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传人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佛陀传人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施雨华
「我会说佛教是理解世界的一种观点，而且是一种相当深奥的观点。但我不会说佛教所说的真理是惟一的真理，那样太自大了」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显然和一般人印象中的佛教上师有些不同。他被认为是最具现代气息的佛教导师。他的弘法风格鲜明大胆、独树一帜。他喜欢开玩笑，极富幽默感，「讽刺的是」几乎是他的惯用语。他不排斥科技，甚至在法会或日常课诵中使用iPad。他当过义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顾问，后来自己也成了两部电影的导演。和他电影中的小喇嘛一样，他总不错过4年一届的世界杯。
1961年，他出生在不丹一个拥有众多伟大上师的佛教家族，7岁那年，他被认证为19世纪西藏最伟大的佛教上师、不分教派（「利美」）运动主要领导者蒋扬钦哲旺波的第三世转世，很小的时候就被引向藏传佛教的许多伟大导师。「仁波切」即是藏人对转世修行者的一种尊称。 藏传佛教有极其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方法。宗萨钦哲仁波切回忆，他们这一代成长时，老一代总训斥他们：你们这些小家伙太懒散了；你们这些小家伙太幸运了；你们这些小家伙不够努力。他就想：不够努力是什么意思？我们凌晨两点起床，非常早就入睡。我们没有节日，没有周末，每周没有间歇，每月没有休假，没有父母探望，没有其他孩子做伴。甚至吃饭、睡觉时都有老师在旁边讲佛陀的故事。这叫不够努力？ 对年轻的祖古（「转世活佛」）或仁波切来说，最重要的训练之一是快速阅读（指发出声音的念诵）。因为口耳相传是藏传佛教保持传承的重要方法，如果想使传承可以延续，仁波切们需要大量诵读：经文、咒语、仪轨。如果不能快速阅读就不可能完成。光是学这个就要5年时间，这个时候，普通孩子多半在学习语文、数学、科学。 现在，训练方法完全变了。面对新一代修行者时，宗萨钦哲仁波切的心境，有点像当年的老一代，「和我们相比他们太容易了。他们有那么多玩具、那么多假日，他们的父母会提出『我们家仁波切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他们还看电视，怎么都行，你明白吗？我不会说变糟了，我不知道，但变化是确定无疑的。」而回想起自己的导师们时，宗萨钦哲仁波切满怀感激：「我现在50岁，我希望能倒回25年。那时我还不懂得好好珍惜他们。如果回到过去，有那么多事可以做。比如，我希望25年前我有台录音机，或者摄像机。但你知道当时并没有。」
如今，他在不丹和印度建立了多所佛学院。他监督的悉达多本愿佛学会在全世界有6个教学及修行中心。同时他还负责钦哲、莲心两个非营利基金会。自2010年起，仁波切发起「84000」佛典传译计划。这是一项长期的全球行动，目标是将浩瀚的佛教典籍翻译为现代语言，让全世界共享。 在世界各地讲授佛法，自然要经常使用英语——这次的采访就是用英语进行的。但宗萨钦哲仁波切说，他并没怎么学过英语，最多不超过半年。有中国朋友建议他学汉语，他非常有兴趣，「但在我这个年纪，不得不学4000个词太令人气馁了。」他说他喜欢北京人的腔调，如果真想说，会试著学一点北京话。 在他看来，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和那些新加坡人、香港人或台湾人——他们都宣称有志于成为佛教徒——有相当差异。许多时候他似乎更喜欢大陆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包袱，就像空白的画布。而在新加坡那样的地方，对佛教已经有先入之见，人们在向上师求教前头脑里也许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 目前，他已经有４部著作译成中文。其中《正见：佛陀的证悟》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佛教与其他宗教有何不同，佛的「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何理解。《佛教的见地与修道》则是深入浅出、精简全面的佛教通论。另外两本是《人间是剧场》、《朝圣：到印度圣地做什么》。宗萨钦哲仁波切和电影结缘还是在英国读硕士时。「当时贝托鲁奇正打算拍电影《小活佛》，想要一些哲学上的建议。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刚好遇到他，告诉他有个喇嘛喜欢电影，他们联系上了我。在现场我见到了中国最好的演员之一：英若诚。」
后来，他去纽约电影学院读了电影专业。他导演的两部佛教主题电影朴素而耐人寻味。《高山上的世界杯》说的是小喇嘛为看世界杯费尽周折的故事。《旅行者与魔法师》则讲述一心去美国开始新生活的不丹年轻人如何在路途中改变了心境。第3部《VARA》（「Vara」梵文中意为加持、恩惠）目前正在进行。 我们问他，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宗教传承的使命，他原本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他说，他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参照。不过他也许不介意成为另一个人，比如「一个有特色的经济学家」。理论采访部分
