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包法利夫人》,一段關於帽子的描寫格外引人注目:年少時的包法利初進學堂,卻因舉止笨拙打扮怪異,遭到了羣嘲。透過學生們的眼睛,包法利是這樣的——

不知道這個新生是沒有注意到我們這一套,還是不敢跟大家一樣做,做完課前的禱告之後,他仍把鴨舌帽放在膝蓋上。他的帽子看不出到底是皮帽、軍帽、圓頂帽、尖嘴帽還是睡帽,像是一盤大雜燴,反正是便宜貨,說不出有多難看,好像啞巴喫了黃連後的苦臉。帽子是雞蛋形的,裏面用鐵絲支撐着,帽口有三道滾邊;往上是交錯的菱形絲絨和兔皮,中間還有條紅線隔開;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頂是多邊的硬殼紙,紙上蒙着十分複雜的彩繡,還有一根細長的飾帶,末端吊着一個用金線結成的小十字架作爲墜子的飾帶。帽子是新的,帽沿還閃光呢。

——許淵衝 譯

所以,戴在包法利頭上的,究竟是:

A.皮帽

B.軍帽

C.圓頂帽

D.尖嘴帽

還是

E.睡帽?

1

我們做了個實驗

還原了包法利的帽子

在伊格爾頓的《文學閱讀指南》裏,討論了《包法利夫人》那個著名的開頭。伊格爾頓注意到了包法利的帽子,他說得很不客氣:“鋪陳到這個地步,兇猛。正如批評家們所說,夏爾的帽子到底什麼樣子,已經無法想象了。將所有細節疊加起來合爲一體,反倒令人無所適從。這種帽子只有文學裏纔有。”簡而言之,伊格爾頓認爲福樓拜寫得斤斤計較,提供的細節越多,真實的印象反而越少。

很顯然,把包法利的帽子當真是件危險的事情,《包法利夫人》裏的帽子當然不會和《金瓶梅》裏的帽子一樣,揚之水先生可以通過出土文物一件件去考察“珠子箍”或者“金吾樑冠”——總是於古有徵的。但是若將包法利的帽子還原出來就很可怕了。

首先,我們得費心巴力地搞清楚幾百年前的“皮帽、軍帽、圓頂帽、尖嘴帽還是睡帽”長什麼樣,然後得開腦洞把這些帽子拼裝起來。

於是,有了如下組圖:

帽形根據英譯本《包法利夫人》的描述收集“皮帽、軍帽、圓頂帽、尖嘴帽、睡帽”分別對應“bearskin, shako, billycock hat, sealskin cap, and cotton nightcap”,圖片順序從左往右,從上往下。

再加上後續的描述,最終包法利的帽子是這樣的:

或者這樣的:

2

四兩撥千斤

一種超乎“現實”的隱喻

非要像伊格爾頓這樣執着地進行文字與現實的交換,實際上犯了一個很嚴重的大錯:那就是混淆小說邏輯與現實生活的邏輯,而這一點,恰恰是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裏不斷提醒的一點,他說到:按照現實的邏輯,夏爾怎麼可能從未在某一夜晚醒來,發現自己的愛妻根本就沒睡在身邊,怎麼可能會笨到發現不了艾瑪與羅多夫偷情的蹤跡:窗臺上的灰那麼明顯。

福樓拜

如果我們相信小說的目的不是照搬和摹仿現實,而是在探求存在問題(像昆德拉認爲的那樣),那麼,小說的裏的情境很難用具體的生活場景來一一驗證。這並不難理解,當塔可夫斯基說自己的電影沒有隱喻也並不費解,只是在呈現他記憶中的的童年、小屋與漫長憂鬱的秋雨時,他也並未把影像的邏輯和現實經歷的邏輯徹底等同。藝術家們往往有一種偷換、有一種轉碼

