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同志故居（來源：網絡）

1917年11月，林伯渠出任國民政府湖南省財政廳長，爲推進孫中山在西南的護法運動籌辦財政。當時，各方勢力、各級官府衙門及官僚豪紳均視財政資金爲香餑餑，想方設法妄圖從中分一杯羹，向他送禮行賄者很多，林伯渠一律拒收並責斥。在任國民政府湖南省財政廳長期間，林伯渠僅給家裏買過一匹青布。其實，由於當時時局動盪，籌辦財政本十分艱難，但正是因爲林伯渠工作出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不僅爲護法運動提供了經費保障，卸任時還彌補了前任虧空。

從1933年開始，林伯渠長期擔任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重要職務，包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經濟部長、財政部長，陝甘寧邊區人民政府主席；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祕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不論職位有多高，林伯渠對清廉的堅守始終一以貫之，不忘自己的原則和底線，他不僅嚴格約束自己，還嚴格要求他人。1956年，家鄉的兩位幹部到北京來看望他，並想請他給縣裏買2部汽車,他以“汽車是國家計劃物資，不能亂批條子”爲由委婉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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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燈照萬人，弘揚艱苦作風

林伯渠工作中，始終保持樸實勤勉的作風，他從不計較個人享受和地位，以艱苦奮鬥的精神爲黨員幹部做出表率，他的人性光輝就像他的馬燈一樣，爲黨員幹部指引着正確的方向。長徵路上，林伯渠同志有“五寶”：馬燈、棍子、草鞋、糧袋和軍包，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年近半百的他有馬不騎，一手提着馬燈，一手拄着柺杖，打着綁腿，穿着草鞋，與紅軍戰士一道行軍跋涉，從不搞特殊，不享受特殊照顧和待遇。在陝甘寧邊區，有關部門按規定爲他砌了三孔窯洞，他堅決不住，改爲辦公室和會議室。

爲促進大生產，厲行節約，他帶頭制定“個人生產節約計劃”，保證全年種糧二擔(每擔150公斤)交工，並衣被自給。他自己過着簡樸的生活，配發的衣被從不領，衣服打着多處補丁，系的褲帶是麻繩，枕頭是衣包書。由於身材高大，公家發的軍被他蓋上去短一截。冬天睡覺時，他便用麻繩將被頭的一端捆起來，以便使腳不致露出被外。他愛抽菸，但從不買商品煙，抽自己種的旱菸，取名爲“蘭花牌”。國際友人斯諾到延安採訪時，驚奇地發現，毛澤東穿打補丁的衣服，周恩來睡土炕，林伯渠耳朵上用繩繫着斷了腿的眼鏡，由此斷言：這是“東方魔力”“興國之光”。

林伯渠（左二）在開國大典上

1944年，林伯渠去西安、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半年多時間，影響了生產任務的完成，他把這期間節約下來的生活費作爲生產任務補交。全國解放後，他家住在中南海後面，房子年久失修，組織上多次安排修繕，他嫌費用過高，拖了近十年，還降低了標準。下基層視察，他嚴格堅持“四不”準則(一不要搞組織迎送，二不要影響工作，三不要宴請送禮，四不要生活特殊)，如有違背，他一是及時勸阻，二是對當事人予以嚴肅批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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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實傳家風，常懷平凡之心

林伯渠爲黨和人民的事業，幾十年奔波不息，與子女聚少離多。儘管如此，他對子女們依然是嚴厲有加，言傳身教。在日常生活中，林伯渠一貫公私分明，對子女的教育也尤其注意這一點。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高幹子弟不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不搞特殊化，這是關係到黨的形象的大問題，也是關係到後代健康成長的大問題。”他時常教育子女不要有高人一等的想法，“做什麼都要靠自己奮鬥”，注重培養他們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杜絕特殊化的苗頭。

戰爭時期物資供應十分緊張，林伯渠的孩子們和其他人一樣，總是感到喫不飽，有時甚至餓得直哭。看到這樣的情況，有人就向林伯渠建議說，小竈伙食相對好一些，孩子們小，正在長身體急需營養，可以讓孩子們喫小竈。林伯渠嚴詞拒絕道：“這是違反制度的，不能因爲他們是我的孩子就給予特殊照顧，其他學生和戰士能喫大竈，他們就可以喫。”他還特地囑咐祕書和警衛員，堅決不允許孩子們享受特權。

1946年，闊別8年多的女兒林利從國外回到父親身邊。不久，組織上決定林利到東北工作，他深情地對女兒說：“多年不在一起，本來是想留你在身邊的，但是，要服從組織的決定。”他叮囑女兒，到東北後，一定要下農村參加土改，爭取在基層鍛鍊的機會，還特意提醒她不得爲私事要求組織上和他通電報。正是因爲林伯渠的一貫嚴格要求，他的子女親屬從沒有利用他的職務和影響謀取私利。 （常德市紀委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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