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盛，莫過漢唐，相比於李唐皇室的多民族血統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包容性，那麼大漢四百年的江山則是將秦漢以來一脈相承的國家基因給正式確認了下來。

國家概念的形成既離不開文化的同化，也少不了武力的征服，而這個進擊的時代就在漢武帝時期登臺了，祁連山，河套地，西域諸國，朝鮮半島，西南瘴氣繚繞的地方，百越山水相連的地盤到處都有漢軍的旗幟。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隨着國境線在東南西北多方向跨越傳統農耕區域，百越這個如今的東南重鎮也被主流社會所認知。

漢武帝時的疆域

百越是指古代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古越族人分佈的地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百越的分佈“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而其中閩越即如今的福建是中原統治最爲薄弱的地方，即使漢軍大舉入閩，但是所取得的成就無非是遷移了原有土酋，費勁周章纔在如今的福州設立了縣治，相對於有效的行政控制更接近於羈縻。但是這次漢軍鑿山涉水大舉入閩，卻爲山地環繞，閉塞難行的福建開拓了一條相對便利的道路。

西漢時期的閩越王國

李白曾經形容形容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但是福建的路況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武夷山縱貫福建南北，並且其與外界相連的西坡多斷崖，將入閩的難度成倍放大。翻過武夷山卻不是這趟老司機之旅的終結，洞宮山、鷲峯山、戴雲山，和博平嶺由南至北在福建中部依次排開，總歸是讓你得挑一個去受受苦。

羣山環繞的福建

這裏我們可以套用聖經中的一句話：當上帝關了這扇門，一定會爲你打開另一扇門。陸上交通的艱難卻爲福建打開了一條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所謂面朝大海，春暖花正濃，用來形容福建的海上之路最爲恰當不過。

東吳和南朝對東南的開發，因爲安史之亂的爆發而提速，而單純的陸上貿易已經難以滿足帝國龐大的外需。這個時候，南方相對穩定的政局，大量的沿海良港，密佈的內河網絡使得以珠三角、長三角區域涌現了衆多的國際貿易中心。在這裏福建系的泉州可以說擁有最爲傳奇的經歷。

從晚唐到五代，中國經歷了自五胡十六國時期以來最爲動盪的時代，易子而食，當兵的多過種田的都不是少見的現象，然而其中福建的割據政權閩國卻遺世獨立，政治穩定。大量北方流民的進入，使得福建進入了大開發時期。閩後期動盪被吳越和南唐瓜分，兩強相爭必有縫隙，泉州當地人留從效就在這個夾縫中求得了生機，一個佔據泉州、漳州的清源軍也隨之在亂世站穩了腳跟，爲福建東南爭來了近30年的太平時光，直到宋太宗登基，當時的清源軍節度使陳洪近才入京獻土，結束了泉州獨立割據的時期。

清源軍節度使轄區

可以說從安史之亂到晚唐五代這段長達兩百多年的大分裂時代對中國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然而唯有福建迎來了發展的契機。隋朝進佔福建時，得戶1.2萬有餘，而進入盛唐以後，福建戶數超過了9萬，等到了宋初，這個數字飆升到了46萬，已經和當時經濟發達的地區相距不遠。受益於福建的人口增長，泉州也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同時因爲晚唐社會動盪，相較於廣州，泉州更靠近北方核心地帶，轉運的風險也更小。

另外長期的割據催生了泉州的自我意識，而其和平統一的形式又使得中央王朝對城市具體事務大爲放鬆。宋朝初期泉州大量的對外貿易並沒有納入官方的稅收體系，商人是趨利的，充足的勞動力基礎，寬鬆的稅務政策，更好的盈利前景，加之自身良港的素質，使得到1087年朝廷正式承認泉州官方進出口港口身份的時候，它早已是大宋境內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爲繁忙的港口了。

從阿拉伯半島到婆羅洲，從印度諸邦到呂宋，無論是珍珠、香料、棉布還是海蔘、燕窩、木材都整船整船的涌入泉州，而同時大量的陶瓷、絲綢、錢幣、金屬製品也開始出現在世界各地。這其中的貿易規模大到足以令中南、馬來等地的港口疏通建設運河，加速物流週轉，也足以令東西兩洋的海盜們獲得安身立命的場所。元朝的旅行家，隨着商隊自泉州遠航至印度、東非，途徑馬六甲的時候就造訪了一個當地土著和華人混居的海盜巢穴，而這也是新加坡這個地區第一次出現在中國人的文字記載之中。

發達的外貿經濟，也使得許多外國人因爲經營事業的需要在泉州定居，他們全方位的融入了泉州這座中國城市的方方面面，他們不僅資助城防建設，組織修建宗教設施，甚至還讓混血的後裔參與科考，並自行組織軍隊保護地方。

