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左傳》讀後感（四）
左丘明《左傳》讀後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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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事
1.16 趙簡子
弭兵之盟後，南方三國爭鬥，北方的政局也並不安穩。其中尤其可以晉的衰敗為線索，可以概括自周公旦以來的舊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分崩離析的。
鄟陵之會
魯襄公三十一年，趙武為政後繼乏力，魯大夫穆書豹道："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至韓起執政，大夫的力量已經彊過諸侯，而諸侯猶自玩樂而不自知，因此權利徹徹底底地下移了。
魯昭公二年春，韓起為正卿，晉平公使韓起聘魯，魯昭公即位之故，且告為政。然後如齊納幣，為晉平公下聘禮迎娶少姜為妾。夏，晉公族大夫韓須逆女，齊上大夫陳無宇送之，畏大國也。秋，少姜有寵而卒。昭公三年，齊莊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韓起使叔向對之，於是兩國成婚。晏嬰受禮，叔向從宴，兩大夫論季世。
叔向問："齊其何如？"晏嬰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謹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早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此時國際上的主要矛盾已經從晉、楚之間轉移到南方，而叔向的悲歎則準確地指出公室無可挽回。魯昭公五年，楚靈王欲辱晉，薳啟疆為之論晉國的力量："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範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可見晉的人才儲備還是足夠的，而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在於大夫之間相互兼併。《泰誓》所謂："商億兆民離，周十人同"，此言雖眾而不能同心同德，則殆矣。諸卿之中，韓、趙為一黨，範、荀另成一黨。
魯昭公四年，楚靈王假晉大會諸侯於申。終其一世，晉鮮少幹預，不能圖諸侯也。此後楚國在中原興風作浪，晉都不制之，因此失政。昭公十一年，楚屢侵陳、蔡，中行吳謂韓起："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不惟楚靈王如此，齊亦有貳心。魯昭公十二年，晉昭公新立，齊、衛、鄭來朝，晉昭公宴齊景公。兩君投壺。晉昭公先，中行吳獻贊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景公舉矢，自祝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明年楚有亂，晉為平丘之會，齊人不肯盟，諸侯有間。此後齊伐徐、伐莒，魯昭公奔齊，晉皆無所作為。昭公二十六年，齊與魯、莒、邾、杞盟於鄟陵，謀納昭公。至此，再度主盟的諸侯國已有楚、齊，前者或許還只是空憑蠻力征會，而後者則確確實實地標誌著晉霸已衰退了。韓起執政時期之如此，大概是因為公室之衰已指日可待，因此他唯求保家而已，霸業非所圖也。此後三家分晉，也算是求仁得仁吧。
子朝之亂
魯昭公二十八年，韓起卒，魏舒執政。魯定公元年，魏舒卒。在這段時期，周王室發生第四次動亂。王子朝有寵於周景王，因此景王欲立之。王臣單子、劉子不欲立，景王為此將殺二子。魯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景王因心疾而崩，二氏遂立王子猛，是為周悼王。
四月丁巳，葬周景王，王子朝則因喪職者與靈、景之族作亂。單、劉告急於晉，知躒帥師來納周悼王。冬十一月，悼王崩，其母弟王子亡即位，是為周敬王。晉師、王師攻子朝，子朝敗退。魯昭公二十三年，子朝入於尹氏，憑藉其力量復入王城，取其西闈，自號為王。此時敬王在狄泉，居王城之東，因此被稱為東王，子朝為西王。
