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1月23日,西鄉隆盛生於薩摩藩鹿兒島甲突川東岸的下加治屋町,是貧困的下級武士西鄉吉兵衛的長子。從小受到封建武士教育,修禪學,讀儒家經典,並經過嚴格的劍術、弓術、馬術、柔術、炮術、槍術等武士訓練。這使西鄉養成了尚武的習性,剛健的氣質,並具有濃厚的忠孝仁義的封建道德觀念。 正是由於他出身下層,並長期擔任低級官吏,對下層人民有一定的瞭解和同情,對逐漸走向衰落的幕府不滿,矢志維新。

為了維護下層人民的利益,西鄉隆盛組織了「誠忠組」,向時任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上書闡述減輕農民負擔問題,受到島津齊彬的賞識。 之後,由於受到牽連,坐了幾年牢。

從1866年起,西鄉與大久保利通輪流回薩摩藩實行藩政改革,擴充陸海軍實力,積極準備打倒幕府。次年,孝明天皇去世,年僅14歲的明治天皇繼位的機會,西鄉隆盛積極促進強藩聯合討幕,並使「薩土同盟」達成協議。兩年後,發動「王政復古」政變成功,成立了新政府。西鄉、大久保等是新政府的實力派。

戰績顯赫的西鄉,被稱為「慶應功臣」和「明治元勛」,與大久保、木戶一起被譽為「維新三傑」。

西鄉對新政府實施的「先內治,後外兵」政策不滿而辭職。天皇允許他辭去參議、近衛都督之職,但保留正三位和陸軍大將職銜。西鄉回到鹿兒島後,創辦實為軍事政治學校的「私學校」,宣揚忠於皇室和愛民思想。 1877年1月,政府準備將薩摩藩兵工廠遷到大阪,引起了鹿兒島廣大士族的反對。私學校的學生襲擊並佔領了草牟田火藥庫、造船廠和兵工廠。政府立即逮捕了私學校六十餘名學生,引起了學生的激怒。 西鄉被私學校的學生和「士族兄弟」們推崇為反政府的領袖,在眾多「士族兄弟」的包圍下,西鄉決定和他們一起,走上了違背歷史潮流的毀滅之路。

西鄉軍圍困熊本城長達五十天,但它城牆堅固,易守難攻,西鄉軍大量傷亡。不久,政府軍攻佔了鹿兒島,百姓逐漸知道西鄉成為叛徒,倒向了政府軍。八月,西鄉退回到鹿兒島,由部下介錯砍下頭顱,至此,日本最後一場內戰宣告結束。


西鄉隆盛其實是被參與造反的西南武士推舉為首領,他原本只是同情這些下層武士,並自己花錢建立學校安頓這些下層武士。但是學校集合這麼多失意者,反而成了暴亂的彙集點,學生們偷襲軍火庫,讓他牽連其中。西鄉隆盛與其說是造反,不如說他在追求武士的最後結局。根據親隨的闡述西鄉隆盛並不是戰爭的指揮者,更多的時間在打獵,是刻意來求死的。最後帶領手下發起孤注一擲的死亡衝鋒,中彈後從容說:「可以了,到此為止吧!」然後向東京方向跪拜,剖腹自盡。

西鄉隆盛作為明治維新的「三傑」之一,與全面西化的大久保利通和自負木戶孝允不同,出身低級武士的西鄉隆盛個人品德與對低級武士的同情心與其他兩人是不可比的。西鄉隆盛因為倒幕戰爭的功勞,受封最多,甚至超過薩摩藩的藩主,西鄉隆盛認為會影響他「忠臣」的名聲主動推辭。對待天皇的態度西鄉隆盛也和其他幾位維新人士不同,表面上看「明治維新」成功了,天皇的權威得到保障。實際上日本政府形成了藩閥政治,真正掌權的是長洲藩和薩摩藩的官員們,想想也正常天皇手裡又沒什麼人,戰爭都是藩閥們打得。直到明治天皇的孫子昭和天皇利用全國的反藩閥、財閥運動,聯合反對長洲藩閥的新興軍閥勢力,才使天皇真正掌權。像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山縣有朋等人對待天皇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恭敬,天皇在他們眼裡也只不過是個傀儡。但是封建忠君思想嚴重的西鄉隆盛對待天皇要比其他人恭敬的多。

