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大別山，襟長江而帶淮河，眺楚湘而望秦蜀，爲歷代兵家囊取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爭之地。

大別山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全國第二大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的發源地。

紅四方面軍源於黃麻起義和商南、六霍起義的隊伍，從鄂豫皖到川陝甘，從一支僅幾十人的遊擊隊發展成爲8萬餘人的正規紅軍，成爲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中一支勁遊。

紅四方面軍在勝利和失敗、進攻和退卻、正確路踐和錯誤路線、革命營壘和反革命營壘的曲折而複雜的腥風血雨鬥爭中，屢勝強敵，迭歷險境，百折不撓，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一曲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戰歌。這曲經典的英雄戰歌，激昂雄壯，穿越歲月的風塵，劃破歷史的長空，歷久彌新！

一、大別壯歌

1931年11月7日，鄂東北特區最早的“首府”——黃安七裏坪鎮，河灘上人山人海，鑼鼓喧天，紅旗如林；部隊列隊整齊，刀槍林立；周圍的田坎、山坡上，聚攏着潮水般前來的人羣，熱烈慶賀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此舉行成立大會。

七裏坪西門外倒水河邊寬闊的河灘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在閱兵總指揮王樹聲陪同下，騎馬檢閱了3萬多人的部隊。

紅四方面軍最初來自大別山的五支紅軍：

——1927年11月14日，著名黃麻起義爆發後，起義武裝組成中國工農革命鄂東軍，大別山區第一支紅軍從此誕生。1928年1月初，鄂東軍改編爲工農革命第七軍，同年7月又改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一師。

——1929年5月9日，商南起義武裝組成工農紅軍第三十二師。

——1930年1月20日，六霍起義遊擊隊組成工農紅軍第三十三師。

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致鄂豫皖邊特委和紅三十一師、三十二師、三十三師的指示信，決定將上述三個師集中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原三十一師、三十二師、三十三師改編爲紅一軍的第一、第二、第三師。

——1930年10月18日，紅軍中央獨立第一師第五團行軍至黃梅縣考田吳祥村與江南陽新和蘄（春）黃（梅）廣（濟）的紅八軍第四、五縱隊匯合，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十五軍。

1931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紅一軍和紅十五軍在麻城福田河合編爲紅四軍，下轄十師、十一師、十二師。

——1931年10月下旬，成立紅二十五軍。

在困難當頭、敵軍壓境的嚴重時刻，鄂豫皖根據地整編隊伍，於1931年11月7日成立紅四方面軍。方面軍下轄第四軍、第二十五軍和彭楊軍政幹部學校。四軍無軍部，歸方面軍總部直接指揮十師、十一師、十二師；二十五軍轄七十三師，另有七十四師、七十五師尚在組建中。

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標誌着黨領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武裝鬥爭，走向新的發展階段。同時，也預示着下一步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和更殘酷的鬥爭。

從紅四方面軍成立到1932年10月11日被迫撤離大別山區這段時間，國民黨重兵雲集，蔣介石先坐鎮武漢，將15個師20萬兵力集結大別山，發動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經紅四方面軍和根據地人民奮起反擊，展開了一場場聲勢雄壯而慘烈的“圍剿”與反圍剿、爭奪與反爭奪的殊死拼搏戰。

黃安戰役歷時43天，我軍採取“圍點打援”戰術，先後共殲敵1.5餘人，其中俘敵師長趙冠英以下近萬人，繳槍7千餘支，迫擊炮10餘門。這次勝利，使黃安、麻城、黃陂、孝感等縣革命區域連成一片，迫使南線敵人處於守勢，不敢向我根據地貿然進犯。

商（城）潢（川）戰役不到一個月時間，以先“腰斬”再各個擊破的戰術，擊敗優勢裝備的敵人19個團，共殲敵人4000餘人，繳槍2千餘支，打斷了蔣介石嫡系第二師的“脊樑骨”，湯恩伯因此而被撤職。此戰奪取商城，把鄂豫邊和皖西兩塊根據地連接起來了。

商潢戰役結束，我軍又歷時48天，打響了蘇家埠戰役。此次戰役共殲敵3萬餘人，其中生俘敵總指揮厲式鼎、5個旅長、11個團長及其他官兵2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炮40門、電臺4部，擊落敵機1架，解放了淠河以東的廣大地區，粉碎了敵人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部署。

蘇家埠大捷之後，組建起紅七十四師、七十五師，歸屬紅二十五軍，留在皖西活動。紅軍主力則揮師西進豫南，發起第四個戰役——潢（川）光（山）戰役。此戰役僅用五天時間，共殲敵正規部隊8個團和反動民團一部，斃傷俘敵近萬人，繳槍7000餘支，收復並擴大了潢、光南部根據地。

自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上旬，經過黃安、商潢、蘇家埠和潢光四大戰役，我軍先後共殲敵6萬餘人，其中成建制被殲的敵正規軍近40個團，使蔣介石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計劃被徹底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紅軍及其它各項建設得到迅猛發展。

鄂豫皖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平漢路，北達潢川、固始，南至黃梅、廣濟（今武穴），總面積達到4萬餘平方公里，人口350餘萬人，擁有黃安、商城、英山、羅田、霍邱5座縣城，建立了26個縣的革命政權，縣以下各級蘇維埃政權也都比較健全和完善。

