸權主導地位和利益，相反，卻招致其優勢地位逐步削弱，世界由「單極時刻」演變為「兩極化」態勢。尤其是

世紀以來，小布希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的海外

軍事行動消耗了大量國力，導致選民的不滿。隨著軍費開支和傷亡的加大，選民越來越不滿，認為戰爭得不償失，且無助於本土安全。在批評者看來，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扭曲了美國的利益和威脅認知，錯誤地認為只有開放與民主的世界才能確保美國的繁榮與安全，這種自由專制主義導致美國戰略過度擴張，頻繁進行軍事幹涉和戰爭，並沒有帶來「自由和平」，也未能使美國更加安全。

^{^[17]}

據調查，

2016

年高達

70%

的選民希望下屆總統能夠關注國內事務，而不是外交事務。

^{^[18]}

美國長期支持的全球主義經濟政策，也並未使美國成為最大贏家，卻使它成為最大的貿易逆差國。這讓不少選民覺得美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喫了虧，多邊貿易機制對美國並不有利。在中國強勢崛起的背景下，美國的糟糕表現更加顯露無遺。尤其是

2008

年以來，中國在各方面加速崛起，中美之間的差距大幅縮小，而中美兩國相對其他國家的優勢已極其明顯，中美兩極化態勢已經初現端倪。

全球主義經濟政策不僅使美國面臨諸多經濟困境，還造成國內的分裂——受益者和受損者的對立。世界的聯通和全球化，造就了一批受益者，像跨國公司主管、金融界人士、國際商務經理、國際傳媒巨頭和國際組織負責人等，他們的利益依託於全球化的推進與持續，行跡遍佈多國，他們正在變得無國籍化，將世界公民身份和全球主義特性置於國民特性之上。這些全球主義精英顯然不會對特朗普的本土主義和孤立主義主張感興趣，而只會認同希拉里的國際主義主張。

作為全球化、一體化和市場化的受益者，政治精英的利益與大眾利益脫節的程度日益加重，而精英把持著國家權力機構和媒體，壓抑了大眾的利益訴求，當壓迫達到一定限度時，大眾的反叛不可避免。

與此同時，全球主義政策造成了美國工人階級的破落和中產階級的萎縮。全球主義激活了資本、技術、生產和人員等要素在全球層面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這導致美國出現嚴重的「去工業化」和產業的「去本地化」現象。隨著

世紀

年代新一輪全球化的襲來，為尋求低廉的勞動力和優渥的投資環境，美國的製造業大量遷往國外，由此造成美國本土產業的空心化。在國際勞動力的競爭環境下，美國藍領工人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都大幅度縮水。美國國內的兩極分化日趨嚴重，曾被廣泛視為社會穩定基石的美國中產階級不斷萎縮，歷史性地降至

％以下。在此背景下，特朗普誓言重新振興美國製造業、「僱傭美國人」、「購買美國貨」，就頗得他們的青睞。值得注意的是，

2015

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最低的

個州中的

個州，都成了特朗普的票倉。

^{^[
①
]}

這表明，全球主義的受損者不願再沉默下去，而是奮起反擊自由建制派的政策。

（二）美國社會分裂加劇

特朗普「外交革命」的興起，與美國社會的撕裂同樣密切相關，社會的撕裂造成了國際主義派與民族主義派對峙的局面。美國國內一直存在著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爭執，雖然兩派都認同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如保障人權、實現人的自由、法治原則和權力制衡等，但他們在實現誰的自由、實現什麼性質的自由以及如何實現人的自由等問題上存在分歧。在冷戰後的語境中，兩派的分歧以對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態度而劃界。總體而言，自由派

認同新政自由主義的積極有為政府理念和多元文化主義價值，

秉持普遍主義自由觀，認為自由權利應當平等地施於所有族裔，因此倡導多元文化主義，而為了保障少數族裔實現這些權利，政府有必要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採取「肯定性行為」，實現人的「積極自由」，他們

