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潘家齐长期为神明服务,问事时担任太子爷的乩身,平时则于店内制作神明服装、饰品。 (初声/高海葳摄)

2017年电视剧《通灵少女》在台湾掀起热潮,故事原型人物「索非亚」刘柏君,十五岁时成为灵媒,在庙宇一做就是十年,神鬼藉他的身体作为沟通桥梁。此外,他也是台湾首位棒球女主审,更在3月20日前往联合国总部领取「国际奥会女性与体育奖」。灵媒、乩童同样身为替鬼神传达讯息的人,然而人们总对他们这种作为超自然世界中介者的职业有著迷思,认为这种「带天命」的人就是要一辈子在庙里工作,不能兼职,其实不然。由刘柏君的例子来看,除了在信仰发挥影响力,尽力为人、神、鬼服务外,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努力扮演好自己想担任的角色。

神明的代理人 乩童为神为民不求回报

位在淡水的金龙太子宫,不时会提供附近居民「问事」的服务,张志桢以及张煜立父子档是这间宫庙的灵魂人物,他们为神明服务多年,始终保持著一颗虔诚的心。父亲张志桢是淡水淡海里里长,同时也是「济公」的代言人,儿子张煜立则担任「三太子」的代言人。宫庙里,原本笑容可掬的里长伯坐在神像面前的板凳上,肃穆的气氛油然而生。只见他大力地左右摆头,过了良久没有停止。突然间,里长伯从板凳上站起,大声朝天吼叫,脸部表情变得狰狞,让人心生敬畏。旁人急忙帮祂换上问事时需穿的衣服,递上祂最喜爱的花生及米酒,扶祂坐上问事时的宝座——「钉椅」,上面虽遍布尖锐的钉子,祂却一派轻松地拿著法扇坐在上头。此时的里长伯已不再是里长伯,而是神明「济公」的代言人,也就是俗称的「乩童」。

嘉义的慧明社醒善堂内,老乩童紧闭双眼,双手持鸾笔(注1)上上下下激烈地来回敲打桌面,「叩叩」声充斥整座庙宇,原先吵杂的人群瞬间肃然起敬。老乩童一次次将签诗内容刻划在神桌上头,一旁的庙宇人员则将他比划出的字大声念出,以便负责记录的人一一写下,再由专职人员向信徒解签。老乩童徐德隆今年高龄91岁,为神明服务近六十年,32岁那年,他在高雄一间妈祖庙拜拜,偶然被妈祖选中成为乩童,而后成为关公代言人,目前仍不遗余力在替神明服务。徐德隆不仅体格、气色极好,走起路来更是抬头挺胸,只能用健朗来形容。「我们这种被神明抓来当乩童的人,神明都会有很大的保佑。」他侃侃而谈自已与神明的缘分,神情里满是感谢与自豪。

(注1):又称「乩笔」,是神明降驾时,藉乩童的手用来写下自己言词的器具。

是人不是神 穿梭在人神之间的乩童人生

23岁的潘家齐于新北市金环太子会担任太子爷的代言人已有六年的时间。因缘际会之下,潘家齐先后请了妈祖与太子爷神像到家中拜,当时他仅是抱持著热爱信仰与虔诚的心祭拜,完全没想过要成为乩童。他回想道:「当时打坐大概半年多的时候,我突然全身发热,脖子被电到很震,后来就睡著了,我一醒来就看到我妈在哭。」潘家齐描述眼前的景象,妈妈颤抖地比著神桌,告诉他太子爷降驾,指定他的身体救助众生,而当年潘家齐年仅16岁。

在高雄玉渊慈惠堂担任乩童的张小雯,除了帮民众问事,济世救人,平时的另一个身分是直播平台的直播主。 (初声/洪靖淳摄)