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主力部隊達到2個軍6個師，還建立了4個獨立團和1個少共國際團，總兵力達到4.5萬餘人。各縣獨立師、遊擊隊和赤衛軍等地方武裝發展到了20餘萬人。

鄂豫皖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和財稅制度、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工作如火如荼，“形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排在中央蘇區之後的第二大革命根據地，對中央蘇區在戰略上給予了重要的配合和支持，對根據地內的廣大人民生活給予了很大的改善，壯大了紅軍和革命羣衆”，“開創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嶄新模式。”[1]“這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的極盛時期。”[2]

紅四方面軍戰鬥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處在國民黨統治的咽喉，東臨津浦路，西扼京漢路，北踞隴海路，南逼長江，虎視武漢，威震南京，嚴重威脅國民黨統治的中心，成爲敵人投入大量兵力反覆圍攻的一個主要目標。

在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完全失敗的9個月之後，蔣介石在武漢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總部，下達“作戰指導大綱”，並親任“剿匪”總司令，調集其“王牌”軍26個師又7個旅和4個航空隊等30多萬兵力，投入90%以上的黃埔嫡系精銳於一戰場，這是蔣介石畢生經歷中絕無僅有的，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實施前所未有的瘋狂的第四次“圍剿”，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妄圖一舉殲滅紅軍，徹底摧毀根據地。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面前，張國燾先是被第三次反“圍剿”勝利衝昏頭腦，大敵當前，毫不進行必要的準備；後是執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方針，堅持不停頓地與敵人主力正面進攻，大大疲憊和消耗了自己的有生力量。紅軍在黃安馮壽山、七裏坪與敵激戰中，予以重創，但未根本扭轉戰局。緊接着在胡山寨、西面山、金蘭山與敵激戰，被迫轉移皖西。此時新集、商城、羅山等地相繼失守，根據地中心區域已被敵人佔領，主力紅軍由4.5萬人減至2萬餘人，“我軍處在方園幾十裏的彈丸之地，四面臨敵，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3]

1932年10月10日晚，張國燾在黃安西北的黃柴畈召開中央分局緊急議決定：留下七十四、七十五兩個師與各獨立師團，由沈澤民、吳煥先、王平章、徐海東、高敬亭等帶領在根據地堅持鬥爭；方面軍總部率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師及少共國際團，跳出敵軍重兵包圍，到平漢線以西作戰，主力紅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標誌第四次反“圍剿”失敗。

紅四方面軍撤離後，敵人對鄂豫皖根據地實行滅絕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政策，“敵軍所到地，血流遍地，店舍成墟，成千上萬的羣衆被屠殺，或被關進監牢，婦女大批被蹂躪和被擄掠賣於外地”[4]，根據地許多村莊一片瓦礫，十室九空，成爲無人區。李先念曾經說：“我家那個縣紅安，當時有58萬人，抗日戰爭時我回去了一趟，剩下二十幾萬人，沒有哪一家不死人的。我家就死了好幾個。”

在如此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黨領導的根據地羣衆仍然英勇不屈，前赴後繼。“留下部分紅軍和地方武裝，又重建紅二十五軍，與敵人在大別山周旋，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追剿’‘駐剿’和‘圍剿’”。[5] 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轉移長徵後，在根據地黨組織和高敬亭的領導下，又重新組建了紅二十八軍，成爲南方八省老革命根據地中唯一成建制的紅軍部隊，堅持了大別山區的三年遊擊戰爭，粉碎了幾十萬敵人的“清剿”和“圍剿”，擴大了遊擊根據地，一直堅持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紅二十八軍改編爲新四軍第四支隊，成爲新四軍實力最強的支隊，開赴皖

西后改爲第二師。“留守七裏坪的部分，又發展成爲新四軍第五師的一支勁旅”[6]。“從黃麻起義到東進抗日，整整10年，大別山的革命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革命的紅旗，始終在大別山上高高飄揚。”[7]而紅四方面軍根系大別山，其軍魂、軍威、軍殤、軍情，匯成根據地至今經久不衰而恢宏的壯歌！

二、川陝凱歌

1932年10月11日晚，紅四方面軍2萬餘人在張國燾、徐向前的率領下，轉移外線作戰，伺機再殺“回馬槍”，打回鄂豫皖根據地。

然而，在數倍於我的敵人重兵追逼之下，部隊被迫向西進發，未能實現原先的意圖。於匆忙之中開始大撤退、大轉移。

歷經兩個多月時間，紅四方面軍在沒有根據地依託的條件下，與尾追的精銳之敵多次激戰，屢歷險境，跨過平漢路，奮戰漫川關，進入陝南，兩過秦嶺，北入關中，南跨漢中，強渡漢水，翻過大巴山，轉戰三千里，於1932年12月進抵四川通江縣兩河口。“這是一次驚人的退卻戰。”[15]“先後共殲敵近萬人，自己仍有14000多人，佔撤出鄂豫皖時總兵力的四分之三。”[16]隨後，在兩河口至通江縣城途中的苦卓壩，張國燾主持召開高級軍政幹部會議，決定部隊行動方針。“參加會議的同志一致認爲可以在這裏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17]“綜合各方面的因素來看，川陝邊區是我軍較理想建立根據地的地方。”[18]從此，紅四方面軍向通江縣、南江縣、巴中縣展開，開始創建以通、南、巴爲中心的川陝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卓絕鬥爭。

