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勞動生產率怎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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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籍韓裔左派經濟學家張夏准在《資本主義的真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23個秘》裡面這樣寫過：
富國中大多數人的實際回報 都高於其應得的水平
他們對你說的謊言
在市場經濟中，人們獲得回報的多少主要依據其生產率的高低而 定。鐵杆的自由主義者可能難以接受一個事實，即在做同樣工作的條件 下，為什麼瑞典人的工資是印度人的工資的50倍，但這就是他們相對 生產率的反映。任何人為地降低這些差距的嘗試——例如通過在印度推 行最底工資制度——只會導致對個人才能和努力的不公平的和無效的回 報。我們知道，只有自由勞動力市場才能公平而有效地回報每一個人。
他們沒有告訴你的真相
富國和窮國之間存在工資差距，並不主要是因為個人生產率的不 同，而主要是因為移民控制制度的存在。如果可以自由移民，那麼大多 數富國的工人就會而且肯定會被窮國的工人取代。換句話說，工資主要是由政治因素決定的。硬幣的另一面是，窮國之所以窮，不是因為這些 國家的窮人，實際上不少窮人在工作能力上要比富國的窮人更勝一籌， 而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富人，因為大部分窮國的富人在工作能力上不如富 國的富人。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富國的富人就可以認為自己非常出色而 沾沾自喜了。富國的生產率之所以很髙，就是因為它們依賴的是從歷史 上繼承下來的集體制度。如果要建立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我們就應該 首先打破個人所得都是其自身價值的反映這個神話。
開車直行……或者躲開牛群和黃包車
印度新德里的公交車司機的時薪大約是18盧比，而瑞典斯德哥爾 摩的公交車司機的時薪則是130克朗左右，這在2009年夏季時相當於 870盧比。 換句話說，瑞典司機的工資大約是印度司機的50倍。
自由市場經濟學告訴我們，如果某種商品比另一種商品價格高，那 么肯定是因為更貴的東西質量更好。換句話說，在自由市場上，所有的 商品（包括勞動力服務）都是一分價錢一分貨。所以，如果一名瑞典 司機（我們暫且稱他為斯文）的工資是一名印度司機（我們暫且稱他 為拉姆）的工資的50倍，那肯定是因為斯文的工作效率是拉姆的50 倍。
一些（儘管不是全部）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可能會承認，出於時尚 或者狂熱的原因，人們在短期內可能會願意為某種商品支付過高的價 格。例如，人們在最近的金融繁榮期間為購買那些「不良資產」支付 了高得可笑的價格，因為他們都深深地陷入了這股金融投機的浪潮之中 (正是這種金融繁榮最後演變成自20世紀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 濟衰退）。但是，這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也可能會認為，這種局面不會 持續很久，因為人們遲早會認識到商品的真正價值（參見秘密16)。同樣，即使是某個不稱職的工人通過欺騙手段（例如偽造證書或者在面 試中說慌）而獲取了一份工資很高的工作，他也會很快被解僱或者被 他人取代，因為事情很快會證明他的生產率與他獲得的那份工資嚴重不 符。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推論，如果斯文的工資是拉姆的50倍，那他 的工作效率肯定是拉姆的50倍。
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嗎？首先，一個司機的開車技術是另一個司機 的50倍可能嗎？即使我們能夠找到一種量化開車技術的方法，這種生 產率差距在駕駛過程中就真的存在嗎？如果我們將邁克爾?舒馬赫 (Michael Schumacher)和劉易斯?漢密爾頓（Lewis Hamilton)這樣的
專業賽車手與剛剛拿到駕駛證且開車還很不協調的18歲的小夥子相比 較，也許會存在著50倍的差距。但是，我還是想像不到一名合格的公 交車司機的技術怎麼就可能是另一名公交車司機的技術的50倍。
這裡，如果還有什麼不同的話，拉姆有可能比斯文的開車技術更熟 練。按照瑞典的標準，斯文肯定是一名好司機，但是他在開車的過程中 曾經躲閃過牛群嗎？而這種事情拉姆經常干。就斯文而言，在開車的過 程中，大部分時間都要求他直行（好，我們可以考慮周六晚上他需要 做出幾個躲閃醉酒駕車司機的高難度動作）。但是，拉姆在開車的過程 中非常艱難，幾乎每分鐘都是在牛車、黃包車和馱著三米高柳條箱的自 行車中間緩緩而行。因此，根據自由市場的邏輯，拉姆應該比斯文的工 資更高，而不是相反。
作為對這種現象的回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斯文之所 以工資高，是因為他擁有更多的「人力資本」，也就是通過教育和培訓 積累起來的技能和知識更多。的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斯文高中畢 業，擁有12年的學齡，而拉姆或許連讀寫都會感到困難，因為他總共 才讀了5年書，而且還是在印度落後的拉賈斯坦邦的村莊里完成的。.