记者问：信仰对一个人来说是必需的吗？仁波切说：这取决于「宗教」的意思是什么。 灵性是不可或缺的。宗教是不是必需的，我不清楚。 尽管我们人类也许并不都能理解存在某些超越此生的东西，至少如果我们能想到生活中除了金钱和物质性的东西还有许多别的，那会相当有益。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作为个体，我们都会快乐，那是我们都想要的。我们想成为快乐的国家、快乐的社会，快乐的个人。所以我必须说一条灵性之道是不可或缺的。宗教不是必需的，我不认为它是必不可少的。
记者问：佛学是真理还是对世界的一种见解？仁波切说：嗯，如同所有的思想路径或体系，佛教对整个世界，以及个人世界——我们自己，有一种独有的见解。因为说到底是自我「创造」了整个世界。我想禅宗有个说法：学佛是为了了解自我，而了解自我是为了明白自我并不存在。所以，以此为背景，我会说佛教对自我和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有相当复杂的分析和见解。 如果你检视佛教的教法，比如关于无常的教导，关于因缘而起或「缘起」的教导，你可以分析，甚至带著一些怀疑的态度，来判断它们是不是正确的。我会说佛教是理解世界的一种观点，而且我会强调它是相当深奥的一种观点。我不想说佛教所说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那就太自大了。但作为一个佛教徒，我认为佛教中所说的真理针对的是个体性的体验。就我来说它是足够的。对我而言它是令人满意的。
记者问：佛教对事物的本性有什么独特看法？仁波切说：这不太容易回答，因为当我们谈到最初的本性，谈到究竟真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用相对的措辞。当我们需要将真理只是当作简单的真实来谈论，我们首先不得不说到什么是不真实的。这是我们人类理解事物的唯一方法。因此，在佛教中，当我们谈到现象的本性，我们以两种传统的方法入手。我们尝试在相对层面上和究竟层面上去观察现象。在相对层面上，佛教徒视一切和合现象为无常。任何由我执而生的情感，总会导致痛苦。一个佛教徒会这样概括相对的见地。当我们谈到究竟的见地、绝对终极的真理，我们的工具和方法就不够了，语言、逻辑、实验室，不管什么都不够用了。我们有的那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没有弄明白完整真理的工具。佛教经典中有个故事说的是6个没有见过大象的盲人尝试描述大象。摸到大象肚子的人说它是圆的，摸到鼻子的人认为大象很长。诸如此类。
所以，佛教中的究竟真理，至多以「空性」来标示。但这也只不过是一个词而已。话虽如此，佛教中究竟真理的概念并不是随意的东西，像那些你觉得匪夷所思，不可描述，不可思议的东西，你读完了后就把它放回书架上。它不止于此。究竟真理，虽然是不可描述的，但却是你可以真正领悟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佛教里，有一个非常精深的禅修系统来引导你去那儿。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例子。你怎么向没有尝过盐的人描述盐的味道呢？我们可以给他们糖和香料，然后说，「这不是盐的味道。」通过这种分析，你会发展出一种智慧或信心，知道你所见的，和你所感知的并非是究竟实相，明白吗？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做到的最好程度。你可以推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确信，.你不固守己见。当你持续那么做，你会开始体验到某些适于究竟真理的东西。
记者问：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佛教徒呢？
仁波切说：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可能会问，你怎么判断某人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有点类似。因为社会主义哲学很好，它是以人为本的。但社会主义者可能是多变的，尽管他们也许表现得像是很好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有些可能是资产阶级分子，甚至是真正的资本家。我们有许多对这些事物的盲点。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佛教徒可能表现得非常有道德、温和、平静等等。但也可以说，如果你是一个遵从四法印的人，比如所有和合的事物都是无常的，至少在智性上，你可以说你是佛教徒。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衡量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按传统，你可以从皈依与否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佛教徒。这真的是很个人的。甚至我自己，尽管已成为佛教徒50年了，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如果我受到考验，例如我被强迫不能吃午餐或晚餐，我想我会发脾气的。但发脾气也并不必然意味著你不是佛教徒。所以这非常难判断。记者问：相比佛教，基督教近些年在中国发展得很快，对此您怎么看？仁波切说：我当然赞成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他们道路的自由，不只是他们的精神道路，还有生活方式。但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些看法。