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

其中有很多辨偽學相關內容，有些確實為辨偽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確實也有不完備的推論。真的是像歷史書上寫的那樣是以迎合維新變法為創作目的嗎？

（摘自《何新集》第173——191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康有為經學改革思想散論

一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康有為與譚嗣同是處於啟蒙時期的兩位重要代表人物，在政治上，他們同屬於維新派，即所謂「新黨」。但在哲學，歷史哲學及社會學思想上，康氏雖曾稱譚氏為「私淑弟子」，實際上則各具特色，很有不同。

綜觀他們的思想體系，無論就理論來源看，抑就結構組成看，都包括三種成分：

a、今文經學派的中國傳統儒學

b、禪宗、華嚴宗、唯識學的佛哲學

c、以進化論為綱的近代西方人文學、自然學

這是他們思想的相同和相通之處。

但若具體地分析他們的論說著作，又可以看出，在思想的深層結構中，這三種成分在康、譚思想中所居的位置和所具有的影響，是很不相同的。對於康有為來說，以今文經學為統學之綱的儒學，是其全部哲學、史學、社會學及政治學說的根本基礎，其間又雜糅以佛學和近世西方的某些社會學說的皮相。而在譚嗣同的思想體系中，特別是在集其畢生學力的代表作——《仁學》中，則可以清楚地看出，被譚氏用維新思想和西方「新學」所改造——實質是作了重新解釋的佛哲學，竟成為一種具有鮮明的戰鬥和反封建精神的唯心哲學。此乃是譚氏世界觀、社會觀與人生觀的主導因素。這種哲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最終鑄成了他生命那短促而又壯烈、但終究是悲劇性的結局。

舊之論康、譚者，每多側重於對他們思想學說的社會和階級背景，作政治性的分析。毫無疑義，這種分析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對於康、譚思想學說之學術的分析，則至今尚有所不足。但這一工作如果不做，就無法解釋，為什麼處在相同的歷史、社會，相同（或近似）的階級背景下，這種維新變法的學說未創自於他人，而獨創之於康有為、譚嗣同？①又為什麼同為維新變法改革的鼓吹者，康氏的社會政治思想與譚嗣同竟具有那樣顯著的差異？他們後來的命運亦有那樣巨大的不同？

筆者認為，這種不同，不僅來自康、譚人格個性的差異，尤其來自康、譚兩人思想個性——即宇宙觀、人生觀的差異。康有為始終是入世的。他一生夢想作「帝王師」、作「一代教主」，作儒教改革運動的「馬丁·路德」。這位南海聖人在政治上有時甚至迂腐到荒唐可笑的程度。②這都是與康氏今文派經學的儒家思想體系分不開的。而譚嗣同則經常徘徊於出世與入世之間。他一生蔑視官場及世俗所謂功、名、利、祿。他短暫的生涯充滿了浪漫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色彩。這些則是與譚氏人生觀中所受到的佛哲學影響分不開的。

在本文中，筆者想以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與譚嗣同的《仁學》這兩部著作為線索，對他們的今文經學和佛哲學思想，提出一些不同於舊論的見解。

二

舊之論康、譚者，多把他們歸類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筆者不同意此種觀點。

筆者認為，康有為與譚嗣同都出身於封建地主階級。③但就思想體系而論，他們既不屬於封建主義思想家，亦不屬於資產階級思想家，而屬於接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烏托邦（空想主義）思想家。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當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經濟政治實體尚未在晚期封建社會中形成的時候（這是由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不發展所造成的），一個人數相當眾多的，介於封建官僚地主階級與城市市民和農民之間的平民知識分子階層，卻先已形成。研究者當不難注意到，從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到嚴復、鄒容、章太炎，以至陳獨秀、胡適、吳虞、魯迅、錢玄同等等；這些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可以稱作啟蒙思想家的人們，大抵都具有類似的封建家世出身的這種平民知識分子的社會身份。