但是，斯文因多上7年學而多出的額外人力資本與公交車司機的工 作毫無關聯（參見秘密17)，因為他不需要為了熟練地開車而掌握任何有關染色體或者1809年瑞典與俄羅斯戰爭方面的知識。所以，斯文額 外的人力資本也不能解釋他的工資就應該是拉姆的50倍這一事實。
坦率地講，斯文的工資是拉姆的50倍的主要原因是保護主義—— 瑞典工人通過移民控制制度而避免了來自印度和其他窮國的工人的競 爭。當想到這一問題時，你就會意謚到沒有理由不認為所有的瑞典公交 車司機，或者就此而言，瑞典的大部分勞動力（以及所有其他富國的 勞動力）都有可能被一些印度人、中國人或者迦納人取代。這些外國 人中的大部分人都會對能夠得到瑞典工人標準工資的一部分而感到高 興，不僅如此，所有這些外國工人都至少能夠把工作幹得與瑞典工人一 樣好，甚至更好。這裡，我們不僅僅是在談論像清潔工或者清道夫這樣 的低技術工人有能力取代富國的同行，與此同時，在中國上海、肯亞 內羅畢等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還有大量的工程師、銀行家和軟體設計師等 在那裡，他們也可以輕而易舉地取代斯德哥爾摩、林雪平和馬爾默等瑞 典城市的同行。但是，這些工人不能進人瑞典的勞動力市場，因為移民 控制制度的存在，他們不能自由地移民瑞典。其結果是，瑞典工人可以 拿到是印度工人50倍的工資，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擁有是印度工 人生產率50倍的能力。
房間里有大象
我上面講的公交車司機的故事揭示了 「房間里有大象」*的事實。 它表明富國中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嚴重依賴於現有的對勞動力市場最 嚴厲的控制措施——移民控制制度。不僅如此，當人們談論自由市場的 優點時，移民控制制度不是被許多人看不到就是有意被其他人忽視。我前面已經論證過（參見秘密1)根本就不存在自由市場這回事， 而且移民控制制度的存在也揭示了在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中我們難以看 到的市場調節強度。
當經濟學家抱怨最低工資立法、工作時間規定，以及工會強加給勞 動力市場的各種「人為」進入障礙的時候，很少有人會提及移民控制 制度，而這才是阻礙自由市場正常運作的令人厭惡的規定之一，奇怪的 是，很少有人倡議取消移民控制制度。但是，我認為，如果他們始終如 一地堅持自由市場原則，他們就應該倡議自由移民制度。事實上，他們 中間沒有一個人敢於哪怕是證明一次我在「秘密1」中所表達的觀點， 即市場的邊界是由政治因素決定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與那些希望調節 市場的人一樣都被「政治化」 了。
當然，批評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在移民控制制度上自相矛盾，並不意 味著我主張取消移民控制制度，我並不需要那樣做，因為（你們可能 現在已經覺察到）我並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學家。
國家有權決定接受移民的數量以及哪些勞動力市場可以允許移民進 入。眾所周知，所有社會吸收移民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僅如此，移民 常常都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要求一個國家做超越其接受移 民能力限度的事情肯定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吸收移民速度過快不僅會導 致工作職位競爭強度的突然增大，而且還需要擴大民用和社會基礎設施 的建設規模，例如住房和醫療設施，這將會與移民接受國原有常駐人口 產生緊張關係。難以量化的民族身份問題同樣非常重要，因為國家具有 不可改變的民族身份，這種身份不能改變，也不應該改變。然而，假如 在同一時間有過多的移民湧入某國，該國將會在創立一個新的民族身份 上出問題，如果國家缺少統一的民族身份，那麼維持社會團結就會非常 困難。這意味著必須控制移民的速度和規模，否則國家就會產生民族身 份問題。
當然，這也並不是說當前富國的移民政策就不需要改變了。儘管任何社會吸收移民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這不意味著總人口就是固定不變 的。通過對移民採取不同的社會態度和政策，任何社會在移民問題上都 可以或多或少地更加開放。就移民構成而言，發展中國家認為，大多數 富國都接受了太多「不該接受的」移民。一些國家實際上是通過陰謀 計劃在出售護照，只同意那些能夠帶來超出一定數量的「投資」的移 民的移民申請。顯然，這項陰謀計劃只能增加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正在遭 遇的資本短缺困難。此外，富國還非常願意接受具有較高技能水平的移 民，這無疑加重了發展中國家的人才流失狀況，因為，相對於普通移民 而言，這些具有較高技能水平的人才如果留在本國，本可以為自己的國 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窮國之所以窮是因為該國的窮人嗎
我所講述的公交車司機的故事不僅戳穿了自由市場上絕對奉行各盡 所能按勞分配原則的神話的虛偽性，而且還為我們深入探討發展中國家 貧困的原因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
