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牡丹亭》、一部《紅樓夢》，在白先勇最初的生命中撒下了兩顆“夢”的種子。

　　後來，漂泊海外，輾轉許多城市，他在這兩部經典和它們背後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找到了自己靈魂的故鄉。

　　於是，在文學之外，人們看到了“崑曲白先勇”和 “教師白先勇”。他在觀衆和學生心中也撒下了種子，期待有一天中華傳統文化能迎來一次復興，贏得全世界的瞭解、欣賞和尊重。

　　15年前，67歲的白先勇開始了一場冒險。他帶着一羣青年崑曲演員走進北大校園，上演了一出青春版《牡丹亭》。臺下的絕大多數年輕人從來沒有聽過崑曲，他們能聽下去嗎？站在側臺的白先勇心裏沒有把握。

　　這場演出，轟動京城。青春版《牡丹亭》從此開始了國內外巡演，兩百多場演出，場場都收穫熱烈的掌聲。

　　《牡丹亭》又名《還魂夢》。有着近600年曆史的崑曲與現代美學的結合，令這門曾經輝煌的藝術“還了魂”。

　　至今，白先勇仍然懷着謹慎之心。對這部演了十多年的戲，他仍會在細節處進行修正，生怕稍有不慎，有損崑曲的美名。去國外演出的時候，他的心情就像是帶着中國的國寶去辦展覽，而自己則扮演講解員的角色，爲全世界觀衆講解崑曲這個寶貝。

　　前不久，白先勇帶着自己與蘇州崑劇院製作的崑曲《白羅衫》《義俠記》來到上海東方藝術中心。這位八十多歲的“講解員”，眼睛裏又透出年輕人的光亮。

　　蔣迪雯 攝

　　【以最美的形式，表現中國人最深刻的情感】

　　上觀新聞：您一直說自己是“崑曲義工大隊長”，帶着一羣“崑曲義工”爲崑曲的推廣四處奔波。身爲一名作家，您爲何會對崑曲有這麼深的感情？

　　白先勇：我不是崑曲界的人，但我這個外行和崑曲的緣分很深。我第一次看崑曲時只有10歲，那是1947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梅蘭芳回到上海，在美琪大戲院和俞振飛演出《牡丹亭》。我那時還不太懂戲，但是“遊園驚夢”從此就刻在了我的腦海裏。

　　第二次看崑曲，是40年之後了，還是在上海。1987年，我在復旦大學做訪問教授，正好上海崑劇院演全本《長生殿》。那天的演出非常精彩，觀衆都散場了，我還在鼓掌。我激動，不僅是因爲當天的表演，而是因爲那麼多年後又看到了崑曲在舞臺上浴火重生。我心想，這麼了不起的藝術一定要傳承下去。不過當時只是一動念，沒想到日後真的會爲崑曲“賣命”。

　　上觀新聞：2004年，您與蘇州崑劇團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把崑曲的青春重新喚醒。您當時爲什麼會選擇《牡丹亭》，而不是其他劇目？

　　白先勇：上世紀90年代以後，崑曲開始走下坡路，優秀的演員慢慢老去，年輕人一提到崑曲，就覺得是“困曲”。我這才意識到：這門藝術真的危險了。崑曲要有前途，一定要有年輕觀衆。2000年，我從心臟病手術中幸運地挺了過來，就開始想：上天讓我活下來，可能是要我再做一點有用的事情。於是，我決定盡我的餘生，爲崑曲的傳承做點什麼。2001年，崑曲成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第一批人類口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就和蘇州崑劇團着手打造青春版《牡丹亭》。

　　當時就有人問我，現在的年輕人都是看好萊塢大片長大的，他們還會被崑曲裏節奏緩慢、含蓄的愛情打動嗎？我說，好萊塢大片裏的愛情都是“速成”的，而《牡丹亭》的男女主角光眉來眼去就要20分鐘，這多過癮啊。後來青春版《牡丹亭》到各大高校演出，反響都很熱烈，這說明崑曲中那種複雜而含蓄的中國式情感交流也能觸動現代人。