川陝革命根據地，是在解放通南巴、立定腳跟之後開始創建的。

自1932年12月25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攻佔通江縣始，我軍入川僅一個月，即殲敵3個團，潰敵8個團，解放了通南巴三縣城及周圍的大部分地區。

轉戰川北立腳之後，原鄂豫皖革命軍事委會改爲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副主席陳昌浩、徐向前，參謀長曾中生，成立了以曠繼勳爲主席的川陝省革命委員會的臨時權力機關。在西北軍委會、紅四方面軍總部和川陝省委的領導下，分兵廣泛發動羣衆；開倉分糧，平分土地；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紅色政權和羣衆組織；爭取任璋部起義；打擊和瓦解土匪隊伍；開展陝南遊擊戰爭；擴大紅軍力量和建立地方武裝；隨之成立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全面開展根據地的初創工作。

根據地初創之時，蔣介石命令田頌堯在四川軍閥楊森、劉存厚等部的配合下，集中38個團6萬兵力分左中右三路縱隊向根據地發動圍攻。徐向前等指揮紅四方面軍“利用險要地勢，構築工事，在積極防禦中節節抗擊、消耗、遲滯敵人，逐步誘敵深入，待機反攻殲敵，徹底粉碎敵人的圍攻。”[19]從1933年2月中旬至6月15日，紅四方面軍勝利結束反三路圍攻作戰，殲敵1萬餘人，俘敵旅長3人及以下官兵1萬餘人，紅軍不但收復了通南巴，而且打到了巴中西南的恩陽河地區，前鋒進逼儀隴、廣元、蒼溪縣城和萬源，使根據地面積擴大到一倍以上，達3萬平方公里，人口逾200萬，根據地進入了一個鞏固和發展的新時期。

川陝革命根據地，是在展開對強敵反覆圍剿之中不斷鞏固和發展的。

面對強敵的反覆圍剿，由徐向前、陳昌浩主持召開紅四方面軍軍事會議，有100多位紅軍領導幹部參加，着重討論總結三路圍攻作戰、停止部隊內錯誤肅反、部隊整編擴軍和訓練等問題。同年7月上旬，紅四方面軍將原來的4個師擴編爲４個軍，即以第十師擴編爲第四軍，軍長王宏坤，政委周純全；第十一師擴編爲第三十軍，軍長余天雲，政委李先念；第十二師擴編爲第九軍，軍長何畏，政委詹才芳；第七十三師擴編爲第三十一軍，軍長王樹聲，政委張廣才。10月底，又將川東遊擊軍改建爲三十三軍，軍長王維舟，政委楊克明。紅四方面軍設總指揮部、總政治部，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兼。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1.４萬人增加到５萬餘人，大大提升了部隊的戰鬥力。

部隊擴編完畢，便轉入爲期三個月的大練兵運動和經常性的政治教育活動。“一個指揮員，不重視練兵，又指望打勝仗，豈非夢想！所謂練兵，一練膽量，二練技術，三練戰術，四練行軍，五練作風，至少離不開這幾項基礎的東西。”[20]“練兵熱潮，遍及全軍的每個角落。聲勢之大，人數之多，時間之久，前所未有。”[21]擴編練兵、政治教育和作風建設，一切都圍繞打仗展開。紅四方面軍打起仗來，幹部層層下放，靠前指揮。方面軍的幹部下到軍，軍的幹部下到師，師的幹部下到團，依此類推，保證每個連以上戰鬥單位，均有一名上級指揮員在場，以便了解情況，機斷專行，鼓舞士氣，掌握部隊。

我軍在練兵，敵軍在反覆組織圍攻，妄圖消滅紅軍，摧毀根據地。紅四方面軍以不畏艱難、捨生忘死、頑強克敵的精神，展開了一場場氣吞山河的反擊圍攻、保衛根據地的戰役：

1933年8月12日至10月27日，我連連續發動了儀（隴）南（部）戰役、營（山）渠（縣）戰役、宣（漢）達（縣）戰役，先後殲敵近2萬人，繳獲長短槍1.2萬餘支及大量軍需物質，沉重打擊了敵人，極大地鼓舞了羣衆，根據地新區

和老區羣衆形成了參加紅軍的熱潮。

紅四方面軍連續取得外線進攻的重大勝利，威震全川。1933年秋末，四川“剿匪”總司令在蔣介石的大力支持下，糾集各路軍閥勢力，先後投入140個團25萬兵力，在兩個空軍隊的配合下，從西北的廣元起，東至城口的千餘裏弧線上，形成了對我根據地六路合擊圍攻。

面對敵軍“全川聯合，合力對我，兵力衆多，裝備精良”的新攻勢，西北軍委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利用川北有利地形，實行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節節抗擊、待機反攻、重點突破的積極防禦戰略戰術，指揮川陝根據地軍民奮力投入反六路圍攻的作戰。從1933年11月1日到1934年9月22日，紅四方面軍與敵軍激戰10個月，先後實施4次收緊陣地戰、2次反擊作戰以及決戰防禦和總反攻，粉碎了敵軍發動的4期進攻，以傷亡2萬人的代價，最終贏得空前巨大的勝利。總計斃傷敵路副司令郝耀庭以下6萬餘人，俘敵2萬餘人，打散敵官兵2萬左右，繳獲長短槍3萬餘支、各種口徑迫擊炮100門，擊落敵機1架。“反六路圍攻，是我們在四川打得最艱苦的一個戰役。在紅四方面軍的歷史上，也可以說是戰役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戰果最輝煌的一個戰役。”[22]

