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重庆为何会成为战时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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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陈三不

　　1937年11月16日的夜晚，位于南京郊外的长江岸边人头攒动，气氛凄然，他们身份各异，有文官，有参军，有医生，还有军乐队，数百人依照各自的单位归属，有序地登上“永绥号”兵舰，为首者是当时的国府主席——林森。

　　已近古稀的林森，心中所期盼的局面一如这兵舰名号“永绥”。就在四天前，淞沪会战宣告失败，上海沦陷，日军乘机突破苏州河防线和江阴要塞，进逼南京。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南京的铁道部防空洞里主持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林森一行人，即是国府西迁的先行者。

　　南京总统府旧照

　　01敢问路在何方？

　　国府西迁重庆，并不是16日的紧急会议所做出的鲁莽决定，而是已经筹划多年的方案。早在1932年，国府内部就已经在考虑迁都一事。当年1月，日本在上海挑起第一次淞沪事变，驻于南京的国府离熊熊燃烧的战火仅有300公里。没有应急预案的国民政府匆忙迁往河南洛阳办公，但国府内部对迁都洛阳是否安全的认识仍不统一。当年3月，在洛阳举行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的决定。可这一决定并未在之后得到贯彻。

　　一·二八事件中的中国守军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将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一线上。他认为“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这一建议将战时的国家军政中心圈定于西北和西南地区。国防部参谋次长杨杰在《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中的观点也与此不谋而合。杨杰提出了五处适于建都的地点：南京、武汉、西安、成都、洛阳。

　　在这五处地点，杨杰认为南京是最不适于承担战时首都职责的城市，其次为武汉。南京距海较近，极易遭受攻击；武汉地处华中腹地，水系环绕，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若海空实力强大的日军溯长江直上，会对中央造成极大威胁。而地处中原的洛阳也并非最佳之选，中原土地平坦，无高大山脉阻隔，这让国府直接暴露在日军的机械化力量面前。最终遴选之下，国府的战时驻地，只剩下西安与成都。西安或成都，西北或西南，国运即系于一地。

　　刘湘和刘文辉的“叔侄大战”

　　02西望烟锁长安路：国基在西南！

　　国府西迁何处，做出抉择对蒋介石是一种挑战。在现代政治不上轨道的时代，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只限于江浙一带，至于西北及西南地区，军阀割据，对中央指令阳奉阴违，国府对此也鞭长莫及。

　　但在1933年形势发生了转变。1933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战火，盘踞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一举击败叔叔刘文辉，大有统一四川之势。与其他川内军阀不同，刘湘一向拥护国府，早在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刘湘却与他人背道而驰，他号召重庆各界人士“救党驱汪”，蒋介石对此心存感激。

　　不同于四川的转安局面，此时的西北仍混乱不堪，各方势力逐鹿于此，青海二马、陕甘红军，既有冯玉祥残余，还有阎锡山在侧，更不必说距此地极近的社会主义苏联。

　　除政治环境险恶外，西北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劣于西南。在自然资源方面，“天府之国”四川储藏丰厚，能够为战备生产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在地理交通方面，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在1935年即指出了四川的巨大优势：“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以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滇越铁路旧照

　　不得不说法肯豪森的长远眼光，不仅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的前景，更提醒中国政府开辟国际交通线，在战时获取外援的必要性。在诸多因素的比较下，西南，成为了国府战时驻地的首选。

　　03前进！目标重庆！

　　四川省四周环山，峰峦叠嶂内造就了独特的区域空间。古语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所指的就是进出四川的陆路尤为艰险。但拱卫四川的关键，并不是伫立其周的山峦，“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在四川防卫上，有两个关键的楔子，于东是重庆，于北为汉中，两地在握，四川方固。重庆三面环水，一面与陆地相连，可谓易守难攻。将国府置于此地，既保安全无忧，亦能发挥其最大的战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