在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没有心灵，我们的肉体就和尸体无异。没有什么比心灵更为重要。精神道路是心理性的，和你的精神，如果你喜欢用神学辞汇——你的灵魂有关。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在探寻精神道路，而且在那种探寻中他们找到了基督教，好极了。那非常好。如果在探寻中，他们找到的答案是伊斯兰教，好极了。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去探寻，而是被强加了一条道路，或是被恩惠和贿赂暗中旁敲侧击，我就会有疑虑了。我不认为那是正确的方式。是哪种宗教施加的强迫无关紧要，哪怕是佛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佛教徒永远别尝试以提供恩惠、金钱和安慰把国人转变为佛教徒是非常重要的。
精神道路就像坠入爱河。如果你选择一种宗教是因为金钱等，那么这就像娶一个妻子或嫁一个丈夫是因为对方富有。这不是发自内心的。只要人们真诚地探寻，我想他们选任何道路都是好的。任何种类的精神道路都是重要的。记者问：在《正见》中，您说在您看来，佛教比基督教更平等更现代。为什么这么说？仁波切说：我说过吗？我不确定我是这么说的，不过，好吧。
佛陀说过，你是你自己的导师，无人在你之上。佛陀还说过，「请来了解。」他没有说过，「请来加入。」如果你细想一下，这是很现代的。他说他自己的教导必须被检查和分析，他的道路不应该只是在字面意义上被接受。他鼓励这种分析。他强调说，将来不应该有指定的领导者创建和强迫推行规则，拥有权力的是僧伽。这就是民主。佛陀教导说，时间是相对的，外在的全能的造物主并不真正存在。他说每个人都同样有著基本的人类良善，而且究竟上都有觉悟的潜能。这种潜能必须从内部发现或唤醒，你不能依靠任何人把它给予你。 你无需向某个人乞求觉悟。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说佛教是相当现代和平等的。另外，佛陀的教导，例如四圣谛或四法印，如果你细看一下，它确实并不受限于地域或文化。比如，「所有和合事物都是无常的」这个事实，并非只在印度是真的，在中国和欧洲也是如此。因此，它是非常客观的，它真的不是在谈某种神秘或文化的东西。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如果你深入地观察，佛教和现代思想更为协调。
记者问：您还说佛教基本上是非神论、非神学，请解释一下。
仁波切说：我不知道。你看，像「有神论」和「宗教」这样的词是很相对的。比如，有神论意味著相信有一位神或众神真实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佛教不是有神论。同样类似的，说到宗教，什么是宗教？一种对存在掌控人类命运的超自然力量的强烈信仰。这个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宗教的定义和神有关系，那么当然，佛教不是一种宗教。但我想「宗教」这个词有点复杂。 「神圣的」(「divine」)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在说一个真实存在的，外部存在的神圣的神，那佛教徒是不相信的。但佛教徒的确相信我们心的真实本性即是佛。如果那样的佛被表达成「神圣的」(divine)，那么是的，你可以说佛教是一种宗教。「religion」的中文是什么？
你看，有趣的是，佛陀从来不是一个佛教徒。某种意义上这很简单。我们都想要快乐，我们需要知道怎么让自己快乐。对此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释迦牟尼佛以他自己的方法教导，他甚至重新定义了「快乐」。读到他的教诲时，我们认识到原先所以为的快乐实际上并不是快乐。这个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观点和思想，就是如此。我们可以对此作分析，如果我们认为他是对的，就可以追随他的道路。 佛教真的相当复杂，你知道，你不可能弄出一本小册子，说这就是一名佛教徒行为举止的守则。所以，比如我今天刚跟人谈到，在大乘佛教中，特别是在中国，你们尊崇伟大的禅宗大师，但你们也尊崇济公这样的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禅宗大师们容貌美好，非常安详，而济公是个醉鬼对吗？在中国你们也尊崇他。没有谁说，「这不是佛教徒，不是。」实际上这就显示出智慧总是超越二元判断的，如果你要定义何为佛教徒，这似乎是惟一的方式。
有时我出于对佛教的虔诚太过入迷，感觉我们应该尝试让更多人皈依。为此，你将不得不简化佛教，给出一些可以照办的简单规则。你知道，就像作为一个佛教徒你不能吃鸡，你必须穿这件T恤，你必须每年至少去一次五台山，如果我们制定这类简单的规则，我确信更多人会成为佛教徒，因为这很容易遵循。但佛教并非如此。这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优点，它会保护佛教。 你无法改革佛陀真正的教导。没有改革的需要，将来也不会有改革的需要。请切勿改革。比如，「所有和合事物都是无常的」——你怎么改革它？你不能。所以你只需要接受。记者问：您设想过一些改革佛教的办法，想把它变得更单纯、更直截了当、更清教徒式，能讲讲您有些什么主意吗？现今的佛教哪些方面不单纯、不直接、不清教徒呢？仁波切说：佛教总是被文化所挟持，我想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对此我们不得不小心，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去除文化。
