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之上,更严厉的对于《与恶》的质疑是「伪善」。在批评者看来,善恶可以去标签化,但不能模糊起码的道德底线。加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被理解,但所谓的「理解」如何与「脱罪」、「免死」、「圣母心」划清界限?更何况,这样的「理解」对受害者公平吗,谁又能跟受害者家属感同身受?难道只能被教导成为饱含慈悲之心的「完美受害者」吗?更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如果事情发生到你的头上,你还会如此理性客观吗?
对于此类意见,剧中的辩护律师王赦的原型——台湾人权律师黄致豪反问道:「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在黄致豪看来,没有人是天生的杀人犯,如果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无法预料的恶性事件之后,最为迅速和本能地将杀人犯除之后快,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减少「恶」的发生。
这大概是两种对于「恶」的不同态度的冲突,即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在中国文化中,「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因果报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条,体现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与安全感。而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之一,便是保障社会治安与个人安全。个人出于恐惧与安全的需要,也必须要以「重罪用重典」作为制度保障。因此,所谓的「理解加害者」,也就非常容易被看作是挑战常识和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