許多人都認為，窮國之所以窮主要是因為該國的窮人。的確，窮國 的富人尤其將本國的貧困歸咎於窮人的無知、懶惰和碌碌無為。如果他 們的同胞能夠像日本人一樣勤奮、像德國人一樣守時、像美國人一樣富 有創造性，那麼他們的國家也將是一個富國。
從算數上講，這種說法也對，因為窮人的確是拉低國民收入平均水 平的那部分人。但是，窮國的富人很少能夠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之所以 窮不是因為該國的窮人，而是因為他們自己。說到這裡，我們再回到我 所講的公交車司機的故事，斯文的工資是拉姆的50倍，主要原因是斯 文與其他人共享的勞動力市場規定了他們的工作效率是印度同行的50 倍。儘管瑞典的平均工資是印度平均工資的50倍，但是大部分瑞典人 的工作效率肯定不會是印度同行的50倍，甚至他們中的不少人，包括 斯文，都還可能技不如人。然而，有一些瑞典人——那些在像愛立信電 信公司、薩博汽車公司和瑞典軸承公司等世界著名大公司工作的高管、 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工作效率是印度同行的數百倍。因此，瑞典的平 均國民生產率最終是印度的50倍。
換句話說，窮國的窮人在生產率上通常都勝於富國的窮人，而窮國 的富人卻做木到這一點，是富人相對較低的生產率導致了這些國家的貧 窮。所以，他們對其本國窮人的誹鎊——他們的國家之所以窮完全是因 為窮人的存在——實際上是在為自己開脫罪責。窮國的富人不應當責備 本國的窮人拖累了國家發展，而應當問一問他們自己為什麼不能像富國 的富人那樣努力提高窮人的生活水平這個問題。
最後，提醒富國的富人一句——除非他們因沾沾自喜而聽不進忠言 ——他們本國的窮人之所以能夠享有較好的工資待遇，就是因為他們國 家的移民控制制度非常嚴格，以及他們國家的生產率非常高。
即使在富國個人生產率真的比窮國個人生產率高的部門裡，這一高 生產率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制度而不是個人本身。當然，也不僅僅 是因為富國的一些人更聰明、受教育程度更高，他們就比窮國同行的生 產率高出數百倍，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富國的人們之所以能夠取得今 天這樣的成績，就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具有更先進的技術、更合理組 織的公司、更優越的制度和更完善的基礎設施這麼一個經濟環境中—— 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幾代人集體努力的結果（參見秘密15和17)。 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是一位著名的金融家，他在1995年一 次電視釆訪中就此問題有過一段精彩的表述：「我個人認為，我所取得 的一切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這個社會。如果你把我放在孟加拉 國或者秘魯或者其他什麼地方，你就會發現我的才華在一個錯誤的土地 上會結出什麼樣的果實來。30年之後我還是在不停地奮鬥。現在我碰巧是在一個對我的工作績效給予很高回報，而且是非常不成比例的高回 報的經濟體制中。」
所以，我們實際上又回到了我們開始的地方。個人回報並不是他個 人價值的充分體現。不論在窮國還是在富國，大多數人的實際回報都深 受移民控制制度的影響。即使是那些不容易被取代的富國公民——我們 可以說他們獲取的回報與其付出相符（雖然可能不符，參見秘密
14)——他們的生產率也非常高，但這都要歸功於他們在其中工作的 社會和經濟體制，而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個人的出類拔萃和努力工作才使 他們具有很高的生產率。
有這麼一個廣為人們接受的主張——只有讓市場放任自流，每個人 才可以憑藉個人價值而獲得公平合理的回報。當然，這只是一個神話。 只有當我們徹底擺脫這個神話並緊緊抓住市場的政治本質和個人生產率 的集體屬性時，我們才能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歷 史遺產和集體行動因素，而不僅僅是個人才能和努力，在決定如何獎勵 個人這個問題上都應當給予適當的考慮。
並不是勞動生產率低，事實上我們可能是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文明
你觀察到的現實只是因為被別人利用先行者優勢剝削了而已。
這個世界上有人比你有錢1萬倍甚至10萬、百萬倍，他的勞動生產率比你高多少？
一個小故事。廣西某市綠化部門招標。
德國企業方的人信心滿滿就來了，最成功獲選的是中國某個不入眼的小公司。德國企業方很憤怒，指責這個是暗箱操作。甚至還通告外企同行這種不公平待遇。
而那家小公司全都是進城務工人員，半文盲，年紀30-50歲。
而德方全是高材生，機器設備高科技。
在外界眼裡，中國官方那個真的傻，人工能比機械化嗎。效率那麼低。
而當地官方那個眼裡：又解決一幫人就業問題。
從微觀產業上來說，國內的勞動生產效率並不低。雖然談不上超出同業水準，但也不能講「這麼」低。中國商品能夠在國際競爭中後來居上，儘管是中低端產品，儘管有著低人權和匯率優勢，但也有生產勞動效率較高的因素在內。
如果不是發達國家有著移民政策限制，中國工人的勞動效率完全可以讓歐美國家的工人沒飯吃。
中國經濟發展的阻礙不在於工業製造業的效率問題，而是社會整體綜合效益低下。
平均低，落後產業拉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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