现在我只是有些担心，因为佛教在中国正在成长。人们正变得缺乏善巧，感到压力，不快乐，所以精神性的寻求更多了，或者寻求某种解决方法。我只是担心佛教除了被文化所挟，还会被物质主义所挟。而这非常危险。这两个威胁将会长久存在。「修道上的唯物」 （Spiritual materialism）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应对的。
但这是很复杂的。你真的不能说「哦，这座寺院看上去那么富有，那些人不可能是真正的佛教徒」。外表可能有欺骗性。但也许有迹象可以显示，如果一位老师说话很坦诚，，试图修正我们的情绪、执著、自我，那他们也许不错。如果一位老师或一个机构拍你的马屁，使你自我感觉良好，也许此时此刻感觉是好的，但长远来看这不是一条精神之路。这需要仔细考虑。记者问：近来在中国，我们经常谈到普世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民主。对佛教徒来说，这些普世价值意味著什么？他们应该怎么看这些价值？仁波切说：我个人认为，不仅中国而且全世界都应该关注佛教，不是出于虔信而是出于纯粹的必要。佛教有许多的解答，它一直都有，但不幸的是不知怎么搞的，它和一些古代的迷信宗教混为一谈了。这非常糟糕，因为我认为佛教可以提供很多东西。
比如，普世价值，像爱、仁慈、怜悯、创造力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但当我们佛教徒谈到自由时，也许更重要的是谈自己内在的自由。我们深受文化传统教条束缚，但一旦一个人由内在获得自由，他就永远自由了。事实上，这种自由是佛教教授了那么多年的核心主题，已经有无数相关的文本。同时我认为关于缘起的佛教哲学对现代世界也很重要，值得细想。 中国和印度，曾一度出现过一些大思想家和智者——我们的祖先中有佛陀、孔子、老子、庄子，等等这些人。他们如此智慧。在我看来，佛陀的缘起观对现代中国和印度都非常有益，我感觉中国人和印度人正在忘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中国和印度肩负责任，因为西方没有缘起观的概念。在西方，人们是非常独立的，缘起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是很新的，但它在这里已经存在3000年了。 这和时事很有关系。比如说环境，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物质灾难。国家正在实现我们所说的「富有」，但仅仅是物质上的富有。人们忘记了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他们砍了树去做报纸。我们忘记了缘起。一些年后或者一代人之后，我们的孩子会苦于空气污染。所以说缘起哲学非常有价值，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在幼儿园阶段就引入。我们的孩子必须懂得他们选择吃什么会带来的结果。比如在中国，当孩子们学著用筷子吃饭时，如果在课程中有书本提醒他们，无论你们做什么，吃、喝、想什么，都有后果。我们并不是说不要吃或不要做任何事。当然不是。我们不能那么说。但我们让孩子们看到任何事都有后果。你用的纸有后果——在印度或亚马逊的某个地方很多树被砍了，就是为了制造这些纸。如果我们能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我们就能在10年、20年、30年内提高人们的意识。比如SARS之前，没有多少人经常洗手，现在每个人的意识都增强了，他们看到了不洗手的后果。所需要的就是教育，不是吗？ 所以这些就是价值，来自佛教教导的佛教价值的确可以有助于下一代。缘起的要义需要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佛教徒，我甚至不要求老师们说这是佛教的教导，这无关紧要，我们不必说这是佛教的教导，不需要。一旦他们理解了那些原理，爱和怜悯自然会生发。就像我们说，爱你的邻居，当我们爱我们的邻居时，这不只是一种宗教行为，这不应该只是一种宗教行为，而应该是常识性的行为，是常识性的事情。我们做有些事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起作用。记者问：在《正见》中您说，「即使从非常实用性的角度来看，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比起纯粹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有长远的利益。」您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什么是「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它为什么比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有长远利益？仁波切说：一般来说，这个世界的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人，对我们自己心灵的思考是不够的。我们没有充分沉思。我们自私、自我中心，可是我们没有深思过自己的心灵。而且即使我们想到了心灵，也总和一些物质的东西联系起来或以之为背景。比如，我怎么让自己快乐？我需要买一辆车，那会让我快乐。你明白吗？这和物质有关。但如果我们去森林里散步，我们不是去占有森林，我们不会把森林搬回家，你只是在森林里散步，而你就能以比买车少得多的努力获得持久得多的快乐。这是我要说的：沉思。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缺乏自省。我所说的甚至并不是精神修行，我说的只是自省而已。比如当我们愤怒时，我们发泄出来，而不是想想愤怒本身是怎么回事。
