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寫下他的故事，為自然賦予句子的形狀

蘇婭曾經是一位媒體寫作者，因為對寫作與生活的迷惑從北京回到了家鄉大理。因緣際會結識了六，和他一起種地。但是在很多年後，她才決定去書寫六。

當我描述六的時候，我有種感覺，我是在複製蘇婭的語言。因為不管我以怎樣的方式將我與六之間短短不過三次的接觸倒帶回放，我腦海中的六似乎都攜帶著蘇婭這本書里的氣息。

我被她的語言綁架了，或者說，俘獲了。但蘇婭說，寫作本來就是一個與記憶相互重構的奇妙過程。

——新京報記者楊司奇

新京報書評周刊9/29專題微信推送

首文：《一個日本人千里迢迢，跑到大理去種菜》/ 二條：《我想寫下他的故事，為自然賦予句子的形狀 | 書寫者蘇婭》/ 三條：《回歸自然，靈魂就有家可歸了嗎？》

回憶斷片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找回了無憂無慮

撰文 |

蘇婭

距離寫完《六》，雖然只有半年多時間，卻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寫這本書，本不在我的計劃之內，去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卻被一個念頭輕輕擊中——我要把六的故事寫下來。我想試試，為那些難以名狀瞬息萬變的自然事物，風霜雨雪、彩虹和細長的鄉道、開花的樹，還有寒冷，賦與句子的形狀。

五年前，我辭掉媒體的工作，從北京搬回大理。有兩年的時間，差不多是純玩著過去的，我幾乎什麼也沒寫，當時非常抗拒文字，感覺每寫下一句話，都在遠離什麼。為什麼每次寫之前，相信自己擁有很多，而寫卻是個不斷失去的過程？我不斷地質問自己。

住到一個距離山林很近的地方，遇見眉頭舒展的人，欣賞日出和黃昏，這是很長時間以來的願望。什麼都不寫，其實也很好。那時，我經常騎著自行車沿著洱海環行，田邊盛開的梨花和三角梅撞我，雲朵撞我，田野上彌散的光和霧撞我，一個個句子在車輪滾動中撞我，浮現又消失，這個閃逝的感覺好極了，我想忘記景象忘記詞語忘記熟練掌握的句式，等該忘都忘了，那些註定會在心裡留下形狀的事，還會回來。

我相信寫作和記憶相互重構的奇妙過程，相信無論多麼輕微的事物，都有一個存在和消失的軌跡

，如果訴諸語言，就是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考慮過的事物存在的因由。就是為什麼要寫的原因。

稻子收割後還要晾曬幾天，那是它們接受陽光和熱的最後時日。

我一直記得第一次見六一家的情景：那是二零一四年一個冬天的下午，低垂的密雲在空蕩的村子上空，反射著灰白色光線，六一家站在綠桃村一座小石橋邊，等著我去拿菜。那天我跟六買了一些蔬菜，他們一家送菜過來。

六和阿雅穿著寬大的衣衫，疾風翻動著衣襟，有一種凜然的氣質。阿雅背上背著一個孩子，懷裡抱著另一個，老遠就看見她低著頭溫柔地哄孩子。那天風很大，斜陽暖烘烘地烤著，這家人給我一種武俠小說里才有的「一群古風少年」的感覺，黃昏時分，聽見有人在遠處籃球場上投三分籃，卻沒有一個投進時，也會有這種感覺。

蘇婭和六

沒什麼多餘的話，互道感謝後，我拎著菜往山上走，他們騎著電動車下山了。隔年春天種稻的時候，收到六發來的簡訊：明天我要種稻了，種五種稻，大米、紅米、黑米、綠米和糯米。明天中午如果可以來幫我們準備午飯或者看看孩子，對我們是很好的幫助。用英語和漢語兩種語言寫了發過來。

這條簡訊，用一個天真樸素的句式，讓我回到同樣樸素的人際關係中——在鄉下，人們因為有事需要幫忙，才聚在一起，以互助的方式共同生活。簡訊里的物質名詞，讓我對他們的生活好奇起來，這些詞語很基本，卻僅僅是排列出來，就很好看，帶著原始豐饒的詩意。我那時很想寫一個和物質名詞有關的東西，但它會是什麼，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當我站在水流迴旋的岸邊，說出岸上一棵樹的名字時，或是在六的院子里，認出一個我不熟悉的農具，這些普通的名詞給我安慰，讓我感覺和這個世界有了真實具體的聯繫，命名是人類擁抱陌生神秘之物的天性。

