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對新樂府詩創作有什麼推動作用？
「元白」是中唐詩人元稹、白居易的並稱。二人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文學觀點相同，作品風格相近，在中唐詩壇影響很大。但在主題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鮮明等方面，元稍遜於白。
漢樂府(老樂府)是繼《詩經》之後，我國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彙集，不同《詩經》中的比較多的浪漫主義手法，它開詩歌現實主義新風。漢樂府民歌中女性題材作品佔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語言構造貼近生活的作品，由雜言漸趨向五言，採用敘事寫法，刻畫人物細緻入微，創造人物性格鮮明，故事情節較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內涵著重描繪典型細節，開闢了敘事詩發展成熟的新階段。
到了中唐時期，白居易和元稹更強調詩歌的諷諭作用，寫有大量反映現實的作品，很具有漢樂府的韻味，因為是唐代出現的，於是為了區別漢樂府，而稱之為「新樂府」，同時代還有許多詩人喜愛這樣的詩歌創作手法，例如專門寫七言歌行、長篇排律等詩體，詩歌語言的易懂通俗，形成風氣後被稱為「新樂府運動」。例如，張籍的樂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築城詞》、《賈客樂》等詩歌，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謠》中描寫了驛船縴夫的悲慘生活。《田家行》、《簇蠶辭》則揭露了封建賦役的殘酷。李紳曾作新題樂府二十首，惜已無存。他的《憫農》詩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為千古傳誦的名詩。新樂府運動的精神，也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後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後的社會現實。
在中唐詩壇上，元白的影響都很大。《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贊指出：「若品調律度，揚榷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但元稹詩在主題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鮮明等方面，都比白居易詩稍遜一籌。葉燮說：「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舂容暇豫。」（《原詩》）趙翼則認為:「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甌北詩話》）
但即便是這樣，那麼為什麼世人都稱「元白」，而不是「白元」呢？
答案來了。
有專家認為：以先元後白的原因有兩個。 一、元白唱酬一般都是以『次韻』見重，而次韻自元始且為其所長； 二、「淫靡」本為元白共有，李肇卻獨贊於元，可見元之艷詩影響更大。專家還認為，「真正能代表元稹的不是新樂府，而是以哀艷纏綿之筆寫生離死別之情的艷詩和悼亡詩」，在元白的唱酬詩中，「呈露出來的詩人性格，元稹實在要更可愛一些，他的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對於我們也更親近一些。」
《鶯鶯傳》插圖
那麼，元稹對新樂府詩歌創作有什麼推動作用呢？
首先，新樂府詩在元詩中佔有很大分量。元稹的詩歌元鎮詩今存八百餘首。成就最高的是樂府詩和情詩。元稹的樂府詩是他為倡導和推動新樂府運動中所寫的現實主義詩篇。其內容比較廣泛。
第二，元詩都是遵從「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作宗旨進行詩歌創作。同時強調「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社會功能。 而且還進一步提出詩歌通俗化的具體要求。
第三， 即便是元稹的情詩悼亡詩和艷詩也具有濃厚的新樂府詩歌的特色。這些詩歌一是善用濃筆重彩渲染氣氛，刻畫場面，描繪人物。二是善用細節，刻畫人物心理，抒發感情，狀難狀之景，傳難言之情。三是元稹的名篇 《 鶯鶯傳 》又名 《 會真記 》更是「即事名篇」。
可見中唐時，在「元白」並稱的詩歌「新樂府運動」中，元稹起到了非常突出的推動作用。
元稹對新樂府詩創作起到了四個方面的作用，分別是：榜樣作用、伯樂作用、旗手作用、先鋒作用。
一、榜樣作用：元稹與白居易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形成「元和體」。詩詞成就巨大，言淺意哀，扣人心扉，動人肺腑。樂府詩創作受到張籍、王建的影響，「新題樂府」直接緣於李紳。代表作有傳奇《鶯鶯傳》《菊花》《離思五首》《遣悲懷三首》等。現存詩八百三十餘首，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100卷，留世有《元氏長慶集》。
二、伯樂作用：元稹非常欣賞李紳的《新題樂府》，並起而和之，發揚光大新樂府創作。
三、、旗手作用：他在《樂府古題序》中，提出以杜甫為榜樣，大膽借用古題或另擬新題來創作新體樂府詩，在詩歌中反映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專門有諷刺執政，代民伸冤。
四、先鋒作用：他在當時興起的新樂府創作活動中，起到了先鋒帶頭作用，積極推動新樂府創作。
「新樂府」在古代文學史上，即「新題樂府」，相對於古樂府而言。指的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詩，不再以入樂與否作標準。新樂府詩始創於杜甫，為元結、顧況等繼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中唐時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導的，以創作新題樂府詩為中心的詩歌革新運動。另有朱哲琴的《新樂府》音樂專輯。
樂府詩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紳、張籍和王建等人。
白居易、元稹等詩人或「寓意古題」，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樂府古詩之體，改進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積極從事新樂府詩歌的創作。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是他們的代表作。張籍的樂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築城詞》、《賈客樂》等詩歌，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後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後的社會現實。
相傳元稹和成都名妓、也是唐代著名女詩人薛濤關係密切。他在四川任職期間，常與薛濤幽會私歡。可是，當元稹返京高就時，卻不敢將薛濤一起帶回，倆人從此分別。
這件事很能代表元稹的特點：他一方面思想開放，另一方面卻又時時被「禮」所牽制——這在唐代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洛陽人。其生平事蹟見於《舊唐書》卷166、《新唐書》卷174、《唐詩紀事》卷37、《唐才子傳》卷5及白居易《元稹墓誌銘》等文。
元稹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和白居易共同推動了唐代「新樂府運動」的發展。正是元稹最早注意到李紳的《新題樂府》，並積極響應，創作出類似的作品，才啟動了唐代「新樂府運動」。
元稹的新樂府詩多寫民間疾苦，如《田家詞》：「願官早勝仇早復，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用反語寫出了農民困於重賦苦役的狀態；如《採珠行》：「海波無底珠沉海，採珠之人判（拼）死採」，描寫了採珠人冒死採珠的艱辛；如《夫遠徵》：「送夫之婦又行哭，哭聲送死非送行。夫遠徵，遠徵不必戍長城，出門便不知死生」，讀後令人鼻酸不已。此外，他的小詩也寫得好，如《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話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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