同样将乩童视为使命,在高雄玉渊慈惠堂服务的张小雯起初对于成为乩童有些抗拒,「小时候爸妈不喜欢我去讲别人的生死,毕竟他们看不到那些东西,他们觉得是小孩在讲怪力乱神,因此常常骂我。」回忆起儿时点滴,现年25岁的张小雯仍记忆犹新。「只要到庙里就会一直干呕、流泪,身体也会不由自主地晃动,就是会有那种感应到的感觉。」在一次三妈(注2)的托梦中,张小雯开始在玉渊慈惠堂服务,「梦中的三妈看似30岁出头,脸上并非日常见到的乌黑雕像相貌,三妈身穿京剧服装、脸上挂著微笑将我带去漂亮的房子内。」张小雯形容当时的梦境,直到去年,张小雯才真正踏上乩童这条路,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位称职的乩童。

(注2):妈祖又分为「大妈、二妈、三妈….」甚至有六妈,虽然称谓不同但都是妈祖本人,最初妈祖庙建成时,通常妈祖的神像只有一尊,称为大妈。随著庙宇越来越大,妈祖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像是出巡时,如果把大妈的神像请去出巡,此时庙中便没有妈祖神像,于是庙里通常会再刻第二尊妈祖神像,让大妈随时在庙里坐镇,二妈就可以出巡或者作其它「工作」。随著妈祖的「工作」越来越多,神像也越刻越多。第一尊刻的就叫大妈,第二尊刻的就叫二妈,第三尊刻的就叫三妈,以此类推。

除了为神服务,张小雯平时还担任网路直播主,他坦言,「帮神明服务是义务,是没有薪水的,因此三妈对我直播主的工作并没有意见。」除了直播以外,张小雯偶尔也会出阵头赚取生活费。他表示,有时候会跟三妈请假去直播,因此目前还称得上两者兼顾,「要踏入乩童这条路的前一刻,就必须问自己是否想好、准备好了,之后才不会感到后悔。」同是年轻人的张煜立则认为,助人虽能带来成就感,但他却还是很难在「乩生」以及「人生」之间找到平衡,「心中还是排斥,不是排斥当代言人,而是排斥得舍去一些玩乐时间。」

虽然许多乩童的日常工作与庙宇文化差异甚大,但潘家齐却将为神明服务视为兴趣。他目前于「神明的店」制作神明衣服、饰品及各式宫庙庆典所需精品,休闲时间也常参与宗庙活动。对他而言,宫庙文化早成为他的日常,因此宗教外的生活对潘家齐而言相对变得陌生,「我上周一个人逛街,突然觉得逛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要从这些空间(宫庙)跳出去做平常人做的事,突然觉得买衣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

老乩童徐德隆(图左)与廖大乙(图右)热烈地分享所见所闻,对于信仰抱持虔诚的心,期许能为信徒带来帮助。 (初声/高海葳摄)

「乩童嘛系郎,呒系神,嘛有破病、不舒适欸时(台语)。」徐德隆笑道,并非成为乩童后就可以保证未来一路顺遂,非问事日也得靠自己筹生活费。虽然平时神明不会插手乩童的生活,但他表示,当有困难发生时,神明从不吝啬给予帮助,遇到紧急事情时,神明甚至会直接以伏笔(注3)给予建议。「作乩童欸郎,拢就短命,但系神明就照顾我,厚我欸当活到这个年数。(台语)」徐德隆分享,在乩童这条路上从未滥用信徒对自己的信赖,也因此得到神明极大祝福,得以以91岁高龄,继续服侍神明。

(注3):神明降驾时藉乩童之手,用鸾笔纪录神明所说之言。

乩童不简单 修炼成乩的心酸

起初,潘家齐并未意识到乩童的重要性,他分享,曾有位朋友体质难孕,经过多次人工受孕才成功怀上孩子。当产期将至,朋友前来拜托太子爷保佑,不幸的是生产时,孩子虽平安出世,母亲却血流不止。太子爷即时叫醒睡梦中的潘家齐,吩咐他前往产房,为孕妇打手印(注4)。「我想说天啊我去产房打手印,医生护士会不会觉得我有病?」但没多久,血就奇迹般地止住了。「那时我已经做乩身两年,但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真的在救人。」潘家齐认为,过去帮助人求财或是求事业等身外之物,没有太多的成就感,但真正看见一个濒死的人借由手印好起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么不可忽视。