记者问：我们怎么能够在认识到生命无常之后却不陷入悲观？
仁波切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想很多时候当人们在寺院，从老师和僧侣那里听到佛教关于无常的教诲，结果总是将无常理解为否定和悲观的，仿佛这是个坏消息。然而，重要的是意识到死亡逼近的现实，意识到死亡的不确定，关于无常的教诲未必非得是悲观的。正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才会有机会、希望和改善的理由，才有努力工作心怀抱负的理由。如果事物不是无常的——比如说你陷入了一个悲惨的处境——你就会陷在那里。或者说今天你不高兴，今天你很沮丧，多亏了无常，你才很有机会从沮丧或类似的处境中摆脱出来。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还有，如果我们明白自己的生命多么无常，的确会有助于我们感恩自己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理解和深思无常是如此重要。当忘记无常时，我们倾向于把事情看得理所当然。就像我经常说的，我们购物时，就像自己还要再活1000年似的。而且由于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们因过度而破坏了世界。我们买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做了太多不必要的事。浪费太多了。我们那么做是因为有点忘记生命的暂时性了。
记者问：接受无常，虚妄的期待、失望会消失，但并不能改变无常本身，改变的只是心境。心境改变是否也可能源于自欺，怎么区分觉悟和自欺？区分两者是有分别心吗？仁波切说：这个问题有点难。觉悟与对真理的绝对认识有关，和自欺完全是两回事。在相对层面上说无常无法改变是对的。所有和合之物是无常的，这是事实。所有已降生的生命都注定死亡，这也是事实。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些只是相对结论。这对于常人可能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但瑜伽修行者或是禅修者超越时间、空间和各种关于无常和恒常的区分。所以一旦你达到那个层次，甚至无常也只是相对真理，一个人甚至可以超越无常。我想这就是佛教徒试图达到的境界。
记者问：您说过抑制对事物的判断，对它们漠不关心，并非证悟空性，同样没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真正的空性觉知一切事物。根据进化论，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不同的是人具有意识，能觉知。在人这个物种出现之前，世界本性是不被觉知的吗？有觉知者的世界和没有觉知者的世界，本性是相同的吗？仁波切说：这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我们必须界定我们说的「觉知」是什么，因为动物的确有觉知。可能动物没有跟人一样的觉知，但它们确实有觉知。在某些宗教中，允许杀死、食用鱼和兽类这样的物种，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作为人类的食物而创造的。在佛教中完全不是这样。动物可能不会上大学，不会读文学，它们没有那种觉知，但它们的确有一些觉知。它们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母亲，它们能分辨出某些恐惧和危险，它们试著去避免伤痛。它们可能不知道要躲避什么，可能不知道当一柄锋利的刀伸向它们的脖子时，就意味著它们生命的终结。但在许多方面，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如此。空气和水中漂浮著大量辐射和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毒的东西——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它们有毒。所以觉知是个很宽泛的词语，是我们要细想的东西。
记者问：在您的书和视频里，我注意到您有个惯用语「讽刺的是」，让我想到，也许您认为世界是荒谬可笑的？仁波切说：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荒谬。所以我受制于这个世界的节奏、游戏、逻辑和陷阱。我祈愿能把这世界看的如同过去所有伟大的菩萨们看到的一样荒谬。把世界看作荒谬的非常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必须对那些把这个荒谬世界视为正常的人怀有同情。这个方面也很重要。否则，如果你没有这种同情，那么仅仅把世界看作荒谬的，只是一个傲慢的因。
记者问：以佛教的因缘论来看，人有自由意志吗？仁波切说：这又是个很大的问题。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同时他们又没有。就像这样：在你煮一个鸡蛋前，你有自由意志，你知道你有煮、不煮或煮到一半熟，或者油煎或用水煮，所有这些。但一旦你煮到90%，除非你是位圣人，再想扭转它就很难了。所以，这是个我必须谨慎回答的问题。我们在什么时候说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说我们在一开始有选择的自由吗?是的。我们在当中还有选择的自由吗？也许有。即将结束时我们还有选择的自由吗？也许没有。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个人采访部分