這絕不是一種偶然的歷史現象。

如果我們追溯這個平民知識分子階層在封建社會中的形成和發展，就可以看到——早自唐、宋以後，曾在封建政治權力結構中居主導地位的軍事世襲官僚貴族集團，已逐漸被非世襲的文職官僚地主集團所削弱。逮至於明代，一般文職官吏的地位，根據法律制度，必須通過八股考試才能取得。這種八股取士制度培養了一個龐大的封建知識分子階層。就這些人所受到的封建文化教育和他們中大多數人的家系出身看，雖然屬於封建地主階級，但是，由於八股取士制度是一典型的金字塔式制度——根據明清的史料統計，常常從三十——四十名考生中僅能選拔一名生員，而已得到初級功名的生員還要再通過舉人和進士的考試，才能取得候補官吏的資格。因此，早在明末即已形拔一個無功名在野的龐大平民（布衣）知識分子集團——正是他們成為明清之交思想文化界奮勇衝擊傳統的革新力量（例如顧炎武、王船山、黃宗羲、顏元等）。至於清代，這一階層人數已更為眾多。晚清官場腐敗，冗官贅員充塞，更加以官爵可以公然標價買賣。這就使得一般寒素知識分子登仕之途倍加艱難。因之這一階層從個人的身世遭遇極易產生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加以耳聞目睹嚴重的內憂外患，更激發起他們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而西方學術文化的輸入，給他們提供了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理論和不同於中國傳統的新社會模型。從根本上說，十九世紀末葉中國的改良主義運動，正是以這個平民知識分子階層為社會基礎的。④

不夠確切地說，這個由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所分化出來的平民知識分子階層，可以被稱作產生於封建社會末期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確切地說，則他們正是這個階級的前身。是封建中國走向解體時代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必然形成的新派代表。因之亦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

「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中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⑤。
「無論他們提出什麼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塗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實質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過小資產階級的範圍。」⑥

馬克思對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的這些論述，非常有助於對中國十九世紀未改良主義運動的理解。這個運動之所以軟弱、怯懦和動搖不定，之所以在要求變革的同時，又具有那樣沉重的保守性和空想性，正是與領導這個運動和參加運動的這些半封建、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分不開的。

三

近代中國的維新改良運動，首先表現為一種學術思想上的革新運動，這就是始自庄、劉、魏、龔，而集大成於康有為的今文經學運動。⑦

今文經學運動，就其實質看，是清初的古文經學運動，在對立形態下的繼續和發展。因此研究晚清的今文經學運動，就不能不簡略地回顧一下古文經學運動。

古文經學，亦稱漢學或樸學，是興起於清初的一個學術運動。舊之論者，多把這個學派視作一個純學術的流派，而很少注意到這個學派在否定宋學和疑經考證形式下，對兩千年封建正統儒學的深刻衝擊。清初人顏元曾說：

「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廢也！非，則千萬人之所同不隨聲也。豈唯千萬人，雖千百年同論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不必附合雷同也。」（顏元《言行錄·學問篇》）

這話正是當時這種反抗傳統精神的代表之聲！

梁啟超曾言：

「凡思未必皆能成潮。能成潮者，皆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切合其時代之要求者也。」（《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史》）

清初古文經學運動的興起也正是如此。

深入的觀察和分析使我們發現，明清之際古文經學的興起，具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在學術上提倡一個「實」字，以求實考據的精神，來反抗宋明理學標榜道德性理的玄學思辨。清初許多思想家痛斥宋明理學家「束書不觀，玄言蹈虛，游談無根。」例如顧炎武曾言：

「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終日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亭林文集·答友人論學術》）
「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前人）而己。」（《日知錄》十八）

因之針對這種玄言空談的風氣，漢學家們提出了新的學術研究方法，其要義是：

1、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純出臆度者，不配稱作學問。

2、孤證不能成立。與己見相反之證必作細考，以辨是非。非則駁之，是則棄己見而從之。歪曲、隱匿不同意見被公認作在治學上不道德的行為。

3、詳細搜集、羅列有關材料，進行比較歸納分析，從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結論。

4、凡引用前人舊說，必要言明出處。絕不抄襲剽竊。

5、不以門戶之見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即使對於師長，有不同意見，也要坦陳己見，為求學術之是非而爭論。