　　蔣迪雯 攝

　　上觀新聞：從《牡丹亭》到《玉簪記》，再到您近年來製作的《白羅衫》，跟着您的腳步走進崑曲世界的觀衆不難發現，崑曲表達的不只是愛情，還有許多人類共通的情感。

　　白先勇：沒錯，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崑曲，那就是“美”和“情”。崑曲是以最美的形式來表現中國人最深刻的情感。崑曲中“情”的天地是很廣闊的。晚明的文學思潮帶來了“情”的大解放，那時候有很多傳奇本子都寫情。中國人的這個“情”很複雜，愛情就分很多種：《長生殿》《桃花扇》是以兒女之情繫興亡之感，用兒女之情來表現歷史滄桑；《牡丹亭》的愛情是形而上的，是夢幻的、是穿越生死的愛情神話。

　　除了愛情，崑曲中的“情”還包括父子、母子、夫妻的五倫之情。《白羅衫》講的是一個人在情與法之間的艱難抉擇，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境下，在與命運的抗衡中，展現人性的複雜。

　　【在古典的基礎上，謹慎地注入現代元素】

　　上觀新聞：《白羅衫》的故事似乎有一些古希臘悲劇的影子？

　　白先勇：我和編劇張淑香教授在討論本子的時候，就發現《白羅衫》是一部很不一樣的悲劇。它與古希臘悲劇和莎士比亞戲劇在氣質上有相近之處：主人公徐繼祖的繼父徐能，既是養育他的“父親”，又是殺害他親生父母的仇人，他們之間的關係具備了最典型的悲劇元素，但它又不是一部簡單的悲劇。繼父徐能最終的死有一種高貴在裏頭，儘管他曾經是一個江洋大盜，但他一直想做一個好父親，也用死完成了他對“兒子”的愛。而站在兒子的角度，徐繼祖是寧願犧牲自己，也不忍心殺死養育他的仇人。

　　上觀新聞：新版《白羅衫》的結局與古本有一些不同，對結局的修改是出於怎樣的思考？

　　白先勇：古本是一個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結局，徐繼祖發現繼父徐能曾是盜賊之後，就將他正法了。這樣的結局未免有些簡單，我們想呈獻給現代觀衆的，不是非黑即白的、臉譜化的人物，而是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處理戲中人物的命運糾葛和親情理法之間的掙扎，希望讓觀衆對人性的複雜有更深刻的感受。

　　上觀新聞：您經常說崑曲的發展要“尊敬古典而不因循古典，利用現代而不濫用現代”，傳承與創新的分寸該如何拿捏？

　　白先勇：傳承與創新其實是我們在製作每部戲時最大的挑戰。崑曲有近600年的歷史，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精確的演出程式，這些是不能隨便改動的，改了就不是崑曲了。但我們現在面對的是21世紀的觀衆，他們有自己的審美觀和價值觀，要能夠引起當代觀衆尤其是青年觀衆的共鳴，就一定要合乎他們的觀念。

　　在視覺方面，崑曲的舞美、燈光和服裝設計不能抱殘守缺、一成不變，但是也不能亂來。弄一臺的霓虹燈和乾冰，未必就現代。我一直堅持要在古典的基礎上謹慎小心地注入現代的元素。

　　除了視覺，崑曲背後所表達的價值觀也要能引起現代人的共鳴，這是戲曲的傳承與創新中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儘管現代的觀衆和過去的觀衆在價值觀上會有一些不同，但有些東西是永恆不變的，比如愛情，這也是我選擇《牡丹亭》復興崑曲的另外一個原因。

　　蔣迪雯 攝

　　上觀新聞：近年來，一些劇團和演員嘗試了京劇與崑曲的合演。最近有幾部京昆合演的劇目比如《天上人間 李後主》也即將來到上海演出，您認爲京昆合演會成爲未來的一種發展趨勢嗎？

　　白先勇：京劇的優勢是它多元化的敘事技法，而崑曲擅長潛入觀衆的內心，給人一種意象化、內省式的感悟，兩者各有所長。現在有一批年輕演員在做這樣的嘗試，我覺得很好。實際上，當年梅蘭芳和程硯秋就曾經做過京昆合演。我覺得各種道路都可以走一走，看看哪條路能受到觀衆的歡迎。

