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鐵路整頓同時展開的，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

對於貫徹毛澤東關於學習理論的指示，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和“四人幫”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周恩來、鄧小平等提倡學習理論，聯繫實際，重點是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實現安定團結；反對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作風，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和生產秩序，把生產搞上去；宣傳只有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真正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四人幫”卻把學習理論聯繫實際的重點放到所謂“反經驗主義”上去，企圖以此來攻擊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破壞安定團結，爲他們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服務。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論證“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的經濟基礎”，強調必須批評、限制、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爲“左”的經濟政策製造理論根據。姚文元故意製造謠言，說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了1959年“反右傾”時說過的意見：“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就在3月1日這一天，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提出，“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要解決”；主席五九年關於反對經驗主義的話“現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對經驗主義“當作綱”。他還在3月寫的一個文件稿中說，“這些年來，我們學習馬列的狀況，有所進步，但是，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一點並沒有根本改變”。3月21日《人民日報》社論《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在引用毛澤東1959年廬山會議時寫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句話後說，“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義路線走。”

4月1日，張春橋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在“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大前提下，高談“繼續革命”；絕口不談社會主義民主，而提出必須“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任務，歪曲爲只是專政，而且是無產階級對“一切”實行專政。張春橋拋出一個蠱惑人心的口號：打“土圍子”。實際上同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相呼應，要把“土圍子”的帽子扣到反對他們那一套“左傾”的老幹部頭上，對老幹部實行“全面專政”。江青4月4日給新華印刷廠電話指示，說“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是當前的大敵。”4月5日，又對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重複了這個論點。江青、王洪文還分別找政治局一些成員談“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 分送上海機牀廠“反對經驗主義的十條經驗”等材料。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主張政治局就這個問題進行“交鋒”。

在“四人幫”的指揮下，北京、上海兩地主要報紙，三四月間連篇累牘地發表宣揚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文章和報道。他們的矛頭所向，是周恩來和其他富有經驗的中央領導同志，以及剛剛解放出來工作的老幹部。上海《解放日報》一篇文章，說什麼“恰恰是這些同志，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 ，明目張膽地影射攻擊周恩來，就是突出的例子。

在黨內外造成“反經驗主義”的聲勢後，“四人幫”就想取得毛澤東的同意和支持，把“反經驗主義”變爲學習理論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實際行動。姚文元指使新華社於4月20日寫了一份《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由他轉呈毛澤東。提出“特別要注意宣傳各級幹部通過學習，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

對“四人幫”搞“反經驗主義”的居心，鄧小平洞若觀火。

“四人幫”三四月間一個腔調大反“經驗主義”之時，正是周恩來病重開刀之際。3月26日，周恩來做了住院後的第三次大手術，切除新發現的大腸內的腫瘤。腫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長征途中在沙窩會議（1935年8月4日至6日）後得肝膿瘍穿腸成便的地方。這次手術進行了8個小時。在此前後，鄧小平同周恩來多次單獨談話。他們還幾次同王海容、唐聞生長談。 那時毛澤東在外地接待外賓，都是王、唐二人當翻譯。她們常有機會見到毛澤東，向毛澤東反映情況。

當4月上旬江青、王洪文找政治局一些成員談“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時，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明：這是在政治局內一個一個動員反總理。

鄧小平要用適當方式向毛澤東反映這一嚴重的政治動向。

機會很快來了，這就是毛澤東和金日成的會見。根據日程安排，毛澤東主席要會見來訪的金日成主席，鄧小平副總理陪同會見。

1975年4月1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率領黨政代表團應邀前來我國訪問。4月中旬，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以便在中國首都同金日成會面。毛是在1974年7月中旬到外地的，離開北京已經九個月了。

4月18日下午4時，金日成主席乘坐的專列到達北京。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代表毛澤東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到車站迎接金日成主席等朝鮮貴賓。當天下午，毛澤東就會見了金日成和他率領的黨政代表團。鄧小平是陪同會見的唯一的中國領導人。

兩國領導人禮節性會見以後的談話，新華社1975年4月18日的電訊作了如下簡要報道：“毛澤東主席和金日成主席進行了非常親切友好的談話。談話時，朝鮮黨政代表團團員吳振宇在座。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副司長唐聞生參加了會見和談話。”