6、遇到不同意見，不以己意強加於人，同時充分尊重他人意見，即使兩見終不相合，則並存而留供後人鑒定。決不對學術上有不同意見者作人身性的詆毀攻擊。

7、在學術上主張終生專治一學，作窄而深的研究。

8、文體崇尚簡樸扼要，力戒漫衍浮誇的空論。

應該指出，清代考據學者的這種治學之道，是很有科學性的。以至對於備受「四人幫」學風之敗壞的當代學術界，至今也仍然是有借鑒價值的。

二、在政治上，清初古文經學的興起，又是有氣節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反抗清王朝的表現。明亡之際，許多知識分子憤慨於「神州盪復，宗廟丘墟」，「以五帝三王相傳之土以授塞外之夷狄」，因而許多人如黃宗義、顧炎武等都奮起舉兵反抗。武裝反抗失敗後，他們遂隱匿山林，拒絕清政府的攏絡招聘，而於民間著書講學，進行思想上的反抗。

清入關以後，提倡以程朱理學為主的「宋學」。但民間——尤其以激烈反清的江浙為中心，學術界反「宋學」的氣勢極盛，以至公然標出以復古為旗幟的「漢學」與之反抗。「漢學」的名稱，雖然是指兩漢經學，但也暗寓有「大漢故學」的深義。

三、考據學的興起，又是知識界對明清八股取仕制度的反抗。清初朱舜水曾說：

「明朝以時文（八股文）取士，此物既塵羹土飯，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於是分門標榜，道成水火，而國家遂被其禍。」《舜水遺集·答林春信問》）

著名之清初考據學者閻若璩亦曾批判八股制度曰：

「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追配唐宋及元者，八股時文害之也。」（閻著《潛邱記·卷一》）

由於科舉正途奉四書五經為準則，而許多有自由思想的賢哲志士，不甘於墮此術中，遂致力於在古籍經義中探索新精神，以求衝破正統觀念之束縛。由是旁徵博引、考經訓詁；終於開發形成了學術界的一代新風氣。

至於乾嘉時代，古文經學運動已風靡整個知識學術界。最終竟迫使清王朝也不得不向之妥協。乾隆時代開館編修四庫全書並延請民間儒士纂寫提要，即標誌了漢學思想對於宋學思想的勝利。梁啟超指出：

「康熙中葉以來，漢宋之爭，到四庫開館而漢學派全告勝利。也可以說是朝廷所提倡的學風，被民間自然發展的學風所壓倒。」（《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這確是極有見地之論。但盛極則衰，物之常理。嘉、道以後，古文經學漸入末流，逐漸陷入煩瑣考證的歧途，而喪失了清初諸大學者疑經求實、反傳統、倡革新的真精神。晚清學者指出：

「嘉慶以後之為學者，知經之註疏不能遍觀也。於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遍觀也，於是講金石、講自錄，志已偷矣。道光以後，其風愈下。」（李慈銘《越漫草堂讀書記》）
「嘉道之際，學者……襲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又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成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行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詆古人之隙。」（《曾國藩全集·卷一》）

這正是以「經世致用」為旗幟的今文經學興起，並取古文經學而代之的原因。在學術方法上，今文經學家對古文經學的考據方法有所繼承。但在對古代經典批判、懷疑，以至重新審訂鑒別上，今文經學家卻走得更遠。如果說古文經學家以漢學推翻宋學，那麼今文經學家則更進一步推翻了漢學。