记者问：在《佛教的见地与修道》中，您提到了传承的重要性，能否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从老师那儿获得思想，又是如何传递给您的信徒的？ 仁波切说：我必须非常谨慎地谈论传承。当我谈到它时，我希望我不会把它当作毕业证书来用，就像牙科诊所里挂著的那种牌匾。如果我以那种方式夸耀自己的传承和传承上师们，不但是不健康的做法，而且会使我的老师们蒙羞。在藏传佛教中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佛教徒相信因、缘、果之道。而传承正是一种因、缘、果的产物。如果没有传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揭示新的教法——只是读了一些书、弄了个宗教大杂烩就说，某个早晨我醒来时获得了这个启示。现在世上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传承上师需要担心和敬畏。他们没有任何的原则需要遵循，突然就展现他们自己是伟大的人物。那只是没有传承的堕落之一。即便是泡制中国茶你也需要传承，需要很多因和缘，像是应该在什么温度、煮多少水。所有这些对一位茶道大师恐怕都是很重要的，对吗？
传承的了不起之处在于，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来，伟大的传承导师们分享了他们的思想、经验、建议，而且他们有一套发现学生错误的方法。这些实践在传承中得到了完整的保存，而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修行者来说很重要。我愿意把自己看作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努力的、有愿心的学生。我的传承尤其如此。(注：宗萨钦哲仁波切是19世纪藏传佛教利美运动主要领导者蒋扬钦哲旺波的第三世转世。利美运动，又被称为不分教派运动，近代藏传佛教重要的精神复兴运动。支持者们希望统一藏传佛教不同教派间的歧见，对不同教派间的教义与传承同等尊重，以回到佛陀最初的教导，并保存藏传佛教的传统。)我也遵循莲花生大士的传承、文殊菩萨的传承，并尝试遵循金刚总持的传承。我不喜欢列举萨迦（花教）、宁玛（红教）、格鲁（黄教）、噶举（白教）所有这些派别的名字。我觉得这些名称已经过时了，并且和西藏文化有太多纠缠。比如，萨迦只是一个地名，是西藏一个叫后藏的地方。我们21世纪的人并不真的理解「萨迦」的意义。所以我宁可把自己看作一个努力成为伟大的萨迦派大师、宁玛派大师学生的人，是导师的学生，而不是教派的学生。 我认为自己相当幸运。在我成长时，我有一些非常好的、真正思想开放的监护者。因为我当时还是孩子，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但他们的确做出很大的努力，带我去见许许多多伟大的老师。这与蒋扬钦哲旺波和蒋贡康楚罗卓泰耶的传统——不分教派的精神是吻合的。所以我也许可以自夸的一件事，不是具有任何特殊的品质，而是至少有一个宗派观念比较淡薄的头脑。我真的感到宗派观念是绝对、完全荒谬的。就是这样。记者问：请谈谈您主要的导师，他是什么样的人，您从他那里得到的独特启示是什么？
仁波切说：我有过许多老师，我想我们在谈论我的老师们，对吗？我有过许多老师，我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我现在50岁了，当我回想起我的导师们，我希望我能倒回25年。那时候我不懂得如何好好珍惜他们。如果能回到过去，有那么多事我可以做。比如，我希望25年前我有台录音机，我希望有台摄像机，我希望当时已经有MP3录音机了。当时并没有，但你知道，也许我们当时没有所有这些东西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真的不得不细心听。总之，我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珍惜。我有过那么多的老师，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令人惊奇。当然，毋庸多言，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非常突出，我想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除了是个好老师之外，还是个很伟大的人，而这是特别重要的。可能我太世俗了，不过有些伟大的老师要么太顽固，要么脾气太急，要么太难说话，要么思想太狭隘太清教徒，要么太过宽松，我不知道。但顶果钦哲仁波切就像一座山。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们，也许这可以概括一切：我和顶果钦哲仁波切同样有很多学生。他所有的学生，从清洁工到大喇嘛或国王，都会这么想：「我得到了仁波切的特别关注」；而我呢，我所有的学生都在想：「噢，仁波切忽视了我」。这就是差距。
记者问：藏传佛教有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方法，请谈谈您所受的教育，您需要学些什么？仁波切说：我们这一代成长时，老一代总是训斥我们，你知道，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小家伙太幸运了，你们努力的不够，你们这些小家伙太懒散了。」我们就想：「为什么？他说我们努力的不够是什么意思？我们凌晨两点起床，我们那么早就入睡。我们没有节日，从来没有，没有周末，每周没有间歇，每月没有休假，没有父母探望。甚至在我们吃饭、睡觉时，都有老师在讲佛陀的故事或者类似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感觉像是残酷的训练，毫无疑问那是非常严格和孤独的。身边没有其他的孩子，没有伙伴。我们就那样长大，而老师们一直责骂我们。但现在当我们去看新一代的祖古（转世活佛），哇！和我们相比，他们来的太容易了。他们根本不学习！他们有那么多玩具、那么多假期，他们的父母会来说，我们家仁波切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他们看电视，什么都可以，你明白吗？所以是的，我想这种训练已经变了。我不会说变糟了，我不知道，但变化是确定无疑的。