　　有人說，這十幾年是崑曲的“黃金年代”，它已經逐漸被越來越多的觀衆所喜愛，但我覺得崑曲的危機其實還沒有度過。崑曲最重要的還是傳承二字，這是一門需要面對面口傳身授的藝術，不傳下去，就沒有了。老師們逐漸年紀大了，應該要有計劃地栽培下一代。

　　上觀新聞：有一種觀點認爲，雖然現在看崑曲的年輕觀衆比以前多了，但是真正懂戲的觀衆未必比過去多，有些年輕觀衆只是把看崑曲作爲一種時尚。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白先勇：我覺得有專門的老師教大家去欣賞很重要。我這幾年帶崑曲走進校園，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邀請崑曲藝術家作巡迴演講，現場講授和示範。劇場在其中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有些劇場在開場前半小時會安排一個導賞環節，教觀衆怎樣去欣賞當晚要演出的戲。聽過這樣的講授，觀衆再看戲感覺就不一樣了。我也希望今後能有一個劇院，長期演出崑曲，就像美國的“百老匯”一樣，讓全世界的觀衆都可以來看。

　　【“美盲”和“文盲”一樣可怕，要把我們自己的美學傳統恢復起來】

　　上觀新聞：除了推廣崑曲，這些年您還在不遺餘力地向學生和讀者解讀《紅樓夢》。您的“紅樓夢情結”從何而來？

　　白先勇：《紅樓夢》是我從小讀到現在的書，我曾經在美國加州大學教了很多年的《紅樓夢》，到了耄耋之年，從頭再細細研讀，也只是讀懂了七八成。我是學西方文學的，看過不少西方文學的經典作品，但我覺得曹雪芹是一個了不得的天才。《紅樓夢》創作於18世紀，可它是超越時代的，今天再看它的結構、內容、手法，依然非常現代，不輸任何西方現代經典小說。《紅樓夢》中的哲學和宗教也講得很深刻，它將中國人的哲學以最鮮活動人的故事和人物具體呈現出來，在我們民族心靈構成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上觀新聞：您在美國教了20多年《紅樓夢》，後來又到臺灣大學開了一門講《紅樓夢》的課，據說是因爲當時有老師告訴您，現在已經很少有學生有耐心去讀這樣的大部頭經典了。您開這門課，是被“激”出來的嗎？

　　白先勇：當我聽說現在的年輕學生都不讀《紅樓夢》了，我心想，這還了得？所以我就決定在臺大開課，用100個小時，從第一回講到第一百二十回。一開始有1000多個學生登記要上這門課，因爲沒有那麼大的教室，後來只選了400多個學生，他們就跟着我把這本書從頭讀到尾。

　　我告訴學生，你們現在都被手機“綁住”了，手機閱讀能給你們提供很多信息，但要看比較深刻和經典的內容，還得靜下心來讀書。大學四年是靜心讀書最好的時機，你讀到的某一本書就有可能影響你的一生。

　　上觀新聞：在不少大學發佈的圖書館借閱排行榜中，排在靠前位置的大都不是經典，而是一些通俗讀物。您認爲應該怎麼去引導更多青年學生接觸經典、閱讀經典？

　　白先勇：年輕人不管學什麼專業，人文的底蘊一定要建立起來。因爲無論學什麼，最終的目的都是爲人類服務。戲曲也好、文學也罷，它們歸根到底講的都是人類的情感，讓人更好地瞭解自己。如果一個學習科技的學生對自己、對“人”都不瞭解，那麼他將來研究出來的可能就是沒有“人味”的“科學怪物”。我們現在的科技進步很快，科技可以幫助人迅速地瞭解很多知識，但未必能真正認識自己。所以，我們的科技教育在盡力追趕西方的同時，也不應該忽視人文教育，否則就會陷入人文危機。

　　上觀新聞：以《牡丹亭》爲代表的崑曲和以《紅樓夢》爲代表的文學經典，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美”與“情”的集大成者，您對它們的傳播，其實也是在做一種有關“美”的教育。

　　白先勇：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爲“美盲”其實和“文盲”一樣可怕，我覺得很有道理。崑曲的美學是中國傳統文化頂尖的美學。我們在國外演出時，西方觀衆最喜歡崑曲的水袖動作，這就是崑曲的線條美。其實它的音樂、唱腔也都展現了獨特的線條美。如果表演藝術的美學達到一定高度，是能超越文化阻隔的。

