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奔、家庭、認知、傲慢與報應——《傲慢與偏見》的題外話

文 | 畢飛宇

大家好！我今天換一個打法，不去具體地分析作品。我們就圍繞着《傲慢與偏見》這本書，說一些作品之外的題外話，有時候，圍繞着一部作品，它的題外話也許更有意思。

題外話一：私奔

在《傲慢與偏見》裏頭，就小說的線索而言，有一個主線，達西和伊麗莎白的自由戀愛。在這個主線之外，有一個小小的枝杈，那就是莉迪亞和威克姆的私奔。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莉迪亞和威克姆是結了婚之後回到內瑟菲爾德的。既然他們都結了婚了，奧斯丁爲什麼還要寫他們私奔呢？

回到“傲慢”與“偏見”。不是《傲慢與偏見》這本書，而是“傲慢”與“偏見”這兩個概念。簡單粗暴地說，《傲慢與偏見》這本書的重點就是兩個概念，一個是傲慢，一個是偏見。但是，小說不是哲學，它沒有能力、沒有必要對概念加以推導和辨析，它所擅長的是描繪，具體一點說，描繪人物，再具體一點說，描繪人物的性格、行爲和命運。我說了，小說的主線是達西和伊麗莎白的自由戀愛，那麼達西是什麼性格呢？害羞而又善良。因爲害羞，達西的行爲缺乏準確的表現力，在他人的眼裏，他的害羞類似於傲慢；伊麗莎白同樣善良，卻活潑，有失於輕浮和草率，這樣的性格容易陷入偏見。概括起來說，《傲慢與偏見》就是這樣一個故事——貌似傲慢的達西並不傲慢，伊麗莎白也消除了自己的偏見，“公主與王子最終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達西不傲慢，這是《傲慢與偏見》的主旨內容，是小說的內驅；另一半，也就是伊麗莎白的自我修正，她消除了偏見，這同樣構成了《傲慢與偏見》的主旨內容，是小說的方向。

如何能體現達西“真的“不傲慢呢？伊麗莎白的妹妹，莉迪亞，她出場了。因爲天性裏的放蕩，她和同樣放蕩的青年軍官威克姆私奔了。達西在這個要緊的關頭站了出來，作爲一個體面的、高貴的富家子弟，達西絲毫沒有顧及自己的身份，他東奔西走，花時間、賣力氣、還出錢，最終讓威克姆和莉迪亞結婚了，他挽救了伊麗莎白一家的聲譽。通過莉迪亞的私奔，達西確立了他真實的性格：熱情、樂助、體面、慷慨，還有謙卑。奧斯丁描寫莉迪亞私奔的原因就在這裏。通過這一個枝杈，《傲慢與偏見》的作者告訴她的讀者：私奔是可恥的。補充說一句，《傲慢與偏見》寫於1796年至1797年，1813年出版。

那我們就沿着私奔這個話題繼續下去吧。44年之後，也就是1857年，在英國的對岸，法國，一部堪稱小說教材的偉大作品出版了，它叫《包法利夫人》。這本書寫了一個叫艾瑪的女人，因爲受到浪漫主義小說的影響，她在婚後一直想做一件事，也就是私奔。艾瑪很不幸，她的私奔沒能成功，最終，她服毒自盡了。許淵衝先生的譯本序言告訴我們，《包法利夫人》取材於現實，夏爾包法利的原型是福樓拜父親那家醫院的實習生，他叫德拉瑪。1837年，德拉瑪第二次結婚，他娶了一個17歲的、名叫德爾芬的鄉下姑娘，這個鄉下姑娘可不是一個省油的燈，她在婚後搞過兩次婚外戀，1848年的3月6日，德爾芬在傾家蕩產之後，選擇了自殺。