过去我们什么都学，佛经，阅读。对一个年轻的祖古或者仁波切来说，最重要的训练之一就是快速阅读（注：指发出声音的诵读）。有的人也许认为这有点浪费时间，我们光学这个就几乎花了5年，你们可能在学习数学、科学，类似的东西。大多数新一代仁波切没有学习怎么快速阅读。这一点令人不安，因为我们之前说到过传承，如果我们想要使传承可以延续，我们需要做很多灌顶，而这需要我们做大量读诵：经文、咒语、仪轨。如果不能快速阅读，就不可能完成。记者问：据我所知，您没有结婚也没有剃度，谈过恋爱。这和一般理解的佛教徒有些不同？仁波切说：是，当然有所不同。如果你去泰国，那里的法师也不同。有时这会令人困惑，但基本上这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出家戒。如果你受了出家戒，那么你当然不会被允许结婚。午餐后进食或触碰黄金等等都是不被允许的。在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戒律系统的形式可能是最完备的。现在，在西藏因为密宗的学习和修行，不是每个人——老师或修行者——都会出家。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我总是觉得结婚和出家一样难。（大笑）你明白吗？出家不容易，结婚也很难。所以我有一点悬而未决。而且，我想，我也许会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做自己能做的，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承担太多，或者承担自己不能承担的，然后假装我们可以，那可能会导致虚伪。我们可能欺骗自己，更糟的是，欺骗别人。不过，谁知道呢。也许最后我会结婚，也许我会成为僧侣，这可说不准。
记者问：在世界各地讲授佛法，常常要使用英语，这对您解释清楚佛法是不是有所限制？您怎么学的英语？仁波切说：我从来没有正规地学过英语，可能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余的就是靠虚张声势了。所以，我挑我知道的说。我的一些中国朋友鼓励我学汉语，我的确也想学。但在我这个年纪，不得不学4000个词太令人气馁了。不过我喜欢北京人的腔调，所以如果我真想说一点，我会试著学一点北京话。
记者问：您接触过各种修行者，他们有没有共同的困扰？通常他们想从您这儿学到什么？您通常的教授和开示方法是怎样的？仁波切说：这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困扰。男人，女人，不管是谁。好，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不是为了奉承中国人，这是认真的。这么说可能太粗略了，但我认为和一个新加坡人、香港人或台湾人——那些声称自己是佛教徒或有志于此的人谈话，与同一个中国大陆年轻人谈话有很大差异。而且我不得不说，许多时候我的确更喜欢大陆人，因为那些年轻人看来没有什么文化包袱，对我来说，这真的很像空白的画布。然而，尤其是在新加坡那样的地方，对佛教已经有先入之见；所以下意识的，他们在问我之前头脑里已经有答案了。
记者问：日常生活中您是怎样的人？仁波切说：我确实不清楚。但我为很多事操心，我是个很紧张的人。有人说因为我是双子座，我有神经紧张的毛病。我想这点很对。人们以为我很无趣，事实上我并不是，那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我内心其实很害羞。我应该是一个和蔼的人。但这很难，我越来越意识到做个和蔼的人太难了。
记者问：您是否已经做到没有机心？仁波切说：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时常有某些机心而自己意识不到。而许多时候，我清楚知道自己怀有机心。 但多数时候是我有机心，而我没有意识到。你知道，自私是如此细微、活跃、有组织的。我以无私开始某事，我以善良、理应是慈悲的慈善之举开始某事，但自私悄悄混进来，然后已经为机心画好了蓝图。这是要小心的。这是个好问题。
记者问：您主持或监督许多寺院和修行中心，还要负责两个基金会，怎么还能够有时间拍电影？仁波切说：很多我的喇嘛同道们也这么问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有时我也感到困惑，尤其是拍电影的事。我正打算拍一部电影，有这么多事要做这么多事要想。当我看著我的制片人，我看到这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基本放弃了她的工作，一周7天，每天24小时投身于此，为此掉了很多头发。而且其他所有帮助她的人们，也都在为此操心。所以有时我也困惑我为什么拍电影。为什么我要把这么多人带到痛苦、折磨、焦虑等等之中。不过这是，我想你可以说——可能前面的问题已经提到了——心机。
记者问：您可以说，那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仁波切说：也许吧。我想用这个借口：我想拍一部关于佛陀生平的电影。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拍佛陀的一生，与中国伟大的玄奘法师的一生并行讲述。这有点像一个梦想或希望。我应该告诉自己，如果它没有成为现实，顺其自然吧。