福樓拜《包法利夫人》手稿

在納博科夫看來,包法利先生的帽子就是一種超乎“現實”的隱喻或者結構。《文學講稿》中,他帶領我們重新審視了這頂古怪的帽子:一層又一層、一級又一級,這種疊牀架屋的結構暗示了包法利庸俗乏味的資產階級審美磕磣,又俗氣——是的,福樓拜在任何一個小細節上都不放過對“有產者”的嘲笑,從編寫《庸見詞典》到書信日記裏辛辣的吐槽。我們都熟知那個文學掌故,說福樓拜寫到艾瑪服毒後,自己也病了一場,彷彿很多情感認同投射到艾瑪身上了,可是,在日記中他才表白,他憎惡筆下這些人,這些有產者。有時候,我覺得福樓拜這種憎恨情感被布努埃爾完整地繼承了,當布努埃爾把嘲笑放置在荒誕的資產生活空間中時,福樓拜只是四兩撥千斤地寫了一個帽子

3

登峯造極的“千層餅”結構

挑戰人們“構建意義”的努力

當然,以帽子爲代表的“千層餅結構”在小說裏反覆出現,福樓拜的吊打和嘲笑還蔓延到了愛瑪婚禮上那隻層層疊疊的大蛋糕甚至放置愛瑪屍體的多層棺槨(橡木的、桃花心木的、鉛的)——福樓拜只差把“千層餅結構”加入肯德基豪華午餐系列了。他的發現其實來自俄國文學的滋養,果戈裏《死魂靈》中,對乞乞科夫的旅行提箱的描寫,同樣繁複又俗麗。當遠離“真實/虛構”的論辯陷阱時,納博科夫提醒我們注意到理解文本真正的關隘。他的靈動與伊格爾頓的死板構成了對比。如果沿着納博科夫開闢的道路繼續走,會發現這頂神奇的帽子還有着更多的妙趣

《包法利夫人》電影海報

作爲在結構上登峯造極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像埋地雷一樣在無數小細節中埋下了草灰蛇線馬鞭、馬匹、煙盒、印章,每一種小物什都是一個暗示情節的關隘,帽子自然也是。可以觀察一下小說裏,可憐的夏爾對待帽子的態度:不管是因爲沒有注意到規矩,還是因爲膽怯,他總是握緊帽子,掉了又撿起來,甚至害怕帽子被偷了。這種擔心失竊的心情恰恰與日後艾瑪的“被偷”形成了對應,艾瑪不斷離開夏爾的懷抱,被羅多夫和萊昂“偷走”,而作者又三番四次地描寫艾瑪帶着帽子的場景,這種“有”和“無”的對比、丟失與掉落帽子和帶着帽子炫耀的對比,加強了可憐的夏爾身上的諷刺意味:

她的帽子是科州貨,長長的花邊帽帶給風一吹,有時飄拂到她嘴上;他一回頭,就看見她小小的紅臉蛋……

早晨,他們並頭共枕。 睡在牀上,他瞧着陽光和帽帶的陰影投射在金髮美人臉上的汗毛間……

她的願望就像用繩子系在帽子上的面紗,微風一起,它就蠢蠢欲動,總是受到七情六慾的引誘,卻又總受到清規戒律的限制。(抽象的帽子)

從更深一層來說,包法利先生的帽子不僅僅作爲一種“主導動機”,也不僅僅爲了組織情節、完成反諷,它更是在盤問一個更爲複雜的問題。這實際上是福樓拜的一個“機巧”,以“充實”來寫“虛無”,以“滿盈”來寫“虧損”,這也是從上述一層包法利與艾瑪擁有帽子的心態對比裏擴展出來的。

很顯然,這是一個典型的用“豐富”來寫“虧欠”的手法,福樓拜試圖挑戰人們構建意義的努力——帽子描寫得那麼細,總得有個型吧?就像說了那麼多,總得說出個所以然吧?做了那麼多,總得有點意義吧?可是他卻打破了這種語言向闡釋的抵達路徑,乾脆宣佈:我拒絕被清晰地構建、理解與呈現。他玩笑式的建立起秩序,而這種秩序卻暗示出無秩序感和無意義感來。

由此看來,包法利的帽子,已經足夠證明福樓拜創作意識的現代性

本文轉自:譯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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