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王幹、陳忠實、雷達、閆晶明

問：您如何看待茅盾文學獎的美學傾向？

雷 達：茅盾文學獎作爲一項有影響力的大獎，有沒有自己的美學傾向和偏好，這是個不太好回答的問題。我認爲是有的，這並不是有誰在規定或暗示或提倡或佈置，而是一種審美積累的漸變過程，代代影響，從多屆得獎作品看來，那就是對宏大敘事的側重，對一些厚重的史詩性作品的青睞，對現實主義精神的倚重，對歷史題材的關注等等。在歷史上，文學與題材曾經有過不正常的關係，或人爲區分題材等級，或把某些題材劃成禁區，或乾脆實行“題材決定論”。從今天來看，這些都是違反文學規律的。但是，也不可否認，重大題材還是有着自己的獨特優勢，特別是重大歷史題材，由於闡述和重構了歷史的隱祕存在和復活了被湮滅的歷史記憶，既給當代社會提供經驗和借鑑，又提升我們對人生、現實與世界進行有比較的審美觀照與反思。鑑於此，茅盾文學獎非常關注重大歷史題材。以上所說似乎比較偏於第七屆以前的評獎，後幾屆我只參加一次，情況已大爲不同。

問：茅盾文學獎的評選始終伴隨着爭論和質疑，您怎麼看？

雷 達：處在如此一個文化多元的時代，權威的消解似乎是必然的，它時時受到挑戰。相應地，茅盾文學獎也只能在面對歷史的挑戰中求生存，在順應歷史的潮流中圖發展。時代在變，審美觀念也在變，評獎的標準必然也要發生變化，這樣才能保證茅盾文學獎與時同行。當然，評獎在更加走向開放、走向多元的同時，要使評獎具有權威性，要使評出的作品得到社會各方較爲一致的認可，尤其要經得起時間的淘洗與檢驗，我以爲有這麼幾條還是要堅持的：一是要堅持長遠的審美眼光，甚至可以拉開一定距離來評價作品，避免迎合現實中的某些直接的功利因素，要體現出對人類理想的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二是一定要看作品有沒有深沉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有沒有人民性的深度，特別要看有沒有體現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根基；三是要看作品在藝術上、文體上有沒有大的創新，在人物刻畫、敘述方式、漢語言藝術上有沒有獨到的東西；四是長篇小說是一種規模很大的體裁，所以有必要考慮它是否表現了一個民族在某個特定時期的心靈發展和嬗變的歷史，儘管有人認爲，現在已從再現歷史進入了個人言說的時代，但在根本上，文學即是靈魂的歷史。

問：在您所參與的茅盾文學獎評選中，您經歷過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能否多透露些內幕？

雷 達：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麼多內幕。在第四屆評選中，我記得《白鹿原》在評委會基本確定可以評上的時候，一部分評委認爲，作品中儒家文化的體現者朱先生對政治鬥爭用“翻鏊子”的說詞不妥，甚至是錯誤的，容易引出誤解，應以適當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有些露骨的性描寫也應適當刪節。這種意見一出且不可動搖，當時就由評委會副主任陳昌本在另一間屋子裏現場親自打電話徵求陳忠實本人的意見，然後回來給大家說，陳忠實在電話那頭表示願意接受個別詞句的小修改。這才決定授予其茅盾文學獎。這也就是發佈和頒獎時始終在書名之後追加個“修訂本”的原委。當然，評獎時和發佈時是不可能已有了“修訂本”印好的，記得兩者時間離得很近。改動和印書都需要一定時間，而發佈時間又是不能等的。陳昌本打電話究竟是在投票後還是投票前，我竟然記不清楚了。

問：可否選出十部您認爲能夠留得住的歷屆茅盾文學獎作品？

雷 達：《芙蓉鎮》《李自成》《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塵埃落定》《長恨歌》《秦腔》《無字》《蛙》《一句頂一萬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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