多數認同民主黨。而保守派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理念和社會保守主義價值，

秉持特殊主義自由觀，認為肇始於盎格魯

薩克遜白人的「新教自由主義」纔是正統的，倡導新教倫理，禮讚個人奮鬥精神，反對大政府，反對高稅收，堅持市場至上原則，追求人的「消極自由」，他們

多數認同共和黨。

從政治光譜來看，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勢力屬於保守主義陣營的極右翼，敵視自由主義的諸多價值。美國當代保守主義勢力主要有兩派：一派是主流建制派「新保守主義者」（

Neoconservatives

），一派是極右翼「舊保守主義者」（

Paleoconservatives

）。主流建制派試圖在新教傳統價值與當代自由主義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認同社會保守主義的價值，另一方面在國內政策上秉持溫和路線，對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持寬容態度，支持有限度的移民合法化政策和溫和的財政政策；在外交上，他們積極推廣民主和自由，執行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冷戰結束後，以布希家族為代表的主流建制派曾於

1989-1993

年、

2001-2009

年期間執政。這些「新保守主義者」，曾是冷戰期間的自由派，只是不滿自由主義者激進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和大政府理念，才轉投保守派。在推行國際主義外交戰略上，他們與民主黨建制派沒有太大分歧。這正是特朗普無區別地攻擊兩黨建制派的根源所在。特朗普是「舊保守主義者」的典型代表。他們比新保守主義者更加激烈地推崇新教傳統價值，認同白人至上主義，反對大政府理念，反對國家的「肯定性行為」，更為極端的是，他們在對外事務中倡導孤立主義和本土主義，反對干涉主義，敵視自由貿易，主張經濟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因此，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充斥著白人至上主義者、基督教保守主義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這股勢力在

2016

年大選中，擺脫「政治正確」的自由價值觀束縛，不再以沉默的力量存在，走到了臺前，旗幟鮮明地支持特朗普，迸發出巨大的力量，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戰略走向。

自由建制派和極端保守派在認知上的分歧，使得美國社會高度撕裂，美國分裂成「兩個美國」。兩派在多個議題上立場針鋒相對，外交戰略偏好也相距甚遠，形成了以希拉里為代表的國際主義派和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派之間的對峙局面。在競選中，特朗普斥責奧巴馬和希拉里等建制派的外交給國家帶來諸多災難，而希拉里批評特朗普的外交主張背離兩黨幾十年來認同的外交信條。選民立場同樣高度撕裂，在

2016

年

月皮尤的民調中，針對國際介入問題，

41%

的美國選民認為美國解決世界的問題太多，

55%

選民相信美國做得剛剛好或還不夠；針對全球經濟問題，

49%

選民不認為融入全球經濟是好事，他們多數支持特朗普，而

44%

選民則認為是好事，他們多數支持希拉里。

^[18]

選民立場的高度撕裂還體現為候選人選情的膠著狀態，最終特朗普獲

46%

的普選票，少於希拉里

48%

的普選票，但他卻以

304

張對

227

張選舉人票的多數贏得了總統寶座。大選之後，在特朗普當政下，「兩個美國」的問題依然嚴重，極端保守派和自由建制派的分裂仍舊繼續。甚至

70%

的美國受訪者認為，美國當前的政治分裂已經堪比越戰時期。

^{^[19]}

這成為特朗普「外交革命」興起的社會背景。

（三）自由世界的意識形態敵人缺位

戰略共識是指一國戰略決策圈和大眾在國家戰略取向上達成一致認識。它的形成往往需要意識形態敵人的存在，由其激發出國家內部的團結和共識。作為美國的主導戰略共識，自由國際主義起源於二戰末期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法西斯的現實威脅。為了防止世界大戰再度爆發和自由世界再遭獨裁者踐踏，於是形成大國合作共管世界、建立集體安全組織、推行監管型自由貿易原則和保障普遍人權的自由國際主義思想。而該戰略在冷戰中的延續，則得益於兩黨應對共產主義威脅的「冷戰共識」。隨著美蘇冷戰格局的形成，美國各界將共產主義視為自由主義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天然敵人，自由國際主義成為貫穿冷戰時期的主導戰略。