今古文學派的分歧，首先集中在孔子《春秋》三傳真偽鑒定上。

史傳孔子作《春秋》而流傳下來釋解的經文的史書有三部，即：

（1）公羊氏春秋傳——據說由子夏弟子齊人公羊高所傳述。

（2）穀梁氏春秋傳——據說由魯人穀梁子所傳述。

（3）春秋左氏傳——據說由魯人左丘明所撰。

前三種傳本，據《漢書·藝文志》謂本來是口耳相傳，到漢代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文字寫成，因之稱「今文」本。而《左氏傳》發現於後，用先秦文字寫成，故稱「古文」本。

晚清先有庄存與、劉逢祿著書論《春秋左氏傳》為西漢末劉歆竄改的偽書。而孔子《春秋》之微言奧義全在《公羊傳》中。⑧此說一出，立即為魏源、龔自珍等所響應。由此今古文之爭遂在學術界爆發。

但是另一方面，晚清經學義、古兩大派的鬥爭，正如清初漢學、宋學兩大派的鬥爭一樣，也決不僅僅是為了幾部古代經籍真偽問題的純學術性論爭，而是反映著當時歷史和社會中的深刻矛盾的。

梁啟超曾指出：

「嘉道以還，積威日馳，人心已漸獲解放。而當文恬武嬉之既極，稍有識者，咸知大亂之將至。追尋根源，歸咎於學非所用。……鴉片戰役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恥，咸思所以自振撥，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遂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於是，〔經今文學者〕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相結合，別樹一幟，向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清代學術概論》）

早在號稱全盛的乾嘉之世，清王朝已進入危機四伏、險象叢生、社會矛盾在經濟基礎中積累醞釀、行將暴發的時代。人口迅速高度的密集增加，造成了嚴重的土地再分配和兼并問題。農村中的失地農民流離失所，衣食無著，飄萍四野，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流民在「天地會」、「在理會」等自發群眾結社的形式下暗中組織活動，醞釀著大規模的反抗。早期今文經學家龔自珍是最早覺察到在外表一派承平下，掩蓋著深刻社會危機的人之一。因此早在十九世紀初葉鴉片戰爭之前，他即曾察風氣之先地指出：

「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賤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間年歲？」（《放盦文集》卷上，「西域置行省議」）
「澆離詭異之俗，百出而不可止。至極不詳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郁之久必發為兵燧，為疫癧，生民噍類，糜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定盦文集》卷上，平均篇）「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亦知物極將返乎！……有所遺，有所郁，郁之也久，其發也必暴。」（同上書，「乙丙之際著議第一」）

因之他放出了這樣的悲苦不詳之聲：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同上）

社會腐朽了。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古文經學也已經腐朽了。如果說，龔自珍的這些惋嘆還是針對鴉片戰爭以前的社會情況而發的話；那麼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康有為的時代，中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大清帝國更進入了「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危亡時代。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正產生於這一歷史背景中。在這部著作中，康有為用考證古經、求真辯偽的形式，表達了他對兩千年封建意識形態的尖銳批判，論證了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既回蕩著千古幽靈的幢幢鬼影和遙遠古代的陣陣回聲，又充滿了對未來新世紀和新世界充滿熱情的幻想和追求。然而，產生這樣一種深刻矛盾的思想體系，也許正是人類歷史上一切新陳代謝時代所不可避免的必然命運。對於中國思想文化史來說，封建儒教的終結，可以說是以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這兩部充滿思想矛盾的經學著作的出現為標誌的。如果可以借用恩格斯評價但丁的話，那麼我們也不妨說：康有為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位經學大師，同時又是新時代的一位預言家和空想者。

四

康有為一生著述甚多，然其中最重要者僅是三部：《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與壤大同書》。（案，以下簡稱《偽經考》、《改制考》）