魯昭公二十五年夏，趙鞅與諸侯大夫會於黃父，共謀王室。趙鞅令諸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昭公二十六年冬十月，周敬王興師，知躒、趙鞅攻子朝，子朝遂奉周典籍以奔楚。晉使諸侯戍周。子朝遂遍告諸侯，請討敬王及單子、劉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一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餘心所命，其誰敢請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姦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這篇昭告寫得極為華美，但被批評為無禮："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幹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可見子朝實不得諸侯之心。及魯定公五年，吳已入郢，王人遂殺子朝於楚。
範氏多貪
魯定公元年，士鞅執政。範氏自士蒍而興，其後士會、士燮均超世之才。至士匄滅欒氏，苛政以虐諸侯，晉國與之同衰。及至士鞅，縱暴易亂，貪以成私，範氏與中行氏終為其他大夫所滅。
魯昭公二十五年，魯昭公託郈氏為辭而攻季氏，叔孫氏、孟孫氏救之。三桓攻公，昭公奔齊。昭公二十七年，宋、衛請納昭公，士鞅則取賂於季氏，絕兩國之請，其貪若此。趙鞅則問於晉太史蔡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對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兩個人對待昭公出奔的不同態度，似乎正是不同結局的伏筆。而史墨的回答也若有弦外之意，為這個時代的結局寫下了註腳。
士鞅另一項重大失誤是與趙鞅發生嫌隙，這最終導致了範氏、中行氏的出奔。魯昭公二十九年，趙鞅、中行寅鑄士匄之法於鐵鼎，史墨道："範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幹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範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此時兩家之間的關係似乎尚可。
魯定公六年，宋大夫樂祁與其家宰陳寅使晉。趙鞅逆之，飲酒綿上，納其所獻楊楯六十。陳寅謂樂祁曰："昔吾主範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謂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士鞅果執樂祁，貪之故也。定公八年，趙鞅、士鞅又為樂祁發生衝突，樂祁終卒於晉。
邯鄲之變
魯定公七年，齊景公、鄭獻公盟，徵會於衛。衛靈公欲叛晉即齊，大夫不可，於是私請齊來侵，乃盟。此外，齊也數伐魯。晉人救之，且請盟於衛，晉人無禮，衛國終叛。定公九年，齊、衛破晉地夷儀，又為所敗。定公十年春，魯及齊平。夏，趙鞅圍衛，報夷儀之戰，趙午有功。衛人懼，貢五百家，置於邯鄲。
趙鞅之邑為晉陽，趙午之邑為邯鄲。魯定公十三年，趙鞅謂趙午："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邯鄲方面考慮到與衛的關係，不願照辦。趙鞅怒，召趙午於晉陽而殺之，午子趙稷等遂以邯鄲叛。而趙午是中行寅的外甥，中行寅又與士吉射為姻親，因此範氏、中行氏與邯鄲為黨。秋七月，兩家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趙鞅在趙午的處置上似乎過於粗暴，但士吉射、中行寅二子更不堪，因此趙鞅還有轉機。此時韓氏與中行寅相惡，魏氏與士吉射相惡，知氏想將近臣升為卿，此外似乎對中行氏頗有怨念，而範氏內部也有倒戈者。冬，韓、魏、知三家以範、中行、邯鄲始禍為辭，請於晉定公，然後伐二氏，弗克。範、中行反攻公，國人遂敗之，二子出奔。冬十二月，趙鞅入絳，與諸大夫盟於公宮，趙氏乃安。
鐵丘之戰
魯定公十四年，範氏、中行氏出奔至朝歌，晉人圍之。此時齊、魯、衛等欲趁機作亂，於是相會，謀救兩家。此時衛內部有亂：衛靈公太子蒯聵欲殺靈公夫人南子，事不成而出奔。魯哀公元年夏，齊、衛救邯鄲，又救範氏。哀公二年，衛靈公即世，衛立蒯聵之子為衛出公。趙鞅納蒯聵於衛邑，以此威脅衛的新君。
同年秋，範氏久困於朝歌，齊使鄭人輸粟，罕氏、駟氏送之，士吉射來迎。趙鞅送蒯聵，與士吉射遇於戚。戰前，趙鞅討曰："範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這樣就把責任從自己身上推卸到兩家。然後懸賞："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倖免。"