川陝革命根據地，是在大力加強各項建設過程中走向輝煌的。

紅四方面軍入川之後，一手對敵反圍攻，一手抓根據地的各項建設。

在黨的建設上，堅持組織建設、思想建設與白區黨組織聯繫一起抓。通過各種途徑發展地方黨員3萬多人，建立和完善了各級黨的組織機構，還通過彭楊軍政學校、紅軍大學、省縣委黨校，加強黨員培訓，嚴格組織生活會議制度。川陝省委建立後，在積極做好白區地下黨的工作同時，培養了一批新生的並與羣衆有密切聯繫的地方黨政幹部；組織與領導

了龐大的地方武裝和發動數萬人參加紅軍；動員了上百萬羣衆支援前方作戰；並組織羣衆從事工農業生產，保證紅軍供給。

在政權建設上，黨從紅軍中抽調大批人員組成工作隊，奔赴鄉村，配合省縣革命委員會幫助羣衆建立革命政權組織，制訂優待紅軍家屬、專業人才以及公糧、戒菸、婚姻、土地、經濟、教育、法庭等一系列政策法令，發動廣大工農羣衆審查和批評蘇維埃工作，號召根據地人民動員起來，全面徹底實行土地革命，讓耕者有其田。

在經濟建設上，組織羣衆發展糧食生產和經濟作物；領導各地開辦綱廠、鍋廠、鹽廠、造船廠、兵器製造廠、修配廠、被服廠、織布廠、斗笠廠；成立川陝省工農銀行，製造蘇維埃貨幣，統一幣制流通，實行工農的低利和無息貸款。各地設立分行，開展借貸，兌換貨幣及代徵稅收等業務。

在文化教育上，創辦新學校，實行完全免費的普及義務教育，每個村鎮開辦農民識字班，還開辦婦女學校、紅色衛生學校和各種類型的職業學校及短期培訓班；根據地大部分縣、區、鄉、村均建立了工人俱務部、農村俱樂部，各地以俱樂部爲中心，積極開展各種文化體育活動，大大豐富了城鄉人民的文化生活動。同時，把體育和軍事訓練緊密結合起來，對身心健康、發展生產、提高部隊戰鬥力起到了良好作用。

“鐮刀割斷舊乾坤，斧頭劈出新世界”。川陝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軍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如火如荼，黨和紅軍有了堅實的羣衆基礎，才能在川陝根據地舞臺上，演出一曲曲勝利的凱歌。川陝根據地東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營山、達縣，北至陝南鎮巴、寧強，縱400餘裏，橫500餘裏，總面積達到4.2萬平方公里，人口發展到500餘萬，擁有8座縣城，共建立了22個縣和一個特別市的蘇維埃政府；直到主力紅軍渡過嘉陵江西進時，紅四方面軍達到5個軍11個師33個團，共8萬多人，加上黨政機關人員，總計不下10萬之衆。“由此，川陝蘇區進入了鼎盛發展時期，這也是紅四方面軍發展史上的新高峯。”[23]

毛澤東曾經在中華蘇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對川陝革命根據地作過高度評價：“川陝蘇區是楊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樑，川陝蘇區在爭取新中國偉大戰鬥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這使得蔣介石與四川軍閥不得不在紅四方面軍偉大的勝利面前發抖起來！”（《蘇維埃中國》第二期，1957年，第248－249頁）

三、長徵泣歌

長期的戰爭消耗、“左”的政策種下的苦果、蔣介石部署200個團兵力的“川陝合剿”、策應轉戰中的中央紅軍，這幾大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迫使紅四方面軍不得不離開戰鬥27個月的川陝革命根據地，踏上了極爲艱難曲折的長徵之路。

紅四方面軍長徵路線（不包括入川之前和西征之後）：

川陝根據地—強渡嘉陵江—四川茂縣—四川懋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四川松潘—西康甘孜—甘肅會寧）（與紅一、二方面軍勝利會師）。

從嘉陵江邊出發到會寧，地圖上直線距離不到1000華裏，可這一長徵卻用了一年半時間，在川、康、甘、青四省曲折反覆往返，三過雪山，三過草地，“大小戰鬥千百次”[24]。

行程萬餘裏，歷經了衝破“會剿”的泣血之戰、“北上”與“南下”的泣血之爭、三過雪山草地的泣血之苦、柳暗花明的會師之歡，這一切匯成一曲令人觸目驚心的泣血長歌。

嘉陵江畔，國民黨爲阻止紅四方面軍西渡，以53個團的兵力佈防在約600裏長的嘉陵江西岸一線，企圖一舉將紅軍置於“會剿”死地。

1935年3月28日晚9時許，近10萬頭戴斗笠的紅四方面軍奔赴嘉陵江邊。在擔任渡江主攻部隊的三十軍政委李先念指揮下，從塔山灣主渡口，祕密將紅軍造船廠建造的75只“五板子”船輕輕推入江中，強渡搶灘，撕開了四川軍閥的西岸防守。敵炮轟鳴，江浪衝天，船工和船上的男女紅軍戰士有的中彈犧牲，被江水沖走，有的爬上船來將中彈之身的腸子塞進肚裏，繼續撐船，衝向對岸。隨之，一隊隊人馬往返渡過。與此同時，我左翼第三十軍、第九軍，也在鴛溪口和澗溪口直插嘉陵江西岸。