冷戰結束之初，美國一度不再擁有意識形態勁敵，孤立主義有所抬頭。

1992

年大選期間，帕特里克·布坎南（

Patrick Buchanan

）高呼「美國優先」口號，與喬治·赫伯特·布希（

George Herbert Bush

）角逐共和黨候選人。他提出蘇聯解體了，美國承擔國際義務的時代也應結束了，主張應將美國本土利益置於首位，反對老布希的「世界新秩序」主張，反對干涉主義。

^{^[20]}

共產主義敵人消失後，美國知識精英不斷地為美國尋找敵人。查爾斯

克勞薩默（

Charles Krauthammer

）在冷戰結束之際說：「國家是需要敵人的。一個敵人沒有了，會再找一個。」

^{^[21]}

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更明確地指出：「對於美國來說，理想的敵人該是意識形態上與己為敵，種族上和文化上與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信的威脅。」

^{^[22]}

在後冷戰時代，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曾經是美國「理想的敵人」：意識形態敵人、種族和文化相異、對美國構成現實威脅。「九一一事件」之後，

2002

年民調顯示，

91%

的美國人認為恐怖主義是重大威脅，

2008

年仍有

70%

的美國人堅持這一看法。

^{^[23]}

美國各界在反恐問題上達成高度共識。這促使喬治

沃克

布希政府將反恐戰爭作為外交重心，也促成其

2004

年連任總統。但是，反恐共識隨著本拉登的逝去和美國人民對陷入反恐戰爭泥潭的恐懼而逐漸消釋。

據調查，認為阿富汗戰爭得不償失的選民由

2007

年的

41%

上升到

2013

年的

67%

，而認為值得的選民則由

56%

降到

28%

。

^{^[24]}

認為伊拉克戰爭得不償失的選民由

2003

年的

45%

，攀升至

2014

年的

75%

，同時，認為戰爭值得的選民則從

2003

年的

46%

降到

2014

年的

18%

。

^{^[25]}

也就是說，以反恐戰爭的方式應對恐怖威脅的國內共識崩解了，干涉主義在萎縮，孤立主義在上升。

這構成奧巴馬政府推行收縮戰略的民意基礎。在相對衰落的背景下，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大戰略，美國知識界和戰略界開始了新一輪的大辯論，一派主張深度介入國際事務，一派主張戰略收縮。

^{^[26]}

奧巴馬政府偏向於後者，有選擇地介入國際事務，強調「從背後領導」，遵循「不做蠢事」外交原則，在中東與東亞、國際與國內、單邊與多邊之間實行多方位的「再平衡」戰略。這是一種有選擇有限度的國際主義戰略。然而，對於奧巴馬的戰略調整，選民並不滿意。國際主義者批判他的外交軟弱無力，貶損了美國的國際威望和全球領導力。孤立主義者雖認為戰略收縮的方向大致是對的，但沒有實現戰略預期，相反，「伊斯蘭國」的興起，俄羅斯在烏克蘭、敘利亞等問題上的咄咄逼人，象徵奧巴馬主義的失敗。

能夠替代恐怖主義而成為美國理想敵人的目標遲遲未出現，致使國際主義派無力動員國內壓倒性的戰略共識，自由國際主義的戰略共識面臨崩解。冷戰後的俄羅斯已喪失超級大國的身份，無法充當美國稱職的敵人，並且俄羅斯也並未在全球推廣迥異於美國的價值觀，這使美國在是否將俄羅斯設定為戰略性、全局性敵人問題上游移不定。而

中國一直堅持不挑戰當前國際秩序的立場，並且中國所宣揚的自由貿易原則、主權原則和開放社會原則，與美國的意識形態存在著諸多契合之處，這使中國短期內不會成為美國社會公認的意識形態敵人。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美國國防戰略》報告雖將中國和俄羅斯定位為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競爭對手」，但這至多是將兩國定位成大國權力競爭對手，而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敵手，這種定位難以充分調動美國國內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戰略共識。缺失意識形態敵人的美國，無法充分使社會各界團結起來，保衛自由主義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推行國際主義戰略。相反，由於戰略共識的缺失，反對戰爭、反對國際介入的孤立主義情緒重新抬頭。