福樓拜就是以這個故事作爲藍本寫成《包法利夫人》的。老實說，雖然我多次認真地研讀過這部小說，這部小說究竟說了什麼，我到現在都沒有把握。也許這正是這部小說偉大的地方。雖然小說取材於一個“不道德的女人”，可是，透過《包法利夫人》，我們看不出福樓拜的立場，他極度地剋制，耐着性子呈現。福樓拜最終留給我們的，是唏噓，是喟嘆，是一言難盡，還有蕩氣迴腸。

乾脆，我們就沿着私奔這個話題再說幾句吧。1877年，也就是《包法利夫人》出版後的第20年，一部同樣可以當作小說教材、同等偉大的小說出版了，《安娜卡列寧娜》橫空出世。我想說，《安娜卡列寧娜》這本書的內容要比私奔寬闊得多，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它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和私奔有關，那就是安娜和沃倫斯基的婚外情。事實上，安娜的結局比艾瑪慘烈得多，最終，不是砒霜，而是一列火車碾壓了安娜激情澎湃的身體。

一口氣說了三個私奔，一個重要的問題浮現出來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可以體現爲孩子一般幼稚：莉迪亞，艾瑪，安娜，她們是“壞人”麼？

我們首先來看莉迪亞。在小說的內部，莉迪亞未婚，她私奔的男友威克姆也未婚，她們的私奔最多隻是“沒辦手續”，問題並不嚴重。但是，在《傲慢與偏見》裏頭，奧斯丁清晰地告訴我們：莉迪亞是一個標準的“壞女人”，她和威克姆的存在只有一個作用，證明達西是一個“好人”。

艾瑪的問題則比較嚴重。她已婚，還是一個母親，她的情人可不是一個，艾瑪是那種和“多名異性保持不正當關係”的女人。可是我們應當注意到，福樓拜並沒有確立作者的道德高地，他沒有審判艾瑪，更沒有宣判。我們這些做讀者的固然不會認爲艾瑪一心想私奔而覺得她光榮，可我們這些做讀者的也沒有覺得艾瑪想私奔就一定可恥。

安娜的問題同樣嚴重。已婚，已育，丈夫疼愛，家境優渥。即便如此，她依然紅杏出牆。如果我們是一個仔細的讀者，我們會喫驚地發現，託爾斯泰不僅沒有審判，相反，儘管安娜的丈夫卡列寧是受害方，同時也沒有做錯過什麼，然而，我們這些做讀者的還是不自覺地“站隊”了，我們站在了安娜的這一邊，我們覺得卡列寧虛僞，我們覺得他配不上我們的安娜。我們衷心地希望安娜幸福，最起碼，希望安娜能夠活下去。安娜死了，我們像失去了一位朋友。

如果道德審判是公平的，那麼，剛纔那個孩子一般幼稚的問題就很容易得出結論了：莉迪亞是“壞人”，艾瑪和安娜是“更壞”的壞人。可是，道德審判極不不公平。文學的“人設”，或者說，文學的閱讀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莉迪亞是“壞人”，艾瑪只能是一個“灰色的人”，而安娜則絕對“不是”一個壞人。

同樣是私奔，評判標準的差距怎麼就這麼大的呢？

我只能說，從1813年到1877年，短短的64年，小說的人物沒變：女人，或者說，人類，他們在小說的內部私奔；作家其實也沒變：他們始終站在人類文明的前沿，他們一直在關注人類的情感，尤其在關注人類表達情感的方法、方式。

——真正變化的是我們。是我們這些做讀者的。嚴格地說，真正變化的，是讀者所代表的人類的道德標準，或者說，文明的形態。人類的文明史在告訴我們，人類從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發展到了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人類從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發展到有權利修正自己的生活，或者說，有權利選擇更加符合我們意願的生活——道德，作爲人類生活的公約數，它從來就不是恆數，它是一個動態，它越來越有利於我們人類自己。

64年的小說史告訴我們——

小說在參與人類的文明史。小說在提醒我們，所謂的文明史，是一部從自我束縛走向自我解放的歷史，是一部向人類的情感、尤其是人類的情愛致敬的歷史，一句話，人類的文明史就是向着人類的內部驅動退讓的歷史。