八月甲戌，兩軍將戰於鐵丘。蒯聵為趙鞅車右，登丘而望，見鄭師眾，大懼，自投於車下。蒯聵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與蒯聵之畏怯行成鮮明對比的是趙鞅，他巡列鼓舞士氣："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及戰，趙鞅中箭，倒於車中，蒯聵居然持戈救之。最終趙鞅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
魯哀公三年春，齊、衛圍戚，為蒯聵之故。冬十月，趙鞅圍朝歌，中行寅逃至邯鄲。哀公四年秋七月，齊、衛救範氏。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趙稷奔臨，為齊所迎。中行寅奔鮮虞，又奔柏人。魯哀公五年春，晉圍柏人，中行寅、士吉射奔齊。至此，晉國的範氏、中行氏之亂方告結束。
三家滅知
魯昭公十年，齊欒氏、髙氏與陳氏、鮑氏交惡，陳、鮑遂伐欒、髙而分其室。魯哀公五年，齊景公以疾卒，命國、髙立嬖子荼，諸大夫憂。陳乞偽事二相，實則挑撥諸大夫與國、髙的關係，然後以鮑氏等攻公子荼，二子出奔。哀公六年，陳乞立公子陽生，是為齊悼公，然後弒荼。但鮑氏本不欲立公子陽生，曰："誰非君之子？"因此總與悼公有隙，四年而弒君。悼公子壬立，是為齊簡公。哀公十四年，陳恆弒簡公，孔子三日齋，請伐齊者三。其後陳氏百年專政而終有齊國，"渢渢餘烈，一變何由？"
除了陳田專政外，黃河流域諸國還發生了不少事件。魯哀公十五年，蒯聵入衛，其子衛出公奔魯。子路反國救難，結纓死焉。此後數年間衛國屢易其主，戰亂不止。此外，周、魯、宋也各自有亂。晉國方面，自範氏、中行氏被滅後，僅剩下知、韓、魏、趙四卿，權勢日熾。其中知氏尤彊，但家主知瑤的經營又略有不妥，因此最終為三家所滅。
2 文學
即便撇開《左傳》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來看，其文學水平之髙，後世也鮮有能出其右者，足以為古典散文之楷模，垂範千古。兩晉時期的賀循曾盛讚道："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髙深若山海。"《左傳》的行文豐富多變，時而沉雄厚重，時而冷峻奇譎，時而詼詭閒適，在記言寫事上又技巧兼備，實為文章大宗。
人類的歷史就如同一部戰爭史，因此《左傳》的主要內容也圍繞戰爭與政治展開。在工業時代以前，戰爭大概是最為複雜的社會活動之一了，它涉及到經濟、政治、歷史、自然等方方面面，需要極為髙超的文學技巧才能講好戰爭故事。古今中外，能從整體與細節角度把握戰爭，將戰爭描繪得栩栩如生的作品屈指可數，而其中大半又篇幅冗長。因此，《左傳》在戰爭寫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為可貴。
以戰爭敘事為核心，《左傳》在諸多方面展現出非凡的文采。就戰爭描寫本身而言，《左傳》行文從容不迫，體量詳略得當，敘事角度小大相宜，有條有理。在敘事順序上，《左傳》常用"初"進行插入與補充，以這種非線性敘事方法使得事件本末明明白白。
此外，注意到戰爭與外交同樣是政治的手段，因此《左傳》必然工於辭令，花大量筆墨用來描寫諸侯、大夫之間的對話。《白起王翦列傳》寫長平之戰，趙軍戰敗後沒有坐以待斃，而是立即通過蘇代對秦開展外交活動，有效地遏制住白起對趙的進一步傷害，從而延續了國家的生命。可知外交與戰爭實為一體，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許多二流作家常常疏漏於此，只貪戀寫戰之爽快，而忘記了圍繞在戰爭周圍的外交活動。
描寫外交對話自然要寫對話的主體，要寫人。實際上，政治活動的主體就是人，因此歷史總是基於人與人性寫就的。落在文學上，就是要塑造人物形象。《左傳》創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們或可敬，或可歎，或可笑，或可以為戒。其之所以能如此，依賴於大量的正、側面描寫。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左傳》似乎還有許多明抑暗揚，似褒實貶的曲筆，這就使得人物變得複雜，變得有血有肉，變得真實。
歷代史書中，司馬遷的《史記》最能與《左傳》對照而觀，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東漢史學家班固的評論就更詳細，認為《史記》的主要文學特點在於敘事誠懇："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在史實方面，班固比較中肯地指出了《史記》的問題："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不過《史記》的史學觀念比《左傳》強，其體例也更優越，因此見識髙遠。然而，單就文學表現而論，《史記》在許多地方比之不如。
2.1 戰事