记者问：您是怎么结识贝托鲁奇导演和英若诚先生的？仁波切说：当时伯纳德?贝托鲁奇正打算拍电影《小活佛》，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告诉了我。他们正在写剧本，贝托鲁奇想要一些哲学上的建议。在电影方面我完全是新手。我希望我知道一点电影制作，但我完全不懂。我只是喜欢看电影。我真的渴望拍出伟大的电影。但不管怎么说，我朋友的朋友，一个美国女孩刚好遇到了贝托鲁奇。她告诉他有个喇嘛真的喜欢电影，他们就联系了我。在拍摄现场，我见到了中国最好的演员之一——英若诚。当时我正在伦敦亚非学院读硕士。实际上我很困惑我在那儿干什么。对我个人而言那完全是浪费时间。然后贝托鲁奇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由离开。
记者问：《高山上的世界杯》中，老喇嘛怀有深切的乡愁，对修道者来说乡愁是不是一种执著？您有乡愁吗？您把何处视为故乡？仁波切说：是的。这是个好问题。我出生在不丹，我是不丹公民。我真的关心不丹人的幸福，我真的关心不丹的年轻人。但在文化上，我非常醉心于或者说敬畏印度。单单是这儿有300种不同的活的语言的事实，单单是这儿有诗歌，这儿有长达3000年的舞蹈传统的事实——这是我下一部电影的主题。3000年历史的舞蹈，3000年历史的音乐，这些都令我著迷。所以从文化上说，在印度我感觉很自在。或许这也是因为我是佛教徒，佛陀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印度人。除此之外，我越来越少有「在家」的感觉。世界变得这么小，在香港你可以喝到纽西兰的猕猴桃汁，基本上，你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任何你在纽约能得到的，在香港也能得到，商店看上去都一个样。遗憾的是，它们都想努力变成一样的。因此，所有这些也导致与你可以称作故乡的特色越来越近。
记者问：我听说您也使用iPhone和iPad，看来您并不排斥科技，科学也有对世界本性的解释，例如宇宙大爆炸理论、相对论等，您怎么看科学对世界的解释？仁波切说：实际上，我会使用iPad是因为有个中国人给了我一台。我不得不说，iPad令人惊奇。现在我甚至在法会中都在使用它。我大概有差不多6000个藏语文本，我可以随意选择所需要的，就这样拿著。是的，当然，人们怎么可能排斥科技呢。科技已经出现在这里，而且还将继续。与其回避科技，不如和它交朋友。当然，我们必须记住，不能让科技对我们和世界的生态等等造成灾难。我们也许可以利用科技实现这一点，而这是科技的好处。科技本身并没有生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利用它时出于什么动机。我总是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这么蠢，制造了这么多毁灭自己的科技。你知道，我们有能力去月球，却不能做一些无害的、有益生态的事。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想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人类有太多的贪婪和不安全感了。
许多喇嘛对科学和佛教的关系有一些兴趣。科学的一个优点是研究和探寻。他们探寻、探寻、探寻，兴趣无止境。他们做研究，非常理性导向、逻辑导向，不会只是因为表面现象相信某些事物。这是桩好事。而很多喇嘛对科学感兴趣，我想是因为他们现在将科学视为权威。科学家所发现的，特别是与心灵有关的科学——关于心智、原子、时空等等这些方面的科学——他们探讨的方式真的很接近佛教。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藏喇嘛和佛教学者产生了兴趣。 但我仍然得说，两者存在著鸿沟。在某些方面，科学和佛教没有任何共同基础。比如，关于心的概念。如果要讨论，必须存在某些共同基础。就像我们在讨论这张桌子，你和我必须都同意这里有一张桌子可供讨论，类似这样。但让我们看看事情会如何。如果我没说错，科学好像对客体更有兴趣，而佛教对主体、冥想、心灵活动更有兴趣。而依照佛教，主客体最终是不分的，它们没有区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们不断探寻，最后他们是有希望得到正确结论的。我能说的就是这些。记者问：您怎么看死亡，对此还有恐惧吗？仁波切说：非常恐惧。也许使我保持做一个不那么糟的佛教徒的,就只有这件事(对死亡的恐惧)。而死亡的不确定性，甚至更糟。
记者问：有没有想过自己原本可能成为另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传承使命的话？仁波切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参照。自从我自母体降生，我就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你明白吗？所以，我没有太多的参照点。不过实际上，我近来在和一个朋友谈论经济，我想我不介意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不过，我会努力成为一个有特色的经济学家——我不知道——一个有宏大的、或者更健康的动机的经济学家。可能我也愿意出生在非洲的某个地方，我听说那里的男人会为自己化妆，去追求取悦女人，这是因为我挺喜欢在自己身上画点什么的。就这样吧。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