我還想在這裏談一談作者——小說人物——讀者之間的關係。

作爲小說的讀者，我們非常容易產生這樣的邏輯錯覺：作者寫出了小說人物，小說人物在影響小說的讀者。就文學這麼一個小系統來說，這個錯覺可以成立。

問題是，沒有一個人只生活在“文學”這個小系統裏頭，哪怕他是一個職業作家或職業批評家。人類真正的生活場域只有一個，那就是“文明”這個大系統。文明在推動文學，文學也在推動文明，作者，小說人物，讀者，他們都具備了能量，在文明的驅動下，他們是互能的。他們彼此激盪、彼此推動、互爲因果。作者可以通過小說人物推動讀者，讀者更可以推過作者去推動小說人物。

我想這樣說，莉迪亞、艾瑪、安娜，她們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因爲激情飽滿，她們分別在1813年、1857年1877年私奔，在本質上，她們是同一個人。然而，不同的文明形態讓同一個女人變成了三個不同的女人。也許她們錯了，也許她們和我們每個人一樣，伴隨着人性的貪婪和弱點，但是，正如詩人所說的那樣，她們是“追求者”。文明，最終選擇了“追求者”，——這就是爲什麼莉迪亞是一個“壞人”，艾瑪僅僅是一個“灰色”的人，而安娜則乾脆就“不是”一個壞人。

所以，我在這裏討論的既是私奔，也不是私奔，我相信大家都懂的。

作爲一個作家，我想說，有什麼樣的讀者就有什麼樣的作家；

作爲一個讀者，我想說，有什麼樣的作家就有什麼樣的讀者。

接下來的一句話是自然而然的：有什麼樣的文明就有什麼樣的文學，有什麼樣的文學就有什麼樣的文明。

題外話二：家庭

現在，我們拿起了一部小說，一看，它是從一個家庭的內部寫起的。我們會輕描淡寫地說：“喔，寫家庭的。”這裏頭有它的潛臺詞：一部小說從家庭的內部展開，屬於文學的“常規操作”。

《傲慢與偏見》所面對的就是一個家庭。丈夫貝內特，妻子貝內特太太，他們有五個女兒，按照長幼的次序，分別是簡、伊麗莎白、瑪麗、凱瑟琳和莉迪亞。《傲慢與偏見》所寫的就是貝內特家的女兒找男朋友的故事。我們先不管找男朋友的事，《傲慢與偏見》是一部家庭小說，這個結論沒毛病。

家庭，或者說世俗的家庭生活，作爲敘事文學的敘事對象，它是什麼時候進入小說的呢？老實說，我才疏學淺，我不能確定。但是，家庭，我說的是世俗家庭，這個如此普通、如此平凡的東西是從什麼時候大面積地進入小說、從而變成小說的敘事主體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現成的，文學史上有所體現。它的歷史比我們想象的要短得多。

我們都知道一個歷史常識，因爲自由貿易，更因爲商品化，18世紀的英國走向了強盛。差不多在18世紀的70年代，英國出現了一批特殊的人物，也就是以範尼伯尼爲代表的職業女作家，史稱“藍襪子”。“職業女作家”可不是我們的“專業女作家”，沒有人給她們發工資，她們要走市場的。這就意味着一件事，“藍襪子”寫的是小說，也是商品。爲了提升商品——小說——的銷量，簡言之，爲了好賣，“藍襪子”瞄準了世俗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世俗生活裏頭青年男女的戀愛與婚姻，這個是可以理解的。這固然是寫作的策略，說到底也是商品的要求。

“藍襪子”的文學價值並不高，這個自有定論，但是，這不等於說“藍襪子”在文明史上就毫無意義。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事實，因爲“藍襪子”，世俗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就此大面積地走向了小說敘事的主體。某種程度上說，《傲慢與偏見》所走的也是“藍襪子”的道路。因爲艾略特所說的那個“個人的才能”，奧斯丁把這一路的小說推倒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已。