當美國外部不存在一個現實的意識形態敵手，國內的紛爭就凸顯了出來，而國內長期存在的自由主義派與保守主義派之爭，在新形勢下重組為自由建制派與極端保守派的激烈對壘。在自由國際主義外交遭遇實踐危機的刺激下，憤怒的選民發起了對自由建制派精英和政策的反撲與清算，於是，蘊含著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之義的「外交革命」就此在美國興起。從短期來看，鑄成這場「外交革命」的上述誘因並不會驟然消失。自由國際主義政策在實踐中遭遇危機，其負面影響深遠，短期內重新俘獲人心並非易事；而美國社會內部的撕裂和對立更是長期現象，重新凝聚戰略共識需要出現具有現實威脅的自由主義戰略敵人，然而，短期內並不存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敵手。這意味著，構成「外交革命」的誘因將持續一定時期，特朗普的「外交革命」將導致

自由國際主義戰略與理念在美國外交中持續衰落，以國際主義、自由主義和聯盟政治為基軸的外交，將在一定程度上為民族主義式外交、孤立主義式外交和傳統大國政治外交所替代。

四、特朗普「外交革命」的國際衝擊

作為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國，美國正在進行的「外交革命」，對國際政治構成了衝擊。在霸權相對衰落的背景下，美國不願再承擔某些國際責任，這帶來的最大挑戰是

「國際責任赤字」問題，波及國際安全、全球經貿、全球氣候治理、國際人權保護等多個領域。約瑟夫

奈（

Joseph Nye

）憂心忡忡地指出，在國際領導者缺位的情形下，國際社會可能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面臨無大國願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風險。

^{^[27]}

當然，特朗普「外交革命」究竟能夠產生多大衝擊，一方面要看在特定問題領域，特朗普的「外交革命」所受到的制約與阻擊情況；另一方面還要看它究竟能夠走多遠。從執政一年多來的情形來看，在國際安全領域，特朗普力圖放棄世界領導責任，轉嫁國際安全責任，同時由於各種掣肘因素的存在，導致美國發出的外交信號混亂不堪，無助於安全議題的解決；在經貿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領域，特朗普極力推卸國際責任，使本已步履維艱的全球合作進程雪上加霜，難以高效推進；在國際規範領域，特朗普弱化價值觀外交，不再推動全球民主擴散和自由價值擴散，自由主義國際規範的擴散進程遭受重挫。

（一）國際安全領域

特朗普政府不願再承擔廣泛的國際安全責任，而是力圖通過重新分攤責任的方式，來轉嫁和推卸美國的責任。長期以來聯盟紐帶是美國介入國際安全議題的戰略抓手，而特朗普的言行屢屢挫傷美國的聯盟信譽，乃至將經濟利益置於聯盟戰略利益之上。這些都帶來諸多外交混亂，使一些棘手的國際安全議題更加難以解決。

特朗普政府通過兩種方式來轉嫁和推卸國際安全責任：一方面特朗普熱烈鼓吹主權原則和自助原則，鼓勵各國加強自主防務；另一方面他以交易型思維向盟友和重要安全夥伴施壓，要求其承擔更大的安全責任。特朗普重新界定並分攤聯盟責任和其他安全責任，他誓言不再將美國大包大攬聯盟責任的局面持續下去，將聯盟的經濟負擔與戰略收益對立起來，將經貿議題和安全承諾實現「掛鉤」，以不履行安全責任為要挾，脅迫盟友在防務出資和貿易問題上讓步。對於恐怖主義威脅，特朗普上臺伊始就訪問沙特，在此召集

個伊斯蘭國家領導人舉行首腦會議，他提出，各國應團結起來打擊恐怖主義，但是，「中東國家不能坐等美國來為他們打擊這一敵人」，「伊斯蘭國家必須在打擊極端主義上承擔領導責任」。

^{^[28]}

更加有力而有效地打擊恐怖主義威脅，是特朗普核心競選承諾之一，也是美國國內為數不多的議題共識，然而，即便在這樣的議題上，特朗普政府也在極力讓渡領導權、轉嫁責任。

美國這種退居幕後、推卸責任的做法與自由國際主義強調的美國領導、大國責任和利益讓渡的理念根本背離，美國的戰略信譽和聯盟信譽嚴重受損。在領導者缺位的背景下，國際社會更加難以調動集體意志應對重大安全議題。如在朝鮮核問題上，特朗普政府將其視為優先事項，提出「極限施壓」的對朝新政策。