至於談話的詳細內容，按慣例沒有公開。

毛澤東同金日成的談話，內容相當廣泛。談話快結束的時候，有一段涉及鄧小平，同本書敘述的歷史不無關係。這裏把有關的內容引述於下：

毛澤東告訴金日成：我們RPEMIER（總理）有病，一年裏開過三次刀。一個是膀胱，開過兩次。然後是大腸外面長了一個東西，又開了刀。

金日成回答說：鄧小平副主席講過這個事。

鄧小平即說明：專門請他們的玄峻極大使回去報告了這件事。

毛澤東深有感慨地說：董必武同志去世了。總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劉伯承同志也害病。你們好一些。

毛澤東談到自己的健康狀況，說：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

金日成說：謝謝。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體！

毛澤東說：我能想，能喫飯，能睡覺，這三個好。

金日成說：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爲你的存在對中國人民、朝鮮人民、亞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長壽對我們是很寶貴的事。

毛澤東說：不行了。

金日成問：爲什麼不行？

毛澤東答道：上帝請我喝燒酒。（笑）

金日成說：還早！

毛澤東說：還早啊？你叫我不去啊？（笑）

金日成說：我們不希望你去。

毛澤東又關切地詢問金日成：你們那裏有沒有找到石油？然後談話直接涉及鄧小平。

毛澤東說：我不談政治，由他（指鄧小平）來跟你談了。此人叫鄧小平。

金日成回答道：我們很早就認識了，他做過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澤東說：他會打仗。

金日成接着說：不但會打仗，而且會做政治工作，進行思想鬥爭。

毛澤東補充道：還會反修正主義。

金日成說：是啊，我們很清楚他。我和鄧小平副主席十年沒見了。

毛澤東解釋說：紅衛兵整他，現在沒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

金日成說：很好，我們歡迎！

毛澤東說：我們要他！

金日成再一次說：我們也歡迎他！

從這段談話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是怎樣地信任和器重。

在會見結束、送走金日成以後，鄧小平就張春橋3月1日在政治部主任會議上片面強調“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講話，當面向毛澤東請教，同時還反映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要討論這個問題、要交鋒等情況。鄧小平明確表示，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說法。毛澤東贊同鄧小平的意見。

“四人幫”無從得知毛、鄧之間這次重要談話的內容，繼續打着他們的如意算盤。

就在這時，姚文元把他指使新華社寫的那份請示報告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頭。

通過18日下午鄧小平的當面請教，毛澤東知道了“四人幫”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搞“反經驗主義”的經過和企圖，對他們非常不滿。4月23日，毛澤東在姚文元送審的那份《請示報告》上寫下這樣一段批語 ：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爲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爲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爲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

爲盼。

4月27日，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政治局開會討論，葉劍英、鄧小平等批評了江青等人。江青被迫作了檢討。

會後，王洪文、江青分別要求見毛澤東。王洪文在給毛澤東彙報政治局會議情況的信中，誣告葉劍英、鄧小平等總是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支持縱容社會上最兇的謠言，說葉劍英、鄧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問題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聯繫在一起。並說：“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12月會議的案。” 江青要祕書轉告毛澤東，4月27日會上幾個人跳出來圍攻他們，這是廬山會議的再現。

毛澤東表示，要見請大家一起來。

5月3日深夜，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員開會。毛批評江青等人的“反經驗主義”，說：“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還嘲諷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說，“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要批評”。他嚴肅批評了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來，搞“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用個人名義送材料，到這次批判經驗主義的錯誤。他重申“現在要安定團結”，再三強調“三要三不要”的原則（即“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澤東繼1974年12月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之後，又一次當衆告誡江、張、姚、王：“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爲什麼照樣搞呀？爲什麼不和二百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針對江青說4月27日政治局會議是1971年廬山會議再現，毛澤東明確說：“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同時，毛澤東又認爲江青等人的“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毛澤東要求政治局圍繞“三要三不要”開會討論。

周恩來不顧病重，就如何傳達、貫徹毛澤東的4月23日批示和5月3日談話，在常委會和政治局內同“四人幫”進行了鬥爭。張春橋企圖對自己片面強調經驗主義危險的錯誤抵賴。周恩來寫下無可辯駁的事實，使張春橋無法推脫。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主持了5月27日和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的批示和談話，專門對江青等人進行批評。鄧小平在5月27日會上發言。他回擊了“四人幫”關於4月27日政治局會議批評“過頭”，是“突然襲擊，圍攻”的說法。鄧小平揭露“四人幫”利用毛澤東的指示蓄意肇事，突出表現在三件事：批評周、葉，鑽出一個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又鑽出個走後門，而且把問題提到對馬列背叛的高度，當面點很多人；學理論，是防修、反修，又鑽出一個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來勢相當猛。如果搞下去，牽涉幾千萬，比走後門大十倍。鄧小平問道：“主席提三個問題，鑽出三件事。倒是問一問，爲什麼？”鄧小平回顧了黨的歷史，強調“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幫，值得警惕”。