即使沒有奧斯丁，我依然要說，普通的、世俗的家庭生活大面積地走進小說，徹底改變了小說的世界。

第一，世俗家庭生活的重點不在家庭，在世俗。世俗有一個同位語，去神。更進一步說，神，或者人神關係，讓位給了普通人，讓位給了世俗的人際關係。西方文學一直存在這樣一個“剪刀差”，神的地位在一點一點地下降，人的地位在一點一點地上升。神——半人半神——（史詩）英雄——騎士——帝王——王公貴族——普通人——世俗生活裏的普通人，大體上就是這樣。這個次序是激動人心的，——小說就此變成了一個完全開放的自由世界。道理很簡單，“世俗家庭”包含了每一個人，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說，小說就此涵蓋了每一個人。它爲後來的小說探討人類的複雜性、豐富性、可能性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樣本。世俗家庭無死角，人物亦無死角，小說就再無死角。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沒有奧斯丁，文學史上也會出現奧斯甲、奧斯乙和奧斯丙，誰也擋不住。

第二，小說大面積地描繪世俗家庭生活，直接影響了人類的審美。

在講私奔的時候，我說，道德標準不是恆定的，它是一個動態。現在我們要涉及的是美學上的常識：審美的標準、審美的趣味也不是恆定的，它也是一個動態。用專業的術語來說，審美有一個“場”，場地的場。“審美場”從來都是一個伴隨着文明形態而隨時挪移的一個東西，你把梵高的作品拿到達芬奇的面前，你把羅丹的作品拿到古希臘去，那是能嚇死人的。某種程度上說，文明的進程也是一個“審美場”不停漂移的過程。新的審美趣味的出現，通常是以挑戰舊的文明形態作爲起始的，而新的審美標準的確立，意味着文明形態轉變的最終完成。大家只要考察一下三寸金蓮和五四運動的關係，這個問題就會一目瞭然。

小說描寫的對象自然也是審美的對象，世俗家庭大面積地走進小說，它會帶來一件事，世俗的生活、世俗生活裏的每一個普通人，就此進入了審美的範疇。這可了不得，是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我甚至想說，是文明史的一次飛躍。沒有文藝復興，尤其是沒有啓蒙運動，單純依靠文學和藝術其實是做不到的。說到這裏我估計我會受到質疑，你看看古希臘雕塑裏頭的人體，普通人和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早就是人類的審美對象了。同學們，那其實是一個假象。那不是人，是神。在人類的童年時代，古希臘人只是按照人的樣子在表現神。沒有對神的巨大熱枕和虔誠，尤其是，沒有對神的浩瀚無邊的耐心與謙卑，那些“人”不可能是那樣的。許多人都說，古希臘藝術是“寫實”的，我們東方是“寫意”的，在我看來，古希臘固然不是“寫意”的，其實也不是“寫實”的，是“寫神”的。——那個怎麼能叫做“寫實”呢？和“實”一點關係都沒有。在今天，我們可以用3D打印機分毫不差地拷貝一個人的軀體，我想說，科學問題另當別論，就藝術創造而言，這樣的“寫實”狗屁都不是。

小結一下，當世俗的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變成我們的審美對象的時候，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纔算最終完成。家庭，這正是我要說的題外話二。

題外話之三：認知

如果我們仔細，我們會發現，一部《傲慢與偏見》，它真正的主旨不在傲慢，而在偏見，嚴格地說，在消除偏見。我這樣說自然有依據，因爲達西從來不傲慢，是伊麗莎白“以爲”達西傲慢。

我們先說小說的男一號，達西。這是一個出身高貴同時還有錢的公子哥，在小說的第一部分的第10章裏頭，達西和伊麗莎白第一次見面了，是在一個舞會上。我這麼說吧，一個來自深圳的富二代或者富五代，他來到了偏遠的小山村，參加舞會來了。舞會一直在演奏斯特勞斯的圓舞曲，突然，音樂換了，變成了大秧歌。來自深圳的富家子弟走到村姑王翠花面前，說：“翠花，你是不是很想抓住機會跳一曲秧歌呢？”

