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願以身許國：爲了氫彈隱姓埋名錯過貝爾獎的中國科學家是誰？

文/滄海觀瀾

5月28日，是一位中國科學家110歲誕辰。

他曾經享譽世界物理學界，卻在聲名鼎盛時悄然藏身戈壁荒漠；

他的發現至少幫助6人獲得諾獎，他卻因爲一次選擇此生與諾貝爾獎無緣；

太空中的一顆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這個名字卻在絕密檔案櫃中一鎖就是17年……

他叫王淦昌。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生於江蘇常熟一個叫做楓塘灣的小鎮。

4歲失怙，13歲失恃，王淦昌跟隨親戚到上海讀書。

1924年，17歲的王淦昌高中畢業。在租界林立、紙醉金迷的舊上海，這位中學時就自學微積分課程的“學霸”，卻沒有大學可以上，只能到一所技工學校學習修汽車。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聯合會學生在租界內遊行講演，抗議日本資本家槍殺紗廠工人罷工領袖顧正紅。英租界捕頭愛伏生悍然下令開槍射擊，當場打死學生4人，重傷30人，史稱“五卅慘案”。

第二天，王淦昌和同學們冒着生命危險走上街頭散發傳單。當隊伍走到英租界時，王淦昌被一個印度巡捕抓住。巡捕告訴他們，這裏是英租界，不允許中國人發傳單。

王淦昌說：“正因爲這裏是英租界，我們纔來發傳單！你和我還不是一樣，我的祖國受帝國主義欺凌，你的祖國已經淪爲帝國主義殖民地，當了亡國奴。我們在爲祖國的命運呼喊拼搏，你卻爲侵略者效勞。若此事發生在你的國土上，你能抓自己的兄弟同胞嗎”？

良知未泯的印度巡捕深受觸動，將學生們帶到僻靜處，悄悄地放了。

隨後，王淦昌遠赴北平，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師從葉企孫、吳有訓教授。

1926年3月18日，李大釗帶領北京各界羣衆五千餘人，集會抗議帝國主義列強命令北洋政府撤除大沽口炮臺的無理要求，卻遭到反動政府屠殺，當場打死47人，傷200餘人，釀成震驚中外的 “三一八”慘案。

王淦昌在遊行隊伍中，親眼目睹身邊同學慘遭殺戮，悲憤難平。

葉企孫先生告訴他：“歸根結底還是我們國家太落後了，如果我們像歷史上漢朝、唐朝那樣先進、那樣強大，誰敢欺侮我們呢？”

這句話，讓王淦昌記了一輩子。

1929年大學畢業後，王淦昌成爲吳有訓教授的助教，在其指導下，歷時半年實驗，專注於清華園周圍氡氣強度變化研究，並發表了中國第一篇有關大氣放射性的實驗研究論文——《大氣放射性和北平的氣候》。

1930年，王淦昌考取官費留學生，遠渡重洋，到德國柏林大學威廉皇家化學研究所讀研究生，師從著名女核物理學家L•邁特納。

1931年，王淦昌首次提出可能發現中子的一種實驗構想。第二年，英國物理學家查德威克用此方法發現中子，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讓當初因爲王淦昌來自“中國這個近代物理學荒漠”而輕視其建議的邁特納後悔不迭。

1933年底，年僅26歲的王淦昌順利獲得博士學位，準備回國。不少德國科學家勸他留下，“德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物理實驗室，一定能讓你大展宏圖。戰火中的中國，哪裏能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

王淦昌卻說：“我是中國人，來德國求學，爲的就是報效祖國。”

1934年，王淦昌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先後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任教。這位年輕的“娃娃教授”，培養出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在內的一批高徒。

1941年，王淦昌又一次創造性地提出了驗證中微子存在的實驗建議，論文在美國《物理評論》發表後，K.C.Wang（王淦昌）名震世界物理學界。

1956年，美國科學家萊因斯首次在實驗中觀測到中微子，並因此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迄今，在中微子研究領域，已有5名不同國籍的科學家榮獲諾獎，這裏面，沒有一箇中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王淦昌擁有同樣水平的實驗設備，他將是世界上第一個探測到中微子的人！

1947年9月，王淦昌作爲訪問學者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有關宇宙線中介子衰變的問題研究。

1949年初，新中國成立前夕，他用自己節省下來的生活費購買了一個用於研究宇宙射線的“雲室”和一批電子設備，費盡周折帶回祖國。

1950年4月，應中國科學院院長錢三強之邀，王淦昌成爲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研究員。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奉命奔赴朝鮮戰場，探測美軍是否使用原子武器和投擲放射性物質。