《左傳》的戰爭敘事通常包括以下典型元素：起因、卜筮、戰略、戰術、交涉、戰士、局勢、外交等。幾場著名的大戰：城濮之戰、殽之戰、邲之戰、鞌之戰、鄢陵之戰等，莫不如是。在這裡，不妨以魯僖公十五年九月在秦、晉之間爆發的韓之戰為例。韓之戰是《左傳》中一場非常典型的春秋戰爭，也是第一場描寫得極為詳盡的戰役。稱它為"典型"，是因為韓之戰包涵了《左傳》戰爭敘事中的大部分要素，故可以作為一個代表。另外，韓之戰體現了《左傳》重視描寫戰爭細節的特點，而這又是《左傳》與後世史書的一點重大差別。
戰爭爆發的原因有三：一、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二、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三、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這三個原因交代得有詳有略，層次遞進，最終以一句"故秦伯伐晉"作結。看上去穆姬怨公及惠公背賂寫得詳盡，實則在之前幾年裡已細細地描寫了第三個原因。因此，三個原因以一種詳略錯綜的方式呈現出來，便顯得非常清晰。
春秋逢大事必用卜筮以佔吉凶，戰爭更是如此。《左傳》常借占卜來分析作戰雙方孰義孰不義，以此判斷戰爭勝負。韓之戰，秦卜人徒父筮之，曰："涉河，侯車敗。"然後詳細分析："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雲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這種穿鑿附會處增加了戰爭的神聖性，以為成敗決於天意，也是《左氏》一直為人所詬病的地方。《蠱》卦，上《艮》下《巽》。《艮》為山，晉象；《巽》為風，秦象。戰於周曆九月，時值孟秋。徒父分析，晉為山，山有木，秦為風，秋風吹落山木果實，其材為人所取，因此秦必得獲晉惠公。《左傳》中的占卜大多附有詳細解釋，為後人瞭解《易》中的卜筮應用及先秦的自然哲學提供了相當多的材料。
戰前分析一直是《左傳》寫戰的重要部分，這一點在城濮之戰等大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韓之戰中，則記錄了晉惠公與大夫的對話，事先揭露戰敗的客觀原因。惠公用鄭所獻的戰馬，不熟悉戰場地形。其大夫慶鄭勸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左傳》的戰爭觀是基於西周政治的，因此以是否合乎"禮"為標準。故此，《左傳》通常在雙方內部安排一些商議，以體現某一方是否合禮。晉惠公使韓簡視師，回報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問其故，則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而惠公猶執迷不悟："一夫不可紐，況國乎？"
晉惠公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這段文字直將惠公的狂妄披露無遺，與鞌之戰中齊頃公的"餘姑翦滅此而朝食"很相像。而秦穆公答道："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以一懼一憂表達出自己迫不得已而據於正道。《左傳》在此又設一側面描寫：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自知必敗，則得囚為幸，免於死也。經過層層鋪陳，晉國已是未戰而先敗了。
對於戰場的描寫，大略可以分為小處與大處，微觀與宏觀兩個角度。《左傳》寫戰素來精簡，常常抓住典型人物來描繪小處，因此絕無泛泛空言。大處，則擇取典型事件。邲之戰寫晉軍爭舟的混亂情形，只用八個字："舟中之指可掬也。"寫其潰敗，則寫："楚人惎之脫扃"一小事便足以示暇。晉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左傳》常用諧筆，如魯僖公三年，楚成王對管仲問周昭王道："君其問諸水濱。"這樣行文將文章的緊張氣氛驟然放鬆，張弛有度。及其遁逃："宵濟，亦終夜有聲。"真是"筆落驚風雨"，有四兩撥千斤之妙。
韓之戰，"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晉惠公的無能寡謀即被渲染得淋漓盡致。韓簡等雖將迎戰秦穆公，而此時卻不得不去救惠公，因此與穆公失之交臂。戰場的變化無常也就躍然紙上了。秦穆公獲晉惠公以歸，晉大夫拔軍舍以從秦師。穆公使人來寬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秦君晉臣一來一回，文質彬彬，進而反襯出咎在惠公一人。這種描寫就隱含了《左傳》對人物的臧否。