——大家不要笑，我在此說明一下：除了人名和音樂的名稱，我剛纔所說的這句話是從《傲慢與偏見》裏頭原封不動地實錄下來的，是小說裏的原話。達西的這句話裏頭有三個關鍵詞，很想，抓住機會，秧歌。我們來替翠花想一想吧——你的話太傲慢了，什麼叫“很想”？什麼叫“抓住機會”？什麼叫“跳秧歌”？你大爺！你以爲我們鄉下人只會跳秧歌？姑奶奶就是會跳也不和你跳！你涼快去。偏見就此產生。

既不是傲慢也不是偏見，那麼，《傲慢與偏見》這本書到底寫了什麼呢？是一個人如何從偏見當中走出來、獲得符合實際的認知。簡言之，獲得“真”知。

爲了把話說清楚，我們來回顧一下《傲慢與偏見》的情節，也就是事態的發展脈絡：

達西來到了鄉下——鄉下姑娘伊麗莎白以爲達西傲慢——伊麗莎白對達西產生了偏見——伊麗莎白和舅舅去湖區旅遊，意外來到了達西的老家，通過大管家雷諾茲太太的嘴，伊麗莎白知道了，達西從小就是一個品性優良的孩子——伊麗莎白的妹妹莉迪亞私奔了，她的舅舅加德納出面了，挽救了莉迪亞——加德納舅舅說出了實情，挽救莉迪亞的不是自己，是達西——伊麗莎白髮現自己過於輕浮，她對達西的認識是錯誤的，是偏見——伊麗莎白最終接受了達西的第二次求婚。

這一回顧，問題清晰起來了，《傲慢與偏見》表面上是一部戀愛小說，骨子裏，它是一部有關認識論的小說。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說，奧斯丁描繪了一個有關認識論的故事，雖然她不是一個哲學家，雖然她未必真的思考過“認知”這個哲學問題。

重求真，重實證，重認知，重反思，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三個題外話。

老實說，從文化心理上說，《傲慢與偏見》太歐洲了，甚至於，太英國了。它的文化基礎或者說哲學基礎是標準的英國式的，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求真這個層面。

關於求真，東西方是有區別的。哲學家鄧曉芒先生系統地研究過這個問題，依照鄧曉芒先生的說法，西方和東方在文化心理上都有“求真”的需求，然而，在方法上卻又有所不同。前者的“求真”具有死心眼的性質，就是“真“本身，真就是真實，真就是真理。爲了“真理”，一切都可以不管，“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A就是A，老師說A等於B也不行。東方人也求真，“真”很重要，但是，另一個東西也重要，那就是認知主體的態度，你必須“誠”。換句話說，東方的文化心理看重的不只是“真”，更是“真誠”。“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這句話非常關鍵，“金”和“石”究竟是怎樣的，這是西方哲學的重點，甚至是唯一的重點。東方的關切則有所區別，它不侷限於“金”和“石”，而在當事人的態度。只要我們修身、養性，高度地忠誠，“金”和“石”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它自己會“開”。有一句話我們都很熟悉，“只要關係有，喝什麼都是酒。”換句話說，只要兩個人都以誠相待，態度對了，酒固然可以是酒，水也可以是酒，可樂和橙汁都可以是酒。“喝什麼都是酒”這句話是一把鑰匙，可以打開東西方文化的區別。在“關係有”這個先決的態度面前，A可以是B，也可以是C，甚至D。換句話說，“真”與“真理”往往取決於我們的需要，它可以商量，隨時都可以移動。——這是我對鄧曉芒的轉述，如果有誤，錯在我，不在鄧先生。

好吧，現在，達西不是一個傲慢的人，伊麗莎白怎麼辦？是一味地堅持自己，還是反思、勇敢地修正自己？奧斯丁的意思很簡單，伊麗莎白有能力反思自己和修正自己。用《傲慢與偏見》的小說情節來說，就是伊麗莎白承認自己對達西“有偏見”，同時接受達西的求婚。——在這個故事情節的背後，有一個巨大的東西，那就是實證。