日本之所以會發生西南戰爭,主要是因為「廢刀令」和「廢藩置縣」運動。幕府時代武士只能從軍,作為回報武士可以得到固定的田地收入得以謀生,幕府將軍把土地分封給大名,大名再分給中層武士,中層武士再分給下級武士,一級管一級。而且武士還有很多特權,可以斬殺對自己無禮的農民,後代可以免費接受教育,武士還是日本唯一能參政議政的階級。明治維新後為加強中央集權,通過了《廢藩置縣》政令,第一步是改革藩制「版籍奉還」,就是把藩裏的土地和人口所有權劃歸中央政府,藩主還是有行政權,依然有徵稅和軍令的權力。這一步是法理上解決藩主對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接著就是廢藩,全國設立三府、三百零二縣,後來合併成三府、七十二縣。各地藩主、藩知事全部搬到東京,其每年的俸祿和華族身份得到保證,各藩的年貢交給政府,債務也都由政府承擔。在薩摩、長洲、土佐、肥前四大強藩聯合執政下,各個大名雖然失去了權力,但是經濟利益和貴族身份得到了保證,也沒人敢不接受的,那麼下層武士呢!

明治新政府的義務徵兵制,使各階級的庶民都要徵兵入伍,從此武士失去當兵謀生的道路,平日裏那些插花、下棋、劍道等教育,對此刻謀生毫無用處。政府1876年出臺了兩條法令,《廢刀令》和《金祿公債證書條例》。廢刀令廢除了武士的特權,消除了武士與平民的身份差別。第二條法令更狠,簡直就是搶劫,政府用公債購買武士的知行田,公債六年後抽籤決定償還順序,三十年還清。由於公債貶值的厲害,原來規定的利率看似很高能夠支撐武士生活,架不住通破膨脹。不透明的還款次序,產生了分配不公,華族通過關係把公債變成金融投資,成立所謂國立銀行,大把圈錢。下級武士則要等十幾年才能分配到早已貶值的公債,一時間武士紛紛破產,被逼入絕境。

義務徵兵制、廢藩置縣都有西鄉隆盛參與,這樣做是為了國家西鄉隆盛也非常清楚。出於對下層武士的同情,西鄉隆盛提出「徵韓論」,意圖馬上發動對朝鮮的戰爭來解決下層武士的出路問題,轉嫁國內危機。(日本有此傳統,豐臣秀吉在結束日本戰國時代後,全國土地基本被德川、毛利等家族瓜分完了。跟隨身邊的石田三成、加藤正清等親信將領卻無地可分,所以豐臣秀吉立馬發動侵略朝鮮戰爭。)此時的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而中國正是「同治中興」和「洋務運動」的高潮時期,中國到底會怎樣,當時的日本高層還看不太清。大久保利通和山縣有朋等人提出緩徵,這讓西鄉隆盛非常憤怒,罵大久保利通是薩摩最膽小的人。木戶孝允因病逐步退出政壇,薩摩藩有控制政府的機會,長洲藩閥山縣有朋大力挑撥薩摩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的關係,為長洲藩謀利。各種因素促進下,西鄉隆盛帶領幾位參議辭職,薩、長、土、肥四大強藩聯合執政瓦解,西鄉隆盛回到家鄉薩摩藩。

回到家鄉的西鄉隆盛為解決破產武士的生活問題,建立一所軍事學校安置破產武士,也可以約束這些人。但是學校成了反對政府的集合點,而政府面對這樣的學校怎能心安,自然是眼中釘,肉中刺,只是礙於西鄉隆盛巨大的威望不敢給動手。為了防止萬一,政府搬遷學校附近的軍火庫裏的火藥,得到消息的學生們認為是政府要動手了,開始搶奪軍火庫。此時的西鄉隆盛正外出打獵,回來後被裹挾進叛軍隊伍,結局前面已經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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