韓之戰後，主要衝突轉移到外交上。穆姬攜子女登臺履薪，免服衰絰而告秦穆公："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秦大夫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十月，晉使者陰飴甥以君子之言勸穆公："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晉惠公乃得歸。
2.2 辭令
魯襄公二十五年，鄭伐陳，子產以順辭應對趙武的指責，因此不受討。孔子盛讚道："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外交活動在戰爭前後展開，因此諸大夫的辭令必然在描寫戰爭的作品中佔據相當多的篇幅。《左傳》中有不少令人驚艷的外交應對，其中魯成公二年國佐不辱命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篇辭令。
齊戰敗於鞌，晉提出兩點過分的要求："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以小事大，以敗對勝，其為辭令最重要的便是既達成自己的目的，又不至於激怒對方。為此，陳辭大夫的態度需是不卑不亢，其技巧則是從髙處下手，以王道大義遏其邪心。
對於"蕭同叔子為質"的要求，國佐道："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這一段話中給晉安了三個大帽子：方伯、王命、孝子。在西周體制下，"孝"是政治的根基，因此不孝自然是悖逆先王的大罪。齊桓、晉文，雖以武徵，到底還是以德令於諸侯。這段話陳弊不陳利，可見齊雖然言辭溫婉，但態度其實是很強硬的。
對於"盡東其畝"的要求，國佐的應對也差不多："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慾。"此言依然以先王、盟主為辭，提示晉不從先王之命，則無以為盟主，希望對方就此罷手。至此為止，其實國佐拔髙了鞌之戰的戰爭目標。鞌之戰爆發的直接原因看似是齊對魯、衛的交侵，實則為郤克私怨，根本原因則是大夫擅政。但國佐抓住晉為盟主的特點，始終以方伯的標準要求對方，則郤克自然束手束腳。
駁斥晉的無禮要求以後，國佐開始自陳無辜，拉幫結派："《詩》曰：佈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這一句話說得極厲害。此前國佐已致紀甗、玉磬及土地以為賂，但晉不可。因此，國佐在此斷章取義，以《詩》言人皆有所欲，提醒對方就此罷手則利益更大。不僅如此，他還用一句"諸侯何害焉"暗暗挑起魯、衛對齊的恐懼與貪婪，以此離間對方的同盟。
最後，國佐威脅郤克若不罷手，則齊尚有餘力再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這段話同上一段一樣，還是請晉納賂而去，只不過後果說得嚴重了些。
國佐致辭，前三點處處以《詩》為據。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說的就是這種"《詩經》外交"。戰爭外交，體例大致與這篇相同，多半以《詩經》章句、先王之命為辭，證明自己的正當性，駁斥對方，提出自己的要求。其不同之處在於具體的實際情況，會有精妙的變化。至戰國時期，至少在縱橫家口中，這種風氣似乎已經蕩然無存了。略究其因果，大概是舊道德已經徹底土崩瓦解的緣故吧。
除卻這種辭令外，當時大概也存在著一些定式。魯僖公三十三年，孟明言拜賜，與魯成公三年知罃對楚共王所言很相像："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不知是定式，還是知罃抄了孟明的話。但其他辭令，例如請罪之言，確有些固定的章句。晉人講話，出口成韻，則確有些固定的章法。
2.3 人物
《左傳》也極會寫人物。對於正面人物，大多直書其事，季扎、管仲、狐偃、叔向等皆在此列，因為只有他們評價別人，卻沒別人評價他們；對於有爭議的人物，則多正側面結合地寫，其中側面描寫大半是託同代人的預言與批評進行襯託，這也被稱為"賓主"之法，其代表有宋襄公與子魚、楚靈王與伍奢、吳王夫差與伍員。以晏嬰為例，可以大略分析《左傳》塑造人物的方法，既可為正面人物之"主"，也可作為其他人物之"賓"。
魯襄公二十五年，崔抒弒其所立齊莊公於私宅。此時晏嬰立於崔抒家門之外，《左傳》在此關鍵時刻進行了集中刻畫，塑造了一個以民為本的賢大夫形象：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屍股而哭，興，三踴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隨後崔抒、慶封立即扶立齊景公，自為二相，與國人盟於公宮。《左傳》寫道："晏子仰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人常以《史記》為有情之文，其實《左傳》寫人性情毫不遜色。《左傳》借崔抒弒君一事提出君臣為社稷的民本思想，從而塑造了一個不從君死的理性形象。但晏子並不因為理性而成為一臺冷冰冰的機器："枕屍股而哭"，便將他的赤誠之心寫出，令人讀之潸然淚下。至於其後崔、慶逼盟，晏子"仰天歎"，然後以曲辭言忠於社稷，一下子就描繪出一位受迫害的賢者在黑暗政治中的苦悶困境，令人不忍。