幫六種地的時候，有一件小事，讓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我跟著六上山找水源引水灌溉稻田，在一塊地勢稍高的地旁有一個蓄滿水的小溝，六熟練地把用作水閘的石頭和泥撥開後，等漂浮在水面上的農藥包裝袋流走，任水流一會兒，變乾淨了再引到自己的田裡。等的時候，六無意地說：

「有人問我，如果周圍的大環境都是用農藥化肥種的地，你怎麼能保證自己的地是乾淨的呢？」

接著又說：

「這個問題我很難回答。如果按照這樣的想法，很多事甚至不能開始。其實還是可以試試，大的事情管不了，自己喜歡怎麼做還是可以試試的。」

這句話流露了六在選擇和堅持怎樣的生活時，所有的困頓和自明，雖然我們的勞動方式不同，但那也是我時常面對的問題。從大的方面看，我們似乎很難找到更好的替代目前不盡如人意的生活的方式，但從微觀的層面看，個人又有很多可以選擇的機會和條件。

我感覺這個人一定有一個強大的思想背景支撐著自己的行為，儘管他不善於用概念的方式來表達思想，他的語言很感性，這種感性讓人放鬆，他說「火」：我喜歡燒火的感覺，儘管現在有很多工具可以代替火，煤氣灶、電磁爐，但柴火的火焰燃燒的感覺，讓人很安靜。我喜歡土地一樣低沉的聲音，循環的聲音，把人帶著很深很高的地方，大自然里有看不見的調音師。

燃燒的感覺讓人心靜，火焰把鄉村的暮靄冶成玫瑰色。

我又跟著六做了很多事情，又過了幾年，但我還是沒有寫六的想法。那個十多年來一直伴隨著我的以寫為目的的意識消失了。我忘了語言這種具體形式，但它在遠處伺機而動等待我。現在看，就是這樣的。如果我一開始就帶著寫的目的來做那些事，它就是另外的樣子，我可能會很快寫出一個故事，但我的感受和體驗必定也會縮減，我會只關心故事的走向，而忘了那些隱秘、微小的時刻在我們周圍起伏波動的感覺。這才是語言應該去的地方。

等我相對完整地了解了六的過去、現在和他對未來的想法，可以肯定六是一個知行合一的人，六一家始終如一地在離我很近的村子裡生活著，這種一致的持續的生活，讓我感覺又可以信任文字了。這個感覺來得很篤定，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打掃，忽然感覺：我又可以寫了。打開文檔寫下第一個句子：

「我們為什麼遷移？在異鄉，跟隨異鄉人行走。」

這本書寫得很快，每天早上六點半開始寫，感覺不到時間流逝，每天寫很長時間，八小時、十小時，只有這一件事情。在一個穩定的節奏中寫到一個半小時之後，所有日常的煩惱和困惑消失了，喧囂消失了，感覺被一個嗡嗡嗡的聲音包裹著，送到一個平靜的核心裡。語言讓我找回平靜，就像六在觸摸泥土時，握住的信任和感恩。寫作最好的狀態是「凝滯」，無數的變化飛快地生成，但沒有一種習得的語言可以賦形，有時候只能停下來，等感覺變鈍，所以，寫下的只能是命名或自我的防禦。伴隨著天亮前雲幕明暗和顏色的流轉寫下的句子，經常超出我的智力水平——我不是說它們多麼非凡，而是那種真實和明晰，觸動了我。

我想寫：一個人從哪裡來，為什麼來，將來又會去哪裡。我理解的六，不一定完全準確，但我相信再卑微的人，也想看清自己走到這裡的原因。我也接受這種不夠準確的信息是我們共同命運的一部分，這是語言自由進行的方式，它既命名了一些什麼，又有一些信息在飄蕩的狀態里，繼續生長，更重要的是，還會有更多的東西出來。不可知，但並非完全不可說。

對話蘇婭

寫作是和記憶相互重構的過程

采寫 | 新京報記者楊司奇

新京報：在這本書里，你的個人風格很突出，尤其是穿插在人物之中的關於自然風色的描寫，人與物的過渡很自然，而且這些自然風物對於六的形象塑造還有你的語言表達似乎都不可或缺。

蘇婭：

描寫自然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是最放鬆的，但並非刻意尋找。寫完六回頭來看，我感覺這些關於環境、氣氛、景物的描述是我和六之間看不見的事物的交集，我感受到的其實是他的生活常境，它們只是很自然地融在了一起。人在放鬆的狀態下，意識是流動的，是充滿偶然的，我喜歡這種印象式、碎片式的寫作。