^{^[29]}

簡單說來，就是「大棒加胡蘿蔔」政策，先最大限度施壓，如朝鮮改變行為，再與其「接觸」。但是，該政策的落腳點卻是企圖通過轉嫁責任來實現，一方面施壓日韓盟友承擔更大的自主防務責任和出資責任，另一方面將解決該問題的責任轉嫁給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特朗普以在經貿議題、南海問題上向中國妥協為交易，力圖讓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同時要求世界各國恪守安理會制裁朝鮮的決議，切斷與朝鮮的外交聯繫，以達到極限施壓目的。而美國方面，特朗普政府雖多次表態不排除軍事選項，但卻又多次食言而肥，表示願意與朝鮮對話談判。所釋放出來的信號極其混亂，戰略可信度大為降低。在朝核威脅日益深重之際，特朗普卻將經貿問題與安全承諾掛鉤，自我減損戰略信譽。信譽的減損，則可能導致聯盟的崩潰。對於像朝核問題類似的重大安全議題，由於缺乏強有力的大國領導和集體意志，戰略投入不足，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由於受到現實國際環境、國會、共和黨建制派和盟友的掣肘，特朗普政府雖不願實行國際主義戰略，但也無法徹底實現孤立主義，並不能從各種安全責任中完全抽身。因此，特朗普所發出的政策信號常常是混亂的，在兌現部分競選承諾的同時，也在不斷調整政策，這降低了其外交變革的力度和可信度。這種混亂性和模糊性體現在其「印太」概念上。特朗普政府放棄「亞太再平衡」提法，推出「印太」概念，主張追求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這似乎具有回歸建制派外交的意味，實則不然。該概念空泛而無實質內涵，既非「戰略」，亦非「同盟」，美國並未承諾或重申任何國際責任，也尚未進行有意義的軍事或經濟投入。美國推出該概念意在調動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走上前臺，在制衡中國上承擔更大責任，實質是美國推脫責任的辭令。並且特朗普的外交重點在於經貿議題和朝核問題，宏大的「印太戰略」並不在其優先議程之中。所提「印太」概念不過是特朗普孤立主義在現實環境下的妥協，既受到國內建制派的馴化，亦受到日澳等盟國的誘導，然而實質內涵尚顯寥寥。

在美國淡化國際安全領域領導者角色的背景下，國際安全體系和政治經濟格局面臨著分化重組的可能。對於美國的傳統軍事盟友而言，美國聯盟可靠性和戰略信譽在減損，它們一方面不斷向美國確證聯盟責任的可信性，另一方面開始探索美國保護之外的選擇。這是正在發生的變化，德國總理默克爾喊出德國或歐洲不能再依靠美國，需要獨立自主起來。而日韓國內「擁核論」再度泛起，顯然是對美國不信任的表現。日韓在不斷向特朗普確證聯盟保護的同時，也在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尋求多元化安全保障的可能。傳統上安全靠美國的國家也可能逐步發生調整，菲律賓在杜爾爾特上臺後就與美國保持距離，轉向中國尋求軍事合作。由於美國安全保護的可信性在降低，曾經在中美之間搞等距離外交的國家，有偏向中國的可能。在東南亞地區，所謂「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二元格局，可能會進一步分化重組，演變成「經濟靠中國、安全持中立」，甚至演變為「經濟、安全都靠中國」的一元格局。針對特朗普