這三部名著組成了康氏自成一家的思想體系。

過去研究康有為思想者，多注重其《大同書》。但實際上，《大同書》內容既蕪雜，成書時間又延宕凡二十年。書稿初成後，康氏自知其說難行，因而多年內「秘不示人」（梁啟超語），首次刊版已在辛亥革命前後，故對晚清思想界影響並不甚大。康氏真正重要的著作乃是《偽經考》與《改制考》。《改制考》是托孔子之名，為康氏倡言維新變法提供理論的一部政治歷史著作。而《偽經考》則是一部考據性的經學學術著作，這部著作奠定了康氏全部理論學說的基石。此書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刊行於世後，曾如同一聲平地霹靂一般震撼了當時學術思想界。因之被清政府視同思想界的洪水猛獸，曾三次詔令毀版禁書。而康有為學說思想，卻更加不脛而走，終使康氏成為當時學術思想界舉國矚目的著名「異端」人物，同時也是新派思潮眾望所歸的思想領袖。

《新學偽經考》，表面上只是一部純學術性的考證著作。所謂」新學」，就是指王莽時代之學。因王莽於公元八年篡權位後，建國號曰「新」。而在王莽時代（即「新」代）有一位著名的經學大師劉歆。據劉歆稱，當時發現了許多過去已亡佚的古代儒家經籍：

「《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漢書·元王交傳》所錄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對於這批古籍的真偽，當時即有爭議。自東漢以後二千年中，學術界一直懸為疑案。但歷代封建皇朝由於建立封建綱常名教的需要，則欽定這批典籍為「聖經成憲」，從政治上取消了這個問題的存在。但是到清初，著名古文經學家閻若璩首先證明了古文《尚書》十六篇系晉人王肅所偽造。因而學術界對劉歆聽發現的那批古文經籍的真偽，遂也產生了新的懷疑。

就康有為的思想歷程而言，他早年雜治漢、宋、今、古文經學，學術上不宗一派一家。轉而為清末今文學的巨匠，思想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在這一轉變中，四川著名今文學者廖平曾給予康氏以重要影響。

寥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撰有《今古學考》（1886年刊行），首先提出古文經書皆是劉歆所偽作。是書康氏於1890年在廣州讀到，始而懷疑，繼而悅服，進而以為廖說證據有所不足，遂立志著《新學偽經考》，於是遍搜詳經，羅列證據。康氏自述這一思想歷程云：

「吾向亦受古文經說，然自劉中受、魏默深、龔定庵以來，疑攻劉歆之作偽多矣，吾蓄疑久矣，……於是以《史記》為主，遍考《漢書》而辯之。以今文為主，遍考古文而辯之。遍考周、秦、西漢群書，無不合者。……吾憂天下學者窮經之人迷途而苦難也，乃先撰《偽經考》粗發其大端，俾學者明辯之，舍古文而從今文，辯偽經而得真經。」（《新學偽經學·序》）

此書於1891（清光緒十七）年刻成木版印出。書中通過縝密考證得出結論是：凡新漢以來所傳之諸古文經書——

「毛氏詩、孔氏書、費氏易、周禮與左氏春秋，與其他名古文者及與古文證合者，皆劉歆所偽撰而竄改者也。

鄭康成不辯今、古文之真偽，和合今古，雜糅真偽，號為經學之集成，實則偽古行而今文廢。
於是孔子之微言絕，大義乖，大同太平之道塞而不明，孔經雖未全亡，然變亂喪失亦已甚矣！」（《新學偽經考·序》）

這一結論，在當時的思想學術界無異拋出一顆炸彈，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震動。梁啟超曾指出：

「此書所生影響有二：第一，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動搖。第二，一切古書，皆須重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清代學術概論》）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以來，對於康氏《偽經考》的學術價值，論者多持否定的態度。如有學者謂：

「康有為接受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的論點，……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這些書在當時政治上的作用，自然應該另行論定。至於在學術上，卻毫無是處。」（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序》）

或謂：

「與其說《偽經考》等書本身之學術內容和價值，還不如說是它的實際政治內容和作用，更是我們今日所必需注意和研究的要點。」（李澤厚《論康有為的托古改制思想》）

從學術方面著眼，《新學偽經考》一書學術價值的貶損，也許與以下三個原因有關：（1）因為康有為後期墮落為封建保皇派，而站在他對立面的革命派的章炳麟等，則是著名的古文經文家，其弟子在辛亥革命後的學術界多為執牛耳者，加以清代樸學自乾嘉以來歷二百年，植根深茂。而今文經學自十九世紀初葉興起，不過幾十年，在學術上尚未蔚成氣候，就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變遷中被拋到歷史潮流之後去了。