風和太陽都很大，幹活的人唱歌的聲音讓太陽顯得更大。

新京報：你說，寫作是個不斷失去的過程，也是和記憶相互重構的過程，那麼，「六」的形象是否也是被你的語言所建構的？在這個記錄的過程中，哪些東西失去了，哪些東西又是添加的？

蘇婭：

當我們在說添加的時候，給人的印象可能是在篡改這個人本身的樣子，但我不願使用這種描述。「六」確實是重構的，文本中的「六」和真實的「六」肯定是有距離的，我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這個客觀事實。對我來說，使我著迷的一點是，我可以不斷去拓寬客觀寫作的邊界。如果我只是寫他的生活狀態，不寫環繞在他周圍的那些自然的微妙的東西，感覺是非常不一樣的。以前的媒體寫作經驗告訴我，要儘可能提煉出清晰的敘述主線，剔除主觀的東西。但我很懷疑，這就是客觀的、真實的東西嗎？其實在最初選擇那個客觀的觀察點的時候，就已經是主觀的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六」也並非是重構的，他是真實的。

新京報：你在書里說，六有一種語言天賦，能把對話引向深入。

蘇婭：

可能因為六不太會用漢語表達特別複雜的東西，只能貼著一個現象描述他的想法，這樣就會有一種感覺，他語言里的那種確定性非常強烈。漢語中有很多模糊的表述，當他在使用這種模糊的語言時，他就需要找到一種最清晰、最明確的東西，就會出現一種非常簡單、直接、樸素的陳述句形式。比如

「爸爸的一生太寂寞了」，「冬天的菜太寂寞了，他們是慢慢長熟的」，「早上我去地里，下著雨，我看見小蟲子躲在葉子後面，秘密地生活著」，

這種句子很多。它很簡單，但很飽滿，帶著原始豐饒的詩意。可能是他的母語表達使然，也可能是他使用不熟悉的語言時的結果。在使用異質的語言時，我們多少會漂移出去一點。

新京報：你在書里說，六很像是枝裕和電影里的人物，六的房子也會讓你想起《幻之光》里的房子。你很喜歡是枝裕和的電影？

蘇婭

：

是的。我喜歡《小偷家族》，也喜歡《幻之光》。《小偷家族》很寬闊，比較成熟，而《幻之光》很「空」，風格還有些青澀，但這種青澀里有一種特別尖銳的表達。片中的人常常很長時間不說話，生活中也往往如此，沒有什麼語言，也沒有什麼意思，許多話語只是一種意識的流露，而不是為了交流。不一定非要說出那句話。

新京報：你認為六的理想為什麼會在大理髮生和實現？

蘇婭：

首先，物候、天氣等自然因素是很大的原因。大理很多時候都特別亮敞，戶外活動的條件非常充足。它的光照、雨水都很好，排水也很好。所以六覺得，沒有在大理種不出來的東西。

許多人說，大理很像阿爾卑斯山，但阿爾卑斯山距離人煙很遠。在大理，村莊和山林的距離非常近，這樣心理的感覺也是不一樣的。晚上坐在院子里所聞到的晚風吹來的那種山林的氣息，和其他平原地區聞到的氣息也都不同。和丘陵的那種感覺也不一樣，它是那種延綿的、不斷展開的山，都是緩坡，陽光充足、林木茂密，但很開闊。在大理，村莊的排列很適合朋友之間的聚會，每個村子之間距離不遠。在那裡，人情是由空間決定的，而且人情的遠近也很適度。

新京報：六的故事對城市裡的人很有治癒性，但它並不是一個關於成功的故事，你覺得這種治癒性從何而來？

蘇婭：

首先我和大家的感覺一樣。六有一套對生活完全不同的看法，這套看法讓我們放鬆下來，意識到原來這樣也沒什麼，我覺得這是治癒的一點。另外，它只是大家的一個夢，因為這種生活的實現難度非常高，我們很難脫離既定軌道去過這種生活。但我為什麼去寫？它似乎看起來沒有任何可以效仿的地方。但治癒點在於，它釋放了我漫長時間裡的某種嚮往。雖然我不會去實現它，只是站在旁邊欣賞一下，但我知道那是我的一個可能的夢想。

有一個問題是，他選擇簡樸的生活究竟是天性如此還是因為對社會的洞察？像《瓦爾登湖》，不單是自然的選擇，它有強大的社會背景，對現代社會有很深的洞察。如果說六是因為對現代社會的深刻洞察而主動背離，走向一種更為傳統的生活，那他就是天賦極高的人，但他好像也不是那樣。可能都多少有一點，都可以從某種程度上治癒我。這很難從六那裡得到回應，完全源於一種局外的觀察，無法獲得清晰的答案。不過至少，我稍微有了些從束縛里鬆綁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