我想這樣說，雖然《傲慢與偏見》這本書不見得有多好，但是，它只能來自歐洲，甚至，只能來自英國。這個是由“求真”的文化背景決定了的，中國人不可能寫這樣的東西。我們的“求真”大多具有口號的意味，遇到具體的事情，尤其是“認知”，那是可以通過“做工作”這樣一個特殊的途徑來解決的。

對奧斯丁來說，“求真”的問題爲什麼如此重要呢？因爲它牽扯到個人的幸福，——如果認知出了問題，或者說，出了問題之後不知道反思，不能夠勇敢地修正，美好的婚姻就錯過了。相反，如果能獲得符合實際的認知，那就可以獲得美滿的姻緣。——這話是不是真的？我們不討論，反正奧斯丁就是這麼想的，她的小說也就是這麼寫的。

題外話四：傲慢

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讓伊麗莎白修正偏見，自我革新，可以有許多路徑。比方說，讓伊麗莎白誤以爲達西“生活作風”有問題，或者說，讓伊麗莎白誤以爲達西偷了東西。——通過故事的發展，它一樣可以達到讓伊麗莎白糾正“偏見”這個目的。那樣的故事更勁爆、更具可讀性。男人的缺點多了去，爲什麼奧斯丁會抓住“傲慢”不放呢？老實說，用“傲慢”來推動故事，這樣的故事其實不好看。關於傲慢，這正是我要和大家探討的第四個題外話。

我想談兩條，那就是，文化背景和時代對一個作家的影響。

首先我要說，一個作家，無論他具有怎樣驚人的、顛覆性的才華，他依然會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正面、側面或者對立面。這個背景起碼有兩個方面，一，社會，二，家庭。社會文化的影響是共識，老師們談得也比較多，可我想強調的是，家庭文化，就“影響的力量”而言，它的作用也許更大。我們應當注意到，奧斯丁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這樣的家庭強調道德、在道德上偏於保守主義，這個說得通。同樣，因爲家庭內部宗教氛圍的緣故，這樣的家庭對於“傲慢”和“謙卑”有着不同於常人的敏感與側重，這個不僅說得通，更可以理解。

另一個就是時代。《傲慢與偏見》寫於1796年至1797年，也就是18世紀的世紀末，它是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時代，而事實上，工業革命是一個粗略的說法，一般來說，它起始於18世紀的50年代。但是，有一個是時間點是關鍵的，那就是1785年。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聯動式蒸汽機正式投入使用。不要小看了這一臺機器，它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是革命性的。是它，給工業革命帶來了異乎尋常的加速度。

可是，有一點我們不能忽視，在《傲慢與偏見》的開頭，賓利和達西是坐着“四輪馬車”來到鄉下的。這是英國的鄉村，我們尚未看見工業革命對它的影響。可以這樣說，如果簡奧斯丁再晚上十幾年或者幾十年，在小說的開頭，來到內瑟菲爾德的也許就不再是馬車，而是汽車或火車，如果是那樣的話，這部小說就徹底不一樣了。補充一句，《傲慢與偏見》出版於1813年的11月，就在11個月之前，那個即將書寫“最好”和“最壞”時代的偉大作家，他剛剛來到人間，他是狄更斯。

另外的一點我們必須同樣不能忽視，奧斯丁寫作《傲慢與偏見》的時候，盧梭和伏爾泰離開這個世界也才20來年。所以，我想這樣說——工業革命加速了，奧斯丁卻沒有做好準備，她尚未進入新的時代；啓蒙時代遠去了，奧斯丁的精神依然停留在那裏。

啓蒙運動，這是一個無限龐大的話題，談論它我力所不能及。但是，就小說的內容而言，《傲慢與偏見》籠罩在啓蒙運動的思想光環裏頭，這話我們可以說。啓蒙運動起始於英國，中心卻在法國，在法國發展，在法國壯大，然後，再一次波及四周，《傲慢與偏見》是啓蒙思想在小說內部的具體體現，這話我們也可以說。