自宋理宗以來，偏安一隅的南宋開始陷入蒙古來犯的泥潭之中，荊襄、四川一代連綿不斷的戰火使得臨安根本無力顧及海上的盜匪，既然中央軍不靠譜，那麼只能靠自己了。阿拉伯和華人的後裔任市舶司的蒲壽庚成爲了泉州地方軍的領袖，1276年，元軍佔領臨安，南宋宗室難逃泉州。

但是蒲壽庚此時已有二心，認爲南宋天命已失，他選擇用鮮血向新的統治者邀功，忽必烈對他斬殺數千遺臣宗室的功勞也給予了超出他期待的嘉獎，直到1366年蒲壽庚和他的後裔一直是泉州乃至福建數一數二的領袖。相比於兩宋的高光時刻，元朝時的泉州已經稍有衰退，但仍不失繁華。

無論是阿拉伯旅行家白圖泰，還是意大利的富商之子馬可波羅，都稱泉州爲世界最大的港口，即使這兩人都不是在泉州的黃金時代旅居泉州，但是城內商人貨品之多仍讓這兩個看過世界的外國友人感到難以置信。

而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泉州遭遇自五代以來的第一次危機爲止，元末的亂世，諸侯混戰的程度不比五代十國低，而這時候福建的話語權掌握在忠於元朝的陳友定手中。陳有定顯然是一個有着強烈排外情緒的地方軍閥，泉州城內的外國人因爲他遭到了大規模的屠戮，這股對外國人的清算雖然在1368年明朝統一福建後有所減緩，但是斷斷續續的報復一直延續到永樂年間，期間它又遭遇了海禁，倭亂，民間明面上的貿易紛紛消失，甚至有一段時間，設在泉州的市舶司（一個官方進出口貿易監管機構）也一度關閉，直到1403年纔再度開放，一度人頭攢動的客商居所——來遠更是門可羅雀，泉州隨之進入了一個黯淡無光的時代。

下一個轉機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纔到來，伴隨着“許販東西諸番”的詔令，長期作爲明帝國國策的海禁終於結束了他的歷史使命。泉州的安海和漳州的月港、福鼎的桐山、詔安的梅嶺一道成爲了對外貿易的四大窗口。

泉州不僅自己生意做的好，也孕育出了行商打仗兩不誤的地方豪強，蒲庚壽、李旦、鄭芝龍都是其中翹楚。

李旦是泉州海商，在呂宋起家，最終卻在東洋建立起一個往返福建、澎湖以及日本的平戶、長崎的跨國海上貿易集團。由於這個成熟的貿易網絡，使得大量的福建海商在日本定居成家，他們的聚落被稱爲唐市，他們的商船被稱爲唐船，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臺灣的鄭成功出生於平戶的唐市之中。

李旦死後，他的遺產和商業網絡被同樣身爲泉州海商的部下鄭芝龍接手。而在當時，面對大量的遊走在法律之外的海盜勢力，明朝選擇了招撫鄭芝龍，再令他蕩平海波的方法，隨着鄭芝龍依靠官方的認證和李旦的遺產擊敗各路對手，成爲當之無愧的海上霸主，他名義上的長官福建巡撫熊文燦也就難以起到節制的作用了，也正是依靠着他作爲福建實際控制者的地位讓他能在弘光政權迅速敗亡之後擁立隆武帝，再起波瀾。

泉州自隆武開海以來的輝煌伴隨着清朝的統一而結束，在其後的歲月中，泉州經歷了閉關鎖國的時代，也經歷了被武力開埠通商的恥辱，但泉州的港口地位卻逐漸被香港、上海、寧波等超越，它等待着新的契機展開新的城市篇章。

泉州的發展軌跡是不可思議的，它處於羣山環繞之中，背後的經濟帶並沒有珠三角、長三角區域發達，它的道路交通體系也不健全，更沒有完善的內河網絡，向內地的轉運成本高，這麼多的先天不足好似喬峯出場沒了BGM，小李飛刀刀刀落空一般，讓它脫穎而出成爲世界大港的結果變得如此奇怪。

泉州的發展軌跡又是有跡可循的，交通的閉塞杜絕了大量外軍的覷庾之心，換來的軍事政治上的安全使得他成爲了亂世裏的桃花源，進而導致了大量人口的涌入，而有限的耕地資源與激增的人口之間產生的矛盾，使得泉州人要餵飽自己，就得以海爲田。反過來長期割據自立的狀態使得即使統一之後泉州也是中央政府一時間難以全面影響的區域，寬鬆的管制意味着大量的收益，在全國統一的時代，它背靠全國的消費市場，商品也有了更大的銷售平臺；在南北對立的時代，相較於珠三角港口它有更短的轉運距離，相較於長三角港口，它遠離時刻面臨戰爭威脅的前線，這些特定時代下的優勢條件幫助了泉州的高速發展，而這也是福建在那個黃金時代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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