（2）就康氏的治經方法而言，有強烈的為政治需要而斷章取義曲解歷史之傾向。以至其弟子如梁啟超亦不能不指出：

「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此犯科學之大忌。」（《清代學術概論》）

（3）康氏在《偽經考》一書中，斷然否定《左傳》等許多部重要古文經史的可靠性，遂使治史者可利用的一批珍貴古代史料變成疑案了。

但儘管有上述種種，筆者認為，對於此書之學術價值，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在這一點上，此書與康氏的另兩部著作——純然為政治需要解釋歷史的《孔子改制考》和空想烏托邦的《大同書》，性質實不相同。

著名學者錢玄同曾指出：

「《新學偽經考》是一部極精審的辯偽專著。」（《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應當指出，錢氏是近代古文學派大學者章炳麟的高足弟子。在政治上，曾參加同盟會，是保皇人黨康有為的反對派。然他並不因此面對康氏此書抱門戶之成見：

「康氏這書，全用清儒的考證方法。這考證的方法是科學的方法。他這書證據之充分，論證之精覆，與顧炎武、閻若璩、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黃以周、孫詒讓、章太炎師、王國維諸人的著作相比，決無遜色，而其眼光之敏銳尚尤過之。」（同上）

例如《孝經》一書在清初曾被姚際恆等論定為漢人偽托孔子名義之偽書。但劉歆所發現之古文經籍中，並將此書列入。由此可見，劉歆的這批古文經籍，確有不可信之成分。而康有為在《偽經考》中更遍列證據，窮搜遠紹。

「各種古文經給他那樣層層駁辯，凡來歷之離奇，傳授之臆測，年代之差舛，處處都顯露出偽造過的痕迹來了。於是一千九百多年來學術史上一個大騙局，至此乃完全破案。」（錢玄同語）

但是由於康有為為人剛愎自信，在治學方法上頗有主觀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作風，因之康氏書中確有許多武斷和錯誤，甚而荒唐可笑之處。例如他不僅斷言劉歆用以書寫古文經籍的「蝌蚪文」是偽造的古文字（這是對的），並且進而斷言漢以後不斷出土之青銅金文是偽器、偽造，甚至後來連新發現的甲骨文也斷論為偽造。這就走得未免太遠了！

但儘管如此，在晚清學術史上，《新學偽經考》一書的出現，仍然是一件值得重視的大事。如果說，清初有古文經學大師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生》，考定晉代王肅偽造《古文尚書》，從而開闢了清初一代古文經學的尊漢排宋、證古求實風氣；那麼清末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考定西漢末古文諸經出自劉歆偽作，則開闢了中國古代典籍文獻考訂的又一個新階段。其影響跨越了十九世紀，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著名史家顧頡剛先生創立以疑古而著名的「古史辯」派，據顧先生自述，即曾因年輕時代讀到康氏《偽經考》，而得到振聾發聵的覺醒。顧先生曾言：

「康有為為適應時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為自己變法說的護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學術史的立場上打破『新代』出現的偽經傳又是一件事。」（《古史辯》前言）

這實在是對康氏此書很為公平的鑒定。⑨

五

但是另一方面，《偽經考》的意義又決不僅是一部單純的學術著作，此書又是一部勇敢地衝擊封建文化的戰鬥著作。

康氏在《偽經考序》中自述其著書宗旨云：吾為《偽經考》凡四十篇，敘其目而系之辭曰：

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孔，篡亂聖統者，成於鄭玄。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曖，聚百千萬億衿纓之問學，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咸奉偽經為聖法。誦讀尊信，奉持施行。違者以非聖無法論。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
不量綿薄，摧廓偽說。犁庭掃穴，魑魅奔逸。……冀以起亡經，翼聖制，其於孔氏之道，庶幾禦侮云爾！」（《偽經考·序言》）