葉劍英在6月3日會上批評“四人幫”用批判經驗主義代替批判修正主義。三件事，都是事先不請示，事後由主席來糾正。葉劍英問道：爲什麼不請示？使主席有感覺？他指出：不要幹擾主席。你們這樣做，是對主席最大的幹擾。

政治局多數人氣很大，在兩次會上都批評江青、王洪文等人。江青等人雖然否認有“四人幫”，但王洪文還是不得不就抓大事、學習、只聽一方意見等作了一點自我批評。江青也承認“自我批評不夠”，表示要“再作進一步檢討”。

周恩來十分關心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的情況。5月28日，即同鄧小平長談，瞭解27日政治局會議情況。6月3日會後，周恩來同王海容、唐聞生多次談話。6月7日晚，周恩來又同鄧小平以及王、唐長談。周恩來、鄧小平要王、唐將江青、王洪文等在會上的發言情況報告毛澤東。

此後不久，毛澤東召見鄧小平。鄧小平就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的情況當面作了彙報。王、唐二人在座，留下了這次談話的記錄。

鄧小平說：會議的情況，主席都知道了。

毛澤東點頭，說：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

鄧：最後他們否認有“四人幫”。

毛：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葉帥，反陳錫聯。要告訴莊則棟，有事要找陳錫聯，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陳錫聯不好辦事。你跟莊則棟講一下，告訴他，不找陳錫聯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辦。

毛又說：風向快要轉了，在政治局。

鄧彙報說：政治局的同志氣很大，我說不要把話都說完，散了。

毛說：這個辦法好，留有餘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聽你的話。他威望不高。

鄧說：他最後的發言，政治局許多同志感到不真實。

毛說：江青也不喜歡他，專門在我這裏告他的狀。他應該好好工作。

毛鼓勵鄧：沒有大問題。你要把工作幹起來。

鄧表示：這方面我還有決心就是了。

毛：那好。

鄧：反對的人總有，一定會有。

毛笑了，引古人的話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鄧領會，說：開始工作時，主席給我這個工作崗位，我說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說：這是葉帥提議的，我贊成的。

鄧知道毛沒有完全明白鄧說的“放在刀尖上”這個崗位的所指，但鄧知道毛所指的是什麼，忙說：總參謀長。

毛：就是這樣。

從這次談話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人，既把問題擺開而又不把話說完，留有餘地是滿意的。他交代鄧小平“你要把工作幹起來”，還引用古書，鼓勵他不要怕有人反對。說明毛澤東完全信任鄧小平，把安邦治國的重任放到了鄧小平的肩上。

6月3日會後，江青就“四人幫”及其宗派活動等問題進行檢討。6月28日，江青致信毛澤東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信中說：“我在4月2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志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時轉不過來。經過思想鬥爭，我認爲會議基本上開的好，政治局比過去團結了。當我認識四人幫是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爲什麼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 周恩來於6月30日把江青的檢討信批給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表示歡迎這一檢討，並指出：“今後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經過組織討論，事先請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執行，認真深入學習，聯繫中國實際，在實踐中多聽同志好意見，堅決改正常犯的錯誤，政治局的團結就會搞得更好。”周恩來建議將這封檢討信送毛澤東批閱。鄧小平、葉劍英都表示“同意總理的建議”。

按毛澤東的意見，王洪文不再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從6月下旬起離開北京，先同紀登奎一起到浙江，解決派性，落實整頓措施，後到上海工作一段時間。同時，毛澤東採納葉劍英的建議，在王洪文離開中央期間，黨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圍繞反經驗主義進行的這一場較量，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以黨內健康力量的勝利而告結束。鄧小平進一步受到重用，他一身二任，同時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江青檢討，王洪文實際被削職，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挫折。

善於抓住機遇的鄧小平，立即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領導整頓全面展開和向縱深發展。在六七月間，他同時開始部署、展開了六件大事：組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召開計劃工作務虛會、制定《工業二十條》；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進行軍隊整頓；進行文藝調整；組織科技整頓；解決浙江問題，推動地方整頓，使深受“文化大革命”災難的中國，出現了歷史的轉機。

來源：人民網>>文史>>連載，摘自《轉折年代：鄧小平在1975—1982》作者：程中原，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８月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