紅軍渡江後，兵分兩路，一路由閬中直逼南部，一路由徐向前親自率領直逼劍閣、廣元、昭化、劍門關，紅軍連戰連捷，勢如破竹，一天縱深挺進七十里。自3月28日至4月21日24天內，連克閬中、南部、昭化、梓橦 、青山、平武、彰明、彰明、北川等9座縣城，殲敵12個團、1萬多人，佔領了嘉陵江至涪江之間的二三百平方公里的區域。“這次戰役，是方面軍戰史上一次大規模強渡江河的模範戰例。”[25]實現了“強渡嘉陵江、迎接黨中央”的目標，爲中央紅軍入川創造了極爲有利的條件。

強渡嘉陵江後，由於張國燾的猶豫徘徊，喪失了進擊甘南的戰機，使“依託老區，收縮戰線，發展新區”的“川陝甘計劃”流產。

隨後，紅四方面軍突破土門，佔領茂縣，西進理香，直逼汶川，前鋒部隊抵達懋功。

1935年6月13日，紅一、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勝利會師在夾金山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抵懋功，會見了李先念同志。部隊駐地一片歡騰。四方面軍各部隊將慰問品集中起來，趕着牲口，一批送往會師地區。”[26]紅一、四方面軍的會師，使蔣介石企圖各個擊破紅軍力量的計劃，徹底破滅。

懋功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不久，張國燾與黨中央首先就戰略行動方針問題發生分歧。

黨中央主張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領導和推動全國的抗日民主運動。

張國燾卻極力鼓吹他的南下主張，以爲這樣可以避開國民黨軍隊的強大壓力。

爲解決“北上”與“南下”的分歧，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紅軍應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川陝甘蘇區。”爲團結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一道北上，中央常委會決定增補張國燾爲中革委副主席，以解決兩軍會合後統一指揮，爲實現北上戰略方針提供組織保證。中革軍委還將紅軍分爲左、右路軍分路北上。此後，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抵達毛兒蓋，等待紅四方面軍到來協同執行

《鬆藩戰役計劃》，打通北上甘南的道路。

然而，張國燾不聽黨中央指揮，反對北上，主張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退卻；另一方面藉機向黨中央要權，並策動一部分人向黨中央提出改組中革委和紅軍總司令部，要求由他擔任軍委主席。

7月中旬，中央常委會緊急商量“人事問題”。張聞天表示，可以將總書記一職讓予張國燾。毛澤東堅決提出“此職不能讓”。經商議，周恩來同志將他擔任的紅軍總政委一職讓予張國燾。

8月15日，中央致電張國燾，要求“紅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經班佑北上，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而張國燾還是不肯執行，並對右路軍中堅決擁護中央方針的朱德、劉伯承極力加以排斥。

史料記載，8月24日至9月14日，中央連發7封電報，催促左路軍北上。但張國燾仍一意孤行，根本不聽中央勸說，再次表示反對北上，堅持南下。

從6月26日的兩河口會議，到7月18日的蘆花會議，到8月4日的沙窩會議，再到8月20日毛兒蓋會議，將近60天的日子裏，中央一直委曲求全，顧全大局，步步退讓，“除對黨的路線堅持原則外，其餘均向他讓步。”

在一再讓步而還是不能達到團結統一的目的後，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迭部縣俄界舉行擴大會議，堅決通過了《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爲繼續教育爭取張國燾，此決定只傳達到中央委員，未向黨內公開。

但是，張國燾怙惡不悛，堅持錯誤。10月5日，他公然在四川裏番卓本雕另立黨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團中央”，宣佈“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消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12月1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只能稱北方局、中華蘇維埃政府，紅一方面軍也只能稱陝甘政府和北路軍。至此，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動發展到登峯造極的地步。

就在此次會議上，朱德講：“大局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28]

徐向前當時也對張國燾講：“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嘛！”[29]

李先念後來也談到：“我一生最苦惱的一是張國燾分裂黨中央；一是在西路軍。”[30]

1936年1月16日、22日、24日，張浩以張國燾熟悉的名字“林育英”、用共產國際代表身份三次給張國燾發電報勸說他以大局爲重，1936年7月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六軍到達甘孜地區，造成了對張國燾鬥爭的強大壓力。

與此同時，在紅四方面軍南下過程中，隨着戰局的推移，戰鬥越來越困難，處境越來越惡劣，方面軍內部對張國燾的懷疑和抵制的情緒也越來越高漲。

紅四方面軍第三次穿越在茫茫數百里的草地上，翻越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5座，歷經種種艱苦和重重困難，戰士凍死、餓死、病死的不少，部隊不斷減員。加之百丈惡戰傷亡近萬人，“也是張國燾南下方針碰壁的主要標誌”。[30]張國燾南下“打到成都喫大米”的夢想在實踐中遭到重挫。紅四方面軍由南下時的10萬之衆，損失到只剩下4萬餘人，軍隊元氣大傷。