在這裡康氏申明了著書的宗旨：

1、從學術上證偽經存真經。

2、此諸偽經是二千年來已被尊崇為孔教正統者。

3、因此為了捍衛「孔氏聖道」，他要奮起而鬥爭。

那麼鬥爭的對象又是誰呢？

在這裡康氏宣布得極其明確——「閱二千年歲月日寸之綿曖，聚百千萬億衿纓之問學，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違者以非聖無法論」，因之「無一人敢疑」，「無一人敢違」的封建經、法！由這一宣言不難看出，康氏之著此書，的確具有自覺的、深刻的政治涵義。實際上，對於二千年內被封建皇朝頒為聖經，只准崇拜信仰，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康有為勇敢地舉起了理性分析這把銳利的解剖刀。這是理性從迷信中的偉大覺醒！

恩格斯在論述近代歐洲宗教改革運動時，曾指出：在歐洲封建社會中，

「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侶手中，也和其他科學一樣，成了神學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學中通行的原則來處理。教會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法庭中部有法律的效力……神學在知識活動的整個領域中的這種無上權威，是教會在當時封建制度里萬流歸宗的地位之必然結果。」

因此

「針對封建制度發出的一切攻擊必然首先就是對教會的攻擊，而一切革命的社會政治理論大體上必然同時就是神學異端。為要觸犯當時社會制度，就必須從制度身上剝去那一層神聖外衣。」⑩

而在中國封建時代，，孔子就是神，儒經就是聖經。因之對封建制度的思想批判，就不能不首先是對傳統儒教和經典的批判。當這種批判尚不能與傳統封建思想作徹底決裂的時候，就不能不蒙上一層「駁偽經」、「闡揚孔子真道統」的封建面紗——從而成為封建思想的經學異端。康有為就是這樣做的！當時的封建官僚曾怒斥康有為「非聖無法」、「用心叵測」——他們說得很對！因為康氏的確對傳統經典發動了一場既勇敢又怯懦的跪著造反的運動。

雖然就康有為自身來說，他絕不是徹底的無神——反孔主義者，而且從他的觀點和他那個時代來說，他也不可能那樣做。但是，康有為著《偽經考》後曾公然宣言：

「人道進化，皆有定位……蓋自據亂世面昇平，昇平世為太平，進化有潮，因革有自，驗之萬國，糜不同風。」（《孔子改制考》）
「書經中之堯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託……以為軌則，不必其為堯舜文王之事實也。」（《孔子改制考》）「民者，君之本也，……國之所立，以為民也，……故民為本而君為末，此孔子之第一大義，一部春秋皆從此發。」（《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這些思想已頗鮮明地顯示了黜君權、倡民權的民主主義色彩。康有為以一個小小的布衣先生，竟敢公然論定二千年來封建皇朝所御頒欽定的一套孔教經典全是假的。書是偽書，經是偽經，傳是偽傳，道是偽道，法是偽法。這就從根本上打擊了封建政治、法律、道德、綱常、倫理所從出的理論基礎！這一點，當時的反動衛道士們看得尤為清楚，他們咆哮道

「康有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時制，乃托於無憑無據之公羊家言。」
「新學偽經之證，其本質只欲黜君權伸民力以快其恣肆之志……於是借一用《周禮》之王莽及附莽之劉歆以痛詆之。」（葉德輝《輶軒今語評》）「偽經籍——頹聖教也！托改制——亂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君上也！孔子紀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蘇輿《翼教叢編序》）

