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 -《经济学人》一周精读（上）
周华 -《经济学人》一周精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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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近期收到不少朋友反馈，觉得这个小栏目的文章确实具有可读性，但问题就是整体篇幅太长，所以我想尝试一下把这个栏目分成上、下两部分来发送，还请你继续关注，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本期导读】
- 学院派： 再造自由主义
1 | 学院派：再造自由主义
在上一期的这个板块，我们粗浅地探讨了自由主义，尤其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三位代表人物和他们的思想，从自由主义的对立面看到了自由主义所秉持的基本理念以及所可能遭受到的攻击。这一期的《经济学人》用一篇巨幅文章深入讨论了自由主义在现代世界的各个关键领域里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从作者的眼里看，自由主义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反击。
之所以选这个话题是因为，不管自由主义还是反自由主义，其中的思想倾向我们可以不用选边站，但透过他们的思维框架来看看当代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甚至是人类前途的问题比如自由市场、移民、福利国家、世界秩序等等，却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同样的问题当新闻看是一回事，放在一个思维框架下看又是另一回事了，不如让我们一起来稍稍深究一下这些问题，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首先来看看自由主义的历史沿革
《经济学人》这本杂志最早是在1843年的时候由来自苏格兰的James Wilson所创立，其初衷就是推广「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受限制政府」这几个理念，这也是《经济学人》这个175年杂志一直秉承的理念，而这些理念背后的思想源泉就是自由主义。
当今的自由主义有著广泛的含义，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但不管涉及的领域有多广，自由主义的基本要义就是反对集|权和资源集中，然而，如今的世界却似乎在朝著反方向发展，无论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和社会道德、社会福利相关的领域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就像历史上重复过多次的那样，而今的自由主义再次面临挑战。
按照《经济学人》的解读，自由主义主要有四个关键主张：第一是社会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地方、而且就是应该这样，因为冲突会产生竞争，而竞争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第二是社会应该是多元化的，它自身就会慢慢变好，自由主义者应该坚信并推行这一点；第三是反对任何权|力的集中，尤其政|权的集中；第四是在政|治|权|力和物权上对个体的尊重，在任何权|力面前都应该如此。
从历史的角度看，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进步的动力源于遥远的乌托邦式的目标以及保守主义者强调稳定与传统不同，自由主义者勤于实践，他们是积极的改革者，广泛地推动著社会变革。随著工业化以及法国和美国革命的浪潮，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逐渐诞生了，最初的先贤包括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当年的英国是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心，之后，随著英国海外殖民的发展，「自由帝国主义」开始出现，这种思想认为英国进行的殖民主义是正义的，因为它为落后地区的人们带去了法律、物权等等。渐渐地，奉行这些思想的白人阶层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但是后来美国和欧洲对于政|府在社会当中所应该起到的作用有了不同的解释，以及因此在教育、税收和福利等领域制定出了不同的政策，自由主义便开始分化，演变成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代表支持政府在衰退时期强力介入以及为民众提供社保的一派，和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认为任何组织力量都会过度反应并触发危机的一派，后者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积极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原因。
不管怎样演化，发展至今，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石和基本原则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繁荣：个体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自由主义崇尚多元化的思想使得人们远离了来自不同宗教、不同种姓、不同性别的偏见；使得二战以来的世界对于各种冲突的包容性都远远大于以前。自由主义的原则性、务实性和适应性产生了诸多良好的政策来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也促进了自由主义本身的进步和演化。
但是，自由主义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等，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在这些挑战中暴露出的问题就是太过少地关注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被贸易和工业化过程所伤害的人们以及除了经济发展、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感之外的东西。这些失败的地方也在提醒著自由主义者，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再造自由主义了。
自由市场
现代的全球贸易体系最早的框架是在1947年确定的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随后在1995年GATT变成了WTO，成员几乎包括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在这个全球贸易体系下，全球的财富量得到了长足的增长，然而，如今最令人担心的不是每天都能在新闻上听到的关税这个词，而是在这个体系中不断加剧的资源聚集效应。有经济学家做过估计：即使现在把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所有关税都取消，全球的GDP也只会增加1%左右，而相对而言，如果全球各国能在服务领域如律师、建筑师、航空公司等，达成自由贸易的相关约定，全球GDP将会增加超过6%。