在大勢所趨、軍心所向的情況下，張國燾不得不宣佈取消第二“中央”，而稱“西北局”；1936年7月初，不得不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10月10日，紅二、四方面軍在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三大主力紅軍勝利完成了震驚世界的萬裏長徵，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奇蹟，揭開了中國革命史上新的一頁。

黨中央仍然不咎既往，批准任命張國燾爲西北局書記，“三個方面軍由朱德、張國燾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根據中央軍委意圖統一指揮。”[31]

“毛澤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瞭這一正確論斷。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32]

四、西征殤歌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甘肅會寧之後，蔣介石想趁紅軍立足未穩，準備發起“通渭會戰”，企圖一舉將共產黨和紅軍圍殲於陝北狹小的地域之中。

1936年10月，爲擺脫圍剿、求得生存發展，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運籌紅軍向黃河以西的寧夏和甘肅發展，力求打通與當時被蘇聯所控制的新疆之間的“國際交通線”，得到蘇聯援助的武器和給養，再殺回河東。爲此，中央制定並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主力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一部組成西征部隊，在10月下旬執行打過河西的作戰計劃。

後來，國民黨軍隊快速推進，相繼佔領了靖遠、打拉池和中衛等黃河渡口，截斷了寧夏通道，先期過黃河的紅四方面軍主力與河東紅軍的聯繫也被隔斷，“寧夏戰役計劃”已無法實行。

11月11日，中央電令，渡河的紅四方面軍的三個軍組成紅軍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單獨執行打通“國際交通線”的任務。於是，西路軍開始了悲壯的浴血西征。

西路軍下轄紅五軍（原是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紅九軍、紅三十軍、騎兵師、婦女獨立團和機關人員，全軍總數爲21800餘人，但武器只能裝備到全軍一半人馬，彈藥更是缺乏，沒有根據地依託，沒有兵源和物資補充。

而與西路軍作戰的主要對象則是青海和寧夏軍閥馬步芳、馬步青和馬鴻逵的“馬家軍”。他們倚仗歷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閡與仇殺、擅長騎兵奔襲與白刃格鬥，以及地理環境熟悉等條件，加上擁有12.5萬兵力（其中騎兵7萬餘）的優勢，大舉向紅軍殺來。

古浪之戰，紅九軍6500人損失2000多人，元氣大傷，此後西路軍的頂樑柱是紅三十軍。

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軍苦苦堅守永昌、山丹、涼州一線。馬家軍騎兵衆多，忽來忽去，幾乎無日不戰，西路軍傷亡達6000餘人，馬家軍死傷也差不多。

1937年1月12月至20日，紅九軍與馬家軍在高臺展開血戰，3000名紅軍戰士戰死，少數重傷被俘。

1月28日，西路軍全軍集結到倪家營子，還剩1萬多人，其中能戰鬥的人員還不到一半，雙方從曠野殺進土圍內，又從土圍內殺回曠野，反覆廝殺，戰鬥持續了近10天，倪家營子內外鮮血已流成河，很多紅軍女戰士和傷員也投入了拼殺，有的傷員握着手榴彈撲進敵羣與敵人同歸於盡。

2月27日，中央軍委主席團爲解西路軍之危，以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二軍、第二十八軍、騎兵團組成援西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張浩，但這時，三四千裏之外的援軍“遠水解不了近渴”！

西路軍有耗無補，傷亡慘重；而馬家軍兵力源源不斷，輪番攻擊，陣地上戰馬嘶鳴，白刃交加，血肉橫飛，戰況極爲慘烈。

3月12日，西路軍與敵激戰於梨園口，續遭重大損失。此時，西路軍全部兵力已不滿3000人。徐向前、陳昌浩再次向中央軍委主席團告急。中央回電，要西路軍化整爲零，輕裝突圍。

3月13日，與馬家軍在康龍寺一場血戰，西路軍全軍已不到2000人，且大部爲傷員病號，槍彈已盡，糧食斷絕，已無力再戰。

3月14日，西路軍殘部退到石窩一帶，馬家軍又追殺過來，李先念帶領剩餘三十軍部隊掩護全軍邊打邊撤。當夜，西路軍餘部將領開一個會，決定徐向前、陳昌浩脫離部隊回陝北向中央報告。西路軍餘部組成工作委員會，李先念負責軍隊，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並分成三個支隊，分散打遊擊，突圍出去一個算一個。

3月16日夜，徐向前、陳昌浩在一個警衛排的護送下，悄然東去。李先念、李卓然率近1000人的紅軍隊伍直向西行。

4月底，且戰且走的李先念，帶上剩下的420餘人，終於到達甘肅、新疆交界處的星星峽。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陳雲將李先念等西路軍將士接到迪化（今烏魯木齊）。

7月初，徐向前經過長途跋涉，化裝成商人，輾轉到達西安後，與周恩來一起回延安。

從1936年10月24日始渡黃河西征，到1937年4月底之間，這一支21800餘人的西路軍，在極爲罕見的艱苦條件下浴血奮戰，先後經歷了80多次戰鬥，吸引了河西的10多萬敵人，有力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共殲敵2.5萬餘人。而西路軍總部機關及3個軍建制覆滅，犧牲人數達到7000人，其中團以幹部143人，軍師以上幹部20多人；被俘遭虐殺、活埋5600人；最後被營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戰士4500人。在紅軍史上寫下了極其悲壯的一頁！真是山河爲之嗚咽，風雲爲之變色，森林爲之肅立！