頗為可笑的是，在此同時，康氏卻又莊嚴地以據有孔教真正道統的衛家士自居。他宣布自己所以要推翻一整套封建經典，正是為了「提聖法於欲墜」，「著孔子之大道」，「雪先聖之沉冤，出諸儒於雲霧。」以批判的形式來辯護，以否定的形式來肯定，這就是康有為所要艱難地而又不得不如此演出的矛盾歷史角色。康有為自己肯定未曾意識到，當他以一個平民知識分子的身份宣稱，歷來被尊為官學聖法的封建諸經籍是出自古人虛偽的編造，他這樣做，實際上，就把孔教崇拜的根本原則抽去了！因為他把儒家經典的道義判定由封建國家手中奪到了自己——作為單一個體的凡人手中。把信仰的絕對性，無條件性變成了應該由教徒個人通過自身的理智去考察、明辯是否值得信仰的事情。一旦個人獲得懷疑、批判、選擇的權利，信仰和崇拜的神聖性即迷信也就被打破了，宗教的基礎也因而不復能存在了。康氏此舉的主觀目的也許是要別人尊信他——這位當代的新「聖人」。但他所授予別人的原則——懷疑、批評，必將也同樣有效地指向於他。而這正是康有為的悲劇。

黑格爾在論述法國啟蒙哲學時曾指出：

「這些著作中值得佩服的是那種反對現狀、反對信仰、反對數千年來的一切權威勢力的驚人魄力。」①
「這是一種對於理性真理的確信，這種理性真理與全部遙遠的靈明世界較量，並且確信可以把它摧毀掉。它把各種成見統統打掉了，並且取得了對這些成見的勝利。」②

在同樣的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出現於末期封建文化史上的《新學偽經考》一書，其令人欽佩之處也正在於此！

（原載《學習與探索》1982年第5期）

① 就梁啟超來說，他雖然也是十九世紀末維新黨人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三巨頭之一，但他在1890—1898年這一時代中，思想的獨創性尚少。那時他還主要是作為新黨的宣傳家和鼓動家而活動的。他自己曾言當時在思想上深受「吾師康南海」、「畏友譚嗣同」之影響。梁氏獨立思想體系的真正形成，筆者認為是在戊戌變法失敗，流亡到日本後。他的思想與康、譚二氏又不同，是以進化論的新學為主綱，面以儒、佛學說為輔。

② 例如，1898年康有為流亡日本後，孫中山曾試圖與之會見，共謀改革中國之大計。但康氏竟堅持要孫中山首先承認願作他「門生」，否則即拒絕會見。這是何等的狂妄與迂腐呵！

③ 康有為「其先代為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梁啟翹《康南海傳》）譚嗣同亦世家子弟，先十一世祖譚綸曾職明朝湖廣總兵。父繼洵官湖北巡撫。（梁啟超《譚瀏陽傳》）

④ 「公車上書」這一著名歷史事件是這一論點的證明。

⑤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32頁。

⑦ 庄，庄存輿。劉，劉逢祿。魏，魏源。龔，龔自珍。

⑧ 劉逢祿謂，《左傳》本名《左氏春秋》，蓋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等同為記史敘事之書，其解孔子《春秋》經文釋義，皆劉歆所竄入。《春秋左氏傳》之名，亦為劉歆所偽創。此論至今仍為一未定之疑案。近年來又有徐仁甫先生作《左傳疏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考訂此書認為完全由劉歆所撰作。

⑨ 「顧先生說當他買到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翻閱一遍，知道它的論辯基礎完全建立在歷史的證據上。後來又讀到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第—篇論上古事茫昧無稽，說孔子時，夏殷的文獻已苦於不足，何況三皇五帝的事實。它很清楚地把戰國時的學風敘述出來，更是一部絕好的學術史。」（見楊向奎《論古史新派》，《中華學術論文集》第27頁）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401頁。

?? 《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第219頁。

從來沒看過，只記得朱維錚先生有文章論過此書，引用了一句別人評價此書的話——

「（康有為）視歆過重，以致與尼山爭席」。大致意思是說：康有為認為六經全部都是劉歆偽造的，未免太高看劉歆了，把劉歆變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偉大魔法師，他一個人能偽造六經，豈不是比孔子還厲害么？就記得這麼多了。另外：我不喜歡康有為，此人不靠譜。戊戌變法壞事就壞在他身上。