(注4):用手指比出一些宗教上的咒语。

救「人」之外,潘家齐有时也需要面对「鬼」。约莫两个月前,一名中邪的女生来到金环太子会求助。潘家齐回忆,当时女生的吼叫声从一楼传到四楼,像僵尸一般冲进大门,眼睛瞪得很大,眼里尽是无助,眼泪一颗颗像珍珠般掉下来。「我知道里面这个人还在,这女生还在里面,但好像真的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办。 」全场四十几个信徒全部躲到远处,只留下潘家齐与其他工作人员。「其实我很怕,但是我是现场最不能怕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我是乩童欸,鬼来了我还怕,那这边怎么办。」后来妈祖发现这女生身上共跟了十三个鬼,为解决问题,便降驾藉潘家齐的乩身驱除怪戾之气。

布满钉子的椅子——「钉椅」,常人坐上去会感到十分疼痛,然而在乩童脸上却没有感到一丝痛楚。神明降驾时,乩童会坐在上面进行问事,为民众进行解答。 (初声/张庭瑀摄)

要成为真正的乩童,繁琐的规矩和无数的训练是必经之路。除了不能嫖、赌、淫和碰酒外,也不太能食用牛羊。因为对有些神明的乩身来说,吃牛肉或羊肉会破坏修行,如道教中的「广泽尊王」因在人间时以养羊维生,因此祭拜祂的乩童便不能吃羊。除了规矩外,「买断关系」也是成为乩童的重要程序,「神明会向祖先三代买断与乩身的关系,也就是告诉祖先说这个孩子以后是我的了,他的身体是我的了。」张小雯解释。而神明为了测试乩童,也常给予考验,像是张小雯为了完成闭关修练,必须连续四十九天以蔬果为食,晚上须在狭小的神桌下就寝不得外出,直到早上五点后才能离开庙堂。平日张小雯也须打坐,向神明学习如何问事和画符。

与张小雯的闭关过程相似,潘家齐在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书桌的房间里闭关。「那个空间大概两坪大吧,但你像在一个宇宙。」他分享,在闭关期间,前七天三餐都要吃素,后四天更只能吃水果,到最后几天仅能饮水。不仅饮食受限,生活起居也受到多方限制,潘家齐描述当时的情形,「闭关就是不能洗澡,上厕所跟犯人一样用一个洞送出去,因为很饿所以也睡不著,而且他们(神明)会一直叫你起来上课,在里面就是跟他们一直调频率。」

「我曾经有被关在庙里受禁(注5)12天。」徐德隆回忆,受禁时奉神明指示一餐只能吃一小块糕点。此外,受禁期间只能小便,不能大便,一旦没有遵守规定就必须重新开始。徐德隆表示,受禁期间会从自己的主神开始降驾指导,接著由其他神明轮流附身共同教导,而自己就是一直伏笔出字,直到神明满意。「这些(仪式)都是神明指示我要做的,为的就是要试炼我。」

(注5):「受禁」就是闭关。首先要斋戒沐浴,闭关多在庙宇厢房,四周门窗紧闭,禁止与闲杂人等接触,并用红绸布遮光,一方面防人窥视,一方面防邪进入;内设神案晨夕焚香,地舖草席作床,要头不见天、脚不踏地的修炼;另设有简易的卫浴设备,平时大门深锁,只留一洞或是开一小侧门作为送食物茶水与交换盥洗衣物之用,通常以面食和水果为主,绝无荤鱼之物,只吃少许份量的食物,且食物渐渐减少,最后可能仅饮茶水,尽量避免大小便,并以通宵不眠为上法,在精神心智迷茫之间,练习神灵入体。

「乩」不可失 时代变迁下不变的寄托

「在我们小的时候,科技并不发达,大家遇到事情都一定会来求助神明。」民俗专家廖大乙分享,过去庙宇不只提供人们求神问事,功能甚至类似现代医院。在医疗不发达的过去,就连感冒、发烧,甚至是跌打损伤,民众都会赶到庙宇寻求帮助,而这些事项都属于乩童的职责范畴。他解释,神明附在乩童身上,除了帮助信众消灾解惑外,更希望藉著乩身教化人民、安定人心。