不仅如此，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对全球贸易和自由市场造成最大伤害的是资源聚集造成的垄断。首先是对土地资源的垄断，因为财富的创造基本都集中在效率高的大城市中，这导致了全球50个最大的城市中只占全球7%的人口创造了全球40%的财富。大城市的生产效率和其它地方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使得大城市的地价成倍增加。巴黎、香港、纽约、伦敦的租金一路上涨，大部分人所付的租金都比三十年前增加了28%以上。
土地资源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会导致租金的虚高，从而阻止城市移民的迁入，城市的生产效率会随之下降，从而在长期损害经济的持续繁荣。有相关研究证明，如果美国在各大城市的分区性的法律不那么严格的话，美国的GDP会比现在高出9%。
那么怎么办才好？新问题、旧办法！作者给自由主义者的建议是学习19世纪时的做法，根据土地的市场价值对土地所有者征税，同时放开城市规划的相关限制，这样可以使得资源得以重新合理分配。
对自由市场的另一个比较诡异的现象是大公司的垄断权力，像现在科技行业中的Google, Facebook, Alibaba, Tecent等等，几乎在他们所在的所有行业领域都处于垄断地位，这样不但使得市场缺乏革命性的创新，还会使劳动力群体的谈判能力越来越低，尤其是对于那些低技能的劳动力来说。另外，这些垄断力量有可能会阻碍言|论|自|由，同时激发人们的「嫉妒」和「憎恶」这些情绪，后者的破坏力可能更大。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就是一来加强数据的共享、甚至是免费使用；二来就是通过政策层面加强监管，确保新公司和小公司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从而保持市场的活力。
移民
移民这个问题在现在和上个世纪都是很敏感的话题。在1882年的时候，美国国会曾通过法案禁止中国移民，在1924年的时候，这个法案实际上禁止了所有非白人的移民，而且还将打击面扩大到了已经移民到美国的非白人人群，剥夺了很多他们的权力，如同对待黑人那样对他们实施种族隔离，在欧洲的移民潮也出现过类似的后果。
当今的世界对待移民这个问题并没有好多少，你看看现在的欧洲，就是因为大量的移民涌入才使得28个欧盟国家里有6个倒向了右翼民粹主义政|权，而且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上台也和移民撇不开关系，在南半球也是如此，委内瑞拉四处逃散的民众成了拉丁美洲最头疼的政治议题，而南亚的孟加拉国正在艰难地应付来自缅甸的75万人战争难民。
移民（或者难民）这个问题会继续成为热点话题，而且对待它的态度会更为分化，就因为下面这四个原因：
第一是移民潮会继续增加，因为南半球普遍比北半球要贫穷，而现代的通讯使得南半球的人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通过现代的交通网路，他们会持续地来到北半球；
第二是全球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系统来管理移民。1951年签署的《联合国难民公约》使得各个国家的人们有机会脱离压迫和治理混乱的国家，但仅仅依靠这个系统还不足以应付高涨的移民潮，很多移民最终只能以难民身份在新国家安身。
第三点是现在的福利国家的诸多政策使得移民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因为如果作为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话，很多福利政策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但是作为难民就适用。纳税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钱无缘无故地给了外人，而不是进入福利体系来为他们自己谋福利。
第四点是自由主义者们对待移民的态度的改变，在这一点上的改变是积极和正面的。自由主义是在欧洲还很盛行种族歧视的时代兴起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国家确实不应该为国界以外的人提供什么帮助。但是慢慢地，移民被认为是好的，因为这给了人们一个选择权，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还使得社会更加多元化，对经济的发展也有明显帮助，有经济学家做过测算，如果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无限制地允许人们移民，那么全球的GDP将翻倍。
基于以上的原因，各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都应该思考如何让移民展现出他们对于宿主国人民的好处，因为人们不喜欢移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感，而这种感觉随著全球化没有把繁荣带到每个角落而加强，所以如果能通过立法能加强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控制感，那么这个问题会容易解决的多。
有几个办法可能值得参考，第一个是拍卖移民签证；第二个是邀请个体公民来赞助移民；第三个是设立「容入基金」并由移民缴税作为资金来源，其中的资金可用于移民相关事物。
不管怎样，虽然自由主义者支持自由的人口流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理想还是要从现实出发，面对移民这个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每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之后遭致的就是抵制以及对已经移民的人的不公待遇。
「福利国家」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度，但对于「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对于西方这些高福利的国家也早有耳闻，移民其中的朋友可能也已体会到这些国家福利的种种优势了。「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最早是19世纪发源于德国，目的是国家通过福利制度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生活的不那么艰难，但同时又强调每个人肩上的压力与责任，这种制度下强调的是自由，通过自由地开设企业来促进全体社会的进步。
这其中其实隐含了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理念，那就是「帮助人们来帮助他们自己」，但是虽然现在福利国家的制度还在，社会却不同以往了。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太多变化，而福利国家制度却难以应对。现在，太多的妇女加入了全球劳动大军，太多的家庭是单亲，太多的工作不再是终身制。据OECD的统计，富裕国家中仅有60%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而在开销方面，医疗已经不堪重负，而人们的寿命却普遍延长了，此外，在工作的人和已经养老的人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在OECD国家里，这一比例从2015年的4:1一路会下降到2050年的2:1。
那么自由主义者该从何处著手呢？既然工作是最重要的，那不如就从和工作相关的领域开始思考。当今的机器人化和人工智慧化对于工作的影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其影响常常被夸大，在未来的十几年当中，这两大趋势仍旧会使得人们对于未来他们该具备怎样的职业技能感到困惑，这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到了教育上。现在的教育资源大部分是花在了一个人5、6岁到20、21岁之间的年龄段上，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投入都比较少，然而这种教育理念未来却不一定可行，因为学前教育和大学后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使得教育的优先顺序发生变化。