2017

年

月的亞太之行，紐約時報意味深長地評論道：此行表明他將全球領導權讓於中國。

^{^[30]}

（二）全球治理領域

全球治理的本質是國際責任的分配，實質是要求大國承擔更多的責任。

^{^[31]}

而特朗普外交的核心是擺脫國際責任，這意味著全球治理進程將遭到重大衝擊。在經貿和氣候變化領域，這一衝擊體現得尤為明顯。美國知識界曾經一度相信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美國會是最大和最後的贏家。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邊際效應遞減，美國社會對全球化的態度發生重大變化，日益感到全球化偏離預期，美國得利減少，而其他國家的獲利更大。特朗普宣稱作為受損階層的代言人，強化主權意識，淡化國際責任意識，試圖擺脫多邊國際制度的束縛，推行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全球治理的理念基礎是全人類共同命運、共擔風險，因此共擔責任，然而，僵化的主權意識堅持「我們」與「他們」的界分，捍衛本國本土利益，如此一來，集體行動的困境更加突出，多邊的全球治理機制面臨著合法性和效力的雙重考驗。在一個沒有領導者的世界，全球治理的效果很大程度取決於美國之外的各國尤其是大國能否消弭分歧，形成集體意志，共擔責任，填補國際責任赤字，推進全球治理議程。

在經貿領域，特朗普以雙邊主義替代多邊主義，以公平貿易替代自由貿易，以保護主義替代開放主義，對現有經濟秩序發起挑戰，開啟了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的新時代。他的這些政策也遭到多方的阻擊。在政府決策圈，形成了開放貿易派與保護主義派的「內戰」。在國際上，歐盟、日本、中國等重要經濟體都對美國的保護主義進行了阻擊。

2017

年

月歐盟與日本就經濟夥伴協定達成原則性協議，在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日本和歐盟展現了支持自由貿易的強烈政治意願，雙方力求儘快簽訂最終協議，並爭取在

2019

年初使協議生效。此外，日本力圖主導沒有美國參加的

TPP11

進程，

月，除美國外的

個亞太國家發布聯合聲明，宣稱已就新的協議達成了基礎性的重要共識。同時，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堅持建設開放型經濟，主張引導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這些主要的經濟大國在開放經濟、自由貿易問題上享有共同利益、共同立場，堅決抵制特朗普的保護主義，因此，特朗普想要實質性地逆轉經濟全球化進程並非易事，但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在氣候變化領域，

2017

年

月特朗普以《巴黎協定》使美國處於不利地位而宣佈退出，停止落實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停止為聯合國「綠色氣候基金」提供資金，這讓本以步履維艱的全球氣候治理進程雪上加霜。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是需要各國同舟共濟、相互妥協的共同事業。在《京都議定書》之後，各國長期無法達成有約束力的國際協定。

2015

年

月《巴黎協定》的達成，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奧巴馬政府和中國政府的積極態度和政治決心。然而，特朗普以狹隘的本土經濟利益為由退出該協定，使得各國艱難達成的巴黎進程遭遇重大挫折。這將動搖以《巴黎協定》為核心的國際氣候治理機制的基礎；導致《巴黎協定》履約中的領導力赤字問題顯著惡化；可能引發不良示範效應，降低國際氣候合作信心；將會對其他地區碳排放空間形成不可忽視的擠壓，進而推高其他地區碳減排成本；美國大幅削減國際氣候援助資金將削弱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32]}

雖然聯合國、歐洲、中國以及美國國內都對特朗普的退出決定予以強烈批評，但卻都無法填補美國退出之後的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領導真空局面。「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領導和示範，履約效果難以保證」。

^[32]

（三）國際規範領域

特朗普將其外交稱為「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principled realism

）

^[13]

，然而他所謂的「原則」，既非價值原則，亦非意識形態原則，而是實在利益導向的結果原則。他提出，「我們將依據實際結果而非僵化的意識形態做出決定。我們將以經驗為指導，而非限定於不變的教條。如果存在可能，我們將尋求漸進改革，而非驟然干涉。」

^[28]

特朗普推行赤裸裸的「以實力求和平」的實力外交和「以結果為導向」的實利外交，弱化價值觀外交，使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全球擴散進程遭遇重大挫折。而當前國際社會的主導性規範是以自由主義價值為底色的，如人權保護規範、民主治理規範和政治自由規範等。美國弱化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推廣和傳播，將使自由主義國際規範面臨衝擊和挑戰。