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扎聘於齊，謂晏嬰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嬰因陳無宇納邑與政，於是免於欒、髙之難。有趣的是，魯昭公十年，陳、鮑分欒、髙時，晏嬰又將這話對陳無宇說了一遍："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陳無宇從其言，其家益大。不知是《左傳》有心無心，但兩相對照，便顯得其為人可愛。
此外，晏嬰常獻諫於齊景公，以為其賓，以襯其人。春秋晚期，繼晉霸之衰，景公也頗可算為方伯。魯昭公二十年，晏嬰論和與同：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揣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幹，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髙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傳》昭公二十年）
晏嬰與齊景公的這類對話很多，皆是賓主相照，相互映襯。先寫齊景公的不當，然後寫晏嬰的諫言。景公為君雖有諸多缺點，但能納賢臣之言，所以在春秋末年大放異彩。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晏嬰的形象非常理性，真是和而不同的君子。《左傳》通過以上層層塑造，便使得晏嬰的形象變得非常豐滿，全無後世作品中諫臣的死板。
3 封建
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大變革即是西周的封建制度與禮樂文明的崩壞，此亦為《左傳》一書的宏旨。從文字表面看，《左傳》確實站在舊時代大貴族的立場上，但由於其實錄史事，因此不得不或隱或顯地傳達了禮崩樂壞的歷史趨勢。
3.1 農業
為了探討這段歷史，我們必須先追溯周的農業生產，然後才能分析從中孕育出的政治變遷。周的始祖為后稷，魯僖公時代所作的《閟宮》之頌就說道："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從這個名字與相關詩句就可以看出其先民極其重視農業的發展。及至武王克殷，農業似乎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了。當代史學家楊寬根據《孟子》、《墨子》、《荀子》等戰國典籍及後世出土的文物史料推測，春秋早期大概一百畝土地的產量可以供養一人。春秋中晚期，冶鐵技術的快速進步，農業生產慢慢進入鐵犁牛耕時代，土地產量大幅上升。至戰國初年，百畝之田已經可以養活五口之家，此後存續兩千餘年的小農經濟初具雛形。
農業為古代經濟的核心之一，而土地是農業最關鍵的生產資料，因此貴族制度與土地分配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關於西周及春秋時期的土地分配政策，大概可以概括為"井田制"。楊寬認為："古代的井田制度由原始社會末期的村社制度演變而成。"井田制似乎存在著公田、私田的差別："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童書業理解"公田"大約指公室的田，"私田"則指貴族與自由農的土地。公田是集體耕種的，用於祭祀、振濟等公共事業；私田則按權重平均分配給各家，用於維持生計。孟子曰："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說的就是井田制。井田制與後世土地政策有一處非常大的差別，即私田是定期，例如每一年、每三年，再分配的。
關於井田制的弊端，春秋、戰國、秦、漢學者論之甚詳。魯宣公十五年，魯國修改增加了田稅："初稅畝。"何休疏道："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儘力於公田。"此言雖以德譏魯宣公，但實際上普遍地反應了井田制下的農民生產慾望不髙的特點。因此，農業生產水平上升，但很多田地反而荒廢了。這與春秋時代本身地廣人稀的情形又行成了一對矛盾。
3.2 分封
在這樣的農業社會中，封建制度誕生了。封建制度關鍵要素除了土地外，還有血緣。人們對血緣的看法固然與農業社會的基礎分不開關係，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從人性中來的，所以還是要將兩者分開。至於人性本身與經濟社會的關係，就不予討論了。