推而广之，福利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帮助人们来帮助他们自己，所以社会应该提供的是某种「安全网」的机制，而不是养懒人的机制，自由主义者认为依靠自己的人才是最快乐的。
和福利国家制度一样赶不上变化的还有税收制度。财产税，尤其是房产税和遗产税在发达国家已经被削减的很多了。遗产税本身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发明，为的是削减财富和权力的积聚，所以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税种应该保留甚至是加强，虽然阻力可能会比当初建立福利国家和这些税种时还大。
世界秩序
一位名叫Francis Fukuyama的美国学者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的几个月曾发表文章称，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将成为人类的最终治理方式！
2017年《经济学人》的姊妹公司经济学人情报组（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167个国家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超过半数的国家倒向了集|权或者有集|权倾向。美国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使得欧洲复兴，通过建立IMF、World Bank、GATT、NATO以及强势美元体系使得全球治理体系朝著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方向发展，然而美国民众对于美国在全球担任的角色的定位却悄然发生著巨大的变化。在2002年，911事件刚过去一年的时候，仅仅3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只管自己的问题，让其它国家去管他们自己」，而在2016年的时候，持这一态度的人群比例跃升至57%。
这位Fukuyama学者认为冷战后国际间的合作可以不完全依赖于美国，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复兴和繁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拉丁美洲摒弃军队政治等等，这些新发展都会使得世界上的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国家开始实施民主，而事实的演进在很小的一段时间里也似乎符合这位学者的预期，但很快就事与愿违了。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集|权本身的低效率和权|力滥用对其本身造成的损害会导致其自身的毁灭，但是中国似乎是个特例，因为中|国|政|府不但在数字化时代拥有了更多社|会|控|制手段，而且在其超级防火墙背后的科技企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创造著财富，同时政|府也在前沿科技领域倾注资金，这就让自由主义者认为的专|制|政|权无法持续创新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了。
随著中国的崛起，世界更需要清晰的秩序， 要不然，后起之秀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奈及利亚等等都会寻求彰显自己国家实力的方式，这会导致区域间的权力角逐不断，核武器、全球气候变化等等问题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然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推行自由主义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同时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如今的世界经济已经是一个整体，任何可以加强这一趋势的贡献都值得被支持，所以像人民币国际化这种举措是应该受欢迎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自由化。
世界需要一个支持、推行和捍卫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是如果所有的民主国家都自顾自的话，这一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自由主义也将没有出路。
总结
《经济学人》的这篇超长文章到底在说什么，到底想唤醒什么？现在如果你有机会逛一逛国外或者机场的一些外文书店，你将不难看到一些醒目的诸如《民主正在死亡吗？》之类的书名，这其实是个好现象，因为自由主义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断的自我反省，就像在20世纪时大萧条、经济滞涨和通货膨胀的70年代时的那样，处处可以看到质问自由主义是不是正在消亡的书籍。
在当今的世界，自由主义再次需要这样的自省，从而重新创造自己，因为自由主义所包含的社会契约思想和地缘政治理念已经无法适应现在这个时代，地理环境和科技的发展已经导致新的经济集|权的出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新的福利和税收体系，全球移民的身份需要重新来定义，面对美国的无动于衷和中国的崛起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世界秩序。虽然所有的问题并非都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因为尽管像气候变化和一些黑科技的发展是21世纪的新问题，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满却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连同财富与权|力的破坏性的积聚，这些都是可以通过19世纪的老办法来解决的，比如促进竞争和加强土地和遗产的税收等。
现在最重要的缺失不是方法，而是自由主义者们似乎没有紧迫感和胆量去做改变。虽然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很糟糕， 但相比而言似乎还没那么严重，自从2008金融危机被成功制止之后，自由主义的自满情绪似乎就开始增长，这使得很多政策制定者缺乏激进改变的动力，即使在面对之前处理欧洲诸多危机中的失利，以及导致如今欧洲的众多政治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
怎样开始改变呢？也许可以从传统的党|派结构开始，就像马克龙总统在法国所做的那样；此外是积极推行言|论|自|由，因为据Freedom House的调查，全球只有不到13%的人享有这个权力；再者就是对社交媒体的治理，因为如果通过它们人们形成了太多的偏见，他们对其它意见就无法接受了。
最后，用一句《经济学人》创始人James Wilson的话来总结就是：「没有什么比理性之间激烈的竞争更能促进自由主义了，一文不值的、令人惊骇的无知只会阻挡我们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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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文中所用到的数据与大部分内容均引述自《经济学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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