由於缺乏領導者捍衛自由主義國際規範，國際人權保護將陷入困頓之中。「保護的責任」（

responsibility toprotect

）是國際社會為推動國際人權保護而達成的政治共識，強調各國在他國人民遭受重大人權侵害時，具有採取果斷有力行動介入的責任。

^{^[33]}

奧巴馬政府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確認履行這一責任，

^{^[34]}

聲稱預防大規模暴行和種族屠殺是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和核心道德責任。

^{^[35]}

然而，特朗普無論是在競選中還是在執政以來，從未公開提及該理念。相反，他多次強調美國不會主動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並將此前政府的類似政策視作災難。他的孤立主義傾向，使他對國際介入責任保持高度警惕，傾向於強調本國政府保護人權的責任。這體現在美國對緬甸羅興亞危機的消極應對上，

2017

年

月緬甸若開邦爆發衝突後，特朗普政府僅表達了對形勢的關切，並未隨之宣佈實質性的介入政策。這種消極與被動的應對，與其孤立主義和非價值觀外交的偏好是相符的。

由於缺乏領導者對民主價值的推廣和支持，民主政體和民主治理可能會面臨更多的困境。一方面，美國降低了對民主政體和民主治理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力度，新興民主國家將更加難以推進高效的民主治理，甚至有崩潰的可能。為了團結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共同對抗恐怖主義，特朗普政府並不關注這些國家的人權狀況、民主狀況，而是強調基於共同利益而合作，「我們不是來教他人如何生活、做什麼事、成為什麼樣的人或如何信仰的，而是來合作的——基於共同利益和價值而合作，追求我們更美好的未來。」

^[28]

這顯然不利於自由民主價值在中東地區的傳播。在阿富汗問題上，特朗普公開宣告，新戰略的核心是防止阿富汗重新成為威脅美國安全的策源地，而不是在阿富汗推行美國模式，不要求阿富汗按美國的理念進行國家建設，準備接受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共同商議的任何國家治理形式。

^{^[36]}

這樣一種「非價值觀」的政策，無疑將陷阿富汗民主政府於危局之中。另一方面，從工具理性角度來看，作為民主的燈塔，美國如今卻陷入各種國內治理危機中，如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社會不平等加劇和排外主義等，美國的治理模式對他國的吸引力在下降。民主治理的衰落，相應就給了威權治理更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不少民主國家出現了民粹化和威權化的跡象，如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和奧地利自由黨等極右翼政治勢力在歐洲政壇崛起。他們主張一系列排外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政策，反全球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色彩濃厚。而在土耳其和菲律賓等非西方國家，也出現了治理的威權化現象。長期來看，在不存在自由民主價值的領導者和推動者的國際情景下，民主國家威權化傾向將會上升，新興民主國家民主潰敗的可能性在加大；對於非民主國家，民主轉型將面臨動力赤字難題，而威權國家將更加自信，威權政體可能增多。正如有評論所言，放棄美國的價值觀和國際人權保護承諾，「是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終結的最後標誌」。

^{^[37]}

五、結語

特朗普的「外交革命」是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背景下，美國戰略決策者對外交戰略的一次重大調整，是對建制派長期推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戰略的反動。特朗普淡化自由世界領導者角色，不再將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視為戰略利益，試圖將美國從全球領導責任中解脫出來，推動國際責任的全球再分配，規避國力透支，以圖重塑美國的霸權時代。這一外交戰略的興起，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自由國際主義在外交實踐中的危機、國內社會分裂的加劇和自由世界外部戰略敵人的缺位，共同促成了這場「外交革命」。特朗普外交的「去自由主義化」「去國際主義化」「去國際責任化」「去價值觀化」特徵，對當前國際秩序形成重大衝擊。在國際安全領域，由於大國領導的缺位和集體意志的不足，重大國際安全議題難以有效解決，國際政治和安全體系存在著新一輪分化重組的可能。在全球治理領域，由於特朗普的「退出主義」，全球責任赤字進一步增大，全球合作進程面臨更大挑戰。在國際規範領域，特朗普弱化價值觀外交，自由主義國際規範的全球擴散進程遭遇挫折，威權政體和威權治理或有抬頭之勢。

參考文獻

（略）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