翦商以後，武王、周公便依據宗法設計了分封制度。魯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諫周襄王不伐鄭："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又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富辰的這番話其實傳達了相當多的內容。
其一，周的封建是基於"親親"的，而"禦侮"則是其重要目的，這是從兄弟關係類比推演所得的。因此，以"孝悌"為核心的人倫關係是宗法社會、封建社會最為關鍵道德原則。這一點或可視作禮樂文明以及儒家的政治哲學根源之一。"親親"是人的本性使然，而宗法關係天然具有順序，因此周的理想社會是小大、上下、尊卑、君臣各司其職，萬世不易。襄公十四年，晉樂師師曠便描繪過這樣的理想社會：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幸，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左傳》襄公十四年）
另一方面，西周時以遊牧為生的夷狄與諸夏雜處，可以作為地廣人稀的一例輔證。此外，彼時的農業產力低下。因此，分疆裂土是可行的，因為土地相比於人口，數量很多。周武王時封齊太公，雖有五侯之地，但其實開發程度很低。晉的受封已是周成王以後的事了，且近於王畿，但依然有很多荒地。楚則更不用提。總之，西周時期的土地供應足夠，因此能施行分封。
至春秋時，貴族繁衍孳息，而土地改革與農業大發展還尚未全部完成。這時，人類暴露出貪婪的本性：他們永無止境地索求著酒肉、玉帛、彝器，進而追求土地、名望、權力。蘇旬道："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慾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此可以言大，亦能言小。因此，終春秋一世，諸侯、卿、大夫相互兼併，弒君迭興，戰亂頻繁，黎民苦不堪言。針對這一亂世之局與其中的人，儒、墨、道、法等諸子百家紛紛提出自己的主張，中國的思想文化得到極大的豐富與擴展。
3.3 禮樂
楊寬認為："西周、春秋時代所講究的禮，是貴族根據原始社會末期父系氏族制階段的風俗習慣加以發展和改造"所得的。其源頭可能如此，不過如何發展成為制度化的工具，則頗有可考之處。我個人覺得可能與制器的技術及對美的意識有關，而這兩點又是根植於勞動的。許多博物館裡按時代陳列著當地先民的用具，大多先為粗糙的石器、骨器，然後有陶器。漸漸的，陶碗、陶壺上出現了簡單的線條。這些線條越來越多，彼此纏繞，變得越來越精美。及至玉器出現，器物上的紋路變成穀紋、渦紋、勾連，其體式也慢慢脫離了實用，為璧、為琮、為圭、為璋。同時青銅被用於鑄造食器、武器、樂器。九鼎定於中原，天下朝服納貢。至此，權威已從武力中誕生，但它的確認，則從陶器上最初的幾根劃痕而來。孔子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或許多少有幾分這個意思在其中。
富辰所言"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其實本質上認為禮是不如德的。《左傳》中的人物有時候將德與禮並列來談，但兩者的地位實則不等。魯昭公二十六年，晏嬰論禮與德：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知。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這一段對話很是犀利，非常精闢地揭露了"禮"實為統治工具這一本質，與德行無關。晏嬰在此實則為昏君統治的合法性進行了辯護，而他既然開始辯護，則說明這個時代必定已經覺醒了人本與民本的意識。因此，《左傳》一書暗藏的另一條線索便是戰國百家爭鳴思潮的先聲，這未必是作者有意為之，但文本卻如實地反應了這一點。這也就是歷史之所以能夠超越政治的地方，她是"未來人們的眼睛"。
禮樂或從農業經濟來，或從宗法秩序中來，或從自然哲學來，或從審美意識來，它確作為政治手段相當長久地統治著中國，最後又服務於人本身。因此，至晚在西漢時，已經有學者在抽象層面以"人"為本來反思禮樂制度了。司馬遷說："餘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進而論禮與樂：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史記》樂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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