扼要一點說，啓蒙運動的中心思想其實就一句話：爭取世俗生活的幸福。如果一定要文雅一點，也可以換成康德的說法：“用人的眼光看人”。

那麼，究竟是什麼東西在影響我們“用人的眼光看人”呢？宏觀地說，兩個：宗教和封建。啓蒙運動就是摒棄“宗教教義“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如何才能摒棄呢？還是借用康德的說法，我們要“勇敢地使用我們的理性”。通過“勇敢的”理性，正確地認識自然、正確地認識社會，用“自然的法則”和“社會的法則”去替代“宗教教義”與“皇帝詔曰”。只有這樣，人，才能成爲“人的目的”，纔能夠告別矇昧，纔能夠走向“明亮”。啓蒙就是明亮，就是世俗的幸福。

那麼，《傲慢與偏見》這本書到底說了什麼呢？。具體說來，追求愛情，獲得美滿的婚姻，這和啓蒙運動的精神——“爭取世俗生活的幸福”——高度地契合。如果你們允許，我想這樣說，《傲慢與偏見》就是一部關於啓蒙運動的“主旋律作品”。

剛纔我們說到了啓蒙運動的幾個關鍵詞：理性、法則、明亮、幸福。這個是哲學意義上的，那麼，把啓蒙運動的精神換成接地氣的說法，另外的三個關鍵詞就出現了：自由、平等、尊重。

——自由。每個人都必須是自由的；

——平等。每個人都必然是平等的；

——尊重。人與人之間只能是相互尊重的關係，人不可以傲慢與自大，每個人都不可以做人上人。

《傲慢與偏見》寫的是自由戀愛，不是包辦婚姻，所以，自由在這裏不是話題，免談。但是，平等、尊重，這個就必須面對了。親愛的達西先生，——你自己覺得你和我是不平等的？——你居然在我面前傲慢？——NO。

故事就此產生。奧斯丁選擇了傲慢，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題外話五：結草與銜環

現在，利用最後的一點時間，我再來說點其它的題外話，我們先來看看奧斯丁所描繪的四對戀愛吧。

第一對，簡和賓利。這是一對符合各種道德標準的好青年，他們體面，優雅，禮貌，最終，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第二對，伊麗莎白和達西，這是一對同樣體面，優雅，禮貌的好青年，然而，他們有瑕疵，有缺點，經過自我修復和自我的更新，他們保持了優點改正了錯誤，他們自然也應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第三對，柯林斯和夏洛特，他們自私，陰暗，但總體上還是好人，他們生活在一起了，但是，無聊，窘迫，可以過日子，卻說不上幸福；

第四對，威克姆和莉迪亞，這是一對問題青年，男的卑劣，女的放蕩。在達西、舅舅加德納和舅媽加德納太太的幫助下，他們雖說結婚了，但是，生活非常不幸，即使伊麗莎白不停地救濟，他們的生活也是入不敷出的。

可以總結了。簡單地說，奧斯丁是依照這樣一個邏輯線索來完成這部小說的，——品性好的、做好事的人有好婚姻，品性不好的、做壞事的人則沒有好婚姻，儘管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因果關係並不成立，但是，《傲慢與偏見》確實就是這麼一個思路，這是一部以道德規勸爲目的、因果報應爲特徵的小說。

說起因果報應，我們也許會非常開心，因爲我們中國人很講究因果報應，我們的文化心理裏頭有這個東西，我們的文學心理也是這樣的。你們去把馮夢龍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找出來統計一下，你們很快就會發現，因果報應的故事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說起因果報應，我們也許會有這樣一個結論，因爲佛教強調因果，尤其強調輪迴，是佛教導致我們產生了因果報應的文化心理。實際上不是這樣，我們“因果報應”的基因在佛教來到中國之前就有了。

