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重慶爲何會成爲戰時首都？

　　【本文爲騰訊獨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

　　文|陳三不

　　1937年11月16日的夜晚，位於南京郊外的長江岸邊人頭攢動，氣氛悽然，他們身份各異，有文官，有參軍，有醫生，還有軍樂隊，數百人依照各自的單位歸屬，有序地登上“永綏號”兵艦，爲首者是當時的國府主席——林森。

　　已近古稀的林森，心中所期盼的局面一如這兵艦名號“永綏”。就在四天前，淞滬會戰宣告失敗，上海淪陷，日軍乘機突破蘇州河防線和江陰要塞，進逼南京。當天下午，蔣介石在南京的鐵道部防空洞裏主持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決定將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林森一行人，即是國府西遷的先行者。

　　南京總統府舊照

　　01敢問路在何方？

　　國府西遷重慶，並不是16日的緊急會議所做出的魯莽決定，而是已經籌劃多年的方案。早在1932年，國府內部就已經在考慮遷都一事。當年1月，日本在上海挑起第一次淞滬事變，駐於南京的國府離熊熊燃燒的戰火僅有300公里。沒有應急預案的國民政府匆忙遷往河南洛陽辦公，但國府內部對遷都洛陽是否安全的認識仍不統一。當年3月，在洛陽舉行的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以長安爲陪都，以洛陽爲行都”的決定。可這一決定並未在之後得到貫徹。

　　一·二八事件中的中國守軍

　　軍事學家蔣百里提出將國防線劃定在北起太原，經洛陽、襄陽至衡陽一線上。他認爲“此線以東地區，我宜利用空間換取時間，消耗和疲憊敵人，同時積蓄力量，加強戰略後方；此線以西，資源豐富，幅員遼闊，足以持久戰。”這一建議將戰時的國家軍政中心圈定於西北和西南地區。國防部參謀次長楊傑在《關於國防中心問題的意見書》中的觀點也與此不謀而合。楊傑提出了五處適於建都的地點：南京、武漢、西安、成都、洛陽。

　　在這五處地點，楊傑認爲南京是最不適於承擔戰時首都職責的城市，其次爲武漢。南京距海較近，極易遭受攻擊；武漢地處華中腹地，水系環繞，素有“九省通衢”之稱，若海空實力強大的日軍溯長江直上，會對中央造成極大威脅。而地處中原的洛陽也並非最佳之選，中原土地平坦，無高大山脈阻隔，這讓國府直接暴露在日軍的機械化力量面前。最終遴選之下，國府的戰時駐地，只剩下西安與成都。西安或成都，西北或西南，國運即繫於一地。

　　劉湘和劉文輝的“叔侄大戰”

　　02西望煙鎖長安路：國基在西南！

　　國府西遷何處，做出抉擇對蔣介石是一種挑戰。在現代政治不上軌道的時代，南京中央政府的權威只限於江浙一帶，至於西北及西南地區，軍閥割據，對中央指令陽奉陰違，國府對此也鞭長莫及。

　　但在1933年形勢發生了轉變。1933年盛夏，內鬥不止的四川軍閥再起戰火，盤踞川東門戶重慶的劉湘一舉擊敗叔叔劉文輝，大有統一四川之勢。與其他川內軍閥不同，劉湘一向擁護國府，早在中原大戰時，劉文輝等人公開附和“反蔣”陣營，劉湘卻與他人背道而馳，他號召重慶各界人士“救黨驅汪”，蔣介石對此心存感激。

　　不同於四川的轉安局面，此時的西北仍混亂不堪，各方勢力逐鹿於此，青海二馬、陝甘紅軍，既有馮玉祥殘餘，還有閻錫山在側，更不必說距此地極近的社會主義蘇聯。

　　除政治環境險惡外，西北的自然地理環境也劣於西南。在自然資源方面，“天府之國”四川儲藏豐厚，能夠爲戰備生產提供堅實的基礎，而在地理交通方面，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在1935年即指出了四川的巨大優勢：“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爲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以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

　　滇越鐵路舊照

　　不得不說法肯豪森的長遠眼光，不僅指出了四川工業化爲抗戰提供軍需品的前景，更提醒中國政府開闢國際交通線，在戰時獲取外援的必要性。在諸多因素的比較下，西南，成爲了國府戰時駐地的首選。

　　03前進！目標重慶！

　　四川省四周環山，峯巒疊嶂內造就了獨特的區域空間。古語道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所指的就是進出四川的陸路尤爲艱險。但拱衛四川的關鍵，並不是佇立其周的山巒，“成都之險，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在四川防衛上，有兩個關鍵的楔子，於東是重慶，於北爲漢中，兩地在握，四川方固。重慶三面環水，一面與陸地相連，可謂易守難攻。將國府置於此地，既保安全無憂，亦能發揮其最大的戰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