1956年9月，王淦昌作爲中國政府代表，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員和副所長，從事基本粒子研究。

1959年3月，王淦昌領導的研究小組首次成功發現了一種反物質——反西格馬負超子存在的證據。不料，3個月後，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中蘇關係裂痕加深。“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一原本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重大物理學研究項目，自此無人領銜。

彼時，國內正在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王淦昌得知消息後，心急火燎地趕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將一張14萬盧布的存摺交到劉曉大使手中，請他想辦法送回國內。

這筆相當於3萬元人民幣的鉅款，是他在蘇聯工作期間一點一滴節省下來的！

劉大使知道王淦昌和妻子帶着4個孩子，生活也很拮据，一再婉拒。

王淦昌動情地說，“遊子在外，誰不惦記家中的父老鄉親？眼看着國家遇到了困難，我作爲一箇中國人，難道不應盡一點兒心意嗎？”

1960年12月，王淦昌奉召歸國。4個月後，他出現在二機部部長劉傑的辦公室。劉傑和時任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正在那裏等着他。

劉傑向王淦昌傳達了中央要求自力更生發展核武器的指示和周恩來總理的口信。他懇切地說：“王教授，我們今天請你來，是想請你做另外一件事。這件事和杜布納的研究完全不同。我們想請你參與和領導研製原子彈。”

“現在有人卡我們，說我們離開他們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製造出原子彈來！因此我們要爲祖國爭一口氣……”

“這件事情要絕對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一旦投身其間，恐怕就要從此告別基本粒子研究工作，您的意見如何？”

略一沉吟，王淦昌堅定地說——

“我願以身許國！”

3天后，他放下自己回國後已經開始研究的理論物理研究課題，告別家中老小，孤身一人來到核武器研究所。

從此，在世界物理學界鼎鼎大名的王淦昌彷彿憑空消失了。

他的名字變成了“王京”，通信地址變成了神祕的信箱代號；他放棄了功成名就的基本粒子研究，改做他不熟悉但國家迫切需要的核應用研究；他從此再未公開發表一篇論文，從不參加國際學術交流，離諾貝爾獎漸行漸遠……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

1967年6月17日，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氫彈。

1969年9月23日，中國成功進行首次地下核試驗。

1976年11月17日，中國成功進行迄今最大當量（5百萬噸）核試驗。

渡盡劫波，核雲散盡。

1978年，王淦昌終於調回北京，擔任了核工業部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

熟悉他的人們才第一次知道，核武器研究基地那個沉默寡言的“王京”研究員，就是鼎鼎大名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

同年，獲準公開身份的王淦昌終於如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儘管當了大官、入了黨，王老仍然保持着在戈壁高原的簡樸生活。但他堅持每月都從工資裏拿出三分之一（100元）繳納黨費，要知道，當時，國家二級工的工資每月才只有30元！

黨支部的同志勸他不用交那麼多黨費，王老卻說，“黨章規定黨員可以自願繳納黨費。”他用這種樸素的方式表達着自己對黨的感情。

70年代末，在王淦昌的直接領導下，原子能研究所及時開展電子束和激光約束核聚變基礎性研究，爲通過受控核聚變獲取核能做出了開創性貢獻。

1982年，王淦昌因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5年，他又因核武器研製、試驗方面的工作，同時榮獲2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1986年3月，王淦昌與王大珩、陳芳允、楊嘉墀聯名向中央提出了《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並由此催生了舉世矚目的戰略性高科技發展計劃――“863”計劃，爲中國高技術發展開創了新局面。

（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

上世紀80、90年代，已屆古稀之年的王淦昌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科研和工作活力。82歲高齡時，還登上幾十米高處的工地察看秦山核電站建設工程。

在覈電站建設上，王淦昌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爲主，引進設備爲輔。

當有人認爲發展核電只需從國外引進時，王淦昌說：“我們不能用錢從國外買來一個現代化，而必須自己艱苦奮鬥，才能創造出來……”

1991年12月15日，我國第一座自行設計建造的30萬千瓦壓水堆型核電站——秦山核電站併網發電，終結了中國大陸無核電的歷史。

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的5枚精確制導炸彈炸醒了中國！又一項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命運、堪比“兩彈一星”的絕密工程“995工程”隨即啓動。

同年9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大會，對當年爲研製“兩彈一星”作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予以表彰，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兩彈一星功勳獎章”，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箇中深意，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