在我們的漢語裏頭，最能體現“因果報應”精神的，是一個成語，結草銜環。

我們先說“結草”。這個典故來自《左傳·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晉軍和秦兵在輔氏（今天的陝西大荔縣）交戰，晉將魏顆與秦將杜回廝殺。難分難解之際，魏顆突然發現一個老人用草編的繩子套住了杜回，杜回被魏顆俘虜了。

爲什麼會出現這麼離奇的事情呢？有原因。晉國大夫魏武子有一個愛妾，叫祖姬，她沒生孩子。魏武子生病的時候對兒子魏顆說，我死了，讓祖姬改嫁。到了臨死的時候，老先生卻改口了，說，我死了，讓她殉葬。沒想到，在父親死後，魏顆沒有執行父親的臨終遺言，他讓祖姬改了嫁。魏顆認爲，父親臨終前已經糊塗了，糊塗話不能當作遺囑來執行。

晉軍勝利的當天夜裏，魏顆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了祖姬的父親，祖姬的父親告訴了魏顆實情。這個實情就是，因爲魏顆做了好事，他救了祖姬的命，他從祖姬的父親那裏得到了福報。

“銜環”的典故則來自南朝吳均的《續齊諧記》，說東漢的楊寶在9歲的時候救了一隻黃雀，一百天之後，黃雀飛走了。當天夜裏，來了一個黃衣童子，告訴楊寶，說：“我是西王母的使者，是來謝謝你的。”表示感謝的禮物則是四個白環，這四個白環可以確保楊寶的四代子孫位列三公。後來，楊寶的兒子楊震，孫子楊秉，曾孫楊賜，玄孫楊彪，他們都做到了太尉。

現在我來佈置家庭作業。同樣是因果報應，我的問題是，《傲慢與偏見》裏的因果報應和中國式的因果報應有沒有區別呢？如果有，區別到底在哪裏呢？我願意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我個人認爲，這個問題特別有意思。

以上內容都是個人的一些淺見，是《傲慢與偏見》的題外話。因爲切口比較大，不少話題實際上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也很勉強。不妥當不正確的地方懇請大家批評指正。

2018年11月10日

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成立典禮日

畢飛宇經典中篇小說

《青衣》| 畢飛宇 | 人民文學出版社

《青衣》收錄畢飛宇經典中篇小說三部，包括《青衣》《林紅的假日》《敘事》。在這些作品中，畢飛宇進行了多種寫作風格的嘗試，這是他在創作上的探索，展現了其寫作過程中廣闊的深度。《青衣》英譯本入圍2008年英國《獨立報》文學獎短名單。

畢飛宇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作品

《玉米》| 畢飛宇 |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玉米的人生分爲兩部分，結婚前和結婚後。 結婚前的玉米是傲氣的，充滿炙熱能量的，哪怕和她寫信的人遠隔“千里之外”，人們也能感受到那些“白紙黑字”裏洶湧澎湃的愛情。 結婚後的玉米是低微的，委曲求全的，她的身後拴着她的父親、她的母親、她的姊妹，權力的慾望浸蝕人心，消耗颯爽。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源於那個稻草飄香的夜晚，玉米、玉秀、玉秧，王家莊裏的三個姐妹的人生從這裏發生了突變。 這是三個中國大地上最爲普通的女人，她們忠於愛、失去愛、痛恨愛。這是三個逃離他人目光審視的故事，她們掙扎、破滅、沉溺。 有多少時刻，我們嚮往一個沒有窺探的世界？ 有多少時刻，我們渴望一個沒有束縛的自己？

畢飛宇首本文學講稿

《小說課》| 畢飛宇 | 人民文學出版社

本書輯錄了作家畢飛宇在南京大學等高校課堂上與學生談小說的講稿。畢飛宇所談論的小說皆爲古今中外名著，既有《聊齋志異》《水滸傳》《紅樓夢》，也有海明威、奈保爾、哈代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身爲小說家的作者有意識地避免了學院派的讀法，而是用極具代入感的語調向讀者傳達每一部小說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