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信徒(图中)会前来庙宇问事,乩童则手拿鸾笔,为信徒解惑。 (初声/高海葳摄)

可惜的是,乩童对于现代人,似乎不再是正面、鼓舞人心的存在。种种负面新闻,扭曲了乩童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也丧失对于乩童的信任。「现在的人有些做一做之后,就会开始偏离正确的道路,这点是我觉得乩童会发生的问题 。」廖大乙坦言,有些乩童在取得成功后开始骄傲自满,接著受金钱诱惑,或被欲望吞噬,逐渐背离正道。甚至有不法之徒冒充乩童骗财骗色,引发社会反感,使得大家开始排斥乩童,某些庙宇更为了降低庙方名声被破坏的风险,而不再有乩童。

慧明社醒善堂内,信徒人来人往,彼此之间因宗教而变得关系紧密。  (初声/高海葳摄)

对此,关注台湾民俗学的学者温宗翰解释,乩童具有极强的公共性。传统的乩童,从选乩身到后面的「坐禁」、「受训」等仪式,都是在公共场所进行,让民众可以看见整个选乩过程,具有一定公信力。但现代个人主义兴起,大家逐渐强调私有财产、生活空间,甚至是个人的精神价值,也驱使民间信仰趋向个人化,产生现今较为常见的「灵乩(注6)」。温宗翰认为,这种改变虽增添更多能够呈现台湾特色、文化脉络的乩童,却也造成现代乩童公信力降低。

(注6):灵乩则是以灵为媒介,由于累世因缘而俱足了灵乩的慧根。与传统乩童不同,灵乩多半自身通灵,被选择过程不需庙方介入,公共性较低,强调的是个人与神明直接接触。

随著现今社会风气改变、乩童的公信力因种种缘故降低,他们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圈,曾经兴盛的文化,也因而慢慢走出大众的视线。然而温宗翰认为,乩童的文化并不会因时代变迁消失,它将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留在社会。他进一步解释,每个人生活中,必有一些人类无法处理的需求。这些需求不单是为解决生存问题或理解未知之事,更涉及基本价值观和心灵能量的建构。乩童作为民众与超自然世界的中介者,不只满足人类对超自然世界的想像,同时也提供双方连结的管道。

张志桢以及张煜立父子档竭诚为神明服务,不时会提供附近民众问事的服务,民众只要有疑问就可以前去「问事」,让神明的代言人可以为迷惘的信徒找到解答。 (初声/张庭瑀摄)

「我觉得乩童这种文化是不可能消失的。」徐德隆有自信地说,他认为乩童文化对于地方极为重要,不会也不能消失。他分享,最近问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前阵子才有一对年轻夫妻在问事过程中亲眼见证神明显灵。「只要体力能负荷,我就会继续传达神谕济世。」徐德隆的眼神无比坚定,中气十足地说著。

嘉义慧明社醒善堂内,91岁老乩童徐德隆手持鸾笔,双眼紧闭,代替神明为信徒解惑。 (初声/高海葳摄)

乩童是神明与人们的沟通桥梁,他们不仅是为解决信众问题而存在,在地方对于教化、安定民心的作用更是无可取代。如同温宗翰所说:「乩童的存在使得民间信仰的特质得以被看见,信仰功能才能清楚地发挥。」然而,在帮助信徒解决问题之余,多数乩童平时就和一般人无异,从事著宗教外的工作,领著和一般人相同的薪水,可在神明和信徒面前,他们却扮演著无比重要的角色,肩负著双倍的责任和义务。张煜立身为信徒们的寄托,他仍然笃定地说:「计划当到神明叫我退休再退休吧,或哪天我过世的时候。」(初声/李冠杰、洪靖淳、高海葳、张庭瑀、蔡明衡/政大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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