紅五軍軍長董振堂陣亡後，他的頭顱被敵人割下來掛在杆子上示衆；

身負重傷的紅九軍軍長孫玉清被俘後，決不投降而被敵人大刀砍死；

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身負重傷被俘，馬步芳將其綁在大炮筒上，活活轟死；總供給部長鄭義齋身中六槍，子彈打光了，命令警衛員曾少章開槍打死了自己，曾少章也隨之飲彈自盡……

從當年屠殺西路軍的馬步芳用來向蔣介石邀功請賞流傳下來的一些老照片看，令人毛骨悚然，痛心疾首，悲恨交加！

當五個多月前紅軍部隊渡過黃河西征時，戰士們高唱戰歌：

“出草地，過岷山，紅軍戰士不怕難。

戰會寧，奪甘南，如今跨過黃河岸。

戰友們，鬥志堅，要讓馬匪心膽寒。

殺民團，過祁連，河西走廊紅旗展。”

但是，西路軍的官兵萬萬沒有想到，他們西征歷程是一曲如此艱險、如此慘烈、如此悲壯和如此讓人不堪回首的殤歌！

1937年9月初，年輕的紅軍西路軍統帥陳昌浩輾轉回延安向中央負荊請罪時，寫下了一首《兵敗抒懷》的詩句：

“壯志匡神州，拔劍掃妖氛。

勇士戰場死，祁連葬英魂。

全軍沉血海，敢顧家與身？

痛悼諸戰友，長風萬裏行。

耿耿懷大義，凜凜報國心。

不求垂青史，願作鋪路塵。

悲憤碎膽肝，革命倍艱辛。

擡頭望宇宙，歌罷淚紛紛。”

　五、史界餘歌

“紅四方面軍在全國紅軍從南到北戰略大轉移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33]，“爲中國革命立了豐功偉績。”[34]

土地革命時期，紅四方面軍英勇轉戰於湖北、河南、安徽、陝西、四川、西康、青海、寧夏、新疆等地，先後開闢了鄂豫皖和川陝兩個革命根據地，這在中國所有紅軍隊伍中絕無僅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遍佈16個省300多個縣，據不完全統計，總面積20餘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500萬，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戰略基地和活動平臺。”[35]紅四方面軍創建的鄂豫皖和川陝兩個革命根據地總面積達8.2萬平方公里，人口850萬，分別佔全國15個革命根據地總面積的41%和總人口57%，是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的典範，成爲共和國“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心由東向西，由南到北的戰略轉移，下出了成功的‘先手棋’，創造了至關重要的戰略支點。”[36]

紅四方面軍歷經大小戰鬥上千次，打了許多著名的大仗、硬仗、惡仗，在多次反“圍剿”中，共殲滅敵人幾十萬，創造了許多光輝的戰例。“其中直接關係中國工農紅軍前途命運的著名戰術有：嘉陵江、土門、鬆藩、包座、綏崇月懋、天蘆名雅邛、康道爐、岷洮西戰役等，共殲敵10萬餘人，是其它兄弟紅軍部隊殲敵數量總和的3倍以上。”[37] “長徵前，紅四方面軍爲中國革命的勝利進行了大膽的嘗試，爲長徵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長徵期間，紅四方面軍積極配合、大力支持中央紅軍，勇往直前不後退、衝鋒陷陣戰在前，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南下期間，紅四方面軍依然做出了許多積極的貢獻和有益的工作。”[38]

“紅四方面軍在長徵這場戰略大轉移中，不論是前期、中期、後期，都發揮了關鍵的頂樑柱作用。假如沒有它，就沒有戰略大轉移的成功，沒有紅軍長徵的勝利。因此，紅四方面軍長徵的歷史，無與倫比，不可替代，不容貶低。”[39]

紅四方面軍是三大主力紅軍中保存軍事骨幹最多的紅軍。從鄂豫皖走出的紅軍部隊，抗日戰爭時期分別改編爲一二九師、一一五師和新四軍等四支隊；到解放戰爭時期分別編入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爲新中國誕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在延安時期，鄭位三曾經說過：“黨領導的軍隊中，高級幹部有70%來自鄂豫皖。”

對於張國燾本人、紅四方面軍南下，史學界有許多評論。

“張國燾是1931年4月來到鄂豫皖根據地，這時我們有兩萬多人了。我們很尊重他，因爲是中央派來的，是中央代表，軍分會主席。他是帶着王明‘左’傾路線來的”，“對鄂豫皖危害最大的還是張國燾。他後來搞‘肅反’，抓改組派。”[40]

“紅四方面軍、三十軍南下，徐向前、陳昌浩我們都有責任。徐向前是我們的領導，又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對張國燾是不滿意的。有一天他和我說，一個要南下，一個要北上，不知怎麼搞的，但還是執行了張國燾南下的命令。”[41]

“張國燾反對北進，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由於我的水平不高，當時沒有從原則上、戰略上的高度去看待‘南進’和‘北上’之爭，更沒有認識到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只好一道南下，結果跌了跟頭。”[42]

