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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央社

作者为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自己在学校教书或对外演讲时,许多听众或学生都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联性,并且比较目前两岸这个命题上的制度差异。

我认为,政治合法性就是权力者给予被统治者一套「我之所以统治」的理由或说法;如果政治成员彼此愿意在这个论述中,追求共同价值理念并规范彼此的行为,就是「政治认同」。直言之,建构人民的政治认同往往是当权者落实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工程。

对于威权政体而言,国家民族主义往往是政治合法性与认同的来源,执政者往往将个人崇拜镶嵌在「洗刷历史耻辱或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中,这种政治性的后设叙事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倘若民众或异议挑战其论述的合法性将成为党国体制与人民的公敌。这个现象可在过去的纳粹、法西斯与苏共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对人权的戕害找到解释,哈夫纳、葛兰西、沙卡诺夫或是索忍尼辛都是世人熟悉的个案。

对应当下的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前文的逻辑在习近平所建构的中国梦与民族复兴的语境中有了更贴切与生动的诠释:

「中国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后提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构想,也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就是十二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在论述中国梦的内容后,习近平更积极建构与中国崛起相适应的话语权,十九大政治报告的「新时代」、「两个一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用语中找到答案。消极来说,是为了洗刷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积极来说,除了对内塑造新的民族共同体与国族认同外,更企图在国际秩序中寻求中国的新空间座标。对于习近平而言,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客观事实,除了西方现代化发展路径,中国模式或是中国梦足以成为其他后辈发展国家学习的典范,这也意味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可以摆脱「普遍下的特殊」的从属关系,身置可以一跃为「特殊下的普遍」的主导地位。

深刻来说,北京想要表达的是:中国有自身现代化发展的规律与特性,西方自由主义价值所揭橥的宪政主义、多党政治、人权保障、开放社会、市场竞争并不是普世价值,也不适用中国未来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即便中共口中也宣称「自由民主」,但是端看「法治爱国」的形容词,就知道宪政主义所彰显的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并不在内。在此背景下,刘晓波与刘霞的所受到的对待就不难理解,更别说李明哲的处境。

在两岸关系中,北京始终将民族主义置于民主人权之上,习近平对此有了最新的诠释,「民族复兴与两岸统一」的价值更胜于公民社会与宪政主义内涵:

「两岸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利益和尊严,是引领两岸共同奋斗的精神旗帜。台湾同胞应和大陆同胞一道投入到这一历史潮流之中,共担民族大义,携手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换言之,虽然习近平也表示:「完全理解台湾民众的『特殊心态』,充分尊重台湾民众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个理解与尊重仍有前提与但书,就是必须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下九二共识」,如果有其他主张选择或是替代方案北京一概不接受,因为这些都是其眼中的「台独」,如果执意坚持走与中共不同的道路,这些人都是无数的「刘晓波」与「刘霞」。

与中国相较,台湾民主化以来也有其自身政经运作逻辑,显然地,自由主义与多元价值是台湾难以逆转的社会共识,在台湾经历太阳花学运之后,新的社会集体意识更确定这个趋势。过去国民党威权时期所主张的「中华文化复兴、政治权威、经济成长挂帅」的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的内涵,在当下已经被公民社会与所取代;或者说,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公民国族主义价值的萌芽,已逐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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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想像共同体」为号召的民族主义意识。

对于民进党而言,两岸关系发展是建立在台湾的民主与民意政治的基础上,这是民进党的立场与原则,这个立场也从体现在肯定刘晓波的态度上。在去年刘晓波逝世当天,蔡英文的脸书发文表示:

「中国梦不应是耀武扬威,中国梦应该把刘晓波先生的梦想也一起思考进去。落实民主,让每个中国人都有自由与尊严,才是值得骄傲的真正大国;如果中国梦是民主,台湾会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我相信这是刘晓波先生在天之灵所乐见。」

两岸政府对于刘晓波与刘霞的定位,恰好说明双方对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的理解有著南辕北辙的立场,这也是目前两岸关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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