　　除了崑曲，中國傳統文化中還有很多美的東西，服裝、建築、文學都有一套獨特的美學，但是在過去的一兩個世紀裏，我們受西方審美觀的影響比較多，一定程度上對自己的文化和審美失去了信心，把我們自己的美學給忽略了。我希望藉着崑曲的文學辭藻美、舞蹈音樂美、造型服裝美，讓大家親近傳統文化中的美，從而產生一種覺悟，把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美學傳統恢復起來。

　　【讓我們的文化也像歐洲那樣來一次復興，獲得新的生命和麪貌】

　　上觀新聞：您曾經說，推廣崑曲是您的一個試驗，您想試驗什麼？

　　白先勇：當年剛剛做青春版《牡丹亭》的時候，有人問我：你一個外行爲什麼要攪到戲曲裏面來？我說我想做一個試驗，看看崑曲這個正在衰微的古老劇種，有沒有可能在現代的舞臺上重放光芒。如果可以，那是不是我們整個傳統文化也可以有所借鑑，實現21世紀中國式的“文藝復興”？

　　讓我們的文化也像歐洲那樣來一次復興，獲得新的生命和麪貌，讓全世界瞭解、欣賞和尊重我們的文化，這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卑願。西方近現代蓬勃的文化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源於他們14世紀到16世紀的文藝復興。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戲劇，還有文藝復興時期那些偉大的繪畫和雕塑，都是從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中取得的靈感，並進行創新。我們的“文藝復興”，也應該回到自己的傳統中去，在傳統的根基之上創新。文化沒有根是不行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要去拼命喊口號，說中華文化有多偉大，而是要從中重新評估那些真正了不起的部分。

　　上觀新聞：復興傳統文化的這個念頭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白先勇：這是一個漸漸產生的念頭。尤其是我去美國留學之後，看到西方的文化那麼興盛，心中多少有些失落感，內心裏有一種隱痛。當我們追趕西方科技腳步的同時，發現他們的文化始終一脈相傳，不管經歷過多少戰亂，他們的文化優越感始終沒有動搖過，而我們的文化認同，上百年來是不完整的、破碎的，當文化認同不完整時，我們的靈魂會一直流浪。

　　我出生在桂林，從小隨父母輾轉過許多城市，後來又在美國生活了四十幾年。在不斷漂泊的過程中，真正讓我有安身立命之感的靈魂故鄉，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海外，每當我聽到崑曲、讀着《紅樓夢》的時候，就非常自在，就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上觀新聞：您有一本散文集取名《一個人的“文藝復興”》，在實現理想的這條路上，您感到孤獨嗎?

　　白先勇：一個人當然不可能文藝復興，但如果有一大批人心中都懷着這種熱情，都有這顆心，那就有可能了。我做青春版和校園版《牡丹亭》推廣崑曲，只是撒下了一點火種，真正要實現這個願望，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牡丹亭》去了那麼多地方，有這麼多大學生演得興高采烈，有這麼多學生看完覺得美，我覺得這就是希望。

　　回頭想想，“文藝復興”這個詞好像是貫穿我一輩子的一個詞。我念大學的時候，和同學辦了一本《現代文學》雜誌。因爲發行量太小，印刷社經常不給印，我只能坐在工廠裏守着廠長，“威脅”他說：“你們不印，我就不走。”那本雜誌窮得不能再窮，撐了20年。一羣很有才情的年輕作家都是在這本雜誌上發表作品，後來成了大家。60多歲的時候，我看到崑曲要衰落下去了，不知道哪裏來的一股傻勁，“衝進去”了。在這期間我又教了幾十年的《紅樓夢》。現在回想起來，我做的這些事情，其實都是一脈相承的。

　　【人物小傳】白先勇 作家、評論家，生於1937年。著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臺北人》《紐約客》、長篇小說《孽子》、散文集《樹猶如此》等。近年來致力於崑曲的復興與古典名著《紅樓夢》的重新解讀與推廣，重新整理了明代湯顯祖戲曲《牡丹亭》和高濂《玉簪記》等。曾獲第28屆上海白玉蘭戲劇獎特殊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