有人曾經講，西路軍的失敗，是“政治路線鬥爭的犧牲品”，是“張國燾錯誤路線失敗的結果”。

西路軍“渡河是中央的命令，還是張國燾的命令呢？有兩種看法。我看西渡黃河同張國燾南下性質不同。西渡黃河，中央意圖是要佔領寧夏，打通蘇聯，取得援助。關於張國燾想利用中央指示搞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本來紅軍主力都要渡河的，爲什麼沒有渡過去呢？是敵人飛機把船都給炸壞了。把已渡河的部隊和未渡河的部隊隔斷了，寧夏戰役計劃實現不了。11月中央批准成立西路軍，陳昌浩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43]

“1936年12月12日毛澤東致電西路軍，徵求單獨執行任務的意見。西路軍覆電軍委和紅軍總部，依據現在敵我力量，估計可以完成任務。”[44]

“1936年2月27日，爲解西路軍之危，成立援西軍。3月中旬，援西軍到鎮原、平涼地區，因西路軍已失敗，乃停止西進。”[45]“隨後即派人四出大力進行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的工作。”[46]

有關西路軍失敗的教訓和責任，權威部門和當事人如是說。

“造成方面軍誕生以來前所未有的嚴重損失，教訓是深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全局的戰略要求，使西路軍滯留在河西走廊地區，喪失了寶貴的時機。二、河西走廊地區當時不利於建立根據地。三、西路軍在軍事處置上亦有失誤。1937年1月下旬，形勢已對西路軍極爲不利。1月24日，中央又有‘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爲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的指示，未能下決心不惜犧牲一部排出萬難，迅速東進或立即向西衝去，而是固守倪家營子，坐待消耗，直至這支飢疲之師彈盡糧絕，遭到失敗。”[47]

徐向前後來也總結：“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西路軍喪失戰場主動權”；“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餘痛在心。”[48]

“剛剛回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見了我。他簡單問了問西路軍的情況，我如實作了回答。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這話使我很感動。”[49]

1981年11月22日，陳雲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時指出：“這個問題不能迴避。西路軍當年是根據中央打通國際線路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繫援助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七十七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50]於是，李先念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和陳雲的建議，組織幹部查閱大量歷史檔案，於1983年寫成《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同年3月22日，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51]

隨後，西路軍的歷史真相越來越爲史學界和公衆廣泛接受。《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條目、《紅四方面軍戰史》、第二版《毛澤東選集》註解、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分別對西路軍作了全面的評價和肯定。一個政黨及其領導者如此正視和尊重歷史，恰好說明這個政黨及其領導者實事求是，開明大度，富有遠見，追求真理。

紅軍，這是中國五千年來不曾有過的軍隊，亦是世界軍事史上不曾有過的軍神！

紅軍長徵，曾是中國五千年來震驚中外的歷史事件，這股最勇猛的鋼鐵洪流，在民族危亡之時，用血肉之軀鑄就中華民族復興的堅定信念!

紅四方面軍，乃是中國工農紅軍中的勁旅，它與紅軍兄弟部隊一起，用失血的軀體、折斷的骨骼、撕裂的肌肉、擰斷的腸子，用忠誠、勇敢和不屈不撓的長徵精神，奏響中國五千年來蕩氣迴腸的英雄之歌！

　　（作者系黃岡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中國人物傳記學會理事 、中國新四軍研究會理事、黃岡市紅色文化 （新四軍）研究會會長）

　　參考文獻：

[1]《星火燎原——全國革命根據地要覽》，中國發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頁。

[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87頁

[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09頁。

[4]《紅四方面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02頁。

[5]《艱難的歷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58頁。

[6]《紅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02頁。

[7]《艱苦的歷程》，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3頁第59頁。

[8][9]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55頁。

[10][1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54頁、第159頁。

[12][1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59頁。

[1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60頁。

[15][1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羣組151頁、第157頁。

[17][18]《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生版，第166頁，第185頁。

[19]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頁。

[20][2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04頁、第306頁。

[22]《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頁。

[23]《星火燎原——全國革命根據地要覽》，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410頁。

[24]《紅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10月版，第368頁

[25]《紅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12頁。

[26][27]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20－421頁。

[28][29]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9頁、第460頁

[30]程振聲《李先念同索爾茲伯思談紅四方面軍長徵》,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2017年3月6日

[3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73頁。

[32］《紅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68頁。

[3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73頁。

[34] 範中倫《紅四方面在長徵中的歷史地位》，《理論探討》1987年第3期。

[35]《紅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27頁。

[36]《星火燎原——全國革命根據地要覽》，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7頁。

[37]夏宇立《紅軍四方面軍長徵的歷史貢獻》《國防軍事》2016年10月

[38][39]夏宇立《紅四方面軍長徵的歷史貢獻》《國防軍事》2016年10月

[40]胡遵遠、李玉迪《試談紅四方面軍的歷史地位》，2016年9月25日。

[41] [42]程振聲《李先念同索爾茲伯裏談紅四方面軍長徵》《百年潮》2016年10期

[4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5頁、第456頁。

[44]程振聲《李先念同索爾茲伯裏談紅四方面長徵》《百年潮》2016年10期

[45][46][47]《紅四方面軍策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上亦年10月版，第470頁、第473頁、第397頁。

[48]《紅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在1989年10月版，第400頁、第401頁。

[49][50]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5－561頁。

[51]原載1983年《中央傳閱文件》第891號。

[52]原載1983年《中央傳閱文件》第891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楚平

聲明：本文圖片來源於“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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